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理性與藝術——from：葉航老師 - 午夜的等待 - 博客大巴

「愛」的理性與藝術

葉 航

一

汪丁丁在《經濟學與自由》（經濟學消息報NO.486期）中提到我「用廣義效用函數解釋「愛情」後，許多朋友打電話詢問此事，懷疑、迷惑自是難免。其實，早在去年5、6月間丁丁來浙大講學時，我們就一起討論過此事。丁丁還為我約請了一家出版社，為出版事宜簽定了一份「口頭協議」。只是我這個人患有「思維多動症」，書稿寫出三分之一就丟在軟盤中想其他東西去了。丁丁披露此事，大約也有「催促」之意。沒想引來眾多猜測，使我不得不先撰一文說說這「事」。

促使我進行這項「研究」的正是經濟學自身發展的邏輯：第一，經濟學就其本質來說是一門研究「選擇」的科學，這個判斷今天已經得到普遍認同；第二，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著名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傳達的不就是一種人生的選擇境界嗎？沒有人懷疑愛情是人生的一項重大選擇，其含義不僅在於我們都會在生命的某個階段面臨金錢、事業或愛情的選擇，而且在「愛」的過程中，我們還會經歷諸如「愛誰？」「怎樣去愛？」等一系列選擇。

「選擇」沒有例外。如果經濟學選擇了「選擇」作為其學科目標，那麼我推斷「愛情的選擇」遲早會進入經濟學的視野（當然，這樣的經濟學是不是今天意義上的經濟學可以暫且不論），就象布堪南把「投票的選擇」、諾斯把「制度的選擇」、貝克爾把「婚姻、生育與家庭的選擇」納入經濟學的「殖民地」一樣。

二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愛」不單是詩人頭腦中浪漫的想像，而且還是大自然的造化，是生命世界長期演進的結果。「有性繁殖」從「無性繁殖」中脫穎而出大約發生在23億年以前。我們這個星球上曾經存在過的（大約1500萬種）和繼續存在著的（大約200萬種）生物大多採取了「有性繁殖」的方式，足見其明顯的進化優勢。我把「有性繁殖」視作「文明」最遠古的發端，它使生命第一次意識到「本我」與「他我」的微妙區別。這種進化絕非只是一種染色體的簡單改變，事實上它包含一系列由基因承載的、被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和神經動力學所決定的生物行為機制的改變。其中主要包括：

（1）性的機制，在高等生物中它是受荷爾蒙控制的一整套求愛與交配行為，我們稱之為「性愛」；（2）養育機制，它首先體現為一種本能的親緣利他，我們稱之為「母愛」或「父愛」；（3）協作機制，雙親對子女的撫養是一項「長期投資」，任何「機會主義」的短期行為都會降低它的「效率」，因此需要在相互協作的異性間建立一種親密無間的認同感和親和感，我們不妨稱之為「情愛」。

　「性愛」、「母（父）愛」和「情愛」基本囊括了人類文化語境中的狹義之「愛」，而我們所謂異性之間的「愛情」通常是指「性愛」與「情愛」的結合。因此，從本質上說「愛」不是一種虛無縹緲的浪漫情懷，而是生命體在其漫長演進過程中「理性選擇」的產物。

汪丁丁向我轉達西方演進生物學和遺傳生物學最新研究成果時作過這樣一段評論：在討論「愛」作為人類或生物情感的經濟學特徵時，我們不應當忘記這一情感的生物學和演化理論方面的解釋。大致而言，這一解釋告訴我們：（1）那些不能夠「愛」的物種幾乎從地球上消亡了，所以我們觀察到的物種都具有「愛」的能力（不僅動物，而且包括植物）；（2）最近的基因研究顯示，在X和Y染色體上均帶有「愛」的基因，也就是能夠通過「receptors」（一種分布在細胞膜上的受體）激發出生命體「親和」感受的激素或其它種類的「生化遞質」。

儘管如此，我們真能在「情感」與「理性」之間架構一座橋樑嗎？這是困惑我多年的一個問題，我猜想它也是汪丁丁的問題。但深入的思考最終使我相信，生命的理性是演進的「理性」，在生命進化的大部分歷程中，思維並不是「理性」的唯一主宰。經過大自然嚴酷篩選的「演進理性」最初恰恰是通過「情感」的形式殖入生物的遺傳基因並成為生物個體的「自覺」行為，我們不妨把它稱為理性的「本能」。 因此，對生物個體來說，「理性」的要求正是通過」「情感」與「本能」實現的。於是，我不能不為休謨200年前的洞見震驚：他說，「理性是激情的奴隸」！200多年來人們一直為這句話爭論不休，但我相信並沒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理解它的含義。

