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潔與邪暴：俄羅斯靈魂的兩面

07-01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

導讀：

聖潔與邪暴，構成了俄國人抑鬱、深沉，充滿理想而又悲滄的性格。從伊凡大帝到葉卡德琳娜女皇，從斯捷潘·拉辛到十二月黨人，一部俄羅斯的近代史，正是由現實政治中令人不寒而慄的高壓和屠戮，與詩人、思想家、革命家的美好理想和痴迷熱情交織而成。近代俄國的敘事，可以說是一部在改革、停滯、革命之間來回擺動的歷史，以致我們今天還能從這個北方強鄰的政治生活中體察到震蕩的餘波。

撰文 | 陳方正(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責編 | 艾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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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美洲征服以來，已有三百五十年之久，西歐一直企圖同化別人，企圖消除外在界別，而且基本上成功。……這驚人的成功主要根源於西方文明的一個特點，……即了解別人的能力。

——圖道羅夫

《美洲的征服：「別」的問題》

在蘇俄和中國十分相似的外表之下，其實隱藏著巨大差異。這差異可以用俄羅斯靈魂的兩面性——聖潔與邪暴、虔誠與放縱、理想主義與庸昧惡俗，來概括和凸顯。這兩面對中國人都是陌生的，因為「往而不返」的出世宗教精神和「盲聾爽狂」那樣恣肆意欲的深淵都是講究「憂樂圓融」的中國文化所缺乏的，也是令一般中國人畏懼卻步的。

所謂邪暴，在政治上表現於俄羅斯淋漓盡致、不受節制的專制政治傳統。這傳統自然要以十六世紀「恐怖的伊凡」、十九世紀的尼古拉一世和二十世紀的斯大林作為標誌，但其實可以上溯到俄羅斯近世的開國之君、十五世紀的伊凡三世。而且，像彼得大帝和葉卡德琳娜女皇那些著名的十八世紀開明改革家，亦一樣深深受其感染。它可說是在俄羅斯這片廣闊無垠的大地上，為了建立秩序和抗拒從四方八面洶湧而來的外敵，所被迫建立的霍布斯式（Hobbesian）體制——也就是說，為了秩序和穩定，只有接受專制。

對個人來說，邪暴則表現於放縱，特別是痛飲、狂賭、性格上的暴戾。像《戰爭與和平》的主人公彼得在書本開場時的爛醉，與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現實生活中沉迷於賭博不能自拔，都是十分熟悉的例子。這可能是在單調、沉悶的漫漫長夜（現實的也是政治的）壓迫之下，經年累月形成的文化吧。

至於聖潔、虔誠，則是由東正教的神秘主義與優雅儀文所培養出來的宗教境界。她包含了在長期苦難中鍛鍊出來的溫柔、忍耐，其後又滲透了在西歐理性主義的影響和衝擊下所產出的奮發、進取，與滋生的疑惑、困擾。像十八世紀終生周遊講學的偉大哲人史高伏羅達（Skovoroda），十九世紀「十二月黨人」事變後在晨曦中發誓，要為俄國的自由奮鬥一生的少年赫爾岑，以及晚年散盡財產、奉行原始基督教教義的小說家托爾斯泰，還有像貝羅芙斯卡婭（Perovskaya）那樣從容就義的女革命家，都可以說是這種高尚情操的化身。很自然地，俄國小說中也充滿了這種人物的典型——《卡拉馬佐夫兄弟》裡面的「老三」阿廖沙、《白痴》的主角梅希金親王、《前夜》裡面的志士英沙羅夫……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數之不盡。

聖潔與邪暴，構成了俄國人抑鬱、深沉，充滿理想而又悲滄的性格。一部俄羅斯近代史，亦正是由現實政治中令人不寒而慄的高壓、兇殘、屠殺，與詩人、思想家、革命家的無限心愿、努力、深情交織而成。她可以說是一部在改革、停滯、革命之間來回擺動的歷史。

一、悲愴的大地

「近代」為什麼從十五世紀開始？這看似無理的問題卻有一個合理的答案——跨越歐亞的大蒙古帝國興起於十三世紀，瓦解覆滅於十四世紀，由它所產生的世界性深遠影響則要到十四、五世紀之間才逐漸顯露出來。這些影響包括把黑死病菌從雲南帶到中原，然後經過歐亞大草原傳播到歐洲；把中國的先進技術——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等傳入歐洲（雖然不可能有確證，但已經逐漸為歐美史家公認），引起軍事、航海、文化、宗教上的大革命；更直接的則是促成了幾個高度集權的後繼政權在大致同一時間興起，包括中國的明朝、小亞細亞的奧圖曼帝國，還有就是俄羅斯的莫斯科公國。所以，近代國家的「真正歷史」大都以十四、五世紀為起點，是有一個「同步機制」在起作用的。

1.蒙古鐵騎

1237年拔都的十萬大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態，在嚴冬越過冰凍河面，自北方長驅直入，先後攻破梁贊、莫斯科、符拉地米等城鎮，然後轉而向南，在1240年經過酷烈戰鬥焚毀基輔，屠掠全城人口，隨即揮軍西進，在短短几個月內掃蕩波蘭和匈牙利。

窩闊台的去世挽救了歐洲，已經到達威尼斯附近的拔都放棄征歐計劃東歸。後來他選中伏爾加河和頓河下游間水草肥美之地薩萊（Sarai）為首都，在那裡安頓下來統治欽察汗國也就是所謂「金帳部」（The Golden Hoard）。這時距離較遠的波蘭、匈牙利恢復自由了，但整個俄羅斯則淪為屬國，不但要經常負擔沉重的賦稅，不時選出壯丁充軍，而且各邦親王必須由欽察大汗冊立，還得隨時應召到薩萊接受詰責，甚至遠赴大蒙古帝國的「上都」和林朝貢。

