「一天消失80個村莊」：城市化請慢行！————————▲719《深度中國》中國新聞周刊2012

導語：

雖然城鎮化的加速導致農村人口逐步減少、村莊慢慢衰落是必然趨勢。遺憾的是，中國村莊的消亡並非都屬自然演進。現今仍有一些非正常的因素使中國在獲得舉世矚目的「發展速度」的同時，也獲得了村莊消亡的「中國速度」。 [詳細]

中國文聯副主席、國務院參事馮驥才近日透露，相關部門最新的統計數字顯示，我國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萬個，現在則只剩270萬個，一天時間消失的自然村有80個到100個。保護村落，已經迫在眉睫。

　　先不論這組數字計算是否正確，「每天消失百個村落」的消息的確引起了社會各界的討論和反思。有人感慨惋惜，疾呼「保護農耕文化」、「留住根」；也有人對此表示坦然，因為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農村逐漸萎縮是歷史的一種必然趨勢。

　　顯然，保護農耕文明，留住可供現代人皈依的精神家園，有其重要的意義；推進城鎮化進程，改善農村生活條件，也確實是歷史的必然。但二者之間本並沒有必然的矛盾關係。

　　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觀察，城鎮化、工業化加速導致的農村人口逐步減少、村莊慢慢衰落，是一個相當長的自然進程，而且鄉村人口的減少並不意味著農耕文化的消亡。村莊只是覆蓋的面積變小了，但其靈魂卻未丟失。

　　但在我國一些地區，這種本應是自然而然的過程，因為地方政府充當「催化劑」、過度介入，而讓農耕文化遭到粗暴的摧殘，村莊在城鎮化過程中過早消亡，甚至還給農村社會的安定也埋下了隱患。

　　對於村莊數量劇減最直接的原因，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孫新華指出，本世紀初，與稅費改革同步推行合村並組改革，即將原來的若干行政村、村民小組合進行合併，實行所謂的「大村莊制」。這一改革幾乎在全國各省市都在鋪開。這樣一來，在行政系統取消了村委會編製，統計上不再列入。這種消失不是物質性消失，而是統計性消失。

　　雖然表面上看，村莊數字的驟減只是操作性問題，村莊的物質並沒有消失；然而，在村莊撤併、農村社區化的推進過程中，農村社會原有的社會關係卻真實地遭到了破壞。村莊撤併使農民生產、生活成本極大地提高，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了放棄農田耕作，大量土地拋荒，因而轉向城市尋求活路。這也進一步加劇了村莊的「空心化」問題。

　　村莊消亡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化「大躍進」，農村土地被吞噬。2011年12月19日，中國社科院發布《2012年社會藍皮書》說「我國人口城市化率已達50%」，我國用30年時間走過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歷程。

　　《人民日報》指出，城市化進程中的躍進化現象，有兩個明顯特徵，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快於人口的城市化，二是經營城市的衝動超越經濟發展規律。一些地方推進城市化的衝動來自於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千方百計把農民土地變為建設用地，一些農民「被上樓」，一些村莊成建制地變為城鎮。

　　面對村莊的消失現實，加強保護迫在眉睫。所幸，國家相關部委已經開始了這一浩大的保護工程。住建部、財政部、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四委部，今年開始在全國開展傳統村落摸底調查，建立國家資料庫，對傳統村落進行保護，避免出現對傳統村落的強拆和破壞。

　　然要警惕的是，地方對村落的保護走上「開發性保護」的路子。馮驥才指出，開發就需要賺錢，就被納入了經濟規律，加大開發力度，也就預示著加大了破壞力度。如現在的很多「非遺」，一旦進入了名錄，當地政府就放心了，也就不管了，更多地被政績化、產業化，其實這樣反倒加快了這些「非遺」的消失速度。(溫曉薇/文)

村莊消失：城市化「大躍進」惹的禍？1·捨棄村莊：農民放棄土地和承包權換取城市社保

一位地級市的領導對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說：我這個地級市一共有100萬戶農民，我準備用三到五年的時間把這些村莊全拆了。陳很吃驚，問，哪來這麼多錢?地方領導說，100萬戶農民讓他住樓，至少省出70萬畝地，50萬一畝就是3500億，100萬一畝就是7000億。... [ 詳細 ]

陳錫文的擔心

　　「你真是了不起!將來出了問題哭都來不及。」

　　據《南方周末》報道，陳錫文現在憂心忡忡。

　　近期在一次調研中，一位地級市的領導雄心勃勃地對這位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說：我這個地級市一共有100萬戶農民，我準備用三到五年的時間把這些村莊全拆了，因為100萬戶農民大概佔了100萬畝的建設用地。

　　陳當時很吃驚，問，哪來這麼多錢?

　　地方領導說他算過賬，100萬戶農民讓他住樓，至少省出70萬畝地，50萬一畝就是3500億，100萬畝就是7000億，什麼事幹不了!

