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TPP與中美關係的前景

近日，中國官方改變了其以往對「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簡稱TPP）的消極態度，顯現出非常積極的姿態，表示要對TPP作綜合評估，對參加TPP的談判持開放態度。同時，美國方面也似乎改變了以往不明確的態度，表示在一定的前提下歡迎中國加入TPP談判。

如果中國開始TPP談判，中美兩國之間在此問題上達成共識，必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可以說，中美兩國目前這種態度的轉變，無論對中美關係還是對整個世界經濟局勢來說，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變化。

TPP並非美國創始。甚至可以說，早期開始的時候，TPP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沒有美國的跨太平洋的貿易集團。但一旦美國加入，TPP就完全變了貌，演變成為美國「重返亞洲」的關鍵一步。而美國的「重返亞洲」顯然和中國有關。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東盟（亞細安）國家的經濟貿易關係迅速發展，尤其是在建立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之後，中國和東盟經貿關係進入了一個黃金時期。中國和東盟關係的迅速發展，改變了中美兩國在東盟的平衡局面，局勢開始向有利於中國的態勢發展。不過，應當指出的是，中國和東盟發展關係，並沒有任何意圖要排斥美國或者其他任何國家。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日本和韓國各自在東盟區域和中國的競爭。競爭的結果是，中國、日本和韓國各自和東盟形成了10+1機制。美國在東盟經濟影響力的「消退」，主要還是美國本身的因素，而非中國或者其他因素。

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唯一霸權。這應當說是美國霸權的頂峰，其影響力達到世界的各個角落。當時，除了歐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同美國競爭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解體之後所出現的巨大國際權力空間，而歐盟和美國同屬西方陣營，並不構成真正的競爭關係。可惜的是，美國在成為唯一霸權之後，其權力缺失制約，開始犯重大的戰略錯誤。美國想「終結歷史」，通過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廣到全世界，從制度上確立美國一霸天下。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武力開路，發動海灣戰爭，在南歐拓展民主空間。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之後，美國又把戰略重點轉移到全世界範圍的反恐戰爭。

不管怎麼說，美國的這種戰略變化，在很大程度上給中國一個很好的機會。中國面臨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把注意力集中在內部經濟改革和發展上，也就是中國所說的「一心一意謀發展」。內部經濟發展不僅為外資提供了投資機會，而且在很短的時間裡，從一個資本高度短缺的國家，轉型成為一個資本過剩的國家，資本開始「走出去」。亞洲尤其是東盟成為中國投資的其中一個重點。儘管美國在東盟仍然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但發展勢頭很難和中國相比。實際上，冷戰之後，美國和東盟兩者之間發展和深化關係，缺少實質性的動力。

1997至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和西方對亞洲經濟發展持非常悲觀的態度。但十年之後，也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亞洲作為世界經濟重心變成了現實。現在，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第三，印度正在崛起，東盟的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勢頭也非常好。可以預見，在今後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裡，亞洲一直會維持為世界經濟增長重心的地位。這就決定了美國的戰略西移。

美國「重返亞洲」包括軍事和經濟兩個層面。在這兩個層面，美國的確擺出了一種要「圍堵」中國的姿態。在軍事上，美國「重返亞洲」針對中國的目標是不言而喻的。除了中國，本區域沒有一個國家的軍力，可以對美國的軍事存在構成任何意義上的挑戰，更不用說是威脅了。日本、澳大利亞等是美國的正式盟友，印度是准盟友。並且，美國為其軍事「重返亞洲」論證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圍繞著南中國海的亞洲安全問題。在經濟層面，美國顯然要通過TPP的高標準，尤其是一些具體的條款（例如針對國有企業的條款）來制約中國。

美國這樣做，中國也是這樣理解的。從一開始，中國方面的主流判斷是：TPP是美國圍堵中國的經濟手段。TPP一旦形成，就會成為類似於冷戰期間的戰略性貿易。既然TPP被視為是要「圍堵」中國，很容易理解中國方面對TPP的憂慮，甚至「敵視」。

那為什麼中美雙方現在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這裡既有美國的因素，也有中國的因素。

就美國方面來說，在TPP問題上，面臨著很多問題。第一，因為TPP針對中國，導致其戰略意味過重。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任何貿易集團，無論是國際性的還是區域性的，如果缺少了中國，其有效性就會成為大問題。再者，在亞洲區域，經濟活動已經區域化，形成了亞洲生產鏈條。這裡已經不存在「中國製造」的問題，一個產品的各個零部件為亞洲各經濟體所生產，中國只是最後的組裝工廠而已。在這樣的情況，一個意在排斥中國的貿易集團如何可能？又會有什麼的意義？

第二，也是因為戰略意圖過重，如果按照其原先的高標準，TPP實際上很難具有操作性。越南和馬來西亞等國，經濟體和美國的經濟發展差異實在太大，它們如何能夠消化加入TPP的代價？就連經濟發達的日本，在一些關鍵領域主要是農業也困難重重。所有這些國家加入TPP的動機，主要是其所想像的來自中國的壓力或者「威脅」，因此其戰略意義遠遠多於經濟意義。