在壓迫和屈辱之下，俄羅斯陷入了長達兩百年的黑暗時期——商業停頓了，農產餘裕被搜括乾淨，文化也開始倒退——親王、大公，甚至教士之間都開始出現文盲。可是，殘破的大地上，卻仍留下一個清靜自由的角落。

2.北方明珠

在十三世紀中葉，基輔已化為灰燼，莫斯科則還不過是座微不足道的小城。這時整個俄羅斯只有西北部的諾夫哥羅德還能顯出光釆來。

諾夫哥羅德是維京人入主俄羅斯的早期據點，也是南北貿易幹線的北方樞紐。所以它不但繁盛、富足、進步，而且很早就發展出強烈的公民意識和相當民主的政治體制。事實上，從十二世紀中葉以來，它的「親王」就已變成一位「受邀」登位，並且必須遵照詳細訂定合約治事的領袖，真正的主權則掌握在由全城民眾組成的民眾大會（Veche）手中——召集大會的「城鍾」（Veche Bell）則成了民權和自由的象徵。在這有類於五百年後英國因「光榮革命」而出現的體制之下，諾夫哥羅德建立了民選的各區區長、行政官、軍隊統領、法官以及詳盡的司法制度，包括陪審制度。同時，在本城以外，諾夫哥羅德不但開闢鄰近農田作為糧食基地，而且在嚴寒荒漠的大西北廣事殖民，發展貿易畜牧，建立自己的「內地」。它之敢於號稱為「大公之城」（Lord Novgorod the Great）是有道理的。

和其他繁榮的商業「城國」（City State），比如差不多同時的威尼斯一樣，諾夫哥羅德在軍事上也有過一段輝煌歷史。從十二至十五世紀之間，它和西邊強鄰瑞典、條頓騎士團、立陶宛、挪威等政治軍事力量大小惡戰不下五、六十次，由是遏止了信奉羅馬天主教的日耳曼和其他北歐民族向東方擴展的歷史性趨勢。事實上，正在拔都大軍焚毀莫斯科和基輔的危急存亡之秋，諾夫哥羅德就曾先後擊潰從西邊入侵的瑞典大軍（「尼夫河之役」）和條頓武士團（「冰上屠戮」之役），使俄羅斯逃脫被瓜分的厄運。

而且，這兩役的俄方統師亞歷山大親王並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他是一位有遠見和尊重現實的政治家，能認識到與蒙古鐵騎對抗是沒有希望的。因此，他以民族英雄的地位，不惜帶領俄羅斯向拔都屈膝歸附，由是為滿目瘡痍的故國保存了一角河山。這位「涅夫斯基」（Nevskii,意「尼夫河之雄」）忍辱求全的政策日後成為俄羅斯復興和雪恥的契機，他這一支王裔終於也登上了沙皇的寶座。但至今俄人作曲、編劇歌誦、紀念他，應當是欽佩他的大智大勇，能伸能屈，而不單單是由於他能征善戰或地位顯赫吧。

位於普斯科夫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紀念牌（http://pikabu.ru/）

二、光復與沉淪

1.大地重光

在拔都焚毀基輔之後一百四十年，德米特里親王在頓河上游的「鷸鳥場」大敗「金帳部」的蒙古軍（1380年），從而贏得「頓河之雄」的英名。他無疑可以告慰當年率領俄羅斯人忍氣吞聲向拔都稱臣的高祖父亞歷山大親王了。這是俄羅斯大平原中心的小公國莫斯科經過整整四代，先後六位親王卧薪嘗膽、勵精圖治之後，掙得的初步勝利。

可是，當時元朝和其他兩個蒙古汗國雖然早已覆滅，但原來並沒有堅強政治結構的俄羅斯卻還要再等待足足一個世紀，直到雄才偉略的伊凡大帝（伊凡三世）時代，才能完全掙脫金帳部的枷鎖。1472年伊凡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蘇菲亞公主，隨後將周圍剩下的城邦如羅斯托夫、雅羅斯拉夫、梁贊等次第收歸版圖；1480年他在烏格拉河之役令對岸的蒙古軍望風遺逃，同時開始使用「主君」（Autocrat）的稱號來強調完全的獨立和自主。

這樣，強大、一統的莫斯科完成了驅除「韃虜」，取代基輔傳統地位的大業：俄羅斯終於光復了！這是和卡斯蒂利亞-阿拉貢聯軍攻克格瑞那達，把回教徒逐出西班牙半島（1492年）同一年代的事。

2.虔敬動天

莫斯科的伊凡三世和卡斯蒂利亞的伊莎貝拉不但是在相同時代立下豐功偉業，而且都是借本民族在長期苦難之中熬煉出來的堅定、單純和狂熱宗教精神立國的。用宗教語言來說，他們的功業，正是歷代熱切禱告之聲上達天聽的結果。

事實上，在十三世紀還是藉藉無聞的蕞爾小邦莫斯科能夠在強鄰環伺中脫穎而出，逐步將俄羅斯舊地聚歸版圖，這除了地理位置的因素之外，主要得力於兩個時代相傳的政策。第一個政策是政治的，這包括對內同心協力，確定以傳子為主的繼承方式，對外則是「遠交近攻」，盡量與金帳部的宗主政權恭順合作，以求得到諒解，可以施展種種手段來收買和兼并鄰邦而不受干擾。