　　陳說，你真是了不起!將來出了問題哭都來不及。

　　李平也憂心忡忡。今年5月，這位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律師及北京代表處代表剛在蘇南一個在全國來說都數一數二富有的地級市做了「雙置換」的調研。所謂雙置換，就是用承包地換城市社保，用「宅基地+農村住房」換小區安居房。

　　他發現，在「雙置換」項目中，農地名義上還是集體所有，但農民卻永遠放棄了承包權：農地以「流轉」的名義集中到市縣級政府的融資平台，融資平台最終成片把土地租賃給規模經營企業或者是承包大戶，租賃收益歸政府所有的融資平台。

　　而且，農民以承包權「長久不變」的承包地換取的城市社保，卻是有「保質期」的：死後社保取消，並且在一個設定的截止日期以後出生的孩子無權享受。

　　儘管在他們看來這樣的置換令人擔憂，但各地的現實卻是——地方政府正以罕見的熱情擁抱「拆村並居」行動，他們的目標很明確：讓農民上樓，把騰出的農民宅基地等土地復墾後換取同等面積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既可以獲得城鄉土地之間的級差收益，更可以突破宏觀調控下緊縮「地根」的限制，完成各地GDP的發展目標。

　　「以承包地換社保」、「以宅基地換房」以達到騰出更多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的「舊村改造」、「村改居」行動正在從沿海到內陸，一路高歌猛進。

　　重慶宣布了要在10年內讓千萬農民工進城的戶籍改革，而山東省諸城市(縣級市)在今年6月以來就相繼撤銷了1249個建制村，合併成208個農村社區，成為全國首個撤銷全部建制村的城市。「過去還僅僅是占農村的耕地，現在是變成了拆人家的房，全世界都沒有見過。」在近期于海口舉辦的「城鄉一體化：趨勢與挑戰」的研討會上，陳錫文言辭罕見地犀利，「和平時期大規模的村莊撤併」運動「古今中外，史無前例」。

　　他擔心，如果這場以城市利益出發、試圖增加城市土地財政收入、「盲目的」城市化運動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話，「是要出大事的」。

　　城裡的許多建設用地，是用農村的宅基地換出來的。

　　助推劑

　　9月11日，山東臨術縣召開了今年第四次土地增減掛鉤現場推進會議。縣委副書記、縣長在講話中指出，「務必把增減掛鉤工作當作當前的頭等大事來抓」。

　　「難道中國突然之間耕地不足，已經到了必須讓農民騰出自己的宅基地，並且一天都不能耽誤，並且必須忍受農作的不便，忍受生活的不便，忍受將來可能不再能回來(回到土地)的不便，並且必須將本來是好端端的還可以住上一百年的小樓拆掉浪費資源與環境的一步了嗎?」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忍不住憤怒。

　　他說，所有的問題只因為國家為了保持18億畝耕地紅線，而要求所有的城市建設用地在佔用耕地時，必須先復墾出相應的耕地出來作為補償。而目前唯一比較容易復墾為耕地的是農村建設用地，尤其是農民的宅基地。

　　賀說的這個政策其實就是「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置換」。簡而言之，就是農村通過復墾增加的耕地面積，可用於城市建設用地指標。

　　在這個等式中，看起來耕地總量和城市建設用地指標沒變，但實質上是把集體所有的土地置換成了國有土地。而迄今為止，對集體所有土地的徵用仍是法律空白。

　　近年來，隨著緊縮地根作為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一部分，用地指標匱乏一直是困擾地方政府的頭等大事，財政資金吃緊更是地方政府的難言之痛。在這種條件下，如何在不增加財政壓力的條件下合法獲得用地計劃指標成為擺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個急需解決的課題。因此，2006年國土資源部第一次在天津、山東等地推出「增減掛鉤指標置換」試點後，即受到各級地方政府的熱烈擁護，「雙置換」模式迅速地擁有各種不同的地方版本。

　　今年7月，在大連召開的國土資源廳局長會議上，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稱，解決地方經濟發展對土地需要的這個迫切問題，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農村建設用地減少與城鎮建設用地增加掛鉤試點。

　　而與農村土地最近的縣鄉政府，成了這個政策試點的主戰場。江蘇省射陽縣國土資源局在今年9月的一個調研報告中稱，鄉鎮突破用地指標困局的「唯一出路」只能靠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實施這一工程，「存在逼上梁山味道」，因為「沒有土地指標，意味著所有的建設、所有的項目都是泡影，上級所有的考核、指標、發展也就都成了空話」。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幾乎所有搞「增減掛鉤」實驗的基層政府都成立了「以黨政一把手堅持親自抓、親自過問，並適時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究和會辦」，協調解決掛鉤中遇到的主要矛盾和問題。

　　山東作為第一批試點的區域，推進的力度非常大，而縣鄉兩級政府則主要承擔了拆農民舊房和土地復墾的工作。

　　比如，9月11日，山東臨術縣就召開了今年第四次的土地增減掛鉤現場推進會議。縣委副書記、縣長任慶虎在講話中指出，當前，土地增減掛鉤工作已到了關鍵時期、衝刺階段。各鄉鎮、各有關部門要切實增強責任感、緊迫感、壓力感，「務必把增減掛鉤工作當作當前的頭等大事來抓」，搶時間、爭效率、保進度，「全面加快拆舊復墾工作」。

