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現代中國碑學帖學之爭的背後 - 女書 篆草＊特色 書畫 - 51.COM - 新群...

王岳川：現代中國碑學帖學之爭的背後當今書法界「碑帖之爭」成為了一個問題，值得深加審理。清中期以降，帖學與碑學分流格局已經逐漸形成。笪重光在《書筏》中已經顯露出對碑的偏重，而朱履貞在《書學捷要》中對碑的關注同樣引人注目。阮元《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和包世臣《藝舟雙楫》則明確地傳達出對碑學偏愛意向。其後，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對帖學加以尖銳批評，在整個文化界和書法界形成一股抑帖尊碑重北輕南的風氣。帖學逐漸由盛轉衰，碑學則日漸興盛。可以說，20世紀的碑學與帖學之爭，大抵以1891年《廣藝舟雙楫》為肇因。這部書法論與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同時問世，當然染上了濃烈而偏激的變法思想。眾說周知，康有為主張今文經學,而否定古文經學。與此相關，在書法上康主張所謂今學——碑學，而否定古學——帖學。康有為從自己的保皇的變法出發，其帖學觀及碑學思想建立在其政治哲學思想上，故而對帖學加以全面否定。當然細察起來仍可以看到他對帖學「二王」宗師仍懷有虔誠之心，只好將批判的鋒芒指向唐宋元而下學《閣帖》的帖學家們。全力鼓吹「尚碑」意識，甚至為了全盤否定帖學提出「卑唐」說，將有唐數百年來書家創作一筆抹殺，其影響甚廣，今日不絕。今天不少人仍在康有為錯誤道路上繼續誤打誤撞，將碑學弄到不恰當的地位而打壓帖學。康有為的帖學觀及碑學思想建立在其政治哲學思想上，其整個思想相當偏激。他隨意以開新守舊同書法加以比附——以守舊黨開新黨之爭來比附當時帖學碑學之爭，武斷地將所謂開新者視為碑學，而將守舊者看成帖學，進而從乾嘉時的金石學的路徑走入民間書法，在北碑之後，從墓誌書法、西北簡牘（包括樓蘭殘紙）中汲取營養，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是過分人為地將中國書法正脈——帖學加以斷然否定，即使象趙之謙這樣以帖寫碑的人都逃脫不了抨擊，其偏激的學術眼光造成了對帖學的不公正和對碑學的過分吹捧，實在是失察之處多多。他認為：「碑本皆真書，而亦有兼行書之長。如《張猛龍碑陰》，筆力驚絕，意態逸宕，為石本行書第一。若唐碑則懷仁所集之《聖教序》，不復論。外此可學，尤有三碑：李北海之《雲麾將軍》，寓奇變於規矩之中；顏平原之《裴將軍》，藏分法於奮斫之內；《令狐夫人墓誌》，使轉頓挫，毫芒皆見，可為學行書石本佳碑，以筆法有入處也。」在我看來，楷書學碑比較普遍，而要學行草書僅僅以上幾個碑是不行的，帖學是草的根本，誰也否定不了。20世紀初，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將康有為貶之為保皇黨，對其保守思想嚴加批判。于右任和沈尹默這一代大書法家，自覺不自覺地抵制這種錯位的崇碑抑帖做法，堅持帖學為主的大傳統和碑學為輔的小傳統互補，使得帖學仍有相當的審美空間。但是，隨著文革開始，造反有理，否定經典打倒傳統成為「文革」精神，於是，對傳統經典的造反成為時尚，新一代造反有理者的文盲程度和文化水準使之遠遠遜於于右任、沈尹默的深厚學養，這一代無知而無畏的人肆無忌憚地對「帖學」全面造反，於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書法在一片粗疏粗野粗糙粗陋之風中，乖戾惡丑之書成為時尚。碑帖本是書法內部審美風格的不同，而成為彼此衝突、互相對立、非此即彼的極端化對抗。書法審丑代替了以和諧為美的晉韻追求,而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後書法界的現實。