第二個政策則是宗教和文化的，它表現於優禮教士，扶植教會、修道院，令它們能廣事吸引民眾，蓬勃發展。基輔焚毀之後，俄羅斯的教宗（Metropolitan）流亡到莫斯科，深受禮遇，自此代代定居於斯，使它不期然成為全國宗教中心。在十四世紀，莫斯科地區更出了教宗亞歷克塞（Alexis）和修士舒濟亞斯（Sergius）（後來都被封聖徒），這兩位俄羅斯教會史上最傑出最受敬仰的人物：前者成為教會乃至莫斯科軍事，政治的卓越領袖，後者則以謙恭虔誠的行為廣受愛戴。他在莫斯科遠郊建立的聖三一修道院，成為全國修道院運動的起點，數十年間不但莫斯科城內，而且方圓數百哩內也都密布了這種具有生產力和軍事作用的宗教與殖民中心；到十五世紀，則北至白海，東至烏拉爾山，整個大北方也都受到修道院的教化。莫斯科的「民心士氣」便是這樣在聖壇前建立起來的。

3.鐵腕之下

「天主教君主」伊莎貝拉和費爾南多在驅逐回教徒之後，就開始收服其他邦國，鎮壓異端，把西班牙改變成歐洲最早的一統專制君權國家。然而，由於受到地方「特權」掣肘（他們從盟主蛻變為君主究竟為日尚淺），他們始終不能不尊重傳統與先例，不能恣行所欲。伊凡可不一樣：莫斯科靠兼并而擴展已有將近二百年歷史，而且，在未曾直接受過羅馬帝國文化被澤的俄羅斯大地上，拜占庭絕對君權的思想遠比地方特權有力。所以，這位自立的沙皇絕不認為他的權力有任何實際上的或道義上的限制。這樣，維京人的旁支羅斯人在俄羅斯所建立的第一個城邦，六個世紀以來繁榮、獨立而自豪的諾夫哥羅德就不免面臨空前厄運了。

1472年伊凡三世初次派軍隊強迫這顆「北方明珠」投入俄羅斯母親懷抱，並放棄它的獨特地位和種種自治權利。六年後大軍再臨這仍然反側不馴的屬國城下，城中長老的愛國心與對自由、獨立的嚮往衝突不已，和戰之議再三爭持不決，但經過一再猶豫，反覆之後，她終於開城歸降（其實軍事上亦別無選擇），隨即有許多「叛徒」被處決，大部分富戶被迫遷入內地，而且，用於召集全民大會、同時象徵主權的「城鍾」也被搬走了。嚴厲的伊凡大帝宣稱：「我的領地諾夫哥羅德不許有城鍾，不許有民選長官，我要統治全邦。」就這樣，古羅斯人在波羅的海附近建立的一個繁榮、興盛，發展了廣泛國際貿易網路，以及高度合理、民主政治體制的城邦，就黯然淪為大一統帝國治下的普通城市。

1478年，諾夫哥羅德的城鐘被移往莫斯科

4.黑暗降臨

但比起它九十年後的命運，這一點點屈辱其實又算不得什麼，那是伊凡大帝的孫子、號稱「伊凡雷帝」的伊凡四世所帶來的。伊凡四世三歲即位，1547年加冕稱「沙皇」（Tsar），即拉丁文「凱撒」的俄語轉音（這個稱號在伊凡三世時就已出現，但是正式稱俄羅斯最高統治者為「沙皇」是從伊凡四世開始的）。他又被稱為「恐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這一點在其統治的晚期表現得尤為瘋狂。由於一個普通罪犯的誣告，這位令人不寒而慄的暴君帶領著他的直屬黑衣衛隊（Oprichniki，亦即日後帝國特務前身），把諾夫哥羅德全城團團圍住，然後每日在廣場上任意抽取一千市民痛施酷刑殺戮——剝皮、截肢、割舌、分屍、火燒、鼎烹，無所不用其極，自己則偕同太子縱馬觀賞，如此前後一個多月，山積的屍體令面上已結冰的河水堵塞不流。在大地昏暗，日光無色的大北方，漫漫長夜似乎永遠降臨了。

以不假道理、言說，但憑直接與上帝溝通為尚的神秘主義和宗教熱誠，不但沒有驅除伊凡雷帝內心的黑暗，反而加強了他的偏執、恣肆與瘋狂；而也正是這強調儀文、虔誠、匍匐馴服，不講究訓示、經義的極端的宗教熱誠，令得成千累萬（而且不單在諾夫哥羅德）樸實、勤懇、無辜的人民沒有任何反抗，沒有任何聲音，甚至沒有任何憤激怨恨，反而懷著殉道者的坦然心情，馴如羔羊般一個個走向刀鋸、鼎鑊、絞架。歷史學家說：「莫斯科國似乎是遭受內戰蹂躪，但是極其奇怪的內戰，因為攻擊者全然沒有遭到反抗。」

從此，這顆北方明珠就完全破碎，委棄塵土之中，再也沒有發出光芒。而單憑原始宗教熱誠和統一雄心建立起來的莫斯科國也很快就陷入混亂、分裂和長期危機之中。

俄羅斯畫家列賓的作品《伊凡雷帝殺子》（1885），現藏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畫廊

1581年11月16日（俄歷）暴怒之下的伊凡雷帝杖殺了自己的兒子，在表現血腥場景的同時，畫家的筆觸捕捉到了驚恐與悔恨交加的伊凡雷帝懷抱著瀕死的皇太子的瞬間。

三、大地山河一擔裝

胡適說：「一個國家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如所周知，他是一位十分可愛的樂觀主義者，但他自詡為科學的歷史觀，所謂「因果鐵律」，恐怕不大可信。他自己二十多歲「暴得大名」，其中頗不乏時勢與運氣成分，這且不去說。而哥倫布之發現新大陸，實足以氣死無數葡萄牙的遠航前輩，證明有時運氣比專業才能重要得多。