　　在這種「比著拆」的地方競爭中，由於各地補償標準不一，由於農民不願意離開居住了幾輩子的鄉土等多種原因，造成農村矛盾激發。

　　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這個被很多官員稱為「城鄉統籌抓手」的增減掛鉤制度還很可能淪為政府的債務工程。由於必須先拆先建農民新居、先復墾才能置換城市建設用地指標，所以通常要由政府先墊資。然而如果一旦置換的土地沒有達到預期的收益，或者政府為了招商引資而不得不壓低土地價格，那麼政府的前期投入很可能就收不回來。

　　而且，農民上樓後，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在收入沒有相應地大幅增加的情況下，很多家庭很可能跌入貧困。

　　更不要說的是，農民上樓後，普遍的問題是牲畜沒地養，機器沒處放，種田還要去坐車，中國村莊傳統和文化面臨斷裂。

　　「人總是要有所敬畏的，敬畏我們自己的傳統，敬畏國家的法律。」陳錫文感嘆說，「農村社會之所以這麼多的人能夠比較平靜的運行，農村的血緣地緣關係看起來是一種落後，但是客觀上它是一種傳統東西，這種東西保障了農村社會在很少公共資源的情況下能夠平穩的運行。」

　　釘子戶與強拆，不時在各地輪番出現。　被曲解的政策

　　聽了這幾點原則後，不少幹部當即就對陳說：「那我還費什麼勁去搞村莊拆遷，我要搞不了就不搞了。」

　　其實，在陳錫文看來，眼下的這場拆農民房的運動實際上是對「增減掛鉤」這一政策的曲解。他說，「增減掛鉤」第一次出現在國務院文件當中是在2004年的28號文，其背景是2003年全國各地規劃的開發區面積達到了當年全部城鎮建設用地指標的5倍，逼得中央痛下決心，以復墾的耕地面積作為硬性指標制約開發區的無序擴張。

　　然而，現在知道這種背景的人越來越少，大多數人則簡單地認為，「增減掛鉤指標置換」就是「拆了村莊，然後拿過來搞城市建設」。而且，隨著這兩年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興起，通過置換獲得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可以直接在銀行進行抵押貸款。

　　其實，根據陳錫文的介紹，「增減掛鉤指標置換」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原則，而這些原則從陳接觸到的很多省一級幹部到縣鄉級幹部，「都不太清楚，甚至根本不知道」。這些原則包括：

　　新置換的建設用地指標必須納入年度計劃，「不可能你自己拆多少你就可以增加多少計劃」;通過增減掛鉤指標置換獲得的土地收益必須全額返還當地人，不許截留，因為這不是征地，而是農民的建設用地;而且，該政策是為了保證縣域經濟和小城鎮發展，所以置換隻能在縣域範圍之內，不能往中心城市發展。「否則都往中心城市發展了，小城鎮有什麼發展機會?!」

　　聽了這幾點原則後，不少幹部當即就對陳說：「那我還費什麼勁去搞村莊拆遷，我要搞不了就不搞了。」

　　陳回應說：「具備條件的地方不是不可以弄，但是不具備條件的東西硬做，用我的話說有點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實就是要你那點地，而且拿了地賣了錢照樣不還民，或者是手頭比以前寬了一點給你們一點好處，但是大頭我還是拿。」

　　目前，通過城鄉土地置換獲得的土地收益，幾乎沒有100%返回農村的，好的地方的做法是把其中的40%用於新建村莊的基礎設施，剩下的60%政府和農民對半分。

　　關於「增減掛鉤指標置換」的土地收益分配問題，2008年國土資源部國土資頒發的138號文第十七條明確寫道：「建新地塊實行有償供地所得收益，要用於項目區內農村和基礎設施建設，並按照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的要求，優先用於支持農村集體發展生產和農民改善生活條件。」

　　然而現在，不僅各地一窩蜂地都在加快搞「增減掛鉤指標置換」，而且違規操作也非常多，比如地還沒復墾、農民的新聚居區還沒建好，城市建設土地指標就可以交易，或者進行抵押貸款，不僅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也讓國家的宏觀調控失效。

　　如果不遏制地方政府通過城鄉土地指標置換大量增加計劃外建設用地，如果不遏制土地生財，「一定會變成一種災難。」陳錫文鄭重警告說。

　　誰的城市化

　　本來為進城的農民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是城市的責任，但現在，農民要想獲得這樣的服務，必須要靠出賣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來贖買。

　　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的改革全部是資源向城市集中，包括資金、人才、項目等。

　　因此，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成在近期一次研討會上特別提出，中心城市，尤其是地級以上的城市，而不是財政緊張的縣級政府，要承擔城鄉統籌的責任，把城裡的一部分資源配置到農村去。「我住在城市二十年沒有交錢修過路，為什麼要農民集資來修路呢?道路不是公共設施嗎?讓農民自己修路，那不是政府的失職嗎?」肖金成說。

　　李鐵對這點感受深刻。他是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他說過去十多年來，在談城市化的問題時，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看法並不一致，地方政府總是認為，城市化就是城市發展問題、城市建設問題，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個花園城市的崛起;而作為中央政府考慮的是如何解決農民進城。

