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譯」和「誤讀」，把「倫理學」丟了 

嚴復譯《天演論》手稿二十世紀初，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由嚴復譯為《天演論》，在中國產生了振聾發聵的廣泛影響。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重新審視這篇譯作，我們發現，從「進化論」當年在歐洲的社會反應，到這篇名著譯為中文，以及在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中間竟產生了如此多的「誤譯」和「誤讀」！而且其後果，至今對中國的思想文化領域還有著深刻的影響，令人感觸良多。從「達爾文主義」到「社會達爾文主義」——歐洲人的「誤讀」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國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完成了他對生物進化的長期研究，發表了《物種起源》的名著。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突破了基督教的《聖經》關於「上帝造萬物」因而「物種不變」的傳統觀念，尤其他關於「猿變人」的觀點，激起軒然大波，遭到歐洲人基於傳統觀念的強烈攻擊。赫胥黎作為達爾文的學生和理論上的戰友，自稱是「達爾文的一條咬狗」，他同反對達爾文的論敵進行了許多激烈的論戰，對宣傳與普及「生物進化論」，發揮了重要作用。基督教的傳統再強大，畢竟敵不過科學的力量。幾個回合下來，達爾文「進化論」的思想取得了勝利。一時間，「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用今天的話來說，在歐洲科學界取得了「話語霸權」。不過，就像列寧講的：「真理越過一步，就成了謬誤。」就在達爾文「進化論」的傳播如長風破浪、凱歌高奏的時候，歐洲人對達爾文「進化論」產生了廣泛的「誤讀」。主要的「誤讀」是：達爾文的「進化論」，揭示的是「生物界」的規律；可是，人們卻誤以為，「進化論」也是「人類社會」的規律。因此，像「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這樣一些原則，不僅適合於生物界，也適合於人類社會。於是，「達爾文主義」就變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歐洲人對達爾文「進化論」的「誤讀」，其原因不難解釋：自「文藝復興運動」起，歐洲開始掙脫中世紀「黑暗時代」的桎梏；其後的幾百年里，在思想、觀念、社會、經濟等各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在世界上脫穎而出，開始獨步世界文明的前列；「發現新大陸」後，更開始了世界性的擴張，到十九世紀後半期，歐洲列強挾工業革命喚起的強大威力，基本上實現了對全球的統治。在那個時代，「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這樣一些思想，很合乎歐洲人的胃口。這種用種族主義的觀念看待人類社會的思想，雖然經不起科學理性的審視與檢驗，而且不為歐洲科學界與思想界的傑出學者所認可，但在社會大眾和公共輿論中，卻頗受青睞，十分流行。這種既非理性、也不道德的種族主義的思想潮流，最終使歐洲人自己也走向災難的「世界大戰」。——當年還是海軍大臣的那位英國著名的首相邱吉爾，在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也認為導致歐洲陷入那次世界大戰的災難，「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泛濫，是重要的原因。但是，達爾文和赫胥黎作為傑出的科學家，不僅有精湛的科學修養，也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們並沒有為「進化論」的廣泛流行而沖昏頭腦，也沒有為「進化論」贏得更大的「市場份額」而得意忘形。他們對「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淺薄而荒謬的思想背後掩蓋的道德上的狂妄與邪惡，十分清醒。達爾文繼續沉浸在構築他「生物進化論」的艱苦探索中，但赫胥黎作為達爾文學術上的同道和戰友、作為「達爾文的一條咬狗」，卻不允許人們把「達爾文主義」歪曲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為了捍衛「達爾文主義」在學術上與道德上的純潔性，赫胥黎又為回擊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潮，到處發表講演。