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文化由於批評而腐爛了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學家、批評家和文化思想家，文化研究的主要奠基者。威廉斯出生於威爾士的一個鐵路工人家庭，畢業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1946年被牛津大學輔導課程委員會委任為指導教師，開始從事長達15年的成人教育工作。1961年，威廉斯就任劍橋大學講師，並於1974年獲得戲劇教授職位，直至去世。

閱讀與批評

文 |雷蒙德·威廉斯

譯 | 樊柯 王衛芬

現在，我看到反對現實主義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電視或小說中的他們自己這一代人正在形成一些非常嚴厲的觀點，他們否決了利維斯批評傳統的所有前提並從完全不同的哲學前提出發繼續前進，但是他們正在以某種非常相似的敵對情緒對他們同一時代的作品做出反應，這時，我禁不住感到這個文化由於批評而腐爛了。

當你寫作《閱讀與批評》的時候，你和《細察》傳統之間存在實質性的分歧嗎？現在看看這本書，二者非常接近，不過或許存在著沒有表現出來的差異？

我當時自覺意識到一個差異，這個差異現在看來可能不太明顯，但在當時是很重大的。《細察》標準的小說批評實踐是通過分析一段散文體的例子來判斷一部小說或者一個小說家的性質，這段例子被認為是這個作家總體作品的代表性範本。這一方法基本上是被發展用來分析獨立的短詩，我認為它不會對小說起作用。在準備文學榮譽學位考試的時候我已經搜尋了很長時間，以求找到出於喬治·艾略特和勞倫斯的相匹配的散文體例子來論證這一點。我選擇的那些例子所展示的結果是，一對例子表明喬治·艾略特是比勞倫斯更為優秀的作家，而另一對例子表明勞倫斯是比喬治·艾略特更為優秀的作家。當時我覺得這是對正統批評的一個挑戰。當然，我後來可以說，對用來進行精密分析的某一段文字的選擇，通常以某種對於該段出自作品的未經檢驗的判斷為前提，對作品的判斷源自別處。

你在《閱讀與批評》中對艾略特和勞倫斯的段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你從中得出的實際結論是，需要分析的不是武斷地加以孤立的段落而是全部的作品。你接下來嘗試這樣說明康拉德的小說《黑暗之心》。現在你對那一章的感受是什麼？

我認為，雖然那一章採用的也是較短的作品，但是它在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不過這一章說明的是那種批評分析的局限——它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具有反諷性的是，康拉德的文本引起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例如關於帝國主義，後來這些問題引起了我的極大關注，但是我當時根本沒有討論它們。在一個完全關注語言運用或者主題組織的過程中，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幾乎不可能被討論到。

那引出了與你當時的一般理論立場有關的問題。《閱讀與批評》包含了一些對寬泛的利維斯式理性原則的挑釁式的重述。例如，你非常大膽並且故意地嘲笑了這樣的觀念：文學評價在任何意義上都受到更為廣泛的理論觀點的支配，更不必說文學評價還受益於它了。你寫道：「『標準是什麼？』這個問題可能會被在理論上加以對待，但是有關文學評價和文學價值的理論對於文學作品的實際判斷似乎常常極少具有實用性，無論它對於其他知識部門可能多麼有用。事實上，任何人都了解，這樣一種理論興趣轉移了對文學作品本身的注意力。」然後你繼續說：「對於『文學價值是什麼』和『文學標準是什麼』這樣的問題，一個人可能只會回答說『它們是文學作品本身』。」那不是標準的利維斯式的極為循環論證的主張嗎？

是的，這或多或少是一種正統立場的陳述。不過，與其說我當時是在思考與文學有關的理論，不如說我是在思考與文學評價有關的理論。雖然我現在不會以那種方式提出，但是實際上，我仍然堅持同樣的被稱作批評理論的觀點，它與文學理論或者文化理論在實質上是完全不同的。關於做出評價的過程存在著大量貌似的理論話語，這一評價過程作為一種孤立的活動再現了孤立的批評實踐本身的局限。

在這本書結束的地方，你說，文學是「具有重大價值的，主要因為它是得到連貫表達和評價的詳細的個人經驗記錄」。對於你的寫作而言，即使在當時，那似乎也是一個非常令人驚訝的陳述。

