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醫學理論中，言必陰陽。但講陰陽的決不僅僅是中醫學。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畫卷，它的最基本的線條和框架是由氣和陰陽勾勒出來的，而中醫學僅僅是這個巨大畫卷的局部畫面。因此，要想理解中醫學的理論和實踐，理解中醫學的學術特色，則必須首先了解和理解中醫學所依託的、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講傳統文化，離不開陰陽。雖然秦漢及其先前諸子論陰陽各有心得，但中醫學的陰陽學說更體現出其自身的學術特點，在思維水平上更高出一層。儘管中醫學只是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分枝，但就其陰陽學說所達到的高度來說，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則是無與倫比的。概括起來講，中醫學的陰陽理論水平之高，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醫學的陰陽理論特彆強調陰陽再分陰陽，以適應闡述天人關係以及病機、發病、診斷、治療之需要。二是把一陽分為三陽，把一陰分為三陰，即陰陽學說中的三陰三陽：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以適應認識事物與疾病，對事物、疾病進行比較分類之需要。這是中醫學對陰陽學說的獨有的闡釋和貢獻。就目前文獻所見，三陰三陽當首見於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和《陰陽十一脈灸經》。在這兩部古灸經中，用泰陽或鉅陽、少陽、陽明、少陰、泰陰或太陰、帣陰或厥陰命名經脈。它的表述和運用比《黃帝內經》中對三陰三陽的表述和運用，要顯得更為原始古樸。把一陽分為三陽，把一陰分為三陰，在《黃帝內經》中首見於《陰陽離合論》。在《黃帝內經》中，用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闡述天時變化、天人關係、臟象、經絡、氣血、形志、診要、脈象、病能、標本，可謂之貫通全卷，滲透至微。《天元紀大論》嘗云：「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至真要大論》曰：「陰陽之三也，何謂?」曰：「氣有多少，異用也。」把一陰分為三陰，把一陽分為三陽的依據是陰陽氣之多少及其不同的功能。實際上，《至真要大論》在這裡回答的只是陰陽分為三陰三陽的依據是什麼，而沒有回答為什麼要分成三陰三陽而不是四陰四陽或五陰五陽等等,這是一個長期被人們忽視的問題。在人類認識史上，先民彷彿對「三」發生過興趣，並在自己的思想文化中刻有這樣的痕迹。在殷甲骨卜辭裡面，有一條見《續》2.28.5)。其中有一個「眾」字寫作
作日下三人形。郭沫若先生認為，這是形象地說明農業奴隸們在田野赤身露體從事耕作。他們在耕作中用的是最簡陋的工具，必須進行原始的簡單協作，稱之為「
」，「
」字象徵三把木耒用力並耕的情景。在安陽候庄西北崗大墓出土的商代三件組成的方盉，分別鑄著「左」、「
」、「右」三字，表示各盉的陳列位置。左、中、右在商代是「三」的基本表現形式之一。在商代武乙、文丁時代的卜辭中有「王作三
(師)右
左」的記錄。(《粹》597)。從人類認識的發展史看，先民在認識了火併且開始用火燒烤獵物時，原始思維曾驅動他們開始掘地為灶，或用若干石塊支撐獵物以方便燒烤，在其漫長的生活實踐中，最終發現用三塊石頭支撐最平穩、最牢固，且省力。在燒烤獵物時，也曾受到大自然的啟示，用木棒做支架弔掛，在實踐中，最終認識到用三根木棒做支架最穩定、牢固、省力。以鼎形陶器為代表的實足三足器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中富有特色的一種陶器。它與圓底器、平底器和圈足器不同，以其具有用於支撐的三足而引人注目。研究認為：這種三足器的起源，目前可以追溯到前仰韶時期，甚至更早，大約在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5000年之間。筆者在山東省滕州市博物館所見屬於仰韶早期的北辛文化的三足陶器，主要是缽形鼎、盂形鼎、罐形鼎、蓋鼎等三足器。在先民製做的這些工藝精美的陶器中，儘管在形態和結構上或有蓋，或有把手，或是呈折腹狀，或有大小、高矮之不同，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突出的特點，這就是普遍地做成三足，而不是兩足、四足、五足等。在三足陶器之外，還有大量的圓底陶器和三個一組的靴形陶支腳。從類型學上推測，三足器的前身應是使用陶支座的圓底器，圓底器有了支座的支撐才能平穩，也便於升火烹煮。三個陶支腳支撐一個圓底器，就成了一個「三足器」。這時的陶支腳是一種活動的三足。當陶器有了固定的三足以後，陶支腳也就不再流行了。從思維軌跡可以推論，最早支撐圓底器的不是專門製做的陶支腳，而是選擇大小適宜的三個石塊。今人可以從中國的象形文字的特點中，領悟我們祖先創造的「鼎」字的意象，對以鼎為代表的三足器特徵的把握是何等地簡潔和準確。從中可見「鼎」的三足對先民的潛顯意識的影響是何等的深刻。先民們在生活實踐中朦朧地認識到「三」，及其某些特定的意義。
