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文學秩序的奠基者

「新時期」文學秩序的奠基者

——陳思和先生的六個面向

劉 濤

即使今天較諸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然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時代的問題也已有所不同，但今日的格局皆在彼時得以奠定。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啟的時代被稱為「新時期」，與1949年之後的革命時代劃清了界限，80年代各個領域都忙於肅清「文革」遺毒，開創新的局面。部分四五十年代出生者看懂了彼時的局勢，於是擔當了破舊立新的任務。陳思和經歷簡單，出生於1954年，歷經「文革」，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1982年留校任教至今。陳思和崛起於80年代，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領域內肅清了「文革」思維，扭轉了文學觀念，建構起80年代「新時期」的文學範式，重寫了「革命時期」的文學史，寫成了「新時期」的文學史。陳思和有著時代的風姿，他著作等身，有30種之多的著作，一直以研究實績引領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是當下最為重要的學者之一。

陳思和面向豐富，迄今他所修成的象主要是：巴金研究專家、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家、老師、出版者、系主任。這六個向度有著內在的統一，皆是作為知識分子的陳思和能量之體現，由此六端大致能見其整體。

巴金研究

巴金研究是陳思和的學術起點，他以《巴金論稿》一書首叩學界之門。陳思和之志向與立場受巴金影響頗大，其著作、教書育人、編輯、出版等工作可謂是身體力行巴金精神。我曾親見，陳思和上課時板書巴金二字，與巴金本人手筆惟妙惟肖。

1978年，陳思和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此是其重要轉折點，從此之後陳思和一直學習、任教於復旦大學中文系。名校與名師交相輝映，相得益彰。復旦大學的現當代文學此前較弱，經過陳思和幾十年的努力，現在實力雄厚，人才濟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重鎮。

演講中的陳思和

1978年至1982年在復旦求學期間，陳思和有二師一友。陳思和遠師巴金，近師賈植芳，友李輝。賈植芳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翻譯家、學者，以其錚錚鐵骨著稱於世，賈先生一生本身就是一部極好的作品。賈先生最初以作家名世，與胡風等「七月派」作家交遊，他是中國新文學的參與者、親歷者；復出之後轉向學術研究，為中國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兩個學科做了諸多基礎性的工作，影響、培養了一大批成績卓著的學者，貢獻極大。賈先生出生於1915年，一生多在困厄之中，經歷四次牢獄之災，他有一本《獄裡獄外》自述生平。「獄裡獄外」，反抗不息，鬥爭不止，可謂賈先生一生寫照。賈先生早年求學於日本，歸國後從事文學事業。1966年，賈先生被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978年9月，摘掉「反革命」帽子，回中文系資料室工作。陳思和恰在其時認識了賈先生，並在他指導之下研究巴金與現當代文學，師生情緣由此結下。1982年2月，陳思和留復旦任教，擔任賈先生助手，協助先生主編《外來文藝思潮、流派、理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影響》資料彙編。陳思和與賈先生之間，既是師生，又情同父子。2008年4月24日，賈先生仙逝，陳老師悲痛欲絕，追悼會上致辭泣不成聲，在場者無不動容。陳思和曾先後寫過《「人」字應該怎樣寫》《殊途同歸終有別——記賈芝和賈植芳》《感天動地夫妻情——記賈植芳先生和任敏師母》《我心中的賈植芳先生》等文章，追憶、紀念、研究賈植芳先生。李輝1956年出生，他是陳思和的同班同學，他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大學時相約一起研究巴金，畢業後雖一南一北，但時常合作，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李輝畢業後，在《北京晚報》工作，之後調入《人民日報》，他走了作家、學者、編輯一路，其《秋白茫茫》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另有《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沈從文與丁玲》《封面中國》等作品，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80年，陳思和與李輝合作《怎樣認識巴金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一文，以通信的形式刊發於《文學評論》1980年第3期，直面巴金的無政府主義信仰。該文主要思想為：「從巴金的早期活動和著作看，他的世界觀是複雜的，有愛國主義、人道主義、民主主義等思想起著作用，但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無政府主義。」之後，陳思和與李輝又合作完成《巴金論稿》一書，1986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陳思和與李輝曾協助賈植芳先生編《巴金研究資料專集》《巴金生活與創作自述》《巴金評論選集》《巴金研究在國外》等書，對巴金的原作以及國內外巴金研究下過極大的工夫，該書就是在此基礎上寫就。《巴金論稿》分上下兩篇，共十章，討論了巴金的人道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思想等。該書確實做到了陳思和一直所倡導的方法：「從現存資料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原作，恢復被傳統偏見扭曲了的歷史真相。」（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13頁）

1930年，巴金曾出版《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一書，其中對馬克思有所批評。又因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間有門戶之爭，所以1949年之後，巴金一直戰戰兢兢，甚至1986年巴金在致《巴金全集》的編者王仰晨的信中還說：「只有一本《從資本主義——》我沒有，但這本書不應收入《全集》。」「安那其主義」之名都不提，可見巴金之謹慎。在《巴金論稿》小引中，作者們說建國之後有兩種否定巴金的思路，「要麼因為巴金信仰過無政府主義而否定他的全部創作，要麼因為巴金創作中表現出來的進步因素而迴避他的信仰問題，即避而不談無政府主義思想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是巴金世界觀發展中的主要因素。」《巴金論稿》從材料出發，實事求是，因此非常重視巴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並進行了正面研究。《巴金論稿》可謂「重新研究巴金」，該書擺脫了意識形態的干預，回到了巴金本身。