沒錯。現在儘管我會保留「詳細的」和「經驗」這些成分，但我顯然不會再使用這些措辭。破壞了強調重點的是「個人」這個詞。使用這個詞的意圖是抵製作為一種文學抽象的關於社會的觀念。如果不是說文學作品沿著更適於研究同樣社會系統結構的話語形式方向被取代的話，實際上，正如我後來主張的，一個社會系統只能在非常明確詳細的生活與聯繫中得到理解。但是我沒有注意到的是使用「個人」一詞在另一個方向上的深層意識形態根據。我想要堅持的是，一個社會系統同樣也是一個由人構成的社會，但是我的解釋形式延續了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錯誤對比。

《閱讀與批評》引發的最後一個問題直接把我們帶到當下。對於目前的新讀者，這本書的一個最為引人注目的主題是你在某些方面對批評的大致辯解以及你在這樣做時所使用的措辭。你寫道：「批評遭到廣泛的憎惡，它招致了如此頻繁劇烈的敵意，因此顯然存在著非常巨大的情感力量捲入其中。理解情況為什麼會是這樣幾乎沒有任何困難。」你抨擊了把批評視為一種純粹「挑剔的、吹毛求疵的行為」，其目的是要奪走讀者的愉悅，你還宣稱，批評實際上是在成熟的閱讀中對標準進行評價和比較的合理過程。30年後，在《關鍵詞》關於「批評」的詞條中和《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的討論中，你採用了完全同樣的措辭，但是對於你曾經公開指責的對批評與吹毛求疵之間的等同，你現在似乎是支持的。在《關鍵詞》中你明確地寫道：「針對［評價］習慣上的狂妄，繼續把批評理解為吹毛求疵是最有益的語言方面的影響。」你意指這是對你早前立場完全有意的顛覆嗎？

當然，這樣說是非常自覺的。不過，這種變化不僅與我的作品發展有關，還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有關。一個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實是，實用批評運動的早期階段與對某些類型當代作品的相應支持是相關聯的。1920年代新批評的力量直接與艾略特或者喬伊斯的新型詩歌和散文聯繫在一起。過去的文學作品當然常常被借用，但是它們與當前的文學實踐也有某種意義上的聯繫。當我們在戰後直接採用實用批評口號的時候，我們感到存在著一場即將發動的文化鬥爭，存在著某些我們想要抨擊的人物或者寫作風格，例如普里斯特利（Priestley），他正好以創造性作家的傲慢語氣做出了回應——「這些劍橋的青年人在挑剔誰呢？」那正是我們當時所指的對批評的憎惡。另一方面，我們很不清楚當代文學可供選擇的明確方向。那種不確定性後來被1950年代普遍的漠不關心承繼了，當時很少有批評實踐對於當前作品中的隨便一種傾向以任何方式提供即便是有限的支持。這兩者變成完全分離的了。利維斯在這一轉變中是一個有影響力的關鍵人物，除了幾個倖存的早期作家，他抵制戰後的一切作家作品。當代作品現在得以評價的絕對標準完全是過去的作品。結果出現了大家熟知的由過去的文明與當前的混亂構成的社會-文化教條，與之結合的是主張文學批評對於所有文學實踐的優先權。到了1960年代早期，人們普遍認為，與進行創作的嘗試相比，指出當代作品中的缺陷是一個更為重要的活動。在那種程度上，可以更為恰當地說，吹毛求疵正在被提升為英語研究中的一門主要學科——在性質上不同於實用批評最初特徵的某種東西。

現在，我看到反對現實主義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電視或小說中的他們自己這一代人正在形成一些非常嚴厲的觀點，他們否決了利維斯批評傳統的所有前提並從完全不同的哲學前提出發繼續前進，但是他們正在以某種非常相似的敵對情緒對他們同一時代的作品做出反應，這時，我禁不住感到這個文化由於批評而腐爛了。所以我現在認為重要的是恢復這樣一種認識，如果批評實踐不與某些對文學實踐的擁護聯繫在一起，它將會更為接近被以一種粗野的方式描述為純粹的挑剔和吹毛求疵，並且將會不可避免地引起粗魯的反應：如果你認為你可以寫出一部更好的小說或者電視節目——把它寫出來，我們也會這樣看待你的作品。當然，當這種反應來自那些忙於妨礙他人創作作品的人的時候，它常常是一種粗野的錯誤信念。最近愛丁堡的電視戲劇節是這兩種態度得以顯著展示的一個場合。一方面，你可以聽到極為自滿的「具有創造力的」人告訴年輕的批評家們：「當然，你們不過是批評家，我們才是製作這些節目的人。」這種答覆把我帶回到了1947年的立場——對這種答覆我會再次寫出同樣的對批評的辯護。另一方面，對於因為不理解「我們具有創造力的人」而被拒絕承認的批評家們，當我與他們中的許多人討論他們的批評方向以及批評與當代作品的聯繫的時候，不可能不注意到他們的批評與任何可供選擇的實踐都是脫離的，那樣的實踐本來應該是批評興旺的條件。