　　然而，在他看來，如何解決農民進城問題一直以來遇到了城市非常強大的阻力，這個阻力來自於中國城市在這個問題上到底持什麼態度。

　　十二五規劃討論的時候，李鐵聽到一個特大城市的市長說，按照該市現有的財政能力，可以讓現有的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達到一個中等收入發達國家水平，但是如果把八百多萬農民工加進來，他就一籌莫展。

　　他到中西部一個靠石油發財的地方調研，該地實行全民醫療，其本地人口20萬，外來打工者30萬，但他們仍然說，即使財政有錢也不包括外來打工者。

　　本來為進城的農民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是城市的責任，但現在，農民要想獲得這樣的服務，必須要靠出賣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來贖買。「這說明中國的城市化問題，是一個超出了我們現有的經濟學範疇，超過了我們現有的社會學範疇，是一個廣泛、嚴重的社會利益調整問題。」在上個月召開的「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挑戰與未來」研討會上，李鐵這樣說。「只有真正解決了城市化問題，中國所謂的和諧，才可能有一個開始。」他說。——（摘自《南方周末》）

2·城市化「大躍進」已超出正常軌道

　「城市化絕對不是土地的城市化。但只要國家政策允許，地方政府盡量把農業用地轉化成非農業用地，為了財政創收和經濟的增長。」... [ 詳細 ]

按照官方標準，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國際歷史表明，城市化率達到50%會進入加速過程，60%至70%進入減速階段

　　從數據看，自從1978年那場偉大變革開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取得令人炫目的成就。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還徘徊於8.5%上下。2012年，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2年社會藍皮書》，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數千年來首次超過農業人口，達到總人口50%以上。

　　正如上述不同的衡量標準一樣，歷經30多年發展之後，如何評價今日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呢?

　　城市化絕對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談及中國城市化，第一個爭論就是：到底什麼是城市化?2012年初夏，中國社科院發布《2012年社會藍皮書》說「我國人口城市化率已達50%」，這包含了沒有城市戶口的常住人口，它公布說城市戶籍人口為33%。

　　對此，復旦大學發展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陸銘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國際上的城市化指標是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國內外對城市人口的定義存在著巨大差異。國外按照人口密度，一個地區人口達到一定密度稱為城市，區域內的人全是城市人口。但中國城市人口定義分為城市戶籍人口和城市常住人口。」

　　眾所周知，常住人口與本地城市人口，享受到的服務存在差異。陸銘舉例，公租房、廉租房在大多數城市並不覆蓋非戶籍人口。

　　北京大學城環學院旅遊研究與規劃中心主任吳必虎把這一情況視為「半城市化」。他說：「這個群體在城市上班，戶口還在農村，但在人口統計時算城鎮化人口。而地方政府為了節約社會保險、醫療保險、農民工子女就學等開支，不太願意把他們納入城市戶口。所以人口的職業城市化快於人口社會地位的城市化，表現為半城市化的現象。」

　　在中國，比人口城市化更快的是土地城市化。據陸銘研究，城市擴張現象在西部最為嚴重，中部其次。他對280多個城市建成區的擴張速度與非農業人口增長速度之比進行了分析：全國來看，這個速度比是兩倍。東部城市差別不大，西部是非農業人口增速的三倍。他認為，中國土地城市化擴張過快主要在於內地。

　　吳必虎說：「城市面積擴張過快源於地方政府急切渴求土地，一些城市徵用土地報給國務院審批時，可能已經提前用完了未來二十年的土地。地方政府、開發商及建築商等利益鏈上的人為獲得更多收益，熱衷於推動土地城市化。」

　　「城市化絕對不是土地的城市化。但只要國家政策允許，地方政府盡量把農業用地轉化成非農業用地，為了財政創收和經濟的增長。」陸銘說。

　　「城市化大躍進」?

　　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大道曾認為：「城市化大躍進」已超出城市化正常軌道，出現了盲目追求大規模以及嚴重浪費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趨向。

　　近年來，儘管國務院三令五申控制開發區和城市土地佔用，但城市「大」規劃和建成區蔓延式大擴張的現象還在繼續。

　　吳必虎認為，這帶來的最大危害是社會不公。「大量土地是來自附近農村，在徵用過程中，地方政府以低價從農民手裡獲得土地，轉手以幾倍甚至上百倍的價格賣出，即所謂的土地財政。」

　　已經被城市化的土地又是如何被利用的呢?吳必虎介紹：「不少城市在建第二座城市，以工業開發區、高科技開發區、工業園區等形式出現，這些開發區60%以上是不成功的，出現大量圈地拋荒現象。新區房子賣不掉，工廠垮台。」

　　鄂爾多斯康巴什新城，曾引起極大關注，由於工業區沒有工業，住宅區人煙稀少，被外界稱作「鬼城」，被輿論稱為中國各地新城中最為極端的縮影。

　　陸銘說，這反映了用地指標超過實際用地需求。人們試圖給內地城市更多用地指標，提供更多經濟發展的空間，卻忽略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陸銘團隊的研究成果顯示，與發達國家、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中國雖然勞動力豐富，但經濟發展創造就業的能力是相對偏低的。目前的用地政策在鼓勵偏資本的產業，影響經濟吸納就業的能力。

