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經濟改革路線圖
2010年1月28日，李克強出席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發表了題為《合作包容 共創未來 促進世界經濟健康復甦和持續發展》的特别致辭。
此文為本刊2013年第8期封面故事節選，欲讀全部封面故事請至ipad appstore 下載「閱客」軟體搜索「鳳凰周刊」購買哦！
和前任總理溫家寶就任時相比，李克強接手的是一個經濟規模更大、競爭力更強的國家。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0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2萬億元，排名世界第六，而十年後，這一數字已經變成了52萬億元。
強大的經濟也為政府帶來了豐沛的財力和資源。2002年政府掌握的收入約為2萬億元，而到10年後，僅稅收和土地出讓等政府基金收入就已經超過15萬億元。
但李克強面臨的任務並不輕鬆。正如國務院參事夏斌所言，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改革，容易改的都已改或者正在改，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經濟發展結構失衡，內需不振；收入和貧富差距擴大，分配格局失調；人口紅利和改革紅利消耗殆盡，老齡化帶來沉重的社會保障壓力。
新領導層對此也有清晰的認識，2012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動下一步改革。在落實已經出台改革措施的同時，要從解決當前突出矛盾出發，及時推出改革新舉措。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
在未來的5年甚至10年，中國改革到底會怎麼改？李克強帶領的新一屆政府團隊將會交出一份什麼樣的答卷？
城鎮化潛力
中共十八大後，國務院總理的繼任者李克強就城鎮化發展問題，高密度地發表意見，引起外界廣泛關注。
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強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展望未來，城鎮化是我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引擎。」11月28日，李克強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時指出，「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
12月5日，李克強會見美國前財長鮑爾森時指出，「未來中國會越來越開放，我們擴大內需、激發城鎮化潛力乃至發展各項事業」。今年1月15日，李克強在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考察調研時指出，「城鎮化蘊含著最大的內需潛力，是現代化建設的載體」。
東興證券公司觀察李克強在會議、考察調研等公開場合的言論，總結出李克強的經濟思想：主線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主攻方向為經濟結構戰略調整，而結構調整的首要任務就是擴大內需，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在於城鎮化。
2012年年初，李克強在《求是》雜誌發表的文章中系統地闡述了城鎮化拉動內需的思路。李克強在文中表示，有關方面數據表明，2010年中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為4455元，城鎮居民為15900元，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是農村居民的3.6倍。按此測算，一個農民轉化為市民，消費需求將會增加1萬多元。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吸納1000多萬農村人口進城，進而帶動1000多億元的消費需求，而相應增加的投資需求會更多。目前中國農民工總量達2.4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約1.5億人，農村還有相當數量的富餘勞動力，城鎮化蘊含的內需潛力巨大。
2012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被看作是「習李」組合的經濟宣言。這次會議制定的2013年主要任務，在加強和改善宏調、夯實農業基礎、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加強民生保障、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這5項上和去年都是相同，但2013年新增加了一條——推進城鎮化，這意味著，習李十年將把城鎮化當成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點。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斯蒂格利茨斷言，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有兩大事件：一是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二是中國的城市化。
但何謂城鎮化？城鎮化與城市化的區別何在？中國選擇什麼樣的城鎮化發展思路和路徑,將對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中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認為，城市化（urbanization）是一個反映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國際通用辭彙，已經用了100多年。從詞義上看，城鎮化似乎既包含了「城市化」又包含了「鄉鎮化」，涵義比城市化更廣，更能體現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