2009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又推出陳思和、李輝的《巴金研究論稿》一書，該書收錄了《巴金論稿》，又增添了兩部分：一是寫作《巴金論稿》時賈植芳先生寫給陳思和與李輝的信，還有陳思和與李輝之間的通信；二是新添了四篇陳思和與李輝研究巴金的最新成果。師友間的通信，既可以間接了解賈植芳先生彼時情況，也可以看出陳思和與李輝在寫作《巴金論稿》時的心態、生活與工作情況等，也能透露出時代的訊息（譬如「清污」運動）。這些信見證了賈植芳先生、陳思和、李輝師生及朋友之間的深情與厚誼，他們互相信任，互相幫助，互相鼓勵，今日讀之，讓人無限嚮往。四篇新近研究成果，則反映了陳思和與李輝近期的學術成績、學術理念等。

陳思和以巴金研究進入學術界，之後儘管其研究領域拓寬，但他對於巴金研究一直未曾放下，還寫了《人格的發展——巴金傳》和《巴金研究的回顧與瞻望》兩本學術著作，另有《巴金提出懺悔的幾個理由》《從魯迅到巴金——新文學精神的接力與傳承》《巴金研究的幾個問題》《讀巴金的〈再思錄〉》《從魯迅到巴金：〈隨想錄〉的淵源及其解讀——試論巴金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意義》等多篇研究力作。

陳思和不遺餘力地推動巴金研究與普及。2003年，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成立，團結了國內外志同道合者，一起系統地研究巴金，並定期召開巴金國際研討會，展現同道研究成果;陳思和還主編《巴金研究集刊》，刊發巴金研究方面論文、新近發現的與巴金有關的材料與巴金研究領域消息等，集刊迄今共出了七輯，推出多篇力作，在巴金研究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陳思和還策劃、編輯了「你我巴金」系列叢書，主講或主持面向廣大市民的巴金講座等。

文學史研究

陳思和提出了諸多引領時代的新概念與新理念，更新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並扎紮實實地寫出了與眾不同的文學史著作——《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陳思和尚主編有現代文學史一書，目前正在校改，即將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由集體所做，是「復旦學派」的智慧結晶；但其中體現著陳思和多年以來研究文學史的心得，也融匯了他研究現當代文學所提出的諸多關鍵詞。正是由於陳思和與眾不同的理念和思想，《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顯得與眾不同。

陳思和與巴金

下文擇要而言陳思和提出的一些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關鍵詞。

1.新文學整體觀。

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三人提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之說，大意為：「20世紀中國文學，就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並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並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過程，一個在東西方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一道）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並表現古老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變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並崛起的進程。」1985年5月，陳思和參加了現代文學學會在北京萬壽寺舉辦的「現代文學青年學者創新座談會」，他提出「整體觀」這一概念，與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遙相呼應，一時引起極大反響。

1987年，陳思和先生《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出版，該書反響極大，1990年獲得全國第一屆比較文學優秀圖書一等獎，1994年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二等獎，1990年台灣業強出版社出版了該書增訂本，1995年出版了韓文版。《中國新文學整體觀》收錄了八篇論文：《中國新文學史研究中的整體觀》《中國新文學發展的圓型軌跡》《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現實主義》《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現實戰鬥精神》《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現代戰鬥意識》《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現代主義》《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懺悔意識》與《中國新文學對文化傳統的認識及其演變》。這是陳思和系統、綜合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最初收穫，其後他的很多研究都發端於此，對於青年學生掙脫教科書的束縛，換一種全新眼光接觸文學史實體，有解放發矇之功。（郜元寶:《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序》）陳思和要通過一這系列文章處理三個關係：「一、中國新文學史上『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關係；二、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現代主義思潮與現實主義思潮之間的關係；三、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當代意識與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17頁）

《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的核心詞為「整體觀」，陳思和將新文學視為「一個開放型的整體」，將中國新文學分為三個階段、六代作家。其後，陳思和的研究領域儘管有所拓展與變化，但其視野大致在這六代作家之內。六代作家之分的靈感得自李澤厚，李澤厚有六代知識分子之說：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三八式一代、解放一代、紅衛兵一代。（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第343頁）整體觀研究，可以「把批評對象置於文學史的整體框架中來確認它的價值，辨識它的文學源流，並且在文學史的流變中探討某些文學現象的規律與意義。」（《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276頁）

陳思和非常重視《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一書，2001年，該書又出了修訂版，增加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字數達到30多萬。2010年，陳思和又出版了《新文學整體觀續編》（山東教育出版社），再以「新文學整體觀」為名，收錄了其最新研究成果，譬如《「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等論文。

