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非基運動」的回應與教會本色化探討

07-01

回應與本色化探討（上）

梁家鱗

非基運動對基督教的攻擊

非基運動期間，國人對基督教展開了猛烈的攻擊。這些攻擊是多方面的，總括而言，約有以下各項：

一、對一切宗教(包括儒教、佛教)的批評：

1．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學、反理性、反知識的。

2．宗教使人逃避現世，只顧來生，因而成為人民的鴉片；減低人民積極面對現實、改變現實的能力。這樣往往亦成了統治者麻醉人民的工具。

3．宗教在現代社會已無存在的功能，它是過時的產物。

4．宗教通常具有高度的排他性，蔽錮人民的思想，使他們拒絕接受新知，因而不能進步。

二、單針對基督教的批評：

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這個說法雖源於共產黨理論；但在當時既然民族主義的內容就是反帝國主義，則持此看法者便不一定是共產黨人。此看法基於以下三個原因：

(a)中國正面臨帝國主義的壓迫；除日本外，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就是要將基督教傳給中國的國家。

(b)歷史上，基督教是伴隨著帝國主義來到中國的。在二十年代，傳教事業仍是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

(c)差會在中國擁有大量學校、醫院及種種慈善事業，吸引了廣大群眾。他們即使不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也會因此而有親英、親美的思想；最低限度減少了國家精神。

(d)宗教都具排他性，但基督教的排他性尤為厲害，除天主教與更正教勢如水火外，不同宗派間也互相攻訐；如此妨礙了中國人的團結，對他們要一起探索國家的出路不但無益，反而有害。

這些指控在中國社會上產生極大的震蕩和迴響。它們都不是純粹的學理問題，而是有所因應，在歷史裡可找出其根源線索的，故要答辯並不容易。基督徒在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一直在努力以行動來答辯此等攻擊和挑戰。

回應的路向

基督徒到底如何回應國人的挑戰呢？他們選擇了那些路向？這些路向又企圖解答什麼責難呢？要回答這些問題，最好是藉助主後1926年ChinaChristian Year Book一篇由編者所寫的文章「Characteristic of ChristianMovement"。文內指出，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挑戰，使基督徒產生兩個自省式的問題：第一是「基督教是什麼？」(What does the ChristianReligion mean？)、第二是「基督教在中國人的生活上佔有何種角色與功能？」(What is the place and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the life of China？)這兩個問題，正好總括了基督徒要努力的方向：

在當時的中國，基督教被指為迷信、反科學、反理性。因此基督徒要回答的是：基督教是什麼？基督教的中心信息是什麼？基督教的本質是什麼？又基督教除了那些所謂迷信的超自然成分外，還有什麼？由於第二十世紀是科學主義泛濫的時代，一切神跡奇事皆為國人所否定，即基督徒亦難以招架；再加上西方此時期自由主義的神學思想盛行，對聖經的超自然部分亦不重視、甚至予以靈意化的解釋。是以就「基督教是什麼」作答辯的，多數都持了自由主義的若干或全數觀點，認為神跡並無特殊意義，基督教的重點和主題也不在這裡。他們認為基督教的本質其實就是耶穌基督的博愛精神，這種博愛精神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中國急需學習的。

對於「基督教在中國人的生活上佔有何種角色與功能」此問題，可以再細分為以下三方面，以待基督徒作答：

一、教會與社會的關係：基督教到底是否人民的鴉片，使他們只顧來生、不顧現世呢？基督教的現世意義何在？對中國人的生活有何貢獻？

二、教會與國家的關係：第二十世紀的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都陷入絕望的困局中；中國人急於要的是國家的重建，及自強自救。在這個大方向之內，基督教有沒有存在的地位，所佔的角色又為何呢？

三、本色化的問題：基督教是一個外來的宗教，或者更不客氣的說，是帝國主義國家帶來的宗教。在當時中國人亟亟要求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那基督徒應站在那一邊？為了使基督教與帝國主義劃清界線，必須使教會脫去外國的性質；即是說，本色化的教會必須要建立起來。

回應模式

在簡括地說明了非基運動對基督教的攻擊及基督徒需要回應的方向後，接著我們便逐一介紹基督教會在二、三十年代的變化。這裡必須澄清的是，以下所縷述的各項事工並不必然是針對非基運動的挑戰的，事實上也沒有任何事工是純粹回應性、而沒有教會內部的發展需要和動力去促成的。筆者在此並非要提倡「挑戰一回應」這個簡單的解釋方法。將二、三十年代基督徒的努力與非基運動拉上關係，只是一個方便的做法，以便將這些事工所要達成的目標浮顯出來；並且我們也可相信，非基運動對基督教的攻擊，若不是知識分子憑空杜撰的誣陷，就必然基於某些(片面的)事實和存在的問題，而這些事實和問題也必然是當時期基督徒能夠看見，又願意起來面對解決的。非基運動在此也許只扮演了將問題要解決的迫切性提高了吧。

