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蘇東轉型的方方面面——共識在線第十期(2)

　　【共識網】：您覺得俄羅斯現在是怎樣處理領導人產生的過程的？

　　【金雁】：俄國民主化的路程還沒有結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統一俄羅斯就是「政權黨」。俄羅斯民主還是有，我們上面提到的民主選舉、議會制、多黨制、新聞自由，但是不完善。就是在政黨政治方面，俄羅斯跟東歐比是有一個落差的，所以梅德韋傑夫的這些講話也是覺得應該向憲政民主方面更加規範、更加完善、更加向前走，而不是向後退，不是用種非理性的或者帶有民粹主義「強人政治」或靠個人魅力和自己的團隊網路來取悅選民。當然一方面也說明俄國具有這種土壤，說明民眾不太成熟，希望有一個強人統治，希望有這麼一個能人把一切都管起來。梅德韋傑夫這樣講是希望俄國在法制化、憲政化的道路上前進，這也是我們的希望。

　　【共識網】：網友鄭治：從「專政」走向「民主」，「清算」是個繞不開的問題。您能否簡單介紹一下，蘇東國家轉型之後，當年的權貴等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是如何處理的呢？轉型之後，在新環境下，他們的生活處境有哪些變化？可否簡單介紹一下。

　　【金雁】：在東歐，只要你不和秘密警察、和克格勃掛鉤的話，應該來說沒有太大問題，只不過沒有當年那麼顯赫罷了。我在波蘭認識一個內務部的將軍，我認識他的女兒，我還問過她，你父親怎麼樣？她說她父親和普通老百姓一樣。當然他們這個階層的人心理還是有很大失落的，但是對於老百姓來說，這個日子我們過了很多年了，你們現在的狀況比我們當年好很多，我們能過，你們為什麼就不能過？但是這是指一般的黨政幹部，如果你是克格勃的線人或者當年為蘇聯人做過內應或者打過小報告、出賣過自己的同胞，肯定政治生命就完全終結了，這是競選當中的殺手鐧，哪怕你的父輩有這樣的行為，這個人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

　　當然也有一些人還是過得不錯的，80年代末的時候，還沒有劇變的時候，其實這些國家也都有一些權貴私有化，黨內有些人就在搞權錢結合，早就沒有了什麼理想主義，很早就下海撈錢了，利用手中的權力積累財富，在還沒有劇變之前已經開始有這種轉移了，這批人的日子都過得還是不錯的，甚至成為了「新貴」和「暴發戶」。應該可以說，俄羅斯有一個詞叫「номеклатура」，所指的是「任命官員的名單」，這些人中將近七八成的人，在劇變後的轉軌中得到了好處。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和掌握的內部信息以及幹部的裙帶關係，攫取了大量的財富，有相當一部分的寡頭就是通過這個途徑成為了「新貴」，就是在普京時代高官們同時也是「財閥」，副總理茹科夫是俄羅斯鐵路公司的董事長、總統公廳副主任謝欽是俄石油公司的董事長，另一位副主任蘇爾科夫是石油管道運輸公司的董事長、總統的助手維克多·伊萬諾夫監管俄羅斯國際航空公司負責人等等。所以涅姆佐夫說，葉利欽時代是「私人寡頭」，現在是「官僚寡頭」。

　　【共識網】：金老師，您在《蘇聯解體20年祭》一文中提到「民主固然『不能當飯吃』，但是有飯吃也不能代替民主」，我的問題是，您是怎麼看待中國民主轉型前景的呢？對中國來說，蘇東轉型又有哪些值得借鑒的經驗呢？

　　【金雁】：雖然我們說蘇聯經濟搞得不好，也有很多人把蘇聯垮台歸結為經濟原因，但是薩哈羅夫說過一句話，「這個體制最重要的問題實際上是人們不自由」。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就經濟狀況整體來說，老百姓日子還是過得不錯的，比斯大林時代好很多，統治集團已經懂得了要用物質手段、用經濟懷柔來緩解大眾的不滿情緒，消費被作為衡量社會主義成功與否的標準大加推廣，那個時候工業已經開始反哺農業，集體農莊的人都是有退休金，有保險，不完全是因為經濟沒有搞好。這些人以自身利益和生活方式想當然的認為，民眾的生活水平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體制」衝動，「被禁錮的頭腦」是可以用物質手段收買的，國家既然為人們提供社會保障，提供了公共服務，人們就會滿足於過自己的小康日子，拿個人自由與安全作交換，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據美國學者魯道爾夫對1968-1970年538分地下出版物的抽樣分析，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關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七個方面：政治民主、民族權利、人權-社會法制、宗教自主性、創作自由、發展和理性、生活質量。這裡「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這些訴求中的最後一項。可見，吃得再飽的奴隸也還是渴望自由的。