2.重寫文學史。

1988年，陳思和和王曉明聯袂在《上海文論》開設了「重寫文學史」的欄目，一時引起熱烈討論和強烈反響，「重寫文學史」這一概念成為近20多年來文學研究的關鍵詞之一。陳思和、王曉明說，這個欄目「重新研究、評估中國新文學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現象」，「開設這個欄目，希望能刺激文學批評氣氛的活躍，衝擊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文學史結論，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激發起人們重新思考昨天的興趣和熱情。自然目的是為了今天。」（陳思和、王曉明：《主持人的話》，見《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被「重評」的作家有趙樹理、丁玲、柳青、郭小川、何其芳、茅盾等等作家。根據專欄主持人的設想，「重寫文學史」「原則上是以審美標準」來「重新研究、評估中國新文學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現象」，質疑「過去把政治作為唯一標準研究文學史的結果」，「衝擊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文學史結論」，「探討文學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也在於通過激情的反思給行進中的當代文學發展以一種強有力的刺激」，「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激起人們重新思考昨天的興趣和熱情」。專欄的設立及陸續刊發的文章在學術界引起普遍關注與熱烈爭論。包括王瑤先生在內的不少前輩師長給予鼓勵，同行稿件更是紛至沓來。（參見金理：《陳思和學術年譜》未刊稿）

「重寫文學史」是陳思和之志，也是其成就。80年代新時期全面展開了對「文革」思路的批判，「重寫文學史」就是這個潮流在文學史中的體現。「重寫」意味著拋棄「文革」思維，重新開啟一個新的文學史範式。職是之故，多年以來，陳思和頗受「左派」人士詬病與批評，前有「老左派」，後有「新左派」。80年代由陳思和等人奠定的文學史模式，重視審美，將文學從政治的附庸之中拯救出來。1999年，陳思和先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貫徹了「重寫文學史」的思路。

3.潛在寫作。

「潛在寫作」這一概念由陳思和先生在1998年提出，之後「潛在寫作」觀念融入其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之中。

1998年，陳思和發表長篇論文《試論無名書》，提出了「潛在創作」這一概念。無名氏非常特殊，若要在文學史上為他恰當定位，就不得不修正文學史的框架。陳思和先生說：「所謂『潛在創作』，指的是許多被剝奪了正常寫作權力的作家,在啞聲的年代裡依然保持著對文學的摯愛和創作熱情,他們寫了許多在當時環境下不能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潛在創作』的對立概念是公開發表的文學創作，在那些公開發表的創作相當貧乏的年代裡，不能否認潛在創作實際上標誌一個時代的真正的文學水平。」（陳思和：《試論無名書》，《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6期）1999年，陳思和在開設的「無名論壇」《主持人的話》中說：「本專欄第一期發表的《試論〈無名書〉》中，我提出了當代文學史上存在著「潛在創作」的現象，文章發表後有不少朋友對這個現象感興趣，並且提出了進一步的意見。如張新穎建議我將『潛在創作』改為『潛在寫作』，理由是許多書信日記隨筆等作品在當時並不是以創作為動機的，因而它們不是帶有虛構性的作品。這個建議很好，由『創作』到『寫作』，我們對這一類文學史現象的概括就更廣泛，也更有普遍性。」（陳思和：《主持人的話》，《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3期）至此，「潛在寫作」正式提出。

1999年，陳思和又發表了論文《試論當代文學史（1949—1976）的潛在寫作》，此文可以視為「潛在寫作」理論宣言書。該文以「抽屜」為譬，全面分析了「潛在寫作」的內涵、類別、意義及其要解決的問題等。陳思和說：「現在提出『潛在創作』現象就是把這些作品還原到它們的創作年代來考察，儘管沒有公開發表因而也沒有產生客觀影響,但它們同樣反映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嚴肅思考，是那個時代精神現象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有機組成。重視這種已經存在的文學現象，才能真正展示時代精神的豐富性和多元性。文學史著作研究潛在寫作現象，也同樣以還原某些特殊時代的文學的豐富性與多元性為目的。當引入潛在寫作以後，文學史所展示的精神現象出現了不可想像的豐富性。一個時代的精神現象不可能以單一的思想理論形態來展示，也不可能以正反兩極的二元對立模式來展示，它應該是一種多元的生命感受世界方式的共生狀態，各種生命現象及其慾望的互相衝突和融合的過程異常複雜，時代精神應該包容並反映這種複雜狀態而不是凈化它。」（陳思和：《試論當代文學史（1949—1976）的潛在寫作》，《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潛在寫作」勾勒出一個新的文學譜系，作了「知識考古」，讓被壓抑者「重見天日」，浮出歷史地表。

「潛在寫作」提出後，很多學者紛紛撰文響應、參與，劉志榮、何向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也引起了批評和質疑，1999年《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出版後，李揚撰寫《當代文學史寫作：原則、方法與可能性——從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談起》一文，批評此書，尤其質疑了「潛在寫作」這一概念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李潤霞承襲此思路，也作文《「潛在寫作」研究中的史料問題》，批評該書的史料問題。

2006年，陳思和主編了「潛在寫作文叢」（十種）由武漢出版社出版，包括阿壠、張中曉、無名氏、彭燕郊、胡風、綠原等人的作品。這套文叢展現了昔年被壓抑者的聲音，通過這些作品，讀者可以看到其生存狀態、處境、心態等。

4.民間。

1994年，陳思和連續發表兩篇論文：《民間的沉浮——從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嘗試性的解釋》（《上海文學》第1期）、《民間的還原——「文革」後文學史某種走向的一個解釋》（《文藝爭鳴》第1期）。《民間的沉浮》從民間的角度解釋抗戰到「文革」文學，展現「民間」因形勢不同而浮浮沉沉。由於抗戰爆發，延安對於民間資源日益重視，此傾向後被寫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成為1940年代以及建國之後的文藝界的「憲法」；1949年之後，左翼思想一統天下，思想界日益單一化，民間不得不由顯轉隱，於是陳思和又提出「民間隱形結構」這一概念，解釋了一些文學現象。《民間的還原》基本精神與前篇大致相同，從民間的視角對「文革」之後的文學史作了某種解釋。