《易經》的八卦是由三畫而不是四畫、五畫、六畫組成，這不是巧合或偶然，而是先民原始思維對神秘的「三」的關注，是「崇三」意識的顯露。不論後世人怎樣評價《周易》，《周易》原本都是一部卜筮之書。關於《周易》，按傳統的說法是上古伏羲氏畫八卦，中古周文王重為六十四卦，並作卦辭，周公作爻辭，下古孔子作十翼以解經，歷時數千年之久。卜筮是先民生活、生產中不可缺少的活動。《尚書·洪範》嘗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八卦則是筮法之後才有的，畫卦當是揲筮的演化。揲筮之法最初得出的只是奇偶之數，由奇偶之數而定吉凶。這種卜筮方法仍可以在近代某些民族的卜筮方法中窺其大概。如苗族用一片木塊劈成兩片，視其落地，可以得出三種結果：一正一反，二正或二反。涼山彝族用「雷夫孜」筮佔法，以判斷行事的凶吉。方法是取細竹或草桿一束握於左手，右手隨意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剩餘之數是奇是偶，如此運作三次，可得出八種結果，即偶三、奇三、奇偶偶、偶奇奇、奇偶奇、偶奇偶、奇奇偶、偶偶奇。這種被稱之為「雷夫孜」的筮法，將數分為奇偶兩種，而卜必三次。[1]可見由三畫組成的卦爻符號當是繼承了上古原始的筮占而來。《易傳·繫辭下》有云：「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在先賢的心目中，天地人一體，合之為一，而分之則為三，所以立三才之道。「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仁曰義」(《易傳·說卦》)。三才思想對後世影響至深至遠。可以認為，整個一部《周易》發生史，從新石器文化晚期的原始卜筮，演化為殷周之際《易經》的卦爻符號，又發展為戰國末年的《易傳》，從卦畫的演變組合，到三才思想的肇端，都與「三」有不解之緣。從混沌的原始智慧，到充滿理性與悟性、形象與意象的《易傳》，在潛意識和顯意識中無不貫串著神秘的「三」。先民狩獵、稼穡需要觀天，在浩瀚無際，冥冥神秘的天空中，有日、月、星三種不同的光或明亮。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時代，日、月、星三辰無不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思想、思維和心理，這種影響貫串於物質和精神。日有日出、日中、日西；月有望、朔、晦；而星則有「參」。「參」字見於金文，作
，象參宿三星在人頭上光芒下射之形」(朱芳圃：《金文釋叢》)。或省人作
(魚鼎匕)，或省光芒作
(參父乙盉)，今音讀shēn，星宿名。「參字用於三，在《左傳》、《國語》上已非罕見。參字可以作「三」的一個顯見的原因是它的造型。參宿凡七星，兩顆零等亮度分列頭尾對角，為參宿四和參宿七，其一二三星雖然只有二等亮度，卻因連列宿中而特別顯眼，以致名列前茅，成為本宿的代表。金文「參」字頭上的三顆星和「參」之為三，皆由此來」。[2]
氣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範疇，也是中醫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甲骨文研究者指出：甲骨文中的「
」字即是今之「氣」字，它與數字之三的區別是中間的一划短。自東周以來，以其與三字易混，故一變作「
」，取其左右對稱，故再變作「
」。據李存山研究，氣字在《說文解字》中寫作「氣」，釋為「雲氣也，象形」；段玉裁《注》云：象雲起之貌，三之者，列多不過三之象也。甲骨文中有雲字，寫作「
」或「
」，上從「二」，與「三」(氣)字形近，下為雲氣迴轉之象。雲字象形與「三」(氣)字形近，說明「三」字也是象形。《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音為角，心在音為徵，脾在音為宮，肺在音為商，腎在音為羽。又，《靈樞·五音五味》篇等，亦有五臟五音配屬五行的記載。《呂氏春秋》有云：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複合，合則複利，是為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與，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5]1973年、1977年在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兩次考古發掘，發現了上百支用鳥禽肢骨做的骨笛，研究認為，它是公元前5000年的文化遺物，有的至今仍可吹出簡單的音調。1983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陽賈湖村發現了16支骨笛考定是公元前6000年的文化遺物。