　　「內地土地利用效率低，導致城市面積擴張，實際上沒有招來那麼多廠，創造不了預期的就業，農業人口變成非農業人口速度就慢了。」陸銘說。

　　在急速的城市土地擴張中，最令陸銘擔憂的是，哪裡地便宜企業去往哪裡，不少企業搬離東部，造成一種產業轉移的假象。企業的生產和運輸成本上升，尤其對於外貿企業而言，遠離港口成本倍增，不利於中國產品與東南亞國家競爭。

　　相比西部出現的土地拋荒，東部地區土地可謂寸土寸金，不少城市瞄上海灘山頭，於是出現了大量填海削山，造出工業、農業用地的情況。

　　「這種代價高昂的拓地方法，嚴重破壞生態環境，一些島嶼已經消失。土地資源按照計劃經濟的方式配置，未來十年內必須要改變。糾錯成本也是一種資源浪費。」陸銘說。

　　城市化快了還是慢了

　　「正常的城市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過快的城市化弊大於利，我們應當認真考慮城市化速度了。」吳必虎說，為謀求高速發展，近年在一些黨政部門甚至興起一股「5+2、白加黑」的作風。

　　「強調短期內必須把路修好、設施建好。跟老百姓商量來商量去，土地開發不成，因此催生強拆現象。很多城市沒有規劃好就倉促上馬，有的邊規劃邊建設，更有城市建設後補規劃。」吳必虎說，「為什麼城市下水道沒人投資，為什麼一些地方農民子弟學校被拆掉?土地開發出GDP，而服務業、農業、基礎設施、民政福利投資等對GDP快速增長很難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所以地方政府不太願投這個錢。」

　　吳必虎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單純理解經濟建設就是GDP增長。

　　不過陸銘認為，中國城市化的速度還是太慢了。目前城市化的進程應與工業化的進程相配套，中國二、三產業佔GDP總量90%，官方公布的50%的城鎮人口在從事佔GDP10%的第一產業，一個直接後果是城鄉收入差距拉大。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就有不少學者開始倡導小城鎮建設，認為發展中小城鎮可以避免大城市存在的問題。一直以來，鼓勵小城鎮發展也是中國一項重要政策。包括目前的戶籍制度改革重點也是中小城市，大城市限制仍舊比較嚴格。

　　「這種提法未必是正確的。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大城市發展的好處，大城市有更大的創造就業，增加收入，提升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大城市人口密度高，有節約能源、佔地的好處。大城市出現擁擠、污染、犯罪率高的問題，放在全世界看，並不一定與城市規模正相關。這些問題，可以通過技術和管理加以改進，而不能通過限制城市的發展來逃避這些現象。」陸銘說。

　　陸銘認為，長期以來，我國的戶籍制度制約著人口城市化的進程。經濟發展，產業的成長沒有充分吸納農民進城。不少農村人在城市打工，回老家蓋房，在城市干不動了還是告老回鄉，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實際上是慢的。

　　對於中國戶籍制度，陸銘曾在多家媒體寫文章呼籲改革。「戶籍制度本身造成大量成本，比如收入不均等、勞動力市場機會不均等，一些大城市形成外來人口聚集區，居民幸福指數不高，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下降。政府大量的維穩成本一定程度上也在為戶籍管理帶來的負面效應埋單。」

　　他呼籲加快戶籍放寬的速度，降低門檻。在他看來，上海40%的外地人，廣東一些城市50%到70%的人口沒有本地戶籍，這種管理太嚴格了。其實一些高門檻沒有必要，分工差異使得大城市更能為低技能勞動者創造就業機會，而這些崗位又是大城市所必需的。戶籍制度造成高低技能勞動者身份的差距，對城市和諧發展是不利的。

　　「要以是否長期穩定就業，繳納社會保障金來衡量是否獲得戶籍。一個在上海送了十年牛奶的人，為什麼就不能長期在上海待下去呢，既然大家都需要這樣的服務?」陸銘說。城市化仍是未來發展動力

　　按照官方標準，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國際歷史表明，城市化率達到50%會進入加速過程，60%至70%進入減速階段。

　　「隨著政策對人口自由流動限制的放寬，城市化的速度還會加快。」陸銘說。

　　吳必虎認為，中國各地城市化水平不盡相同：西部處於初步階段，中部進入快速發展期，而像北京這樣的東部大城市已進入了後工業化的時代，城市化基本完成。

　　「東部城市大框架已經拉好，城市服務和管理還跟不上。政府應從市民生活質量上考慮，比如下水道、城市交通的建設等等。具體項目和規劃，需要長遠的考慮，不能這一屆政府做得小模小樣的，下一屆再重新修。歐洲的下水道一百多年歷史還在使用，而我們不斷地在修。」吳必虎說。