　　【共識網】：蘇共是研究中共的一個重要的參照物，在您看來，現在的中共和蘇聯解體前的蘇共最大的區別在哪兒？

　　【金雁】：我覺得中共總體上可以說是農民黨，雖然它與其它共產黨相比是有自己資本的，畢竟天下是我們自己打下的，共產國際越往後的指揮就越不靈，跟東歐不一樣，東歐的社會主義都是隨著坦克移植的，沒有紮根，沒有和本土文化相結合。1947年波蘭贊成搞蘇聯式社會主義的全民公決只有7%。但是中國這個黨來說不一樣，它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經驗，但是中國黨受傳統文化的影響，遠遠大於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看看毛澤東平時閱讀的書籍就知道，他讀書最多的都是傳統文化的那些東西，尤其是法家的那套權、術、勢，怎麼樣對付政敵、怎麼玩手段，包括他讓周恩來看《晉書》，讓許世友讀《周勃傳》、讓王洪文讀《劉盆子》，弄得江青受其影響都深諳此道。文革後期也要求全黨讀六本書，但那是從「反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反資產階級法權」著眼，就毛在整個黨內鬥爭思路手段來看，其實和傳統王朝簫牆之內的宮廷鬥爭沒有太大的區別。中共的農民黨的痕迹更濃一些。雖然蘇共黨早期受民粹主義的影響，列寧主義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化，但是到了「後斯大林時代」經過了計劃經濟這樣一個發展階段，這個黨的工業化程度有了明顯提高，他們的領導人除了一頭一尾兩人是學法律出身，其餘的都是一些工科院校培養出來的人，都是搞工程的人。

　　人口負增長問題

　　【共識網】：東歐有些國家的人口也出現負增長，這將對他們未來的發展有何影響？在共產體制時期，蘇聯東歐國家的人口增長情況如何？當時實行過計劃生育政策嗎？他們當時的城市化水平如何？是否由於城市化、工業化而使得人們的生育意願降低，從而人口增長率並不過高？

　　【金雁】：東歐差別較大，南歐巴爾幹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要差一些，像捷克在戰前城市化水平就很高。

　　關於人口的負增長，最突出的主要是俄羅斯，俄羅斯現在每天要減少2000人口，它從沙俄時期就是勞動力匱乏性國家，現在每平方公里只有8個人，長期以來它一直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所以所有領導人上台的講話都在大聲呼籲解決人口問題。我跟中國的女白領說，生孩子一定要去俄羅斯，產假長達7年，生二胎一次性獎勵9千多美元，每個月還要補貼300多美元，還有終生的獎金，多生幾胎的話，一輩子的著落都有了。即便這樣，人口還是在減少，在東歐也是這樣的，現在年輕人怎麼鼓勵都不願意生，我們2009年在德國的時候，外來移民的土耳其人拚命生孩子，三四個地生，在德國工作與不工作的社會福利沒什麼區別，由於國家的鼓勵生育政策，僅靠社會福利生活的「福利媽媽」日子可以很好，即便這樣德國人就是不生，不管政府怎麼鼓勵，有人驚呼以後通過這種方式，日耳曼的人種就改變了，日爾曼人原來最強調它的純正血統的。俄羅斯一直缺少勞動力，現在在俄羅斯，無論是婚生還是非婚生，只要新生命誕，就是一個社區的大喜事。好像有半數子女是單親家庭的，帶著小孩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不管是誰、認識不認識，就有一堆大媽上來指導怎麼帶孩子。俄羅斯有些人呼籲要把「生育」提高到「保種運動」，因為人口減少，俄羅斯有很強的「安全焦慮症」，呼籲放假生孩子，和中國正好相反。