1.暴君的時運

同樣，就在西班牙人席捲中南美洲，英國人探索弗吉尼亞海岸的時候，「恐怖的伊凡」也靜悄悄地為俄國攫取了蒙古大帝國瓦解後遺留在歐亞大草原上的家當，即眾多的韃靼汗國。十六世紀五十年代，他先後征服位於伏爾加河中下游的喀山汗國（Khanate of Kazan）和阿斯特拉汗國（Khanate of Astrakhan）；八十年代他授權商人史特洛根諾夫（I. Stroganov）開發「東方」，後者所僱用的葉爾麥克（Yermak）竟然就統領八百哥薩克騎兵東越分隔歐亞的烏拉爾山脈，憑藉精良火器與嚴密組織，在兩三年內征服了庫楚汗國（Khanate of Kuchum），從而打開了通向西伯利亞的大門。

伊凡雷帝晚年的瘋狂行徑使全國陷入絕大混亂，到十六、七世紀之後，新興的莫斯科國簡直已瀕臨被瓜分的命運，然而這卻一點都沒有影響俄國人向東擴展；到了明清之際（1640年左右），從烏拉爾山到白令海狹，整個西伯利亞千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已在不知不覺之中，不費吹灰之力歸入沙皇版圖。這不是時與運是什麼？

2.福不唐捐？

但胡先生是十分倔強的，他假如健在，恐不免要翻出史書來告訴我們，伊凡雷帝雖然殘暴、保守，倒並不閉塞，也不排外，而是一位相當英明神武的君主。他會指出，俄國從十六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開始政治和軍事革命。當時伊凡制定貴族服役法，並且創辦火槍營（the Streltsy），作為專業的正規軍；而其後整整一個世紀之間，俄國人大量引用所謂「德國佬」（其實是信奉新教的美國人、荷蘭人、瑞典人、丹麥人、德國人的通稱）作為軍事訓練、組織、軍需生產甚至僱傭兵的中堅。例如俄國第一間新式兵工廠，第一套軍事教科書就都是十七世紀之初荷蘭人的傑作，他們之中不少改宗東正教，得到封賞，成為俄國貴族。俄國之所以能夠「反奴為主」，在東歐草原上大事擴張，正就是「有容乃大」，應了胡先生愛說的「福不唐捐」那句老話。

這些都沒有錯。但我們可以補充一句，莫斯科之所以能夠越過立陶宛、波蘭、奧地利等天主教死敵，與西方的新教國家密切往來，主要依賴「北方航線」，即從大天使城（Archangel）向北去，經白令海、北冰洋，繞過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下英國、丹麥等地。而這條航線的發現，卻又是一個意外——1553年英國的贊塞勒船長（Captain Chanceller）奉命探測繞過歐亞大陸、中國的「東北航道」，無意中卻撞往大天使城，由此打開了俄羅斯的國際貿易之門。

要明白這航道的重要性，我們得記住三件事——第一、當時俄羅斯西出波羅的海受制於天主教的利窩尼亞（這是伊凡三世打了二、三十年的仗而仍然征服不了的一個騎士團），南出黑海則受制於克里米亞汗和奧圖曼帝國，所以實際上是一頭到不了海洋的「困熊」。第二、在贊塞勒船長之前，利窩尼亞就曾禁止俄國招募的百多名技術專家過境。第三、在十六世紀中葉之後，莫斯科以南的「德國佬區」的人口暴增到好幾萬——事實上，日後彼得大帝對西方的強烈興趣和許多知識正是從少年時在德國佬區的宴遊談話中得來，而幫助他實行改革大計的好些幕僚部屬，原來也是當時交結的朋友。

換而言之，沒有歷史上的這一個因緣，俄國要虛心、開放、學習也未必有機會；更何況，同樣先進的組織、思想、技術，對不同的國家有截然不同的效果。當時那麼勤奮、靈活、精幹的荷蘭人，對尚在學步的俄國竟然能夠把萬里山河—擔子裝了去，又豈能不苦笑呢？

3.勝利與悲劇

無論如何，西伯利亞只不過是檢回來的便宜。南方的克里米亞汗，西南方的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還有西北方的利窩尼亞騎士團和俄羅斯，則是長期對抗的惡敵。尤其佔領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整個大西南方，並且在當地成立了天主教—東正教「聯合教會」的波蘭—立陶宛，更隱然以基輔公國，亦即俄羅斯正統自居，所以無論在宗教或民族意識上，都是與莫斯科勢不兩立的。

「恐怖的伊凡」去世之後，斷子絕孫，俄國陷入了十幾年（1598-1613）「大動亂時期」。當時貴族、農民蠡起搶奪政權，瑞典、波蘭大軍壓境，甚至莫斯科也被佔領三年之久，瓜分亡國的命理，眼看只不過是顧指間事而已。

但是，就像三百年前在蒙古鐵蹄下一樣，東正教再一次挽救了俄羅斯。由於教宗許莫根和聖三一修院院長戴奧尼撤斯的呼籲和領導，俄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心激發出來了，各地救國軍隊雲集，終於攻破莫斯科，驅走了盤踞於斯的波蘭人，跟著召開了有廣泛代表性的「全民代表大會」（Zenskii Sobor），一致選出富有聲望的羅曼諾夫家族中的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Mikhail Fyodorovich Romanov）為新一代沙皇。就這樣，在內憂外患最深重之際，俄國人以一種相當民主的方式建立起綿延三百年之久的羅曼諾夫專制皇朝。

羅曼諾夫王朝的首位沙皇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

在俄羅斯意識之中，大動亂時期的慘痛經驗證實了兩件事——第一、東正教就是「國粹」，是俄羅斯靈魂之所系。第二、專制的沙皇是唯一適合俄羅斯、唯一能保證國土不受外敵（特別是顛覆意識特強的波蘭天主教徒）蹂躪欺凌，社會不受強豪魚肉分割的政治體制。其後不久，東正教的命運就逆轉了，但沙皇制則成為統治這鯨鯢大國的柱石，其影子至今還不時重現。弔詭地，十七世紀之初，民心士氣的勝利變成了將近四百年政治悲劇的泉源。