　　與大多數學者一樣，陸銘和吳必虎都認為，中國的城市化是支持未來中國發展的主要動力。

　　這種觀點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過於依賴投資，而拉動消費，很少有人意識到大城市的發展創造著多大的消費潛能。

　　根據陸銘的研究，在收入、工作等相似的情況下，沒有城市戶口的人比擁有城鎮戶籍的人消費低30%。大量城鎮常住人口的農轉非，意味著巨大的消費空間。

　　「不管從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幫助中國經濟擺脫，城市化無疑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大引擎。」陸銘說。

　　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內在動力。「以往，工業是社會發展的引擎，但未來現代製造業水平很高，少數高知識或職業技能的人即可操控完成。農業的機械化，生產效率的提高，導致農村土地不需要那麼多人耕種了。」吳必虎說。

　　他認為，未來城市化主要靠服務業，現代服務業包含創業產業、旅遊業、金融服務業等等，未來城市化，很多人不需要從事體力活動。大家希望在有限的資源和能源供給下，都能在城市中生活好。

　　歐美以往曾走過大量消耗煤、石油等能源，大量佔用土地的方式。「這種模式在中國行不通，中國人口太多，必須另闢新徑，如何發展現代服務業推動城市化，中國人似乎還沒有完全做好準備。」吳必虎表示。

村莊合併：改善農民居住條件不一定要「上樓」村莊合併：「一刀切」被指加劇村莊「空心化」

農村道路、農田水利等公共設施的建設則必需以小組為單位完成的。取消小組長後，農民就失去了"領頭羊"，農村社會重新變成"一盤散沙"，他們既無法自發地出錢出力完成農村公共設施的建設，也不能形成合力，向政府爭取項目進行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 [ 詳細 ]

2001年起，旨在減輕農民負擔的農村稅費改革逐步在部分省市進行試點、推廣。隨著稅費改革的推進，村一級收入減少的問題日益凸顯。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賀雪峰教授指出，據典型調查，村級收入在稅費改革後普遍減少1/3，甚至超過1/2。為了應對村級收入減少後村級組織運轉的困境，合村並組作為農村稅費改革的配套措施被提了出來。

　　合村並組是指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村合併為一村，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合併為一組，還有的地方取消了專職村民小組長一職而由村幹部兼任村民小組長或不再設村民小組長一職。其直接目的是減少村組幹部的人數從而減少用於村組幹部報酬的支出。

　　然而，該政策在考慮節約村組幹部報酬支出的同時，給農民帶來了很大的困擾，也埋下了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社會關係被打亂

　　一個村組的建立，其依據不僅有著人口、地理的因素，而且還有著村落文化等因素，合村並組在瞬間就打破了這種長期建立起來的均衡局面。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王小軍指出，在鄉村社會中，村民們經過長期的相處，在村民小組裡已經完全構建了一個"熟人社會"。在同一個村委會裡，也構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半熟人社會"。村民的日常生活大體是圍繞著這兩個共同體展開的，村民之間相互認同，共享村落文化，並靠此建立起各自的社會網路。但是，突然來臨的村組合併，打破了村民的固有生活邊界，迫使原來的那個"熟人社會"轉變為了"半熟人社會"，而那個"半熟人社會"則被動擴大，村民多年建立起來的社會網路也可能隨之發生變化，認同感和歸依感大幅降低。

　　因此，隨著農民的集中居住和「上樓」，農村原有的牢固的社會關係就在此過程中受到了嚴重破壞。隨著社會關係的變換，原來附著於農村熟人社會中的村莊文化、村莊的道德倫理秩序也受到了進一步的動搖。

　　公共設施建設缺"領頭羊"

　　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指出，由於農村社會比較分散，按照農村的說法是"農民就像一捆柴禾，長短不一，捆不緊、垛不齊"。農村道路、農田水利等公共設施的建設則必需以小組為單位完成的。

　　取消小組長後，農民就失去了"領頭羊"，農村社會重新變成"一盤散沙"，農民的意願無法統一。分散的農民既無法自發地出錢出力完成農村公共設施的建設，也不能形成合力，向政府爭取項目進行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

　　該研究中心對湖北孝昌B村的實地調研發現，自從取消小組長後，六個村民組的農民，從以小組為單位集體管水進行水利灌溉，變成當前的家家戶戶用潛水泵抽水灌溉，僅水泵、電線、水管等折舊一項，全村農民每年增加的生產成本就達10000元以上。農民種田陷入"用水難，用水貴"的困境，農業生產成本提高，理性的農民只好選擇"拋荒"，今年全村約有10%的農田全年"拋荒"，而90%的耕地都不再種植冬季作物。

　　這樣一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受到極大的阻礙，農業生產成本提高，對於提升農民的生活品質也十分不利。由於土地無法為農民提供更多的收入，越來越多的農民也就湧進城市尋求機會，這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的"空心化"問題。

　　"上樓致貧"