「民間」是一個極具「生產性」的文學史理論，衍生出「民間隱形結構」、「民間理想主義」、「都市民間」等概念，以此視角來梳理20世紀中國文學史。對此，王光東、羅興萍等學者「接著做」了不少深入的後續性研究。「民間」也為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空間，對於張煒、張承志、莫言、余華、賈平凹、閻連科等一批優秀作家的創作提供了新的解讀方式。（參見金理：《陳思和學術年譜》未刊稿）

在陳思和的理論框架中，民間相對於廟堂、廣場而言。民間藏污納垢，但也豐富而充滿活力。民間與潛在寫作等概念，有內在的聯繫，均有共同的標的，試圖解構整齊劃一的「文革」文學觀，尋找多種可能性，建構多元文學世界。

此外，陳思和還提出了無名與共名、戰爭心理、世界性因素、先鋒性等諸多非常有意義的概念，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此不一一論述。

文學批評

陳思和關注中國當代文學，有兩種方式：一是通過寫評論，積極評價重要作家及作品；二是通過編叢書、刊物等，積極推動當代文學的發展。

陳思和持續關注中國當代文學，他是當前最重要的文學批評家之一，他積極評價過很多重要作家與作品，發掘了諸多新人，推動了中國近30年當代文學的發展。陳思和受周氏兄弟啟發，曾有一個計劃，以屬相為書名，每一兩年出版一本論文集，如此12年，共出版了9本論文集，有《筆走龍蛇》《雞鳴風雨》《犬耕集》《豕突集》《羊騷與猴騷》《談虎談兔》《牛後文錄》等，這些書名儘管取諸生肖，但「雞鳴風雨」、「豕突」、「犬耕」等頗能見其心境與志向；另外陳思和尚有《草心集》《不可一世論文學》《海藻集》《獻芹錄》等，這些論著中有大量當代文學評論。

作品書影

陳思和在《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後記中說：「從心底里說，同時代生氣勃勃的新時期文學對我具有更大的誘惑力。我還年輕，一種從學生時代就養成的，熱愛當代社會生活的激情總是衝擊著我，並鼓勵著我把注意力轉移到當代文學中來。」誠然，1978年，陳思和就發表其《藝術地再現生活的真實》（《文匯報》8月23日），此是為其同班同學盧新華的小說《傷痕》而寫的評論；1979年，陳思和發表《思考·生活·概念化》（《光明日報》4月3日），探討了劉心武小說中概念化的毛病。（參見金理：《陳思和學術年譜》未刊稿）之後，陳思和關於當代文學批評的文章一直源源不斷。

陳思和出生於1954年，他和同代作家一同成長，譬如王安憶、趙本夫、莫言、張煒、賈平凹、嚴歌苓、尤鳳偉、韓少功、劉震雲、張承志等。日後他們成為當下最重要的作家，與陳思和的積極評價密不可分。80年代，陳思和與這些作家共同承擔著走出「文革」，走入新時期的時代使命，因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譬如，陳思和一直追蹤研究王安憶，寫了《雙重疊影深層象徵——談〈小鮑庄〉里的神話模式》（《當代作家評論》1986年第1期）、《雯雯的今天與昨天》（《女作家》1986年第3期）、《古老民族的嚴肅思考——談〈小鮑庄〉》（《文學自由談》1986年第2期）、《城市文學中的尋根意識——評王安憶〈好姆媽、謝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北京晚報》1986年4月18日）、《根在哪裡？根在自身——評王安憶〈小城之戀〉》（《當代文壇報》1987年第2期）、與王安憶的對話《兩個69屆初中生的對話》（《上海文學》1988年第3期）、《重建精神之塔——論王安憶90年代初的小說創作》（《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試論王琦瑤的意義》（《文學報》1998年4月23日）、《從細節出發——王安憶近年短篇小說藝術初探》（《上海文學》2003年第7期）、《讀啟蒙時代》（《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3期）等。同時，陳思和也關注稍微年輕的一代作家，譬如余華、蘇童、林白等人的創作，也積極發掘新人，關注朱文、羅偉章、衛慧、棉棉等人。

陳思和有獨到的眼光，往往眾人皆非之，他卻能見其好處，眾人皆譽之，他卻未必以為然。譬如，2005年，余華的《兄弟》甫一出版即引起巨大非議，諸多批評家皆以為是失敗之作。陳思和在課堂上專講了《兄弟》，力排眾議，以為這是一部極好的小說。在陳思和的推動之下，2006年11月30日復旦大學中文系舉辦《兄弟》的研討會，積極評價了此書，頓時扭轉批評界的風向，意識到《兄弟》之價值。