其中的一篇，就是流傳後世的名著《進化論與倫理學》。赫胥黎這篇著名的講演，就像《進化論和倫理學》這個標題一樣，它的內容，明確地分為兩個部分：前半部，是宣傳達爾文的「進化論」，講的是關於「生物界」的規律；後半部，講「倫理學」，赫胥黎特別針對人們對達爾文「進化論」的「誤讀」，進行了澄清。在「倫理學」部分的論述中，赫胥黎十分明確地指出，這是屬於「人類社會」的事。按說，關於「進化論」的範疇適用於「生物界」、而不適用於「人類社會」的道理，也就是「達爾文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區別與界限，赫胥黎已經講清楚了。可是，一種科學的道理，作為學術在理論上講清楚是一回事，要使社會大眾都能普遍了解它，卻是另一回事；況且，即使由於科普工作的努力，道理大家都明白了，歐洲普遍的社會心理也未必接受。——正如一句歐洲諺語說的，「幾何公理如果違背了人們的利益，也會被推翻的。」因此，歐洲的大眾傳媒和社會輿論，繼續沉浸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潮流中，而且還打著達爾文的旗號。儘管赫胥黎為捍衛達爾文學說所作的「進化論和倫理學」的講演，既有清醒、冷靜、公允的理性，又有平和、通暢、雄辯的風格，相當有說服力。但是，赫胥黎關於「進化論和倫理學」的思想，在瀰漫歐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潮流中，卻被社會輿論淹沒了。「性善」「性惡」——嚴復心中的中西文化觀近代以來，世界不可逆轉地聯為一體了。因此，歐洲社會發生的事情，也不能不影響到中國。如果說「鴉片戰爭」時，還只有林則徐一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話，那麼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不僅不得不「睜眼看世界」，而且也開始「走向世界」了。在十九世紀後期中國的「自強運動」中，嚴復從「福建船政學校」受清廷派遣前往英國留學，原本是要被培養成一位海軍軍官的，可是後來，他的想法卻發生了變化。作為中國的一個「讀書人」，嚴復對中國的傳統文化自然也有相當的素養，到了當年世界列強之首的「大英帝國」，接觸到另一種近代的異域文化，他感到相當陌生，也感觸良多。嚴復開始關注艦船技術和海軍戰術之外的另外一些問題，比起一同來英國實習海軍軍官的中國同學，他思考的問題廣闊得多、也更為深刻一些。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他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於西方的原因，不僅是「堅船利炮」，也不僅是工業科技；中國應當向歐洲學習的東西，比「堅船利炮」和工業科技以及自然科學更重要也更為根本的，是歐洲的「人文典章」。為此，他毅然決定「棄武從文」，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轉到從事學習、研究、翻譯歐洲近代以來人文社會的學術名著方面。嚴復以當時頗為不凡的「反潮流」精神，使他對西方文明的認知水平，比他的同時代人高出一籌，也遠遠超出張之洞還要晚些時候才提出的「中體西用」。——而「中體西用」，基本上反映了十九世紀末中國儒家學者與統治精英對待西方文明所能達到的共識。嚴復無疑可以算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界的佼佼者了。但是，要全面深刻地了解另一種異域文明，遠非一朝一夕之功。就像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的了解用了漫長的時間一樣，中國人要真正了解歐洲文明，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這不僅是因為要梳理歐洲文明的脈絡，我們還須追溯到它的源頭古代希臘羅馬，並延及歐洲的全部歷史；而且歐洲文明經歷了近代三四百年的巨大發展，就其總體發展水平而言，已經大大超過了中國文明。這就更增加了問題的難度，打個比方，就像一個中學生，要弄明白大學生們在課堂上討論和爭論的是些什麼問題，是不大容易的。馬克思曾說：「研究人的解剖，是研究猿的解剖的鑰匙。」——按照這個關於認識論的方法的原理，由於未能對一種更高發展水平的歐洲文明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因而作為一個中國人，嚴復對自己國家的國情，以現代角度來審視的能力不足，也是重要的欠缺。不同文明之間的接觸與碰撞，不僅在情感上引起摩擦與衝突，而且在認知方面，在相互交流與融合的過程中，也難免產生許多「誤讀」。