舞陽骨笛（引自網路）在中國古代，用「工、商、角、徵、羽」作為音階名稱，當首見於《管子·地員》篇。《管子》把「工、商、角、徵、羽」由低到高的一列音，與家畜鳴聲相比似：「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並提出被後世稱為「三分損益」生律之法：「凡將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和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而去其乘，以是生角。」[6]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五聲從一開始，而要形成為律，則必須「三之」。即把一根弦在長度上均為三段，舍其三分之一，取其三分之二。同樣均為三段，加其三分之一，成為三分之四。如此繼續相生而成各律。即四開以合九九(1×３4＝９×９=81)，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以益之以一，為百有八(81×4/3＝１０８)，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108×2/3＝72)，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72×4/3＝96)，以是生羽。有三分去其乘(96×2/3＝64)，適足以是成其角。五聲含有「三」的要素。公元前522年，周景王曾問律於伶州鳩，伶鳩州對曰：「律，所以立均(YūN)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7]在這裡，三、六、九的含義是什麼?伶州鳩自已認為是「天之道也」，吉聯抗先生認為是：「用三分來計算，用六律來平準，完成於十二律。[8]從認識論講，「天之道」是先民在追求音調「和適」的實踐中，在潛意識中的「三」的感悟，巧合地尋覓到物體聲音符合音律的自然頻率，即音調規律。而「三」就在其中，此可謂之「涵三為一」。三、六、十二，說到底都是「三」。「三」頻頻地出現在先民的生活之中，滲透到思想、精神和文化之中。老子終於感悟到「三」的存在和力量，石破驚天地呼喊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真諦，從而確立了宇宙萬物源於「三」的思想。由於宇宙萬物源於「三」，所以宇宙萬物可以分為「三」。《素問·六節臟象論》云：「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九野，九野為九臟。」「三」由人們的潛顯意識，逐漸地固化為思維定勢而積澱於先人的心底。西漢董仲舒把「三」推到極頂，稱其為「天之大經」，文曰：「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相比之下，南宋的陸象山總結得更為實際和直觀，更耐人尋味。他說：「天地人為三才，日月星為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為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由此可以推斷，在我們祖先的思維框架中，一隻能分為三，而不可能是其他。《至真要大論》中，黃帝問曰：「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答案是一陽只能分為三陽，一陰也只能分為三陰。這是先民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所形成的心理積澱。二《素問·天元紀大論》云：「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按陰陽之氣各有多少的不同，把陽分為太陽、陽明、少陽，把陰分為太陰、少陰、厥陰，這種命名是以觀物取象為方法，以陰陽之氣的多少為底蘊，對陰陽進行的原始的粗線條的定量。《素問·陰陽離合論》有云：「日為陽，月為陰」，以日月定陰陽，這是最原始、最直觀、最明了的陰陽。就陽來說，太陽宛若麗日中天，陽明則象徵日蒸而盛，少陽有如旭日初升。就陰來說，太陰蘊浩月當空之象，少陰涵弦月高懸之意，而厥陰為下弦月隱，擬諸朔晦交互之形容。太陽意指陽氣較多，少陽意指陽氣較少，太與少是兩極對立。那末陽明蘊意何在?《至真要大論》有云：「陽明何謂也?歧伯曰：兩陽合明也。」兩陽合明，突出在「明」字上。所以本篇又曰：「兩陽合明，故曰明。」明，陽也。合，併合、匯聚、重疊之象。《靈樞·陰陽系日月》篇嘗云：「二火併合，故為陽明。」兩陽相合而明，意象陽氣之盛大貌。太陽、少陽是陽氣多少之兩極，「合明」之後，則成為多、少、盛三極。兩陽合明而盛之陽明蘊含有陽氣主進之意。太陰泛指陰氣較多，少陰泛指陰氣較少。那麼厥陰是什麼?《至真要大論》曰：「厥陰何也?歧伯曰：兩陰交盡也。」兩陰交盡，突出的是「盡」字，盡，終也。本篇又云：「兩陰交盡故曰幽。」幽，《說文》:「隱也，從山中
。」「
，微也，從二幺。」段玉裁注曰：「二幺者，幺之甚也。」《說文》又云：「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幽，從山中