陳思和還通過編輯叢書介入當代文學，編輯亦為一種批評方式，善者擇之，不善者棄之。1995年，陳思和、張新穎、李振聲與郜元寶開始編選《逼近世紀末小說選》。彼時陳思和時常親到編選者狹小住處，一起討論，甚至爭論所選的作品，時常深夜才歸。張新穎寫過一篇文章《雜憶〈逼近世紀末小說選〉——陳思和老師的幾封信，我還記得的一點事》，回憶當年編選情景：「我到了九龍路陳思和老師家裡。通常是在客廳或小書房裡聊天，但那天天氣熱，陳老師讓我坐到了陽台上。高層公寓的陽台，輕微的夜風吹過，還是涼快的。那天也不是隨意聊天，是商量編選《逼近世紀末小說選》的事。之前也談過多次編個年度小說選，這一次算是正式定下來了。名字是陳老師起的，他很喜歡『逼近』這兩個字，有一種在進程中的緊張感。後來他在第一本的序言中說：『它用倒計時的方法，描繪一種向世紀末的精神極限不斷逼近的文學現象，這項工作從現在起大約需要六年的時間，以《逼近世紀末》為總題，一年編一本，直到2000年完成。這是一個在臨界面上挖掘生命意義的工作，看看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是怎樣勇敢地邁過這一道世紀之門的。』陳老師確定了編選小組，加上李振聲老師和郜元寶，一共也就四個人。」

金理對此有極好的總結，引述如下。《逼近世紀末小說選》既是對90年代文學一次極具個人化的存檔，其所具的眼光、對當代小說在跨越世紀之門時呈現的可能性的探討、求證，在今天看來無不應驗了超前性、預見性。比如，卷二曾選入王小波的《革命時期的愛情》，而當時王在國內並無太大名聲。陳思和為每卷撰寫的長篇序言，提出90年代「無名」文化的特徵，及在此文化狀態下小說創作的新變；同時顯示出批評家的獨到眼力與其文學批評的顯著特徵。比如，《逼近世紀末小說選》中多次選入韓東、朱文的小說，陳思和在各卷序言中也不惜篇幅地加以解讀，而在當時一般的評論意見中，置身於社會邊緣的新生代作家很難得到負責的理解。（參見金理：《陳思和學術年譜》未刊稿）2012年某天，我與《傳記文學》副主編郝慶軍先生談天，他說在研究90年代文學，並評價陳老師的《逼近世紀末小說選》道，此叢書品位獨特，與當時北京的「魯迅文學獎」有極大的差別，又談及曾選了當年尚籍籍無名，日後卻暴得大名的王小波。時隔近十年，《逼近世紀末小說選》還時時被業內人提及，可見此書眼光之獨到。

2003年，陳思和出任《上海文學》主編，倡導了剛健的文風，幾年間雜誌風貌一變。此不多言，詳見關於編輯一節。

研究當代文學，是陳思和介入當下生活的一種方式，他通過理解當代文學而理解當下社會，通過研究當下文學而研究世相。故一旦社會有新變化，須有人挺身而出之際，陳思和往往義不容辭，譬如1993年陳思和參與提出了「人文精神大討論」。此事，在當時引起極大反響，時至今日亦常被提及。陳思和參與的對話主要有：《人文精神何以成為可能？——人文精神尋思錄之一》（《讀書》1994年第3期，對話者：張汝倫、朱學勤、王曉明、陳思和）、《道統、學統與政統——人文精神尋思錄之二》（《讀書》1994年第5期，對話者：許紀霖、陳思和、蔡翔、郜元寶）。陳思和個人意見的集中表述可參考：《關於人文精神的獨白》（收入《犬耕集》）、《關於「人文精神」討論的一封信——致坂井洋史》（《天涯》1996年第1期，收入《犬耕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市場經濟全面鋪開，民眾從廣場走向市場，風氣一變。上海是市場經濟前沿陣地，故敏感的知識分子已然感受到巨變，「人文精神大討論」則表達了他們面對市場經濟龐然大物之時的不安、惶惑、批判與反抗。陳思和事後總結其目的道：「但是我們提出的人文精神失落的問題，根源肯定不在當時剛剛開始的市場化（因為它的危害性還沒有充分展示出來），而恰恰是近50年的歷史，是所謂的計劃經濟和對意識形態高度控制的政治形態才導致了知識分子人文精神失落和人格的軟化，所以問題的複雜性就在這裡。『人文精神』討論是從『尋思』開始的，所謂『尋思』是因為人文精神已經失落了，但是只有在市場經濟興起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把它提出來『討論』，而且討論的問題是從市場經濟初期可能會帶來的消極後果的憂慮開始的。」（參見《陳思和、王曉明、張汝倫、高瑞泉：人文精神再討論》，《東方早報》2012年5月27日）

陳老師

陳思和頭銜很多，有陳院長（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陳主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主席（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陳主編（《上海文學》主編）、陳會長（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學學會副會長）、陳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等，但他最珍視者則是老師。90年代，陳思和曾面臨一次抉擇，有關部門希望他能擔任某科研單位的文學所所長，經過權衡，陳思和沒有接受此職務，自己覺得更適合當老師。通過他的這次抉擇，大概能夠見出陳思和的志向與心性。我於2007年9月至2010年7月，從陳思和先生讀博士，2007年至2008年曾為其助管，協助他處理雜事，耳聞目睹，深知他對教學之重視。陳思和社會活動頗多，不得不頻繁出席、參與世界各地各種研討會、評獎會之類，故時常外出。但無論在國內抑或國外，不論行程緊張與否，陳思和都會在上課之前趕回上海，有時候甚至一下飛機就奔課堂而來。某次，陳思和身體不適，頻頻咳嗽，我們私下談話時因咳嗽而不得不多次中斷。陳思和堅持講課，奇怪的是，他一上講台，竟滔滔不絕，幾乎沒有咳嗽，但課畢，又大咳不止。