　　【共識網】：造成人口負增長的背景是什麼？

　　【金雁】：本來俄國就土地大，人口少，氣候寒冷，男子的壽命又短，60歲以上是0.56：1，我們把它叫做祖母國家，男的酗酒成風。可能與天氣冷冷有直接關係，在農業時代，有效工作時期只有5個月，日照太少，很多人不習慣。原來1985年我就要去蘇聯，當時我們學校就說，你還年輕，以後有的是機會，就派了個年齡大的老師去，那位老師適應不了蘇聯的漫漫長夜，去了就得了憂鬱症，我想這也許是男人酗酒的原因之一。現在整個遠東地區才600萬人，和中國正好形成互補，所以遠東地區對中國的人口高度緊張，害怕對中國只要開了口子，就會導致人口大量湧進，他們遠東地區的「黃禍論」甚於歐俄，對中國人的戒備心非常高。

　　【共識網】：他們沒有老齡化的問題嗎？

　　【金雁】：有啊，各個領域裡看到都是女的，誇張一點說，街上除了醉漢以外，到處都是銀髮老太太，老齡化程度也非常高，經常看到街頭的老人。波蘭也是這樣，都是老人，而且高齡的人都是女的。

　　【共識網】：在東歐也好，整個歐洲都有人口負增長，是因為城市化帶來這個問題嗎？

　　【金雁】：具體沒有研究，但與城市化有關聯應該是沒錯的，可以看到現在西歐也是這樣的，他們沒有計劃生育、鼓勵生育反而越鼓勵越不生。第一，年輕人的婚育觀發生了很大變化，第二，婦女生了孩子就會丟了職位，全職婦女家庭也不穩定。反正也不指望「以兒養老」。

　　【共識網】：和中國的城市化相比，中國人口增長速度和現在的城市化發展速度，你覺得這個之間有時間可以比較的嗎？

　　【金雁】：我還真沒搞過城市化研究與人口問題，我們現在是人口大國，我們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國，印度沒有計劃生育，對於中國要不要放開計劃生育，我個人認為「開禁」是有道理的，最近網上很多人在討論說放鬆二胎化的問題，中國也面臨著快速老齡化的壓力。這恐怕還要人口學的專家來論證。

　　知識分子在轉型期的使命

　　【共識網】：金雁老師的新書《從東歐到新歐洲》有一部分是講東歐轉型過程中的知識分子，您能不能結合中國知識界的現狀具體談談？

　　【金雁】：我在這裡談東歐的知識分子當然也有一種中國情結在裡面。我第一次在那裡做訪問學者的時候，恰好是「八九」之後，我發現國內對東歐「需求真相」熱情特別高，尤其是知識界，非常想知道那裡的真實狀況。因為它是我們一個參照系，所以做東歐研究過程中我一直在觀察他們的知識分子怎麼樣思考相同的問題。我在這本書的下篇主要是談思想史，談知識分子怎樣面對「消費與專政」的夾擊，也就是他們所說的「麵包時代」，叫做「麵包時代」實際上是一個黑色的幽默，就是指生存的麵包已經遮蔽了其他的要求。在這種狀態下，他們有很多論著、有很多思考，還有具體的行動，所有這些對我是很有啟發的。

　　比如我在那本書中也提到了幾點，整治鉗制和物質利益造成了「沉默的70年代」他們分析說為什麼我們會出現這種狀態，原因第一，在蘇維埃帝國的高壓下，大家都是為了既得利益開始失語，自欺欺人地假裝視而不見，放棄、逃避、懈怠、自我遺忘，「良知失缺」是當時的一個特點，並通過一種集體融合的方式來逃避孤獨，人們的焦慮和不安全感：害怕失業、害怕警察、害怕承擔責任、害怕他人拖累，人性的尊嚴在這種社會裡被剝奪，包裝起真實的一面，就是「自我放棄」。知識分子失語，喪失了自身應有的功能，這樣的話，社會真正的聲音就發不出來。個人免予自身的責任的「集體魔法」表面上看似是一種不得已的明哲保身，實際上混淆了善惡、「變成了罪犯的幫凶」。第二，他們覺得腦袋撞不破牆壁，因為他們這些小國，歷史上都經過亡國之痛，他們覺得他們沒有能力面對法西斯德國和後來的蘇維埃帝國兩大強國的夾擊。第三，他們稱為「專政與消費的歷史會合」，因為經過了68年的布拉格之春、56年匈牙利事變以後，國內那些人被蘇聯人扶植起來的領導人嚴重的合法性不足，於是靠借款來滿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指望人們被小恩小惠迷惑當順從的奴隸，這樣國內一時間充斥著對消費的迷戀。這種狀態下，東歐知識分子就提出來，第一步就是從恐懼中解脫出來，建立責任感、對責任的思考，第二步不要迷失在消費過程中，人除了物質利益需要滿足，還需要精神上的一種升華。