四、靈魂的裂痕

在西方軍事力量與文化思潮衝擊下，亞洲大陸上古舊帝國的反應出奇地全然不一樣。門戶開放最晚、表面上最封閉的日本，在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的軍艦進港之前六、七十年，就已經開始擁抱新事物、新思想，腦子裡好像根本沒有經過掙扎、痛苦；中國的士大夫遲疑了二十多年才開始對洋槍、洋炮、輪船、鐵路動腦筋，折騰了八十年才算有一個思想上的大轉變；然而這比起土耳其人要經過足足一百七十年的慘痛教訓，在舊勢力下犧牲了兩位首相、一位蘇丹，才能站到改革的起領上，那又算不得什麼了。（參閱文後鏈接「毀滅與新生：土耳其的威權體制與民主歷程」<上><下>）

但最弔詭的還是俄羅斯。在專制、但不無遠見的沙皇鞭策下，這個龐大的國度接受西方事物比前三者早了二、三百年；可是，全然不受社會力量制衡，在高壓之下推行的改革，是不可能有健全基礎的。它推行得愈徹底，社會所受的撕裂、創傷就愈厲害，愈不可癒合。在帝俄時代是這樣，到蘇聯時代也還是這樣。因此，在這四個國家之間，就出現了「在前的反要在後」的奇特現象。1904年日俄戰爭的結果令全世界大吃一驚，以及今日中、蘇經濟表現的驚人對比，都可以說是這現象的一部分。

1.歷史的奇點

歷史的魅力在於：它雖然有許多「必然」，好像是由一張無數因果關係織成、延綿無間的大網，然而它又有明顯的「奇點」（Singularity）。正如數學函數在奇點上是不規則、不連續的，在奇點附近可以具有任意值，在歷史的奇點上人也好像脫離了因果網路，能充分體現意志的自由。

這種看法，自然不免會被今日的社會歷史學家視為浪漫、幼稚。然而，只要他們想到彼得大帝在俄國近代史中所產生的決定性作用，恐怕也不可能不感到頭痛吧？

誠然，如上所述，西方（主要是新教國家）通過「北方航線」以及莫斯科市郊的「德國佬區」而影響俄國，是從十六世紀中葉開始，到彼得大帝的時代已經有一個多世紀，所以他能自幼接觸許多西方事物（例如Ismailovo老屋中那艘激發他航海熱情的小艇）和觀念、技術並非偶然。甚至，在蘇菲亞長公主攝政的時代（1682-1689），她所寵信的大臣葛列辛（Vasily Golitsyn）就已經是一位飽受西學和西方儀節習俗熏陶的開明改革家。可是，「科學的」史家倘若企圖由此證明，彼得大帝所做的，只不過是反映原有的深層社會變遷，那就未免太武斷了。

2.歷史的誤會

我們且不必討論彼得那麼獨特的稟賦、強悍的意志、無窮的精力，或者他青少年時期能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健康成長的傳奇性際遇。可是，我們不能不記住：他十七歲那一年（1689）夤夜出奔聖三一修院，然後與長姊蘇菲亞對峙將近一個月之久，而卒能獲勝，取得政權，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許多貴族、軍士，特別是教宗約雅金（Patriarch Joachim）都對葛列辛的西化以及種種改革感到厭惡、抗拒，所以都離棄蘇菲亞，大量投向與她敵對的聖三一修院這方面。也就是說，在當時俄國社會中，有一股洶湧的保守暗流。

明顯地嚮往於西方的彼得，卻被這樣一股保守力量擁上沙皇寶座，自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性誤會，以及絕大的諷刺。而彼得以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能夠獨排眾議，堅定不移地推行一整套葛列辛絕對夢想不到的、從上至下、從里至外的徹底改革——事實上大體消滅了擁戴他登位的保守力量，從而改造了整個俄羅斯社會，那不是一個歷史上的奇點又是什麼呢？我們能想像在他之前的父皇阿列克賽，或羅曼諾夫皇朝其他任何一位君主（葉卡德琳娜女皇除外，但她本人自然也同樣是一個奇點），例如亞歷山大一世或二世，推動同樣翻天覆地的變革，而不陷入疑慮、爭辯和畏縮的泥沼嗎？

3.火與皮鞭

當然，這並不是說彼得沒有遇到困難或阻礙。例如，他親政之後由於率軍征服克里米亞汗國，所以深切了解帝國已經有150年傳統的近衛軍火槍營是如何落伍、腐敗和缺乏紀鋼。自此以後，他就刻意分散火槍營的兵力，經常調動它的隊伍。1698年部分火槍營士兵嘩變，為彼得提供了嚴厲鎮壓的好機會——他不但親自主持以酷刑——主要是以粗重的皮鞭拷打和用火炙烤——偵訊犯事士兵（其後大部分遭到處決），而且強迫一些貴族充當劊子手；翌年更正式解散全部火槍營。這樣，一個代表舊俄羅斯習尚，而且屢次捲入宮廷政變的傳統軍事體制就有計劃地被摧毀了，而過程之酷烈則起了巨大的威懾作用。

相形之下，奧圖曼的馬穆二世在一個多世紀之後摧毀「近衛兵團」（Janissary Corps）的經過，就不免顯得太吃力，太缺乏威勢了。

俄羅斯畫家蘇里科夫的作品《近衛軍臨刑的早晨》（1881），現藏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畫廊