就嚴復而言，他開始接觸歐洲文明時，是帶著許多中國文化的「先驗」觀念，以中國文化特有的價值判斷，去觀察和審視歐洲文明的。也就是說，嚴復是戴著中國文化的「先驗」觀念的「有色眼鏡」，開始對歐洲文明的觀察與認識的。而且，中國儒家知識分子深受「以天下為己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道德觀念的熏陶，面對中國近代以來「三千年來未有之劇變」的嚴峻局面，懷抱著對國家民族的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在一種「現代化強行軍」的心態下，其認識也難免有些急迫、浮躁、淺薄。因此，嚴復對歐洲文明的認識，基本上是從比較角度進行的觀察，也就是說，仍是一些淺層與片面的感覺與印象。首先進入嚴複眼界的是，同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觀念相比，中國最具特色的，是所謂「天下觀」。這種「天下觀」，最具道德價值的表述，是孔夫子在《論語》里說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當然，這種道德價值在進一步的展開論述中是打了點折扣的，因為中國把世界上的人類分為「華夏」和「蠻夷」；不過，這種「華夏」與「蠻夷」的區分，其中並沒有「種族優越」的觀念，只是接受「華夏」的「文治教化」程度依距離遠近而有所不同。這種「天下觀」，其思想依據是所謂「性善論」，其最典型的表述，也許可以在儒家的入門教科書《三字經》中找到：「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遷。」但是，歐洲文化由於受基督教「原罪」觀念的長期教化，對「人性」的看法，同中國文化的「性善論」截然相反，是一種「性惡論」。近代以來，歐洲人的政治觀念，則是所謂「民族國家」，開始的時候以「君主」為中心，後來則是盧梭的「人民主權論」，到了現代，「君主」逐漸成為只是一種象徵或符號。這種「民族國家」的觀念，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中，大顯神威，所向披靡；幾十年後，當中國的「天下觀」在同它相遇的較量中，更是大敗虧輸，敗下陣來。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性善論」和「性惡論」，成了中國和歐洲最鮮明突出的區別。不過如果我們理性地深一層看，所謂「性善」和「性惡」，只是一種文化觀念的不同，並不能成為對一個社會實際道德水準的判別：崇尚「性善」，並不意味中國社會的一切皆「善」，中國人就是「羊」；主張「性惡」，也不就是說，歐洲社會就都很「惡」，歐洲人就是「狼」。——在近代的歐洲人看來，直到十九世紀，中國的法律仍在實行使人毛骨悚然的「凌遲」，就一點兒也談不上「善」。如果我們依康德和黑格爾的「道德哲學」關於「自由」的論述來看：允許人民享有自由，是「善」；禁止、限制與扼殺人民自由，則是「惡」。允許「他人」享有同自己平等的自由，是「善」；不允許「他人」同自己一樣享有平等的自由，則是「惡」。——黑格爾說的「惡也是歷史進步的動力」，就是這個意思：近代以來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雖然給世界帶來了歷史進步，但因為沒有平等對待其他民族，在道德上無疑是一種「惡」。以歐洲人現代的道德觀念來看，所謂「善」與「惡」，都可以由「自由」這個公理性概念的演繹展開來區分。「自由」是「道德哲學」的「核心理念」。不過，十九世紀後期的嚴復卻見不及此。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從一個溫和雅緻、「溫良恭儉讓」、中庸謙和的政治文化的氛圍中，從他熟識與慣見的溫和、馴良、文質彬彬同時也依賴、散慢、文弱而怯懦的人民中間，來到一個在「自由」思想滋養下的、充滿競爭精神的、高度組織化的、強悍而尚武的國度與人民中間。可以想見，在嚴復的感覺和印象里，他彷彿從一個「羊」的世界，來到了一個「狼」的世界。顯然，這和達爾文的「進化論」里所論述和描述的情景，是多麼相似啊！加上歐洲社會的公共傳媒與社會輿論瀰漫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浸染，使嚴復對歐洲文明的認知和他對中西文化的比較，不能不受影響。而且，同中國當年政治文化的「天下觀」顯然有所不同，在歐洲人的觀念里，「國家」與「世界」有明確的區別：前者，在學術上，是「國家理論」和「政治學」的範疇；後者，在學術上，是「國際法」和「國際政治」的範疇；兩者之間的主要區別，是凡「國家」，都有一個政府，而「世界」即「國際社會」，則是無政府狀態。——在歐洲學術界，這個區別是根本性的。