此外，你不可能把批評的制度化視為在考試卷或者大學校園評論中延伸的一種教育實踐而沒有強烈地意識到它對受訓於想當然的批評特權的一代人起到了什麼作用。使我具體確信這一點的事件是當時我讀到完整的一組試題答案，它們涉及的是瓊森對李維（Levet）的悼文，在悼文的第二節，不但把李維描述為「坦率的」和「真誠的」，還把他描述為「愛管閑事的」。「愛管閑事的」在18世紀通常是肯定性的詞語，其含意是「樂於助人的」，但是現在它當然意指跋扈的或者礙事絆腳的。一個教師可以原諒任何不了解這一點的人，但是對於那些在一個關於美德的列表中發現這個有疑問的詞的大學生們，他會期待他們願意坦率地承認「即使我不能解釋，這裡也存在著某種使人迷惑的東西」。對我造成非同尋常衝擊的是他們的狂妄，與這種狂妄相伴，他們的答案要麼求助於源於實用批評的專業性神秘化做法——那是一種有趣的模稜兩可的話：既是高尚的又是愛管閑事的；要麼簡單地斷言，瓊森思維混亂了，沒有能力選擇用詞。那種不進行自我批評的習慣得來毫不費力，對任何人都沒有什麼好處。一種風格逐漸形成了，完全不具有建設性——它越制度化就越變得更加狂妄。事實上，它目前在某種反政治的犬儒主義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像這樣的批評家非常適合於挑刺兒，當出現某種關於工業化的爭論的時候，他們會分析總是包括了某些錯誤和老生常談的那些鬥士們的語言，而不是譴責與爭論相關的對象。在這一點上，不管以何種方法加以限制，必須明確表達對純粹作為吹毛求疵的批評的認識。這就是我在《關鍵詞》中有意改變我的評價的原因——捍衛那些需要某些捍衛的人們。

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會對此有強烈的同感。你的回答實際上使人想起了《閱讀與批評》的一個重要特色，這個特色不容易從簡單的文本對比中推斷出來，但是應該是對這本書進行回顧性評價的一個構成部分：你當時試圖改變利維斯-瑞恰茲式批評的社會關係。瑞恰茲的讀者事實上是社會精英，利維斯的讀者在規劃中是知識分子精英，而你的直接讀者大體上是工人階級，他們受到的教育來自忠實的社會主義者，這些社會主義者是以那種觀點來理解他們的教育實踐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這本書實際上立足於你一直在談論的那種學科專業化的發展之外。

那在客觀上是真實的。不過我並不認為我當時對那種區別是如此自覺的。當然，正如我解釋過的，成人教育是不同因素混雜的一場運動，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它僅僅是精英教育的一種延伸。不過，工人階級學生的出現是這一混雜運動中的另一個部分，使批評實踐適合於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對批評實踐的修正：改變了的社會關係必然產生一種改變了的社會聲調。

本文選自雷蒙德·威廉斯《政治與文學》，河南大學出版社/上河卓遠文化2010年10月版

《政治與文學》

（英）雷蒙德·威廉斯 著

樊柯 王衛芬 譯

在文化研究領域，無論怎樣讚美雷蒙德·威廉斯的貢獻都不過分。馬修·阿諾德和利維斯把文化視為人類「所思所言的精華」，宣稱只有少數人才享有文化，他們強調了文化本身超越物質性的一面，以精神貴族自居，壟斷了文化話語權。威廉斯則把文化定義為「一種整體生活方式」，彰顯文化的物質性和日常性，從而顛覆了精英主義的文化觀念，用文化來詮釋大眾的日常生活。毫不誇張地說，威廉斯對文化定義的拓展預設了當代文化研究的疆域，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石。從事文化研究，威廉斯是必須加以了解的一個人物，《政治與文學》是《新左派評論》三位編輯對威廉斯的學術訪談，《政治與文學》內容涉及威廉斯個人生活和學術發展的幾乎全部主要歷程，對於理解威廉斯的學術思想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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