但實際上，中國國內所指的城鎮化，尤指農村的城鎮化，即以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為依託，實現農村人口由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的職業轉換過程，居住地由農村區域向城鎮區域（主要為農村小城鎮）遷移的空間聚集過程。
從最早的「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模式，到2001年城鎮化的首次提出，再到最近「放寬農村戶口轉城鎮戶口條件」的城鎮化措施，實際上都體現出城鎮化主要以農村的城鎮化為特徵。
2013年1月5日，李克強在京主持召開醫改領導小組第十二次全體會議。
破解就業難題
城鎮化道路具體如何走？厲以寧表示，城鎮化道路應該走「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的道路。
所謂老城區是歷史形成的。讓改造的工業企業向外搬，以免造成進一步的污染，使環境清潔；對棚戶區進行改造，變成商業區、服務區。這樣，老城區變為適合居民居住的城區，同時老城區仍在這裡。
新城區是為了使工業得到發展，在老城區的周圍或者在某些鎮的周圍形成新城區，使新的工業企業進入新城區，另發展一定的文化設施、教育設施、服務設施，這樣新 城區便有了價值，人們不一定住到老城區里，新城區便建起來了。而所謂新社區，現在還都叫社會主義新農村，即將來代替農村的社區組織。
李克強在河南和遼寧的主政經歷印證了這個思路。1998年，李克強赴河南任省長。當年河南的城鎮化率只有20.8%，僅高於西藏，在全國排名倒數第二。李克強到任不久就提出了「城鎮化」概念，在當時的河南政壇掀起了軒然大波。
1990年 代末，河南省官員堅持河南是「傳統農業大省」，對「城鎮化」提出異議，「農業省不需要城市化」「城市大了不好解決就業和公共服務」。李克強答：「要先弄清 是市長提供了就業、給了市民飯碗，還是就業繁榮了城市、養活了市長的問題。」推動城鎮化，李克強意在提高消費擴大內需，推動經濟增長。
隨後河南省出台了規劃建設鄭東新區、謀劃中原城市群、振興小城鎮等一系列重大舉措。他在2000年底主持制訂「十五」計劃時，進一步提出了「區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三頭並進」的城鎮化發展戰略，選定了26個中小城市、115個重點鎮和中原城市群作為突破口。
李克強在河南近七年的耕耘收到了豐厚的回報。2004年底離任時，河南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中西部地區首位，在全國也屬前列，人均GDP從1990年代初期的全國第28位上升為第18位。河南省城鎮化率從1998年的20%提高到2004年的29%，當前城鎮化率已經達到42.2％。
在河南的城鎮化中，李克強提出把產業的集聚和人口的轉移作為城鎮化工作的核心，而這兩點恰恰是城鎮化的難題所在。他的老師厲以寧在一些地方調查後，發現農業人口轉為市民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就業難以解決，二是公共服務缺位，三是生活習慣的問題。
對於城鎮化的就業問題，2012年年底，李克強在江西、湖北視察時曾有表態。在湖北，李克強聽村民說到搬遷到鎮上的困難：「一是缺資金；二是怕搬出去扎不住，附近幾乎沒就業機會。」李克強 說，恩施還要多發展產業，才能更好地讓大家在家門口就業。到江西九江調研，李克強說，我們不僅要支持就業，還要幫助有能力的人創業。
發展產業是過去30年地方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在地方政府間競爭激烈的背景下，為了吸引外資和投資，各地興建了大量的工業園區並配套以極其優惠的政策，但除了沿海地區之外，最後獲得成功者寥寥可數。發展產業必須轉換思路。
實際上，中國經濟整體上的就業壓力可能並不會很大。一方面，中國經濟內需已經越來越強勁，足以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2012年，即使經濟增速已經下滑到8%左右的水平，中國每年創造的就業機會卻創出了新高。另外一方面，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就業壓力也有所下降。
但就業的空間分布仍存在錯位的問題，當前超過2.1億農民工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遷徙，其工作崗位如何從大城市轉移到「家門口」？服務業可能是李克強將來解決就業問題的方向所在。2012年9月， 李克強出席省部級領導幹部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學員座談會時表示，城鎮化與服務業發展更是密切相關，企業生產和居民生活的相互聯繫，會形成大量的服務需求。要順應這一趨勢，做大做強服務業，推進產業融合，充分發揮服務業這個最大就業「容納器」的作用，增強就業創業的活力。
2012年2月16日，李克強在上海松江區考察保障房項目。
築底市場經濟
如果說1990年代末朱鎔基的市場經濟改革是為了解決激勵機制的問題，建立了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的框架，讓資源得到正確的配置，讓強者在市場競爭中能夠脫穎而出的話，那麼李克強的改革，將為這個框架鑄造一個堅實的底部，承擔政府的托底責任，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建立一個安全閥和緩衝帶。
回顧2007年李克強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後6年多的經濟工作經歷，在公共政策的各個領域，他最為重視的無疑是醫改和保障房兩個領域。