在國家內部，人民的行為要受政府的法律約束，——當然，歐洲近代的「政治學」發展到現代，政府的行為也要受法律的約束。不過，在康德的「道德哲學」和黑格爾的「法哲學」里，所謂道德，就是可以作為立法依據的原則，而所謂法律，就是付諸國家意志的道德。因此，法律的約束和道德的約束，就其實質內涵而言，是一碼事。這樣，道德就進入政治領域，同治理國家聯繫起來了。這就是說，作為國家公民的歐洲人，當他們享有自由的權利、「成為一個人」的同時，也要承擔尊重別人自由的義務、「尊敬他人為人」。因此之故，歐洲人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裡，並不是完全沒有道德，也沒有表現得比中國人更不道德，更不是因為歐洲文明在歷史進步中走在世界前列了，歐洲人反而由「人」變成「狼」了。不過，在國際社會，情況就不一樣了。當歐洲人走向世界、越出國家的範圍時，作為國家意志的法律約束的力度自然比不上在國內時的情形。這時，對人們行為的約束也還是有的，不過，更多地依賴人們的「道德自律」，這比以武力為後盾的國家意志的強制來，約束的力度要鬆弛和軟弱。——比如，雖然法國著名文學家雨果對「火燒圓明園」進行過憤怒的道德譴責，但對於「熱兵器」武裝起來的「英法聯軍」，也是「秀才遇著兵」，他雨果儘管慷慨激昂，可手無縛雞之力，事前阻止不了「丘八」們的暴行，事後也不能把他們怎麼樣。這樣一種情況下，歐洲人的「自由」，不僅憑藉歷史進步中佔得先機而在競爭中居於優勢的力量，而且由於沒有強制性的國家意志的約束，他們很容易壟斷自由、卻忽視乃至無視對他人的自由的義務。因此，他們作為本國的公民在國內表現出的道德水準，在作為侵略擴張的殖民主義者出現的時候，就要大大地打折扣了。這一點，我們從如今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中也可見一斑，顯然，美國的軍人和警察在國內對美國「公民」是不敢公然這樣「執法」的。連拉姆斯菲爾德也知道這一點，他之所以狡猾地把阿富汗的「戰俘」關在美軍在古巴的軍事基地關塔那摩，因為他知道，按照法律規定，這些戰俘只要登上美國的領土，就要適用美國的法律，那就不方便了。於是，近代的歐洲人，不僅在失敗的受害者、包括中國人的眼裡，而且就他們在世界上的實際表現而言，也真的有點像是「狼」的模樣了。其實平心而論，人這種動物，一旦有點長處，就會有優越感，就不容易平等待人，往往喜歡自己有自由，卻不喜歡別人有同等的自由，而是希望支配別人。——不管主張「性善」「性惡」，這大概都是人的本性。不管是歐洲人，還是中國人，不管是十九世紀，還是今天。比如今天，中國人也有了自由，有些「先富起來」的傢伙，其「為富不仁」的惡劣無狀，也頗有點「狼」的樣子了。當然，人們更為憎惡的，還是那些依仗權勢為非作歹的貪官污吏們。所以，有了自由之後，關鍵是要有法；如果有了自由，而沒有法，那就成了霍布斯說的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的情況：「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人和人的關係，就會變成狼和狼的關係」。——十九世紀的國際社會，因為是無政府狀態，自然也就沒有法，因而和霍布斯說的「自然狀態」就有點相似了。所以，中國人對歐洲人的「狼」的印象，也不為無因。這些道理，如今都是學術上的常識了，可是，當這些常識構成一個龐大複雜的學術體系時，要真正掌握它，也並不那麼容易。在十九世紀後期那個時代，嚴復剛剛接觸歐洲文明，要求他全面深刻地掌握，實際上是不大現實的。嚴復的「誤譯」和國人對《天演論》的「誤讀」從前面介紹的背景，我們再來審視《天演論》的譯作。嚴復搞翻譯，提倡「信、達、雅」，這對翻譯，可謂確立了很好的原則。不過，作為譯作，他的《天演論》，「雅」則雅矣，而且是地道的古漢語文體，很合乎當時儒家文人的口味，因而在中國大為流行；可是，若說「信」和「達」，則大謬不然矣，——不僅既不「信」也不「達」，而且簡直是離題萬里，完全可以說是「誤譯」！實際上，作為譯作，嚴復《天演論》的篇幅，比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原著，要大好幾倍，其中大量的思想內容，是嚴復借題發揮、在抒發自己的政治見解。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天演論》實際上是嚴復自己的一部新作，不過是借了赫胥黎的名頭算是個譯作而已。達爾文的「進化論」，原本只是「生物界」的規律。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明確指出它不適用於「人類社會」，而且從理論上論證了適合於「人類社會」的，是「倫理學」。歐洲人對達爾文的「誤讀」，是認為「進化論」不僅適合「生物界」，而且也適合「人類社會」，把「達爾文主義」變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不過，歐洲人的「誤讀」，就其實際影響的範疇而言，只是在國際社會領域搞「種族優越論」，為他們當年的殖民擴張作辯護。