1982年，陳思和從復旦中文系畢業，即留校當老師，一直到今天，30年矣。陳思和曾說：「我早說過我的職業首先是教師，其次才是評論家什麼的。對於教師來說，他的工作價值只在於幫助年輕一代及時發現並利用自己的才華，使中國知識分子的事業在目前的處境下真正做到薪盡火傳。」（陳思和：《筆走龍蛇》「新版後記」，《筆走龍蛇》第426頁，山東友誼出版社1997年）

陳思和主要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於作品可謂爛熟於心，但他不敷衍，每次課前，總會起早，重讀作品。此事，陳思和的好友張文江先生曾多次在課上或書中提及，並告誡同學們須盡量保持「初心」。張新穎是賈植芳先生與陳思和共同指導的碩士，他也曾說:「對教育，他的熱愛是難以言說的。他講中國現代文學史，已經有許多年了，但每次上課前必備課，常常是上午的課，早晨四點多鐘即起，找參考書，寫內容提綱。同樣一個名字的課業，卻有不少學生聽了不止一次。……陳思和老師對他周圍的學生傾心傾力地關懷，往往使身受者無以言謝。而看著自己所關心的青年人一步步的成長，他也深感欣慰。他營造了一種很令外人羨慕的師生關係，在其中投射了具有提升偉力的精神能量。」（張新穎：《歧路荒草》第168—16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陳思和的課有大課與小課之別。大課為全部學生講，小課則為其碩士生和博士生講。陳思和的課堂非常精彩，譬如1986年他為復旦大學中文系82級學生開設選修課「新時期文學專題研究」時，將這門課分作三個部分：一由他主講「新時期文學十年風雨」；二由同學們討論當代作家作品，討論了王蒙、張承志、阿城、劉索拉等；三請作家高曉聲、王安憶，批評家吳亮、程德培、李潔非等與同學們座談對話，共同探討、交流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現狀。這樣的課程設置顯然讓學生可以直接沐浴在當代文學的氛圍之中，課堂討論也相當熱烈，發言實錄整理成文後，在《文學自由談》《當代文藝探索》等雜誌發表，1987年以《夏天的審美觸角》為題結集出版，2004年收入《談話的歲月》一書。當時這個班級中參與討論的學生，如郜元寶、宋炳輝、王宏圖、嚴鋒、包亞明等，現在已是文學批評與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參見金理：《陳思和學術年譜》未刊稿）近年，陳思和為大一學生講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選取文學史經典作品帶學生細細品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一書即是課堂的講稿。陳思和在課堂上貫徹「文本細讀」方法，希望同學們通過他的講解、引導可以學會如何欣賞、研究文學名作。至於小課，陳思和亦一絲不苟。我曾參與過三年陳老師的小課，同學們在其辦公室，一起或討論文學史問題，或討論具體作品，爭辯之聲此起彼伏，至今想來亦有其樂融融之感。

1988年，陳思和34歲時評為副教授；1993年，陳思和評為教授、博士生導師，時39歲，指導兩個專業的博士生：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專業。陳思和桃李滿天下，他所指導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很多都成為專業領域內的佼佼者，或各大高校與研究機構的中堅力量，譬如張新穎、王光東、宋炳輝、王宏圖、孫晶、劉志榮、宋明煒、李丹夢、周立民、謝有順、李敬澤、金理等。陳思和對學生極關心，會盡其力幫助學生們。此處，可以舉例說明。周立民先生現為上海巴金紀念館常務副館長，是著名的青年批評家，他從陳思和讀了碩士與博士。由於周立民極其喜歡巴金，所以他高中時即開始與陳思和通信，陳思和對他鼓勵有加。大連書店少，彼時又無網上購書，於是周立民屢屢寫信讓陳思和為其購書，並讓他寄到大連。周立民大學畢業之後，在大連幾經輾轉，做過公務員、警察、記者，開過書店，但都不順利，最後，在陳思和的鼓勵之下考取了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碩士。再以我本人經歷為例。2010年，我博士畢業，四處尋找工作，欲覓高校職位就不得不試講。我素無講課經歷，於是頗為心慌。陳老師得知之後，親借一間教室，找了幾位師兄弟當聽眾，讓我試講一遍。陳老師先指出我的問題，然後幾乎手把手地教了我如何授課，包括手應該如何擺放，眼神應該如何收放，板書應該如何，提問應該如何等等。至今思之，我仍覺感動。

出版

陳思和時常介入出版，客串編輯了大量叢書，其中以「火鳳凰」文庫幾種影響最大；陳思和也真刀實槍地出任《上海文學》主編。陳思和時以張元濟創辦商務印書館與巴金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為例，談出版者之精神，以為他們以出版為教育，以出版化民成俗。陳思和從事出版，亦有此志。