所以，以下當我們瀏覽各項事工時，也會首先交代它們的內在產生因素及一些歷史發展的背景，而不會僅局限於主後1927年之後。

一、教會合一：教會合一的問題很早被提出，而且也非常重要。基督教的分裂、宗派間的互相排斥，一直是被人詬病及攻擊的地方；宗派間的互不聞問，也使基督徒不能團結合作，以對應當前急劇轉變的外在形勢。更重要的是，宗派的存在，明顯地帶著西方差會的色彩；例如巴色會、巴陵會、倫敦會、安立甘會……等，連名字都標誌著是外國的東西，如何不令人產生抗拒？

合一運動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是宗派的合一，如前述長老宗、聖公會、信義宗等，也有宗派間的合併。二是事工性的合作，如前述的基督教教育會、中華續行委辦會等。這些合一性的工作又開始甚久，但在二、三十年代，卻又有突破性的發展。

首先在宗派合一方面，此時期大部分的宗派均謀求使國內由不同差會建立的教會合併在一個教會系統之內，並組成全國性的聯會以統籌協調；此外又將宗派的名字易作較合中國文字習慣的叫法，或在宗派名稱前冠以「中華」二字。不過在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卻是中華基督教會的成立。

自主後1918年4月開始，長老宗與公理、倫敦二宗商討合併的可能；後逐漸加以擴大，至凡願意加入的宗派均受歡迎。至主後1927年，一共有十九個宗派參加，統一建立中華基督教會；並於9月召開第一次正式的全國大會，成立總會。於是，中華基督教會成為中國最大的宗派。

中華基督教會的組成一直以來都成為中國教會合一運動的典範，但其成就卻不是遽然達致的。特別是在三十年代剛組成之時，由於每個宗派以至每個差會仍在經濟上和人力上負責其原來建立的教會，又每個差會仍維持傳教根據點--基地--總部，以至全國性的指揮中心及母國的差會議會的隸屬關係，形成在組織上錯綜複雜、行政上架床疊屋。這個組織情況甚至曾被主後1930年美國平信徒宣教調查團引用來做為說明合一事業不真實的例子。

至於在事工的合一方面，最重要的當然是基督教協進會的成立。主後1922年，中華續行委辦會在上海召開基督教全國大會，議決成立基督教全國協進會。該會主要為顧問及聯絡性的機構，負責計劃、調查、研究等工作，並探討一些新的路向及工場，特別是農村重建工作、大型的佈道計劃等。在抗日戰爭前，該會共有十六個宗派的教會參加，包括30萬信徒，終佔全國信徒人數61％。

在協進會及一些地區教會的推動下，三十年代還有許多聯合性的事工，如協和大學、江西黎川的農業改革、華北農業服務社等。事實上，教會在事工方面的合作遠較在組織上的合併為易；這些合作計劃主要是由一些超宗派的事工性機構(如協進會、青年會以及教會大學等)來策劃及推動的。這種情況與今日並無大大的分別。

二、自治自養運動：許多人一提到「三自」便談虎色變，但其實三自絕不是由某黨新發明出來的。早在主後1877年的全國傳教士會議上，寧波長老會的白達勒(John Butler)已提出自主、自養、有本地牧師的教會，是使基督教植根在中國的最大保證，同時中國人對基督教是洋教的抨擊也會減少。在主後1890年的傳教士會議內，中國教會的自養問題已成為會議討論的其中一個主題。在主後1907年的百周年紀念大會會上，更通過傳教士最終要建立一個完全有自主權力的自治及自養的中國教會的決議案。可見，三自不僅是中國信徒的要求，也是來華傳教士的共識；此名詞日後如何被誤用是另一回事，總不能抹煞此要求的迫切性。

在民國以前，一些中國信徒已建立起若干自立教會，包括廈門由英、美兩個長老宗的差會所開設的教會，在主後1862年後成立以華人為主的自立閩南大會；主後1881年席勝魔在山西鄧村開辦的福音堂；以及在第二十世紀開始，有部分地區的基督徒脫離原來所屬的宗派，在北京、天津、煙台、濟南、青島等地，逐漸建立起當地的中華基督教會(這與1927年由長老、公理、倫敦等宗派合併而成的中華基督教會並無關係)，並歡迎所有宗派的華人信徒參加……等。