畫家以1698年火槍營兵變這一真實事件為背景,選取了彼得親臨現場監督處決謀反頭目的場景：身穿藏青色戎裝的彼得大帝騎在高頭大馬上，身後排列著戒備森嚴的行刑隊和絞刑架；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即將被處死的火槍營將士及其親屬，每個經歷了酷刑的受難者都手持一根蠟燭並接受最後的懺悔，頭戴紅帽的那位最顯得大義凜然、毫無懼色，俄羅斯精神中聖潔與邪暴的雙重性由這他與彼得大帝這兩個人物的怒目對視得到了生動的詮釋。

4.精神的分裂

這土、俄之間的大差別與宗教有密切關係——伊斯蘭教始終是獨立於蘇丹以外的一種民間力量，東正教則自始就是俄羅斯政體內的一部分，從來不曾發展獨立勢力。

也不能說從來沒有這樣的企圖——只是失敗了。在彼得大帝的前一代，身材魁梧、意志堅決的教宗聶康（Nikon）就一度親自釐定教會規條、改革崇奉儀式，爭取樹立教會權威，以求達到教皇與沙皇「並峙」亦「共治」的理想。然而他的儀式改革雖然得到政府支持，卻被低級教士和一般信眾認為違反俄羅斯傳統，因而遭到堅決抗拒，最後導致教會的「大分裂」——數以萬計不屈的「老派信徒」或被燒死，或在教堂集體自焚，殘餘的則大量逃居西伯利亞。另一方面，聶康提高教宗與教會地位的種種狂妄（最少在俄國傳統中如此）措施，又因激怒沙皇而完全失敗，他自己也因此被流放。

所以，到了彼得大帝的時代，作為俄羅斯靈魂的東正教會已在精神和政治兩方面陷入困境。饒是如此，在極保守的教宗赫里恩去世後，彼得刻意令其遺缺空懸二十年之久，然後斷然廢除教宗的位置，以集體的「聖教會議」（Holy Synod）代替教會元首，那仍然是極為決斷和影響深遠的大變革。

我們必須記得，土耳其一直要到二十世紀，待舊帝國覆沒之後，凱末爾才能斷然廢除教皇「哈里發」（Caliph）的位置。而在彼得手下，象徵舊俄羅斯的火槍營與教宗這兩個體制之摧毀，卻直可謂舉重若輕，好像是順理成章的事而已。

五、大革命——光榮與代價

提起大革命，我們自不免會想起暴民攻打巴斯底獄，或者布爾什維克黨人圍困冬宮，那些旗幟飄揚、慷概激昂的場面——以及隨後的混亂、專制、審判、殺戮。相比之下，十八世紀初年彼得大帝一個人發動的大革命好像溫馴安靜得多。但其實它一樣充滿著動人心弦的光榮事迹，也一樣付出了不可避免的沉重代價。

1.北方之雄

為什麼彼得要發動這場革命？我們可以列出許多不同理由——對西方的欽羨、野心、爭勝好強、時代的驅使……等等，但沒有哪一個理由最基本、最概括，因為它們全都是互相牽連的。甚至為了方便，我們不妨說，理由就是為了渴望衝破大地的包圍，渴望到達自由的海洋。

可不是嗎？他親政後首先就是南下攻打克里米亞汗國，甚至不惜從頭建造艦隊，以求攻佔頓河口的阿佐夫城，以打通到黑海的出路（1695-1696）。跟著，他派遣數百人的龐大使節團巡迴拜訪西歐諸國，自己也微服相隨督導（1697-1698），表面上是為了考察、學習、延攬人才，實際上則是為遊說各國聯合對付當時還十分強大的奧圖曼帝國，以求打開南邊大門，進入地中海，但如所周知，這是俄羅斯民族至今都未能實現的夢想。

聯盟的想法既引不起西歐的興趣（這位身高將近七呎的年輕君主雖然獲得禮遇，卻還沒有政治分量），彼得的眼光自然就從南方轉向西方，從地中海轉向波羅的海了。當時波蘭還相當強大，而新教國家瑞典則在十七世紀初葉的「三十年戰爭」中崛起。所以，很自然地，在十八世紀第一年爆發的所謂「大北方戰爭」，基本上就成為俄、波、瑞三國互爭雄長之戰了。

這場前後延綿二十一年之久的大戰以瑞典擊敗波蘭、俄國又擊敗瑞典告終——或更個人化地說，以彼得大帝擊敗和他同樣堅毅、果斷、才華橫溢的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Karl XII），以到達波羅的海的美夢而告結束。

2.理性的轉向

在十七、八世紀之交，瑞典是歐洲最先進、強盛的一個國家。那華（Narva）河口之役（1700年）查理僅以四分之一的相對軍力，就把彼得打得落荒而逃；可是短短九年之後，彼得卻在波太華（Poltava）這場決定性戰役中徹底毀滅了瑞典軍隊，查理竟至落荒南逃，去投靠土耳其人。自此以後，瑞典一蹶不振，俄羅斯則從歐亞邊緣上無人注意的一個半開化政治體，一躍而成為站在歐洲政治舞台中央的強大帝國。這戲劇性的變化關鍵到底何在？關鍵不在於中國人最愛說的「發憤圖強」——「憤」的意味太主觀、太衝動、太情緒化了，而在於冷靜、全面、有計劃、不受任何干擾地運用他所服膺的西方理性精神。

例如，為了攻打阿佐夫城，就退而建造艦隊；缺乏船匠、水師，就向西方和僑民招募，大規模就地訓練，同時派大量留學生到荷蘭、義大利學習。同樣，那華河口吃了敗仗，也是三管齊下，以改進士官素質，改良槍械和大炮。這些措施需人，需錢，就向全國各地、各階層徵召，任何人無論貧富、家世、職業，一律不準例外，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資財不足，則一面加重賦稅、密織稅網，另一面開山辟林、發掘礦藏、獎勵實業、推動貿易，謀求富足。為了協調這全國性的總動員，他設立「元老院」（The Senate），各「會議行政部門」（Colleges），制定客觀的規程和集議制度；為了令這架龐大國家機器運轉，他更強迫貴族子弟接受教育，並且大量聘用西方（特別是鄰近的德國）教師，開設各式各樣的學校、學術機構，臨終前還籌辦俄羅斯科學院。至於他為了改變風氣、觀感，而親自剪掉貴族的長須子，或勒令他們必須穿西服，就更不必細說了。