1994年，陳思和受一位企業界朋友贊助，建立「火鳳凰學術著作出版基金」，籌划出版了「火鳳凰新批評文叢」。該叢書影響極大，文學界流傳「南京出作家，上海出批評」，上海之所以出批評和此叢書密切相關。對此，2010年我曾採訪過陳思和，引用如下，可以見當時情況與其志：「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市場經濟全面鋪開，社會一下子沒有適應過來，當時有人抱怨說『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當時人文學科幾乎是最混亂的時候，且有傳言社科院要解散。老師不好好教書，學生不好好讀書，學者們紛紛跳槽，下海。人文精神處於危機時刻。我們提出人文精神大討論，就是基於這個背景。說白了，人文精神不是高談闊論，應該在具體實踐中體現出來，於是我決心做些實事。對於市場經濟，其時我覺得有益，以前是一潭死水，現在放開，就活泛起來。我年輕的時候比較相信存在主義，通過自己走的道路去實現自己，即使失敗了也無所謂。當時我的榜樣就是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當時通過出版支持了那麼多作家，幾乎是新文學的半壁江山。於是，我想通過出版學術著作，來推動學術研究，鼓勵和保障學術研究。將大學以及各個方面的銷路打通，通過資助，我們自己出版學術著作。當時資助我們的老闆是一個軍人，我們77級上課時，他在我們班上聽過課。後來轉業了，到海南作房地產，幹得不錯，就想資助學術。後來他見到我，問我有沒有困難。我說我希望能有一筆出版基金，可以出版一些學術著作。他後來將自己的汽車賣掉，先後資助了兩次，共14萬。我就辦了一個『火鳳凰學術著作出版基金會』，於是開始策劃『火鳳凰叢書』。當時有一輯是新批評文叢，現在差不多上海最活躍的批評家，比如郜元寶，張新穎等，都是那時候推出來的。我希望通過出版學術著作讓他們堅定自己的學術信心。」（參見劉濤對陳思和的採訪：《書、書店、叢書、出版——陳思和教授訪談錄》，《南方文壇》2011年第2期）

1995年，陳思和與李輝策划了第二套叢書「火鳳凰文庫」，由遠東出版社陸續出版，共25種，以老一輩知識分子的著作為主。其中著名者有：巴金《隨想錄》、賈植芳《獄裡獄外》、沈從文《從文家書》、張中曉《無夢樓隨筆》、于光遠《文革中的我》等。這套叢書展現了老一輩知識分子的風骨，抗衡了文化市場流行的軟性讀物，實踐了知識分子的出版理想。（參見金理：《陳思和學術年譜》未刊稿）

1997年，陳思和又推出「火鳳凰青少年文庫」（15輯共90種），由海南出版社分批出版。該叢書內容涵及古今中外，有傳統文化、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等。對於青少年認識、學習經典文化有極大助益。

2001年，陳思和與賀聖遂聯袂主編「火鳳凰學術遺產叢書」，由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包括陳子展《詩三百解題》、潘雨廷《易學史發微》等五冊。潘雨廷先生乃世外高人，其主要成就在易學與道教，為了應對時代形勢，走出了「科學易」之路。1949年後，上海、杭州等地集中了一批不得志的老先生，譬如熊十力、薛學潛、唐文治、楊踐形、馬一浮、周善培等先生，潘雨廷先生即從諸位先生學習。潘雨廷先生（1925年—1991年）在彼時年少且無名，故能躲過歷次劫難，厲而無咎，1978年形勢好轉，他方出山，受聘於華東師範大學。《易學史發微》乃潘先生易學名作，讀此或可窺易學大體，陳思和使其面世，功莫大焉。

另外，陳思和尚主編過其他幾套叢書，均有很大的反響，此不一一述及。

2003年4月，陳思和接受上海市作家協會黨組委託，出任《上海文學》主編，歷時三年有餘，2006年7月辭去主編職務。《上海文學》是國內文學界名刊，創辦於1953年，在80年代一度引領文壇，其聲勢與聲望均愈於《收穫》，王安憶《小城之戀》、阿城《棋王》、韓少功《歸去來》、馬原《岡底斯的誘惑》等都始刊於此。對此，我曾採訪過陳思和，他說：「去《上海文學》不是我主動要求。那時這份雜誌陷入困境，欠了半年的工資，當時的主編去大學當教授了，這份雜誌於是就擱在那裡沒有人管。其實當時很多人想管，大約是最後為了平衡，就想請一個外面的人來管。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嘛，於是把我請過去了。當時我的親人和朋友們都不同意我去作主編，或擔心我的身體狀況，或覺得這是是非之地。1990年以來，我一直在探討市場經濟時代知識分子應該如何發揮其作用，也有意關注了教育、出版以及人文學術思想的傳播，我覺得這是三位一體的構成了知識分子的理想崗位。於是最終決定接受這一職務，去牛刀小試。」（參見劉濤對陳思和的採訪：《書、書店、叢書、出版——陳思和教授訪談錄》，《南方文壇》2011年第2期）據此，大致可以見出陳思和主編《上海文學》的志向。

陳思和主編《上海文學》時，提出了新的辦刊方針：「走通兩儀，獨立文舍。」「走通兩儀」意謂，走通國內東西部，也走通中西。陳思和不希望《上海文學》成為「上海的文學」，於是接任主編之後連續去了寧夏、甘肅等地區，策划了西北青年作家小說、廣西青年作家小說、甘肅小說八駿、河南作家小說專號等。陳思和又放眼世界，注重國外優秀小說的翻譯，相繼發表了奈保爾的《波西米亞》、拜耶特的《森林裡的怪物》、卡弗的《柴火》、雷肯的《海》等。陳思和不僅希望《上海文學》成為中國讀者了解西方文學的窗口，亦希望西方讀者藉此可以了解中國文學，雜誌與法國人文之家基金會合作中法作家對話會，即是為此。「文舍」借用了沈從文的話，沈從文將文學看出人性的神廟，「文舍」即神廟，「獨立文舍」意思是要以獨立於市場的審美精神來辦《上海文學》。