為了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中國政府2009年啟動新一輪醫改，李克強作為主要的操盤手，從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基本藥物制度、基層醫療衛生體系、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公立醫院改革等五個方面，對中國醫療體制系進行系統化的梳理與改變。
三年過後，雖然尚有種種爭議，但無可否認，「看病難、看病貴」的痼疾已經從基層開始初步「消融」。對於很多農民來說，近10年來受益最大、印象最深的兩項改革：一項是溫家寶廢除農業稅，另一項就是李克強主導的醫改。
國務院醫改辦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年末，近13億中國居民享受到了廣覆蓋的基本醫療保障。三年中，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三項基本醫保，參保人數達到13億，覆蓋95%以上的城鄉居民。
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新生兒計劃免疫、部分婦科癌症篩查已經可以免費，外地務工人員子女第一次也可以享受當地免費計劃免疫；70%以上的地區擁有了達標的縣級醫院、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所有政府辦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都建立了基本藥物制度，全部實施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據統計，中央財政在2009-2011年三年間共新增醫改資金3318億元，個人衛生支出在衛生總費用中所佔比重連續下降，群眾就醫負擔初步減輕。2011年11月，李克強在《求是》雜誌發表署名文章，要求凝聚共識、統籌安排、突出重點、循序推進，繼續探索醫改這一世界性難題的中國式解決辦法。
對於下一步的改革，在今年1月6日的醫改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李克強指出，醫改正在向縱深推進，「十二五」時期將從打基礎向提質量轉變，從搭框架向建制度轉變，從試點探索向全面推進轉變。
保障房也是李克強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從2008年進入中央工作以來，李克強關於保障房的考察和會議多達50多次，考察保障房建設的足跡遍布中國各個地區。
2008年第四季度，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形勢下，中央將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作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大措施之首。保障性住房不僅僅是擴大內需，還是健全中國住房制度的重要舉措，從單一的市場軌轉變為市場軌加保障軌雙軌制
1990年代以前，城市居民住宅主要由國家或企業配租，但居民住宅改善速度很慢。90年代中期開始「房改」，實行市場化提供方式，居民自購商品房為主，政府配售「經濟適用房」為輔，城鎮人口居住條件得到較大改善。但經過15年左右的實踐，現行模式也暴露出其缺陷，突出問題是商品房價格脫離理性，過快上漲，影響人民生活和社會穩定，甚至可能影響中國的和諧發展與國際競爭中的現代化進程。
2011年4月16日， 李克強在《求是》雜誌發表文章闡述保障房建設的重大意義及其策略。他在文中表示，城鎮住房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但商品住房市場不可能解決所有群眾的 基本居住問題。低收入家庭不具備在市場上購房或租房的條件，需要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保障其基本住房條件，形成政府保障和市場機制結合的住房供應體系。
李克強在文章指出，保障性安居工程是「十二五」時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標誌性工程，也是當前經濟工作的硬任務。他要求未來五年建設保障性住房、棚戶區改造住房3600萬套，其中2011年開工建設1000萬套。
自2008年中央啟動保障性安居工程，截至2011年底，受惠於保障房建設的總人數約3000萬戶，將近1億人。這3000萬戶中，有2650萬戶城鎮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通過實物解決，此外還有近450萬戶通過貨幣補貼形式受益。
但在保障房分配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下屬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的住房保障問題研究》報告提出，當前保障房建設中存在頂層設計不夠、供需矛盾突出、地方政府不夠積極、管理工作亟待規範等四大突出問題。
另外，由於地方保障房資金一直處於緊缺狀態，各地上報的保障房數量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國企和企業員工福利房組成的。2011年10月，課題組赴遼寧省對保障性住房進行實地考察，完成了《遼寧省保障性住房政策調研報告》，報告中提到相關案例：瀋陽鐵路局大連工務段利用企業自有土地、資金自籌，建設了7800套保障性住房，建好以後產權歸企業所有，建成的住房主要用作鐵路工人的宿舍。
對此，李克強及時作出調整。在2012年2月 的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工作座談會上，李克強指出，要公正程序——准入、審核、輪候、分配、退出等方面的程序要嚴格規範，對保障房申請人、入住者的收入、住 房、財產等情況全面審核、動態監測，使所有符合條件者都能公平公正地參加申請、輪候和逐步獲得保障房；同時要完善糾錯機制，堵塞漏洞，使不符合條件者能夠及時清退。
2012年12月29日，李克強到江西九江、湖北恩施調研。圖為他在湖北恩施龍鳳鎮青堡村與村民座談。