　　農戶庭院是人與生物共生，自然環境與人工環境並存的特殊生態系統，它能一定程度上滿足農戶的自給自足的生存狀態，這種被學者稱為"庭院經濟"的生產方式是我國農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集中居住後，農民雖然住上了公寓樓，但他們再也沒有從發展庭院經濟中獲得收益的可能。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鄭風田教授多次表示對農民上樓後貧窮表示擔憂。他說："農民的宅基地承擔了很多生活與生產的功能。東部地區可能會有專業農民，但中西部還是以農業為主，沒有農村工業。所以，農民上樓後，要物業費、取暖費、通下水道等等，農民上樓就像是被割命，上樓致貧。"

　　據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冰提供的資料顯示，根據他們對揚州市廣陵區、儀征市、寶應縣三地失地農民就業狀況所做不完全調查統計，1998年前被徵用土地安置就業的7628名勞動力中，失地又失業的勞動力有3515人，占當期勞動力總數的34%。淮安市2001年以來失地勞動力12.2萬人，已就業者佔59.2%，失地失業者佔40.8%。海門開發區海東居委會支書估計，取消土地工安置政策後，有40%的農民坐吃山空、45%外出打工，僅15%的勞動力在市鎮就業。2002年，無錫市徵用土地造成的失地農民中，處於勞動年齡的約有21萬人，有固定工作的12.5萬人，佔59.7%;有臨時性工作的5.3萬人，佔25.3%;無工作的3.2萬人，佔15%。

　　現在有些合併的村莊實際上是貌合神離，也給現有的治理增加了難度。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調研發現，政府為了讓農村基層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不得不提高相關工作人員的報酬，這樣一來也就抵消了原來要節省的行政開支。

　　三農時評人洪巧俊呼籲，實行"大村莊制"尤其要謹防"大躍進"。高層決策時一定要深入調查研究，執行層一定要結合實際，能推進多少就推進多少。"大村莊制"，如果為了"面子"，為了所謂的政績，層層下達指標並村，並限時"完成任務"，最後受苦的卻是農民。

　　不可否認的是，有的地方實行了"大村莊制"獲得了成功，但這仍然是少數，且有經濟條件作基礎。村莊合併要依各地經濟發展水平而定，千萬不要搞一刀切。

保護村莊：警惕過度「開發性」保護警惕村莊「開發性保護」負效應

村莊的保護開發，要多重力量的集結，民間、政府、資本三者缺一不可，但資本的天性是逐利，因此要警惕開發性保護帶來的負面效應。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指出，開發就需要賺錢，就被納入了經濟規律，加大開發力度，也就預示著加大了破壞力度。... [ 詳細 ]

安徽宏村

　　村莊意味著什麼

　　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近日表示，中國每天消失近百村莊。他給出這組數據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想表明一種態度：保護傳統村落迫在眉睫。

　　雖然對這個議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有人歌頌史詩般的城市化進程和「中國速度」，認為中國相比其他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還很低，村莊的消失並不奇怪。也有人懷著懷舊的文化情懷，表示村莊是「文化遺存的最後一道防線」，強烈譴責城市化粗暴地破壞了中國文化的根基，是中國文化的一場劫難。

　　雖然從生活的便利性及社會發展的趨勢來說，城市化是好事，農村的部分消失也是必然。但是，村莊還擔負著中國文化傳承和皈依的功能。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心態秩序」的概念，認為鄉村文化空間是承接城市文化荒漠化的最後載體。伴隨著大量傳統村落的消失，傳統文化也將失去附著的土壤，以至於價值觀的扭曲乃至鄰里親情的缺位。

　　現在，保護村莊的文化業漸漸成為社會的共識。2012年5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會同文化部、國家文物局、財政部聯合發出《關於開展傳統村落調查的通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傳統村落調查，以此作為傳統村落保護名錄認定的基礎。

　　其實，在四部委行動之前，各地方已經陸續開始他們的村莊保衛戰。

　　肇興侗寨保護陷困境

　　貴州肇興侗寨是黔東南侗族地區最大的村寨，寨子坐落在群山環抱的山間壩子中，清澈的肇興河穿寨而過。由於歷史和地域等原因，長期以來，這一帶一直處於相對封閉的狀態，原生民族人文生態系統保存完整。

　　肇興侗寨被譽為「中國最美的六大鄉村古鎮」之一，寨中有五座鼓樓、五個戲台和五座風雨橋。肇興不僅是鼓樓之鄉，也是歌舞之鄉。侗族大歌、蟬歌、踩堂歌、攔路歌、琵琶歌等聲調婉轉悠揚，旋律優美動聽。其中，侗族大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上世紀80年代之後，陸續有遊客進入這個美麗的侗寨，「打花臉」等傳統節目也被逐漸挖掘出來。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2003年，民營企業貴陽世紀風華旅遊投資公司進入肇興。按該公司的設想，肇興侗寨整體打包，實行景區式封閉管理，門票等收入與當地分成。到2010年，世紀風華在肇興侗寨已投資4000多萬元，建成兩個賓館，修整了遊覽步道，平整了4個停車場，還成立了一個30人的侗族大歌表演隊。

　　與此同時，家庭旅館也在肇興侗寨興起，到2010年，整個肇興侗寨家庭旅館超過100家，景區的接待能力超過10萬人。2008年，僅法國、美國、瑞士等歐美國家遊客到肇興侗寨旅遊的就達3萬人次以上，肇興成為貴州鄉村旅遊人氣最旺的地方之一。