　　在中國總是有一種說法，95%的人都是好的，只有一小撮是別有用心的，所以我們害怕被說成是「一小撮」，東歐知識分子提出一個相反的觀點，他說積極的自由只能要求自己而不能要求別人，起碼對那些願意肩負本民族思想傳承的人來說，是如此。自由的問題不可能像空氣一樣普遍享受，不可能像經濟一樣，一部分人先富裕了，帶動其他人富裕，政治自由這個問題只能是以個人的犧牲來換得了其他多數人的享受。這種狀態下必須要有犧牲精神，又敢於擔當者，東歐知識分子提出了我們就是那一小撮，必須要有這一小撮人，只有有人能當聖徒，當傳教士、有人甘願犧牲，才可能換來整個人類的自由。如果沒有這少數的5%的精神啟蒙和勇於犧牲，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都在指望利用別人的犧牲換取自己的自由，這個社會就沒指望了。因為人天性就是自私的，要允許大多數人膽怯，要允許人們人性當中的弱點，這是消極自由，但是一個民族要有希望的話，還是要有極少數的人「自願赴死」的積極自由，人類文明的傳承的確是需要有一定犧牲精神的。

　　他們的這些思考我在《從東歐到新歐洲》那本書中都談到了。我覺得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就是轉型期公正不能缺位、道德不能缺位，在社會大變動時期，理智與公正常常是互為因果的，只有成功地樹立起社會公正形象，才有可能成功地呼喚理智。而這個形象自由主義者不去樹立，民粹主義者就會去樹立，這恐怕才是知識界的厄運之源。現在大家都說民粹主義甚囂塵上，一旦出現民粹主義，肯定就是精英階層出現了問題，一定就是改革出了問題，但改革是一部分人享受成果，另外一部分人承擔代價的話，肯定就會引起了這種草根毛澤東的向後看，或者民粹主義的泛濫。在這種狀態下是需要精英階層和知識分子反思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問題。知識分子中否定「革命崇拜」是有學理價值的，但切不要天真地以為，只要知識分子「告別革命」，革命就不會發生。改革並非在任何時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歷史上不乏其例。知識分子不僅應當是社會的頭腦，更應當是社會的良心，平時是如此，在大變動時期更是這樣。

　　轉型期東歐俄羅斯都出現了民粹主義，東歐也有但比俄羅斯的狀況要弱得多。

　　【共識網】：如果給中國知識分子提一些您的希望的話……

　　【金雁】：剛才說的都是我的希望，我覺得他們所思所想所做的，都對我們是一種警示。不搞政治體制改革、或者政治體制嚴重滯後、或者把市場過於浪漫化、或者走「經改政不改」的路子肯定都會出現這種狀況。作為知識分子來說，不管從思想流派上怎麼定位，都要考慮到歷史上的教訓，避免中國陷入「改革與革命的震蕩」中，因為知識分子的語言具有放大的功能，老百姓說話就是喃喃自語，沒有人聽到的，現在有網路傳播方式有了質的飛躍。知識群體的語言是可以放大的，是可以對社會輿論發生一定的作用的。現在我們改革走到了另外一個十字路口，「摸著石頭過河」已經沒法摸了，在河邊的時候還能摸，改革30年我們的航船已經駛到了大洋的中心，誰能下去摸？摸石頭的人就會被淹死，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靠燈塔來指引航線，而燈塔的建立是需要又理論先行的。