彼得所破除了一切俄羅斯舊習樊籬以求創造的，就是一架完全依循固定秩序運作，能產生巨大財富和力量的國家機器。

法國畫家德拉羅什所繪《彼得大帝像》（1838），現存漢堡藝術博物館

3.理性的限度

然而，彼得大帝的力量雖然強大，他所發揮的理性精神還是有限制的。

這限制首先來自他自己——他是整部國家機器中惟一不受制約，毋須服從規條或公議的非理性部分，他的自由意志往往就是問題的根源。這「開明專制」的內在矛盾他雖然覺察，而且企圖解決，但始終無法消除。在這一點上，他比懂得「無我」之重要的德川家康有所不及，但比起後來的一些專制寡頭，卻又顯得高明。

限制的另一面，則在社會結構。彼得大帝所動員和控制的，主要是只佔總人口（約一千三百萬）百分之一、即總數不足二十萬的貴族和地主。從伊凡雷帝的時代開始，這一「精英階層」就已經常被徵召。彼得更變本加厲，嚴格規定他們全體必須終生自費在政府或軍隊中服役——事實上，貴族子弟在十餘歲就須在役冊上登記，甚至選擇進入修院也被禁止。

這恢恢「役網」造成了兩個不幸的後果——第一，精疲力竭的精英階層再無餘力經營工商業，為自己累積財富，所以雖然彼得大力鼓勵，但社會始終沒有內在的活力，資本主義更無法滋長。更糟糕的是，竭力奉公的「士紳」們被迫轉而用原始、無效率的方式從他們自己的田莊和佃戶身上榨取資源以自奉，由是必須不斷加強對佃戶的人身控制和勞力剝削，這樣發展出愈來愈嚴密的「農奴」（Serf）制度。其實，彼得本人對「才能統治」（Meritocracy）有極其堅強的信念，而且，心底也富平等精神。他以理性精神去建造國家機器，卻完全忽略其下的社會制度，這一方面固然由於萬機彙集，思慮不足，另一方面恐怕也顯示出他系統性理論教育之缺乏，以及他那一個時代政治、社會思想的限制吧？

但最深層的限制，則來自理性本身：因為真正能鼓動人心的，並不一定是理性甚至帝國的光榮，而「士紳」們（更不必說廣大農民）亦不一定甘心做國家機器中的螺絲釘，但這是下一次的話題了。

六、葉卡德琳娜的兩個世界

預見到俄國大革命和斯大林大清洗景象的拉吉舍夫（Alexander Radishchev）並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也不是十九世紀那些著名的虛無黨人，而是十八世紀末葉，葉卡德琳娜女皇治下的一位海關總監。他在法國大革命那一年所寫、翌年出版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之旅》，雖然順利通過了出版檢察官老爺的昏花法眼，可是它對農奴悲慘生活所表示的義憤，對俄國專制社會提出的控訴，對改革整個社會制度的大膽建議，卻沒有逃得過葉卡德琳娜的敏銳觸角。像許多後繼者一樣，他被迫作了一次長達五年的西伯利亞之旅。

不知名畫家所繪《拉吉舍夫像》（1790），現藏薩拉托夫美術館

1.啟蒙之君

至於我們這位飽讀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亞當斯密著作，又被她的筆友和仰慕者伏爾泰尊為「聖君」的女皇，本來只不過是德國一位沒落貴族的女兒，可是由於種種機運，加上她自己的機智、果斷，居然在1762年的政變中廢黜（然後假手他人除去）她近乎白痴兼且「無能」的夫君彼得三世，從而登上俄羅斯帝國的大寶。其實，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在她之前，打從彼得大帝的長姊蘇菲亞算起，俄國已經歷了四位女主，不知多少次宮廷政變，也摻雜了不知多少德國基因到皇室血液之中了。

然而，葉卡德琳娜和她之前那半打婦孺乃至她的隔代公公彼得大帝都不同——她不但有才略，而且有學識、頭腦和理想，徹頭徹尾是啟蒙時代的產物。她的雄心就是以法國的哲學、英國的經濟理論，加上瑞典和德國的管理，以把她看來那麼愚昧、落後、迷信的「祖國」改造成所謂「開明專制」國家的模範。她的努力對外是成功的。在她治下，經過兩次慘烈的戰爭，奧圖曼帝國被打垮，彼得大帝到達黑海之濱的夢想完全實現；同時，經過三次瓜分，昔日死敵波蘭的大部分領土，也併入俄國版圖。在彼得大帝時代，俄國還是只新崛起的北方之雄，現在她與英、法、德、奧等一流強國並駕齊驅，站到歐洲霸權前列來了。

在國內，葉卡德琳娜也是握髮吐哺，勤政愛民的。例如登基後數年，她就召集了一個由五百多位民選代表（委任的只有數十位）組成的立法會議，並且親自起草洋洋洒洒的「指示」，要求他們遵循歐洲先進思想來立法，改造俄國社會。

教育和文化也是她所長期關注的：在葉卡德琳娜治內，俄羅斯建立了幾百所普及學校，學生人數增加到兩萬；出版業開放了，書籍數目由幾百暴升到近萬；彼得堡很快有了驕人的大理石建築；還有音樂、芭蕾舞、歌劇和話劇等藝術，也都是在這個時候從西方輸入，然後在俄國建立深厚傳統的。