　　但好景不長。由於一些原因，當地旅遊業發展受到了影響，旅遊業績下滑。世紀風華公司與當地政府的分歧加劇。肇興鄉黨委書記黃傳文說：「企業要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甚至會過度開發，群眾也希望儘快賺到錢。而政府的一些想法，老百姓也不認同，甚至認為政府站在企業一方。」警惕「開發性保護」

　　無論如何，村莊文化的凋零是不爭的事實。目前古老的村莊文化遭到的威脅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如老房子的自然頹敗，當地居民無力修復；推翻了原有的老建築，大量的新建築取而代之；公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設對村莊的景觀的造成最直接的破壞；土地集約化導致對民居宅基地的兼并；城市化發展進程對古村落保護構成的壓力和威脅……

　　因此，村莊的保護開發，不僅需要政策的支持，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這就需要多重力量的集結，民間、政府、資本三者缺一不可。但由於這三者的利益訴求常常難以一致，村莊的保護，要麼陷入停滯，要麼走偏了道路。肇興侗寨的村落保護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意義。村落保護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因此當地政府引進了社會資本，希望通過商業運作獲得利潤，然後再用這筆收益來作為當地文化保護的投入資金。

　　可是資本的天性是逐利，為使利潤達到最大化，開發企業往往會將村莊的文化資源工具化，只求現實利益，而往往忽視了長遠的發展。

　　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指出，開發就需要賺錢，就被納入了經濟規律，加大開發力度，也就預示著加大了破壞力度。馮驥才還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為例來指出這種弊端。他說，現在的很多「非遺」，一旦進入了名錄，當地政府就放心了，也就不管了，更多地被政績化、產業化，其實這樣反倒加快了這些「非遺」的消失速度。

　　要保住的是什麼

　　有專家指出，古村落的保護比保護故宮還難。「因為農村建築不是故宮、頤和園，它是人們生活的地方。如果當地人了解到現代生活應該是白瓷磚、水泥地和沙發，為了改善居住條件，他們會把整個房子拆掉重建。」

　　在這一點上，安徽黟縣宏村也曾遇到過這樣的困境。有千年歷史的宏村，60%以上的建築都是老房子。10多年前，這裡也面臨著現代化衝擊下的一系列問題：部分古建築年久失修，風雨飄搖；各種新式建築頻頻出現，與徽派傳統風貌格格不入；許多村民外出打工，老房子人去樓空、日漸破敗……

　　1997年，北京中坤集團與黟縣政府合作，開發宏村古村落旅遊。在資本和政府的合力推動下，宏村中的老房子得以修葺，古村落得以保護。

　　2000年，宏村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然而，保住古香古色的建築也不過是村莊文化的第一步，在建築里生活的人們的生活方式的保護及附著於建築的非物質文化則更重要。在現實中，由於村莊文化被開發成旅遊資源，一些老建築是被保護了下來。但同時也帶來了另外的一些風險。

　　伴隨大量遊客紛涌而至，許多村民在巨大商機和現實利益驅動下，改造老房子建旅館、開餐廳，或打通沿街牆體開店擺攤，古民居保護面臨新難題。

　　正如專家擔心的那樣，一旦古村落被確定為名村名鎮，就會產生經濟附加值，隨之而來的商業化，會導致千村一面的危險：「無度的旅遊開發，讓原生態的東西退出人們的視野，而這些古村落也變成了一個旅遊區，而不是一個生命。」

　　幸運的是，當地政府發現了問題所在，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嚴禁在古村落內新建住宅和附屬物、拆除違章建築和違章攤點。另外，政府還鼓勵村民從事傳統的木雕、磚雕、石雕等手工藝品開發，售賣當地的茶葉、梅菜燒餅、野菜等特產，按照傳統習慣在溪水邊浣衣、用圓匾晾晒乾菜等，在展現傳統生活形態的同時獲取收益。

　　據《第一財經》報道，目前宏村每年數千萬元的門票收入中有33%返還給當地政府與村民。旅遊業已成為當地村民增收的重要途徑。宏村村民有300餘戶在從事與旅遊相關的生意，約佔整個村總人數的83%。村民收入67%來自於旅遊業。

　　或許，宏村尋找出路獲得經濟效益方面是成功的。但被稱為「開發保護樣本」的宏村在村莊文化的保護並不具有推廣的價值。在村莊保護中，如果所有的村民都變成旅遊行業從業人員，那麼，這個村莊還算是原生態的嗎？

　　顯然，要想留住古村落的文化，就需要要靠人住，靠人養的，一旦原住民流失，那些年代久遠的明清時期的建築很快就不行了。更重要的是，人口流失，民間風俗也在消失。而文化內涵一旦消逝，整個古村落將可能真正「死」去。

我們希望幫助農民改善居住條件，這是一個美好的初衷，從長遠看也是造福百姓之舉。但不能簡單地將農村改選成「城市」，簡單地將農民請「上樓」。每一個村落都有自己的民情，「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與其推倒重建，不如因地制宜。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