攻堅雙軌制
儘管醫改和保障房領域已經小有所成，但是擺在李克強面前阻礙市場經濟運行的藩籬和障礙仍然不少。
在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看來，中國經濟繼續前行，必須解決雙軌制的問題，包括戶籍、金融等雙軌制。「比如，我們的戶籍制度保證了人口的流動比較有序，但負面效果就是公共服務不均等，如城鄉二元結構里的不均等、城市裡面的居民和農民工的不均等。」林毅夫說。
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的官方統計數字是51.27%，但這其中，城鎮戶籍人口佔總人數的比例卻只有35%。前後相差的16個百分點之中，蘊含的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
要將這些農民工從大城市吸引到本鄉本土的小城鎮，不僅需要創造就業機會，更要拆掉目前擋在農民工進城道路上的柵欄——戶籍制度。
對於這些改革，李克強有著清晰的思路。在2012年12月19日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調研工作座談會上，李克強指出，推動城鎮化，把農民工逐步轉為城市市民，需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戶籍的根本問題是其蘊含的公共服務，解決農民的戶籍問題其實就是要讓他們與城鎮居民一起享受福利待遇、醫療、住房、義務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務。
去年4月、5月間，國家城鎮化專題調研組完成了對浙江、廣東、江西和貴州等8個代表性省份的調研，發現在不同城市，「戶改幾乎遭遇所有市長的反對」。這和現行財稅體制密切相關。在當前體制下，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由上級支付，按其戶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擴大城鎮福利制度覆蓋的範圍，只會主要考慮本地戶籍農業人口。
有經濟學家測算，當前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約為8萬元/人左右，以2.5億農民工為基數計算，總成本將達20餘萬億元。除此之外，面對城市高房價，農民工更沒有購買能力，只有靠政府提供廉租房等公共產品。李克強在遼寧所進行的棚戶區改造其實就是一個樣本。
主政遼寧期間，他大力推動遼寧老工業基地的棚戶區改造工程，改造城市棚戶區2910萬平方米。進入中央工作之後，李克強又主導出台了在全國建設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的決策。但目前政府所能提供的保障房連城市戶籍的低收入群體都難以完全滿足。這意味著依託城鎮化毫不費力地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今後城鎮化率越上升，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大。
據媒體報道，由發改委牽頭制定的新型城鎮化的綱領性文件《全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已經編製完成，上報國務院，預計將於全國「兩會」後出台。
《規劃》提出了統籌推進農民工戶籍改革，用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解決農民工集聚區的供排水管網、燃氣和集中供熱、城鎮污水和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問題，並進一步加碼保障房建設等措施。
求變土地制度
錢從何來？如何為上述任務所需要的巨額資金進行融資是李克強所需要面臨的難題。經過4萬億刺激計劃之後，地方政府的負債水平已經大幅上升，目前普遍的估計是2012年底地方政府負債餘額大致在13.07萬億元，年均複合增長率為10.5%。
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也已經開始走下坡路。2011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達到3.15萬億元的頂峰後，2012年回落到2.69萬億元左右，但耕地補償、拆遷成本等大幅上升，中央政府又在其中提取水利、教育等基金，故地方政府土地出讓獲利大幅減少。
隨著房地產行業的繁榮階段已過，地方政府手中可供出售的土地也減少了，而且開發商的購買意願也在下降，2013年乃至今后土地出讓收入及與土地財政相關的收入都將繼續下降。
攻堅雙軌制
儘管醫改和保障房領域已經小有所成，但是擺在李克強面前阻礙市場經濟運行的藩籬和障礙仍然不少。
在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看來，中國經濟繼續前行，必須解決雙軌制的問題，包括戶籍、金融等雙軌制。「比如，我們的戶籍制度保證了人口的流動比較有序，但負面效果就是公共服務不均等，如城鄉二元結構里的不均等、城市裡面的居民和農民工的不均等。」林毅夫說。
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的官方統計數字是51.27%，但這其中，城鎮戶籍人口佔總人數的比例卻只有35%。前後相差的16個百分點之中，蘊含的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
要將這些農民工從大城市吸引到本鄉本土的小城鎮，不僅需要創造就業機會，更要拆掉目前擋在農民工進城道路上的柵欄——戶籍制度。
對於這些改革，李克強有著清晰的思路。在2012年12月19日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調研工作座談會上，李克強指出，推動城鎮化，把農民工逐步轉為城市市民，需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戶籍的根本問題是其蘊含的公共服務，解決農民的戶籍問題其實就是要讓他們與城鎮居民一起享受福利待遇、醫療、住房、義務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務。