第三，TPP的高標準也意味著其過於理想化。如果實現，TPP將是人類經濟歷史上所從來沒有過的自由貿易集團。很多參與國必然要失去諸多方面的經濟主權。所以，如果不考慮中國因素，所有這些經濟體都不會（也不能）失去如此多的經濟主權。很顯然，在TPP的談判中，各個經濟體都在力爭儘可能多地保護自己的經濟主權。

因此，很容易理解，自談判開始之後，TPP的內容一直在變化。儘管現在還不知道最後的結局如何，到目前為止，TPP就已經不再是原來設想的TPP了。要從理想轉化成為可行性，參與TPP談判的各國必然要做諸多的妥協，這就決定了TPP必然要降低條件。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態度必然趨向務實。

同時，在這個期間，中國方面對TPP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自胡錦濤後期，中國對美國提出了要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試圖走出傳統上霸權競爭的大國關係模式，從而保證世界和平。習近平新領導層不僅接過了這一概念，而且一再加以強調。在過去的很多年裡，中國在處理對外關係方面顯得自信心不足，美國及其盟友做什麼，都被有關方面視為是針對中國的「陰謀」。現在，新領導層決意要改變這種缺少自信的局面。對TPP態度的急劇變化就是這種「自信」的表現形式之一。

再者，經過了一段時間，中國也已經意識到，針對TPP，中國是可以沉著應對，實在沒有必要感到驚慌。這主要是因為前面所討論的，在TPP作為一種理想和TPP最終的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或者說，中國意識到，TPP是一種動態，它不會完全按照美國的計劃來實現。說到底，即使TPP最終產生了，也不見得能夠實現當初美國所設想的「圍堵」中國的目標。所以，中國不用怕。

參與TPP才會具有話語權

中國更意識到，正因為TPP是個動態過程，中國可以也必須積极參与到這個過程去。參與進去了，才不會被孤立，才會具有話語權。經過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和加入這個組織後的經驗，中國對此應當感到充分的自信。

實際上，中國變得不怕TPP，其本身也是有底線的。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儘管高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已經過去，但如果在今後的十多年時間裡，能夠達到中速增長，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有望很快超越美國，並且也有望成為世界少數幾個巨大的消費市場。也就是說，如果有意願，中國自己也可以組織自己的貿易集團來抗衡美國的TPP集團。

但即使是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TPP和以中國為中心的另外一個貿易集團，雙方也絕對不會放棄對方的巨大市場，兩大經濟集團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仍然會繼續，甚至會增加。就是說，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集團之間的那種關係一去不復返了。這就是全球化時代國際經濟的新格局。對這一點，中美兩國都有深刻的認識。

全球化所產生的經濟互相依賴關係是國際和平的重要保障。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下，各國之間很難再採用冷戰時期所使用的「遏制」和「圍堵」戰略。政治人物因為各種因素會訴諸於冷戰的方法，但現實已經變化，冷戰方法在實際上已經不可能。中國今天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但實際上，自從30多年前中國打開自己的大門，參與到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去開始，這種大國關係已經在成型了。

很顯然，近30多年來的全球化，已經形成了和傳統貿易方式全然不同的國際和區域經濟秩序。在一戰和二戰之前，國家間的經濟貿易關係是以主權國家為單元的，人們所生產的可以稱之為「主權產品」，國家間的貿易就是「我生產的產品和你生產的產品之間的交換」。這種貿易對國家間衝突的制約非常有限。但現在的局面是互相依賴，「我生產的產品中有你的利益，你生產的產品中有我的利益」。這種格局意味著國家的經濟主權邊界已經變得非常模糊，甚至消失。一旦兩個互相依賴的經濟體之間發生衝突，雙方都會成為犧牲品。

如果「新型大國關係」意味著中國無意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中美兩大國和平共處共贏，這種互相依賴關係無疑在促成這樣一種共贏關係的實現。對中國來說，這樣一種關係是其改革開放、加入現存世界秩序的自然產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參與到美國和西方所領導的大多數組織中，這使得中國成為這些組織的一部分，西方難以孤立中國，中國也難以脫離西方。這種關係是參與式的關係，就是說中美兩國都在參與對方的發展。這種關係的形成表明冷戰已經不可能。

這已經成為中美關係的現實。這種現實要求無論美國還是中國都要放棄冷戰思維，根據現實調整兩國關係。中美兩國經濟上的高度互相依存關係，驅動著兩國對TPP態度的變化，也會引導它們今後關係的發展。政治因素不時會影響兩者之間的經濟關係，但如果雙方不能在經濟關係和政治需要上做到平衡，就不僅會損害他國的利益，更會損害自身的利益。利益會引導中美兩國做出理性的選擇。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