進一步的思考還使我相信，上述判斷恰恰是蘊涵在經濟學中的內在邏輯（我指的是建立在新古典基礎上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理性人」是經濟學最基本的預設。何謂「理性人」？經濟學回答：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人；何謂「效用」？經濟學回答：能夠給人帶來「滿足」的心理感受；怎樣判斷「滿足」最大化？經濟學回答：根據個人行為所顯示的「偏好」。如果還要追問，「偏好」如何產生？我想大約只能到生物學和進化論中去尋找答案了。因為，生物個體的「偏好」是生物長期演進的產物（注意，我並沒有否認文化因素對人類「偏好」的影響）；而所謂「理性」，只不過是經過千百萬年時間之窗的篩選仍然能夠生存下來、仍然能夠被我們觀察到的相對穩定的生物行為罷了。（貝克爾的說法，雖然我沒有逐字引用原話）

事實上，為「效用函數」和「偏好」尋求生物學基礎，正是最近數年來西方經濟學家最熱門的前沿領域之一！（關於這方面的動態，要感謝汪丁丁為我搜集的好幾篇發表在世界頂級經濟學雜誌上的精彩論文）

嚴格地說，生物學、心理學、經濟學都是研究行為的科學，它們必然存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而「生物的演進理性——情感——偏好——效用最大化——個體的理性行為」正是展開這一邏輯的基本軌跡。其中由經濟學家最早創立的「效用」範式，我當然指「廣義效用」範式，最有希望成為溝通這三個學科的「中介」。（我的《廣義效用論——經濟學效用範式重構》發表在去年12月美國出版的《中國經濟評論》雜誌創刊號上，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一讀）如此，用經濟學的「理性」和「廣義效用函數」來研究「愛情」就不是什麼「天方夜談」了。

三

導致我產生這些想法的是6年前發生的一件「軼事」。96年夏初，浙大校園出現了一張頗具轟動效應的「宣言」。據說由4名女生執筆，「宣言」的題目是「貞操萬歲！」。一時間，杭州的媒體紛紛出動。時任浙大社會學系主任、我的大學同窗馮鋼成了解構這一事件的主角。我知道馮鋼是一個「語不驚人誓不休」的主兒，單純贊同或反對，他都會覺得無趣。於是他給少女的貞操「情結」定了這樣一個「性」：為了愛情，可以不談貞操；如若不是，應該格守貞操。說得也是，為愛情獻身，似乎也算可歌可泣；沒有愛情的性自由，則應受到鞭韃。但當我聽說此言，用經濟學的思路細細一想，卻想出了破綻。按照「理性人」的假說，結論恰恰相反：不為愛情，可以免談貞操；為了愛情，應該格守貞操！果真如此，社會學不是誤人子弟（女）嗎？

　「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沒有愛情的性行為還能出自什麼目的？無非為金錢，比如三陪女；或者為名望（說到底也是為金錢），比如某些急於成功的影視明星；還有乾脆為刺激，比如一夜情之類。金錢、名望、肉慾都是能夠帶給人滿足的東西，所以它們都是效用的載體；就這點而論，它們和一般商品沒有本質區別。當金錢、名望、肉慾對某人的邊際效用超過貞操的邊際效用，性交易市場上就會出現潛在的供給者。如果把嫖娼、包二奶、婚外戀看作互相替代的性商品，則購買者將根據偏好和成本約束決定自己的需求。只要這一過程不涉及暴力脅迫，自願交易的雙方都能實現效用最大化。如果符合充分競爭條件且排除了外部性，經濟學家還能向你證明，這種交易是一個位於埃奇沃斯契約線上的帕累托最優！

經濟學家對無視貞操的性交易作出上述分析並不表明他在倫理和價值判斷上贊同這類行為。經濟學家只是從實證角度對即存的社會現象作出經濟解釋。經濟學不是從社會道德標準的要求、而是從個人道德偏好的強弱來解構一個人的道德行為。因此，經濟學家對這類行為開出的「藥方」不是簡單的道德說教，而是儘可能改變一個人的經濟環境、法律環境、文化環境（說到底是由這些環境所組成的制度環境），進而影響和修正他們的效用函數和偏好結構。也許這就是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的差別。

為了愛情，為什麼要「格守」貞操」？也許得先從「性愛」的性別差異說起。「性愛」服從「邊際效用遞減律」，既指每一次「性愛」都會因滿足歸於平靜，也指長期「性愛」關係將導致激情水平降低。不難給出這種屬性的生物學和經濟學解釋，它具有較高的生殖效率從而使「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一般說來，男性「性愛」邊際效用曲線的斜率大於女性。不單人類，幾乎所有物種的雄性生物都比雌性更「花心」、更容易喜新厭舊。這是雌、雄個體所支付的生育「投資」的差異性決定的。雄性只要付出精子，讓雌性懷孕，就完成了生物學意義上的繁殖。對雌性來說，不但卵子的體積比精子大數百、數千倍，還要經過漫長的妊娠期。這就使雄性生物在「性愛」上更具「機會主義」特徵。這一觀點是生物行為學家崔佛斯在一篇名為《親職投資及性選擇》的報告（1948）中最早提出的。動物學家威廉斯甚至預測，如果雄性生物的生殖投資超過雌性，它們的性行為就將發生逆轉。這樣的生物後來果然被發現了，一種與海馬近親的「尖嘴魚」，學名為Pipefish，它的雄性肩負著母袋鼠一般的職責：雌性將卵產於雄性腹袋內的血管上，靠雄性體內的養分供養，而雌性則可以馬上開始下一個生殖周期。於是，雌性尖嘴魚不但在求愛過程中成為較主動的一方，而且「性伴侶」的數量也大大超過雄魚。以後10多年中，不斷有新的報告見諸於世。其中包括瓣蹼鷸屬（Phalarope）的鳥類、兩種海鷗（Sea snipes）、巴拿馬毒箭蛙（Poison-arrow frog）以及摩門蟋蟀（Monnon cricket）等等。到目前為止，威廉斯的預測都沒有遇到大麻煩。（T.C.Brock、A.C.J.Vincent，1991）