不過最重要的，仍推主後1906年由上海閘北長老會堂俞國楨牧師發起組織的「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了。該會以完成華人自理自養為目標，得到各地基督徒的響應。至主後1920年，全國共有十六省、189個自立會的會所；並於同年6月，召開第一次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全國聯合大會，組織了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全國總會。自立教會發展至頂峰時期共有六百多間教堂；但因國內政治動蕩、經濟困難，在三十年代逐漸萎縮，至主後1935年僅剩下二百多個堂。

民國以後成立的自立教會就更多，規模較大的是真耶穌教會及聚會所。

真耶穌教會成立於主後1917年的北京，創辦人是山東長老會的張靈生和張巴拿巴，以及倫敦會的魏保羅。他們深信在當時中國大部分基督教會與聖經相違背，因而開始獨立傳教，並建立教會，稱為真耶穌教會。最初僅限於河北、山東二省，後遍布華南華北等地。主後1926年該會成立總部於南京。教會發展非常快，至抗戰勝利後國內外的教會及祈禱處共有一千處，信徒約八萬人。

聚會所由倪柝聲等建立，主後1928年首先在上侮擘餅聚會；其後此小團體漸漸發展，在各地建立聚會點。他們否認自己屬於任何宗派，而只是一群奉主名聚會的人，所以沒有任何名稱；後來因為要向政府登記，乃用了「基督徒聚會處」或「教會聚會所」等名字；又由於他們在未有名稱前使用一本「小群歌集」，故亦被稱為「小群教會」。聚會所由上海開始發展，逐漸遍及全國和海外，至主後1949年已有七百間教會，擘餅信徒超過七萬人。

此外，還有主後1921年由敬奠瀛等在山東泰安馬庄發起的「耶穌家庭」，以及一些個別性的教會、如王明道在北京的基督徒會堂等。

從上面提到的各種自立教會，大致上可以看到它們都是由一些中國傳道人或基督徒帶領，脫離原有由差會建立的宗派，組織自立的教會。這與一個宗派內的某堂會因著會友增加、經濟足以自給而向宗派申請自立的情況完全不同；因為後者雖然自立，卻仍留在該宗派內，但前菩卻是另組一個新宗派。自立教會的領袖，可能是因著與差會或傳教士有過節、或對現存的宗派感到不滿，才脫離原屬宗派而自立；故此他們對外國的禮儀和神學思想反叛較大，例如組織獨立、傳道人毋須按立、守聖餐時以擘餅形式等。自立教會通常有較大程度的本色化。

自立教會另一個特色是創辦人多數是一奮興佈道家，在信仰方面強調感情的投入過於理性的知識；加上他們在管治教會時，採取家長式的方法，管教與示範兼施，並以學徒制度來訓練信徒；教會與西方宗派(乃至整個教會歷史傳統)的割裂，形成他們就是最大的權威。結果造成教會有反學術、反神學及非歷史化的傾向。也因著他們全然否定西方神學的傳統的緣故，他們多數自稱直接從聖經了解所有信仰的真理，故釋經方法是字面的解釋(literalism，甚至只是中文翻譯的字義)。不過，他們信仰的重點亦不在神學思想上，而是在生活的應用上。他們很強調行為的改變，例如王明道認為重生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不再受肉體死亡威脅；二是活著的人有具體的改變，因有聖靈幫助，人可以達到從前做不到的道德行為。所以，加入基督徒會堂的人必須重生，而重生是從行為可以識別的(注意：這不等於行為主義)。這看法其實與中國人的信仰著重點很接近。

教會的自治自養運動，並非是因非基運動而起的，可是其發展也與國人的反教情緒有密切的關係。在二十年代非基運動最激烈的時候，也就是教會自治自養最迅速最篷勃的時期；特別是因為民族主義高漲，排外及反教情緒激烈，許多外來的傳教士紛紛由內地往沿海的省分撤退，造成這個時期差會的事業衰退，本土獨立教會乃乘時而起，大力開展工作，故這是教會自立發展的黃金時期。

在二十年代末期至二十年代，由於民族主義對基督教的攻擊放緩，教會自治自養的努力也放慢了。不過由於三十年代初世界性不景氣開始，來華的傳教士及金錢有顯著的減少，導致教會事業面臨困難，很多工作如醫療、教育、慈惠等均告萎縮或停頓，很多從前受差會資助的教會也要被迫自養。在這過程中有一部分教會要把受薪的傳道人辭退，並募集一些義務人員去取代全職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