她的開明統治，雖然沒有能再產生一位像羅蒙諾索夫（Michael Lomonosov）那樣淵博偉大的學者，他死於1765年。但她立即為俄國科學院從海外請來了一位最偉大的數學家——今天連中學生都會聽過的歐拉（Leonhard Euler）。他在科學院的十七年間，不但為俄國數學奠定穩固基礎，而且和另一位外國科學家巴拉斯（Peter Pallas）共同推動了許多大規模地理探索和自然考察，使科學院躋身於真正的原創性研究機構。

假如說彼得大帝增強了俄羅斯的體魄，那麼說葉卡德琳娜女皇啟發了她的頭腦，培養了她的品味，大概是不錯的。

俄羅斯畫家洛克多夫的《葉卡德琳娜女皇像》（1763），現藏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畫廊

2.遁脫之文

「世界追捕我，但沒有捉住我。」這是葉卡德琳娜時代最有名的哲人、終身浪跡天涯的史高伏羅達（Grigory Skovoroda）的話，它道出了俄羅斯靈魂深處對葉卡德琳娜的西化和她所構築的那個光輝煜耀的上層社會的厭惡與抗拒。

作為自由自在的哥薩克後裔，以及出世的神秘主義者和虔信徒，史高伏羅達的「遁脫」是一個雙重抗議：對無休止的征役以及日益嚴酷的農奴制度的抗議；和對教會地產被政府強制沒收，神職人員被編入國家福利制（這是葉卡德琳娜登基後兩三年內的事）的抗議。彼得大帝和葉卡德琳娜女皇那麼理性、無從抵擋、不可逆轉地建立起來的體制籠罩了俄國人的驅體甚至思想，但無法約束他們的天性與靈魂。

而且，除了浪跡天涯的哲人、隱士之外，「異化」的還有「大隱於朝」的劇作家、評論家、宗教家。例如，以諷刺劇《成長青年》成大名的馮維辛（Denis Fonvizin）的嘲弄對象正是以淺薄生硬的「優雅文化」掩蓋粗鄙本性的鄉下暴發戶。

而當時最有魄力的民間啟蒙家、莫斯科大學出版社社長和公共圖書館長、《雄蜂》諷刺周刊和《晨曦》哲學期刊創辦人諾維哥夫（Nicholas Novikov），則加入了共濟會。像當時許多其他誠懇的文化運動者一樣，他所渴求的是會中親切的團契和通過儀式與神秘經驗而來的性靈慰藉。他在《夕暉》雜誌的創刊號上說：「若和世界墮落前沐浴在智慧的中天麗日光芒的先聖相比，我們的理性較之落日餘暉，恐怕猶有所不及。」

這無疑是葉卡德琳娜體制下培養出來的精英，對她和她所代表的理性主義最嚴酷的評價了。

3.農奴之國

俄羅斯社會史上最弔詭的，是在葉卡德琳娜女皇這麼一個追求啟蒙，號稱開明的賢君之下，自伊凡大帝以來一直在發展的農奴制度（Serfdom）達到嚴密、厲酷的高峰，甚至接近於奴隸制度（Slavery）。1767年的立法會議開始時陳義甚高，其後卻因為地主、貴族堅決保衛他們的利益和特權而一事無成。

這樣，就導致了另外一種形式，也是俄羅斯所太熟悉的亡命與抗拒——哥薩克人大暴動；和無可逃避的追捕——一以當十的現代化軍隊對既無組織又無政治綱領的群眾的剿滅。像百年前的斯捷潘·拉辛（Stenka Razin）和布拉溫（Condraty Bulavin）暴動一樣，1773年由普加喬夫（Emelin Pugachev）領導的起義雖然蔓延到整個伏爾加河流域，牽涉十數萬人，但也僅只一年就平定了。而且，在隨後推行的地方自治法案中，又提高了地主的權威，剝奪了農奴僅余的權利。致力於擴張領土和引進西方文化的葉卡德琳娜也許沒有太多的選擇——她統治的基礎是貴族與地主，而他們的教育、文化和優雅生活的代價，只有從其屬下的農奴身上榨取。在1790-1794年間，拉吉舍夫和諾維哥夫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史高伏羅達則溘然長逝，兩年後，她的「啟蒙之治」也落下了帷幕。

俄國畫家蘇里科夫的作品《女貴族莫拉佐娃》（1887），現藏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畫廊

女貴族莫洛卓娃是羅曼諾夫王朝第二代沙皇阿列克賽的弟媳，也就是彼得大帝的嬸娘。她青年守寡，篤信傳統東正教，又慈悲為懷、仗義疏財，因此深得民眾擁戴。由於她帶頭反對沙皇與聶康主教推行的宗教改革，被阿列克賽下令逮捕併流放到遠離莫斯科的帕洛夫斯克，最終在饑寒交迫中死去。畫面中的莫洛佐娃面頰清癯、臉色蒼白，儘管被鐵鏈鎖在雪橇上，那跡近瘋狂的眼神與高高伸起的雙指都表現了決不妥協的意志。圍觀者中的多數都是來為她送行的民眾，既有貧苦的百姓也有教士和貴族，畫面的左前方則可看見兩個幸災樂禍的商人。這幅畫本來應該插到前面去的，放在文末是因為它的象徵意義比《近衛軍臨刑的早晨》還要鮮明：在俄羅斯走向近代的歷程中，保守與改革的衝突始終存在，並由於諸多強人的蠻橫介入而充滿暴戾和血腥，而俄羅斯精神中的受難與殉道情結又為那些義無反顧的獻身者披上了聖潔的外衣。

原文最早連載於香港《信報》（1993年2月1日至5月17日）後收入作者文集《站在美妙新世紀的門檻上》（遼寧教育，2002）。作者授權《科學春秋》略作修飾並配圖發表，參考文獻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