　　【共識網】：既然有網友提到了您這本書，您給我們大致介紹一下這本新書。

　　【金雁】：我主要分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談金融危機以後的東歐。關於此前的東歐我已經另外寫了東西。我在波蘭作訪問學者的時候，經歷了轉型初期的整個狀態。本來我並不是做東歐轉型研究的，那個時候國內在「89」之後對東歐的報道都是有指令地「截取」，或者是根據政治需要報道的。這樣的話，國內的人感覺到不能真正地了解東歐。所以我出國以後，秦暉身旁經歷了六·四之後的朋友們都非常渴望了解一個真實的東歐，經常問他東歐有什麼新的消息，正是情況到底怎麼樣？那個時候學校里經常政治學習，我回國以後有人跟我說，本來對政治學習一點也沒興趣，也不想去，但是想想秦暉會給我們講講東歐真實情況反而成了去政治學習的一個動力。這樣給我一個信息反饋，就是大家非常渴望了解一個真實的東歐，所以我就寫了大量的信，及時地把東歐的信息反饋回去，回國以後我在新華出版社出了一本《新餓鄉紀程》書，裡面就彙集了我寫信的一些內容，談了東歐初期轉軌的一些看法。

　　在東歐整個經濟轉軌過程當中，我又發現國內在鄧公南巡之後也是需要了解一些參照系，需要他山之石為我所用，我又寫了一本《十年滄桑—東歐諸國得經濟轉軌、社會轉型與思想變遷》。完成了這一段研究之後，雖然我還在關注東歐，但是寫的文章就寫得少了，主要興趣又轉回到了歷史方面。十年滄桑過後，東歐進入到平穩發展階段，國內幾乎無甚東歐的消息，因此坊間有一句話「沒有東歐的消息就是好消息」。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都在問東歐現在怎麼樣了，對東歐感覺很隔膜，都不知道東歐狀況。2009年的我們的媒體一下子又冒出來許多東歐的報道，使用了一些聳人聽聞的字眼什麼東歐遭遇滑鐵盧、東歐陷落、東歐危機，東歐在第二輪多米諾骨牌中倒下等等，那個時候有很多媒體約我寫文章，讓我談東歐金融危機，我都沒有寫。2009年正好有一個機會，到這些地方重遊故地，我看到的東歐和國內的這些報道之間有很大的差距。於是我連續寫了六篇文章談我的一些感想，這是我這本書的上篇內容。

　　中篇主要是寫的是關於南斯拉夫民族問題，關於波蘭獨立之路和還有烏克蘭問題，歷史性的回顧多一些。關於南斯拉夫民族問題，這個文章寫得比較早一點，原不打算收進去了，可是我發現，因為我們國內對南斯拉夫事態的無知和對米洛舍維奇的盲目頌揚，人們得到的消息都有誤導的狀況。就在我這本書發布的現場，還有一位政治學的教授說，看了你這本書我才知道了一些南斯拉夫的狀況。烏克蘭問題也是因為對這些國家選舉政治「一廂情願」的武斷結論，使我覺得有必要說明一些問題。下篇主要由關於思想史、關於知識分子的文章組成。

　　【共識網】：我有印象，您書的後一篇當中有一個「雙頭鷹」標誌，您能介紹一下嗎？

　　【金雁】：「雙頭鷹」本來是俄國的國徽，俄羅斯知識分子用它來指知識分子的身體里會同時存在著「天然反抗性」和無法抗拒權力的「萬有引力」的兩種價值取向的較量。主要談對待權力的態度。對待權力的態度決定了他們對待道德的態度。中國知識分子而言，由於科舉入仕做官的價值體現使他們會更願意導向後者，在傳統上文化熏陶的土壤里，本來就有「讀得萬卷書，服務帝王家」的抱負，即便是落第秀才迫不得已地「造反」，也具有很強地「道德功利」的色彩。這種一開始就有改朝換代考慮的人，對權力的「干預性」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他們要尋求的並非終極真理而是「皇帝輪流坐」的世俗「成功」。所以有人用了一個詞叫做「貓和老鼠」，說老鼠之所以老跟貓搗亂，是希望取而代之。

　　而東歐知識界覺得，如果是這樣狀況下的話，如果不從社會層面、不從精神層面改變，僅僅從制度層面改頭換面，仍然沒辦法跳得出歷史輪迴，因為權力對人的腐化是百發百中的，比如布爾什維克，不得不承認他們當初革命的時候都是理想主義者，最後整個政權發生了蛻變，為什麼呢？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