汪丁丁曾經爭辯說，徐志摩對林徽因的激情至死不逾，這是「邊際遞增」。但我認為，這是「邊際遞減」的反證。徐志摩至死沒有得到林徽因的愛，是「剝奪」導致激情增加，它恰恰證明「實現」會導致激情減少：沿邊際效用曲線作反向運動，遞增的激情證明曲線的斜率為負。（參見www.cec.zju.edu.cn/forums，浙大經濟論壇，主題：與葉航討論廣義效用）假設徐志摩對林徽因的追求在英國就大功告成，這段膾炙人口的戀情還會這樣浪漫如初嗎？雖屬主觀臆斷，但從徐志摩的性格，尤其後來和陸小蔓的愛情悲劇看，這樣推論並非空穴來風。其實，「距離產生美」、「小別勝新婚」；中國詩人「豈在朝朝暮暮」的忠告以及西方人「7年之癢」的戲說，都反映了「性愛」的這種生物學屬性。

當然，正如我們前面指出過的，異性之間的愛情除了「性愛」，還包含「情愛」成分。「情愛」是從撫育後代的需要中演化出來的「協作機制」。撫育後代需要長期的物質投入，用柯布-道格拉斯長期生產函數來描述，當雙方的投入指數（貢獻率）α+β≥1時，才會產生經濟的「規模收益」。因此，演進理性必須「找到」一種抑制「機會主義」與「搭便車」的機制，以便捍衛「有性生殖」的完整性。這種機制就是兩性間的「情愛」，這是一種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基礎上的「長期契約」，甚至會演繹出一種相依為命、生死與共的「利他主義」情結。當我們為「白頭偕老」、 「忠貞不二」、「相濡以沫」、「至死不逾」的愛情深深感動時，正是著眼於「愛」的這種性質。顯然，與「性愛」不同，「情愛」具有「邊際遞增」的屬性。「情愛」的這一特徵，使生命的繁衍有可能在易變的「性愛」和穩定的「情愛」間取得某種「效率」的均衡。這是由我首創的「情愛」理論。

由於個體間、特別是兩性之間愛情稟賦的差異，上述「均衡」的實現還要依靠博弈策略來調整。對於「性愛」，雄性的熱切與雌性的矜持，在整個生物世界都是相當穩定的性別特徵。比如澳大利亞黑松雞，在選擇雄性時，會一次次把雄性建造的巢穴破壞掉，直至她認為這個雄性有足夠的耐心與她「天長地久」。崔佛斯對這一行為的解釋是，雌松雞希圖通過加大雄性生殖投資的方法來抑制他的「機會主義」傾向。但道金斯斷然反對這種看法，他說：「崔佛斯犯了一個推理錯誤。他認為，預先投資會使雄性生物對未來的投資承擔義務。這是荒謬的。商人永遠不會說，『我在協和客機上已經投資太多，現在丟棄實在不合算。』相反，他總是問，即使他的投資已經很大，但為了減少損失，現在放棄對他的未來是否有好處。」（《自私的基因》P.190）看來，道金斯的經濟學修養確實可以，但怎樣給出新的解釋卻變得更為棘手了。

不過，運用我的「情愛」理論，可以給出一個非常簡明的答案：雌性的「矜持」是為了更大程度地「喚醒」雄性的「情愛」。對雌性來說，「悲劇」莫過於——能夠支撐愛情的「情愛」還沒有達到足夠強度，另一方的「性愛」已經因「得到」而衰退。我甚至設想，由於「愛」的稟賦不對稱，雌性生物經常會面對背叛後的窘境；因此必須演化出一種強烈的情感機制，以保證她們遭受遺棄後仍能單獨承擔撫育子女的重任。這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母愛」，它的強度通常要遠遠超過「父愛」！

女孩子在婚前適度保持自己的性貞潔不僅是一種倫理要求，而且還是一個在生物長期演進過程中形成的佔優策略。這既是「愛」的理性，也是「愛」的藝術！事實上，倫理要求也是服從效率要求的。

四

描述愛情、解構愛情，長期以來都是詩人和文學家的「專利」。他們給「愛」蒙上了太多的浪漫情調和神秘色彩！這是一個「理性未及」的伊甸園。是時候了，撥開遮天的枝葉與籮蔓，讓理性的陽光為亞當和夏娃們譜寫一章新的「愛情之曲」吧！

——我的第一篇轉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