者。微則隱也。又，幽，下弦月隱，不明也。兩陰交盡，意象陰氣衰變之狀。與少陰想比，厥陰只能算是微陰。厥陰又稱一陰，《素問·陰陽類論》有云：「一陰至絕作朔晦。」張景岳釋之曰：「陰陽消長之道，陰之盡也如月之晦，陽之生也如月之朔，既晦而朔，則絕而復生。」〔１6〕太陰、少陰是陰氣多少之兩極，而「交盡」之後，便成為多、少、衰變三極。兩陰交盡而衰變之厥陰，包涵有陰氣主退，物極必反，陽生於陰，陰中有陽之意。事物的本質是一分為二的，所以《易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天地合之為氣，為一，分之為陰陽，為二。但是，事物的現象和思維過程則是一分為三的。所以《素問·生氣通天論》一方面說：「生之本，本於陰陽」，同時又指出「其生五，其數三」。老子總結為「三生萬物」。陰陽把宇宙萬物分為事實上的兩大類，而三陰三陽則又把事物按陰陽屬性，各分為三類。分類是人類的一項基本的重要認識活動，它是伴隨人類生存、生產活動而開始的。人類精神世界由混沌走向有序，要經過曲折漫長的進化軌道，而精神世界有序化過程中最基本的程序之一，就是對生存過程中周圍的事物進行分類和歸納。考古研究證明，在商代，先民們已經開始對疾病進行了分類。從思維的層面看，三陰三陽理論的建構是以觀物取象的認識方法為基礎，用「象」來婉轉含蓄地表徵時空事物，因此，把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作為一種分類模式來認識所表徵的對象時，可以聯想到事物的原初形象及其屬性和某些引申涵義。由於「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所以陰陽在《黃帝內經》中，廣而論之，則論天地人關係、性質、變化、分合、盛衰，過去與未來；狹而論之，則論具體的人的生命、健康、疾病、治療等，實際上這是二分法分類。這些分類顯然達不到現代意義上的「必然的聯繫」，而只是一種「事實上的聯繫」。因此，一個不可避免的顯而易見的特點，就是它的相對性和多相性。同一個事物在不同的背景條件下，可有不同的分類結果，如心，在一定背景條件下屬陽，而在另外的背景條件下屬陰。同樣的道理，由一陰演化的三陰，由一陽演化的三陽，也具有這種相對性和多相性。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在《黃帝內經》中有這麼多的相互交叉、錯綜重疊、前後抵牾的三陰三陽分類。王玉川先生從《黃帝內經》和中醫古籍中，總結出二十九種九大類序次不同的三陰三陽，[11]其涵括面從過去、現在、未來以及晝夜變化到天地人的相互交感；從自然界的氣候變化到時令曆法；從臟腑經絡的定性定位到氣血多少盛衰，無不以三陰三陽為經緯進行編織。其目的就是分類和歸納，以達到自成體系，縱橫貫通。如肺在《經脈》篇中被稱為太陰，在《六節臟象論》中被稱為陽中之太陰，而在《陰陽系日月》篇中又被稱為陰中之少陰。心在《經脈》篇中被稱為少陰，在《六節臟象論》和《陰陽系日月》篇中被稱為陽中之太陽。腎在《經脈》篇中被稱為少陰，在《六節臟象論》中被稱為陰中之少陰，而在《陰陽系日月》篇中則被稱為陰中之太陰。肝在《經脈》篇中被稱為厥陰，在《六節臟象論》中被稱為陽中之少陽，在《陰陽系日月》篇中又被稱為陰中之少陽。《五運行大論》有云：「夫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然所合，數之可得者也。夫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吳崑根據「不以數推」徑改為「以象求之」，可參。)《內經》以三陰三陽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不同角度，不同參照背景闡述天地人的整體動態關係，闡述人體臟腑經絡氣血的生理病理變化，對疾病如熱病、瘧、厥等進行病機癥狀分類，在這裡既運用「數推」之法，也運用「求象」之法。三筆者寡聞，就目前資料所見，三陰三陽首載於馬王堆漢墓帛書。而至《黃帝內經》，三陰三陽理論得到發展並臻於完善，從而成為中醫學理論中陰陽學說的一大特點。在天人相應整體觀念指導下，《黃帝內經》從自然界的陰陽推演到人體的陰陽，從人體的三陰三陽又推演到自然界的三陰三陽。按陰陽氣的多少，用三陰三陽把宇宙天地和人體臟腑、經絡、氣血，構建成聯繫的網路，從而完善、豐富和深化了臟象學說。從陰陽演化出的三陰三陽作為重要的說理工具和分類方法，當然是實踐的產物。從陰陽學說的產生到三陰三陽的演化，醫學在《內經》時期，在理論上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總結，而至《傷寒論》時期，從理論到臨床都有了新的飛躍和突破。尤其在建立一整套理法方葯貫串一體的辨證論治理論方面，《傷寒論》在中醫學領域中確立了自身的無可比擬的學術地位。儘管三陰三陽理論在《內經》中得到完善和發展，但，若沒有《傷寒論》的三陰三陽分證，三陰三陽理論在中醫學理論中則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廣泛的影響。
本文所引用圖片與甲骨文字，來自網路與專業辭書。參考文獻略本文節選自作者《傷寒論疑難解讀》1999年第一版《陰陽與三陰三陽》及2009年第二版《三與三陰三陽》，屬原創。若有引用原文及學術觀點，僅改動文字者，務必註明出處與原作者，以免抄襲之嫌。網上可見個別作者有抄襲現象。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