另外，陳思和尚主編《史料與闡釋》《巴金研究集刊》等學術刊物，此不一一。

系主任

2001年，陳思和出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兢兢業業，至今長達12年之久。陳思和對復旦大學中文系感情深厚，他在此學習，工作，成長，中文系培養了他，他也反哺了中文系。科舉制度廢除之後，讀書人退出權力中樞，大致有三個流向：或從事寫作，譬如魯迅；或從事教育，譬如蔡元培；或從事出版，譬如張元濟。但若在「化民成俗」角度理解為政，無論從事寫作、教育、出版亦是為政，他們欲以此培植民族元氣，開創時代新風，只是與直接從政有方式之別而已。陳思和從事寫作、教育、出版，此是其間接「為政」；出任系主任則可謂直接「為政」。

12年間，陳思和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工作：引進人才、加強學科建設:改革教學，培養人才。陳思和改革成績卓著，復旦大學中文系實力倍增，2007年中文學科被評為國家一級重點學科。

陳思和積極引進人才，加強學科建設。2001年至2012年，陳思和前後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引進了52名教師（後因諸種原因，有4名先後離開），他們或名滿學界，或為學科領軍人物，或學有專長，他們融入了復旦大學中文系，做出了各自的貢獻。復旦中文系引進裘錫圭先生為首的團隊，成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和古文字研究中心，建立了一個學科高地，由此復旦中文系古文字專業一躍而為國內前茅；引進張漢良、楊乃喬的團隊，提升了比較文學學科；引進著名作家王安憶，建立文學寫作學科和創意寫作的專業碩士學科；引進陸揚、王才勇等，鞏固了文藝學學科的領先地位；引進袁進、欒梅健、段懷清等近代文學專家，在近代文學和通俗文學領域恢復了中文系原有的傳統；引進鄭土有等老師，建設了民間文藝學科；引進劉大為、劉曉南、陳忠敏、龔群虎等專家，在修辭學、音韻學、應用語言學等領域夯實了學科基礎。裘錫圭先生團隊從北京大學而來，張漢良教授是從台灣大學來，劉曉南教授從南京大學來，黃蓓、白鋼、劉震、陳忠敏、龔群虎等從法國、德國、美國、新加坡等學成回國，他們來自四面八方，把國內外名校的優良學風帶入了復旦中文系，影響了學生和老師，豐富了復旦中文系原有的傳統。在學科建設方面，復旦大學中文系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2001年教育部評估中，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和漢語言文字學學科進入全國重點二級學科；在2007年教育部評估中，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進入國家重點二級學科和上海市重點學科，復旦中文學科也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一級學科，列入全國同類學科前列。2007年以後，復旦大學中文系重點建設比較文學及世界文學學科和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學科，目標就是要把復旦中文一級學科所隸屬的七個二級學科，都建設成全國一流學科，做名副其實的國家一級學科。（參見《復旦大學中文學科大事記1925-2010》及《2001—2012年中文系行政班子述職報告》）

昔年，蔡元培曾有一希望，若是中國能夠大學生滿街走，該是多麼美好的社會。今天，高等教育日益普及，但也日益淪為職業教育，大學生確實滿街走，但社會似乎並無大改觀。陳思和對此或有較深感觸，於是他積極展開教學改革，提倡精英化教育，意在培養人才。2001年，陳思和上任伊始，即加強本科基礎教學，強調學生應以讀原典為主，中文系課程設置由是一變。原典精讀課涉及古今中外各種基本典籍，譬如有《論語》精讀、《莊子》精讀、《史記》精讀、《世說新語》精讀、《說文解字》精讀、魯迅精讀、沈從文精讀、韋勒克《文學理論》精讀、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精讀等。授課者皆為復旦中文系名教授，他們下到大一課堂之中，帶領同學們細讀原文。我在復旦讀書時，曾去聽過大部分精讀課，確比浮泛的概論課或文學史課收穫更大。此後，陳思和以此為基礎，主持編纂了「中國語言文學原典精讀」系列叢書，獲教育部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等。此一系列課程獲得教育部精品課程，國家級優秀教學團隊等稱號。近幾年，在甘陽、劉小楓等人的推動下，國內也掀起「博雅」教育熱潮，他們的靈感得自於芝加哥大學思想委員會開展的「LiberalEducation」，於是中山大學、人民大學等也積極提倡閱讀原典。陳思和主導之下的教學改革，引領了風氣。

從2010年開始，在陳思和主導之下，復旦大學中文系以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為試點，開始實施研究生精英化培養。2010年，陳思和寫了一篇文章《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比較文學與精英化教育》（刊於《中國比較文學》2010年第1期），提倡比較文學應該進行精英化教育。後由楊乃喬執筆寫成《復旦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生博士生精英培養計劃》，可謂比較文學進行精英教育的宣言，此計劃擬定了詳細的比較文學研究生的培養方案，明確提出比較文學專業的精英教育特質，強調碩博連讀、取消碩士生論文寫作、延長博士生學制（四年）、設定多種外語教學（包括古希臘語、拉丁語、梵語、以及多種歐洲語言、東亞語言的學習），古漢語和古典典籍的訓練等。此項教育計劃實施以來，得到了復旦中文系學生的大力支持，也廣受社會好評。

(原刊載《傳記文學》2012年第12期，系中國思想肖像欄目之「中文系」系列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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