但歐洲人這種「誤讀」，在他們自己國家內部規範社會生活的法律問題上，並沒有產生直接的實際影響，因而在他們的國家內部，也沒有使歐洲人的道德水準立即發生大幅下滑為「狼」的現象。可是，嚴復的「誤譯」，比歐洲人的「誤讀」，還要更甚一步。《進化論與倫理學》譯為《天演論》之後，不僅認為「進化論」適合於「人類社會」，而且還把「進化論」適合於「生物界」的思想與內容完全略去，這樣，「進化論」就成為專門適合於「人類社會」的理論了。於是，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在嚴復譯為《天演論》，經過他用中國文化的手術刀一番「刪繁就簡」之後，就思想內容而言，就只剩下「進化論」、而完全沒有「倫理學」了。赫胥黎在《進化論與倫理學》里認為適合於「人類社會」的「倫理學」，完全被「進化論」取代了。發生這種「鳩佔鵲巢」的變化之後，在關於「人類社會」的理論範疇里，「倫理學」反而完全沒有自己的安身之處了。嚴復的《天演論》，在當年的中國，引起了振聾發聵的強烈反應。整整一代中國的知識界，包括胡適和毛澤東，無不深受其影響。——據說胡適這個名字，就是受《天演論》影響取「適者生存」之意而在後來改的；而毛澤東講的「落後就要挨打」，恐怕也是受其影響的。因此，嚴復的「誤譯」，自然引起中國人的廣泛「誤讀」。不過，雖然嚴復的「誤譯」，把「倫理學」給丟了，可是如果我們因此就認為，中國人從此就沒有道德了，甚至也由「人」變成「狼」了，那也不會的。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文化中道德資源極為豐厚的民族來說，一個理論上的錯誤，自然不至於造成道德資源的全部喪失和道德觀念的普遍墮落。就實際影響而言，嚴復的「誤譯」和中國人的「誤讀」，同歐洲人的「誤讀」一樣，只是限於對國際社會範疇的理解。不過，這裡又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歐洲人的「誤讀」，是用「社會達爾文主義」，製造「種族優越論」，為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作辯解，為歐洲統治世界的「殖民帝國」張目。而中國人的「誤讀」，雖然同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但就其實際所起的作用而言，卻是呼喚「種族平等」，以求得「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對達爾文的「進化論」，雖然從純粹理論的意義上，歐洲人和中國人都「誤讀」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但從道德內涵的實質意義上看，兩者卻截然不同：歐洲人的「誤讀」，出於一種狂妄與邪惡的心理需要，無疑是不道德的。中國人的「誤讀」，卻促成了振奮民族精神的一種契機，由此引發革命道德的高揚。歷史現象就是這樣地陰差陽錯：「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達爾文「進化論」這些原本為「生物界」確立的理論原則，經過嚴復的「誤譯」和中國人的「誤讀」，同歐洲人的「誤讀」一樣，都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跑到「人類社會」里來「瞎摻和」了。但是，這些「進化論」的原則，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經過一番加工釀造，實際上讀出來的卻是：「落後就要挨打」、「救亡圖存」、「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反帝反殖」、「民族解放」……等這樣一些人們熟知的「民族主義」思想。而「民族主義」，不僅在孫中山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中佔了三分之一的份額，而且在後來進行的「十年論戰」時講的「反對老子黨」、「反對社會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中，也可以看到它潛在的內涵。——所謂「民族主義」，就是爭取民族獨立自由。既然屬於「自由」的範疇，依歐洲「道德哲學」衡量，它毫無疑問是符合道德的。——這可以算是中國人對達爾文「進化論」的又一層「誤讀」吧，不過這也許正是嚴復的《天演論》這篇「冒牌」譯作的初衷。在世界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不會把嚴復和他的《天演論》奉為神明了。