如今，碑學咄咄逼人,帖學堅守陣營並加以反擊。潘伯鷹評對康有為的書法批評為：「象一條翻滾的爛草繩。」指出康有為線條質感差，濫用飛白顯得很虛浮。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說：「死守著一塊碑，天天臨寫，只求類似，而不知變通，結果不是漆工，便是泥匠，有什麼價值呢？……經過多次翻刻的帖，固然已不是二王的真面目，但經過大刀闊斧，錐鑿過後碑，難道不失原書的分寸嗎？我知道南海先生也無以解嘲了。他認為碑版文字，先書後刻，刻手佳麗，所關非細。有些碑戈戟森然，實因刻工拙所致。」在《兩晉南北朝書道的字體與刻本》中，沙孟海更尖銳地說：「刻寫不同才是導致《爨寶子》與《蘭亭序》風格差異的根本原因。刻手好的，東魏時代會出現趙孟頫的書體，刻手不好的，《蘭亭》也會變成《爨寶子》。」而當代朱大可則認為：康有為之說:「迨乎末季,習尚詭異.經學講公羊,經濟講魏默深,文章講龔定庵,務取乖僻,以炫時流,先正矩矮,掃地盡矣。長素乘之,以講書法,於是北碑盛行,南書絕跡,別裁偽體。觸目皆是,此書法之厄,亦世道之憂也」。這些看法值得人們重視並深思。在我看來，對中國書法正脈的帖學打壓，導致書法界遠遠落後於文化界文學界對精英文化的重視，書法界仍整體性關注民間書法這種現象。把所謂「民間話語」作為聖旨，實在是文革遺風。如果沒有國際性視野、沒有社會精英導演的加工，民間藝術是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的主流形態的。就是用民間反對經典的做法不能再度出現！我認為，精英改造和吸收了民間的精華，才能夠把民間的東西變成有益的文化精神。借用民間生機勃勃的話語並去掉它的盲點，才能夠使書法文化向更高層次發展。現在的民間書法之所以成為強弩之末後勁不足，原因在於對精英文化經典文化否定過多。現在到中國美術館看書法展，百分之八十都是以流行書法為文本參照的風格樣式，實在令人堪憂。中國古代書法能夠稱為經典的作品，都經過歷史的考驗而不會過時。王羲之信札不一定非得放得很大弄成少字數書法或拼貼書法。我認為，書法之「大」不僅僅有碑之雄強，而是《禮記》的「致廣大」——在大文化精神語境中進行創作，但最終一定要「盡精微」，在細部上要保留經典的原有意蘊。當今的一些書法家也開始重新重視帖學大傳統，開始寫「二王」式的信札，我仔細拜讀過那些過分形式化的作品，發現羲之書法中的精妙文化精神大都從筆尖下流走，中國書法中那「北冥之魚」在大海中暢遊的正大氣象都從他們的作品中流失。於是，原本活生生的那條「鯤魚」就成了死魚，剩下的只是一些徒有其表的僵死的形式。何況如今那些充斥眼目的過分人為的書法，與酒肉書法、殺氣騰騰的書法和怪誕的書法構成當了當代書法不正常景觀。作為「他者」的國際書法界的觀點、立場、眼光對我們審視自己的歷史和提出新的書法發展方略非常重要。韓國書法家金炳基教授對中國書法的前途十分擔憂，認為中國書法如果像現在這樣走下去，將是災難性的。而日本書法家高木聖雨對中國當今走紅的某些人的書法並不看好，認為中國書法背離傳統而正在整體走偏！在我看來，康有為的文化偏激和政治保皇造成他揚碑抑帖書學思想的諸多失察之處，他晚年逐漸認識到自己將碑帖決然對立的做法欠妥，於是在1915年致羅棪東信中說：「抑凡有得於碑，無得於帖；或有得於帖，無得於碑，皆為偏至」。同樣，令人高興的是，一些過去走「流行書風」道路的書家，開始反省並重新審視中國書法正脈，回歸大傳統的帖學。我欣賞民間書法在保持書法小傳統上的民間立場，但不同意將傳統帖學加以否定而獨標民間書法的武斷做法，更不同意把民間書法作為21世紀中國時代的反文化標誌，而是堅持書法的守正創新，堅持書法正大氣象的文化正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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