不過，我們也不必指責和嘲笑他的「誤譯」以及他的《天演論》喚起的那個時代的「先知先覺者」的「誤讀」。鑒於《天演論》在二十世紀初曾激起中國奮起「救亡圖存」的歷史作用，對嚴復這位一百多年前的偉大啟蒙者，我們應當學習一點錢穆先生的史學態度，對這種歷史現象「懷著一點溫情與敬意」來看待。既然我們在今天仍然經常在犯一些甚至是很可笑的錯誤，為什麼要對一百多年前的啟蒙者求全責備呢？因此，我們對這一段歷史公案的回顧分析，只是基於「科學理性」對中西文化交流在思想史上的一些奇特現象進行一點澄清所作的嘗試。「誤讀」和「誤譯」的後果——中國人把「倫理學」給丟了但是，「人類社會」畢竟不是「生物界」，「人」也畢竟不是「狼」。——中國人自然不是「狼」，歐洲人也不會就是「狼」。實際上，越是文明程度發育比較高的人類社會，就越不會是「狼」。——如果你不是帶著濃烈的道德情感搞「歷史報告文學」，而是以理性的態度研究「人類社會」的話。達爾文和赫胥黎是傑出而嚴肅的科學家，他們認為「進化論」和「倫理學」分別是論述「生物界」和「人類社會」的範疇，這是經過事實和邏輯檢驗的科學結論。對科學的結論，無論是出於狂妄而邪噁心理的「誤讀」，還是不知就裡、陰差陽錯的「誤譯」，畢竟都是站不住腳的。而且，不管主觀上出於什麼動機，只要違背了符合客觀規律的科學結論，就難免會受到懲罰。歐洲人因為對「進化論」的「誤讀」、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受到的懲罰，先是「同仇敵愾、萬眾一心」地走進「一次大戰」的災難深淵，繼而又憂心忡忡、相當無奈地走向「二次大戰」的殘酷廝殺。歐洲人為他們對達爾文「進化論」的狂妄而邪惡的歪曲，付出了歷史性的沉重代價。同樣的道理，嚴復對赫胥黎的「誤譯」和中國人對它的「誤讀」，也不能不受到科學結論的懲罰。不過，中國人受到的懲罰，卻來得要晚得多，分析起來，不僅同歐洲人有所不同，而且情況也要複雜一些。我們在前面談過，將「進化論」理解為適用於人類社會，把「達爾文主義」變成「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對國際社會的理解方面，中國非但沒有受到什麼懲罰，反而歪打正著，因此而受益。當然，從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的實際情況而言，儘管「進化論」並不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原理，可也並不是全然沒有一點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也不能說完全都是「誤讀」。中國人因為對「進化論」的「誤讀」而受到的懲罰，主要是在自己國家內部的治理方面。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後，這種「誤讀」對中國的危害，顯現出來了；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改革深化發展的進程，其危害會愈益加深與加重。這種危害，雖然仍然可以說是潛在的，但唯其如此，也可能更深刻更沉重。分析起來，其中的道理是這樣的：「倫理學」，本來是人類社會範疇的學問，可是，由於嚴復的「誤譯」，「倫理學」的地位被「進化論」取代了。也就是說，在對人類社會的理解方面，或者說關於人類社會的理論範疇，中國人把「倫理學」給丟了。也許，準確一點的說法應當是：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之說，使許多中國人誤認為：歐洲人的優勢和長處，只是「堅船利炮」和工業科技之類；他們的社會，根本就沒有中國人作為「治學之寶」、「治國之綱」、「立國之本」那樣的「道德文章」；後來，嚴復的《天演論》在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又使許多中國人誤認為：歐洲社會奉行的行為規範，只是「進化論」那種「生存競爭」之類的道德準則。——如果我們聯繫到中國長期以來「夷夏之辨」的觀念、認為歐洲人畢竟只是「蠻夷」的根深蒂固的看法，人們這樣認為也不奇怪。總之，直到近代，在許多中國人看來：歐洲人因為有過不道德的惡劣行為，似乎根本就沒有什麼道德，所以也就不會有什麼「道德文章」方面的學問；他們也很難想到，世界上還會有什麼國家有比中國人更高明的「道德文章」的學問，因此也不大了解和注意歐洲人會有些什麼樣的「道德文章」；大概許多人也想不到，歐洲人動輒掛在嘴上的「自由」，還會與「道德」有什麼瓜葛。所以，中國人一般也不會想到，應當和可以向歐洲人學習和交流一點道德方面的學問。因此，歐洲近代以來在「倫理學」方面的思想成就，比如康德和黑格爾關於「道德哲學」那龐大複雜而且艱深晦澀的體系，除了極少數專門學者，對中國大多數人來說，都相當陌生。當然，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中，有著極為豐厚的道德資源的遺產，傳統道德在廣大民眾中有著深厚的根基；在「革命的戰時體制」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又有崛起於戰爭時代的革命道德，尚有餘勇可賈；有這兩項「老本」支撐著，我們的國家和人民也沒有覺得在道德方面有什麼了不得的問題會使人感到困惑。可是，到了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發生的變化，其深刻程度，恐怕不是什麼「計劃與市場」的理論框架所能概括得了的，實際上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劇變」，這就是：人民有了自由。——規模以億計的人民，獲得了巨大的經濟自由和廣泛的社會自由，也有了更多的政治自由；而且，彷彿在突然之間，同一個異彩紛呈、斑斕駁雜、光怪陸離的多元世界有了如此廣泛而直接的接觸和交流。面對社會生活在環境和信息方面如此之大的變化，我們的道德資源，卻仍然只有傳統道德和革命道德，就顯得遠遠不夠了。傳統道德，雖然資源豐厚，但年代畢竟過於久遠了，而且那還都是適應一個傳統社會要求的東西。如果不與時俱進、包括吸收外來文明的新鮮血液，經過一番充實、提高、融匯、整合的改造，是不能適應新的時代精神、滿足新的社會生活需要的。革命道德，儘管有它的輝煌，但革命和戰爭，畢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特殊形態。革命勝利了，戰爭結束了，社會生活進入和平與建設的常態，繼續原封不動地依靠戰爭時代的革命道德，於新的社會生活也不敷需要了。這樣，就出現了道德資源的缺失，人們所謂「道德困惑」，原因就在於此。這當然不是說，有著幾千年輝煌文明史的中國，今天在道德上竟然是一片空白，也不是說偉大的中國革命造就的革命道德，如今就一無可取了。而是說：中國歷史上的傳統道德，要補充新的內容、吸取新的思想；革命道德，也要使它有價值的內容適應新的時代；關於道德的理論，還應當掌握新的方法，使之有更加科學的表述；尤其是對以「自由」為核心構築道德理論體系，不能盲目地排斥和拒絕了。總之，中國新的道德理論體系，應當適應新的時代精神，有更豐富的內容；它應當是世界性的，也應當是有民族特色的。從更廣闊的範圍考慮，我們吸取外部世界的道德資源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應當面向全世界的文明史，比如也應當包括印度、伊朗和阿拉伯的文明成果。不過，就今日中國的現實需要而言，我們的道德資源急待補充的新的血液，無疑應當是歐洲文明近代以來的成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譯為《天演論》時，嚴復的「誤譯」，讓「進化論」鳩佔鵲巢，取代了「倫理學」的位置，進而產生的「誤讀」，使中國人對歐洲近代以來的道德理論長期採取排斥與拒絕的態度，其潛在影響是相當深刻的。鑒於道德理論處於一切人文社會學科之母的地位，嚴復的「誤譯」和中國的「誤讀」，還妨礙與阻滯了我們學習與吸取歐洲近代以來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的文明智慧成果，造成我們今天在人文社科領域許多學科知識的缺失；而且，「倫理學」的缺位，還使我國整個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術研究就缺乏一種「核心理念」。例如，依歐洲近代「道德哲學」和「法哲學」關於「所謂道德，就是可以作為立法依據的原則」和「所謂法律，就是付諸國家意志的道德」這樣的原理來看，道德，實際上居於法律之母的地位。因此，傷及其母，必然損及其子，沒有現代倫理學的有力支撐，沒有「自由的理念」，無論實際的立法、還是法學的學術，都會失去靈魂，成為十分枯燥、味同嚼蠟和徒具形式的東西，而且可能會走向斜路。從這個角度看，其後果會是相當嚴重的。在二十世紀初以前的全球化第一波浪潮中，中國的政治精英把自己局限在「中體西用」的狹隘眼界里，使我們民族的現代化努力沒有搭上「全球化」的「末班車」，貽誤了歷史「機遇」，在二十世紀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二十一世紀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國已經恢復了尊嚴與自由，並且佔據了極為有利的起跑位勢，我們應當珍惜目前寶貴的歷史機遇，不能再犯這種淺薄而愚蠢的錯誤了。（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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