去年4月、5月間，國家城鎮化專題調研組完成了對浙江、廣東、江西和貴州等8個代表性省份的調研，發現在不同城市，「戶改幾乎遭遇所有市長的反對」。這和現行財稅體制密切相關。在當前體制下，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由上級支付，按其戶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擴大城鎮福利制度覆蓋的範圍，只會主要考慮本地戶籍農業人口。
有經濟學家測算，當前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約為8萬元/人左右，以2.5億農民工為基數計算，總成本將達20餘萬億元。除此之外，面對城市高房價，農民工更沒有購買能力，只有靠政府提供廉租房等公共產品。李克強在遼寧所進行的棚戶區改造其實就是一個樣本。
主政遼寧期間，他大力推動遼寧老工業基地的棚戶區改造工程，改造城市棚戶區2910萬平方米。進入中央工作之後，李克強又主導出台了在全國建設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的決策。但目前政府所能提供的保障房連城市戶籍的低收入群體都難以完全滿足。這意味著依託城鎮化毫不費力地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今後城鎮化率越上升，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大。
據媒體報道，由發改委牽頭制定的新型城鎮化的綱領性文件《全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已經編製完成，上報國務院，預計將於全國「兩會」後出台。
《規劃》提出了統籌推進農民工戶籍改革，用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解決農民工集聚區的供排水管網、燃氣和集中供熱、城鎮污水和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問題，並進一步加碼保障房建設等措施。
求變土地制度
錢從何來？如何為上述任務所需要的巨額資金進行融資是李克強所需要面臨的難題。經過4萬億刺激計劃之後，地方政府的負債水平已經大幅上升，目前普遍的估計是2012年底地方政府負債餘額大致在13.07萬億元，年均複合增長率為10.5%。
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也已經開始走下坡路。2011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達到3.15萬億元的頂峰後，2012年回落到2.69萬億元左右，但耕地補償、拆遷成本等大幅上升，中央政府又在其中提取水利、教育等基金，故地方政府土地出讓獲利大幅減少。
隨著房地產行業的繁榮階段已過，地方政府手中可供出售的土地也減少了，而且開發商的購買意願也在下降，2013年乃至今后土地出讓收入及與土地財政相關的收入都將繼續下降。
基於以上考慮，中國從2012年開始實施營改增稅制改革。按照規劃，營改增將在「十二五」（2011年-2015年）期間完成，分三步走：第一步，在部分行業部分地區進行營改增試點，上海作為首個試點城市2012年1月1日已經正式啟動營改增；第二步，選擇部分行業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試點；第三步，在全國範圍內實現營改增，也即消滅營業稅。
營改增事關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和戰略轉型，經濟學博士出身的李克強對此非常清楚。從營改增的醞釀和啟動，他一直在前線督戰。2012年10月，在擴大營改增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李克強說「這件事從一定意義上講，牽一髮動全身」，實施營改增，是推進位造業升級、解決服務業發展滯後問題的重要措施。
通 過打通二、三產業增值稅抵扣鏈條，能夠促進工業領域專業化分工，做大做強研發和營銷，使企業結構從「橄欖型」真正轉變為「啞鈴型」，會促進一些研發、設 計、營銷等內部服務環節從主業剝離出來；同時，對服務業實行與工業同樣的增值稅，可以為服務業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特別是對分工細、鏈條長的現代服務業， 減稅效果會更明顯。在李克強看來，這是最突出的改革效應，在創造就業的同時，對城鎮化發展也是有力的促進和支撐。
除 了營改增之外，李克強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還主持了多項重大稅制改革，成品油稅費改革就是其中一例。長期以來，中國公路建設資金除徵收車輛購置稅外，主 要通過徵收公路養路費和車輛通行費等方式籌集，不合理的收費站點影響了群眾出行和區域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石油供應對外依存度逐年提高，迫切需要抑制 燃油的不合理消費。
2000年10月，經國務院批准，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部門共同制定了《交通和車輛稅費改革實施方案》，決定擇機開徵燃油稅。然而，由於國際市場原油價格不斷上漲，改革方案一直未能出台。2008年7月下旬，國際原油價格開始出現大幅回落，國內成品油出現較大降價空間。11月11日，國務院成立成品油價格和稅費改革部際領導協調小組，李克強為組長，主持這項改革，自2009年1月1日起果斷實施成品油稅費改革，成功破解這一多年難題。
成品油稅費改革規範了政府收費行為、公平了稅費負擔，同時建立了以稅收調控能源消費的新機制。實施一年後，財政部部長謝旭人總結說，稅費改革總體運行情況良好，預期目標順利實現，在促進節能減排和結構調整以及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等方面，發揮著重要和深遠的作用。
重塑央、地責權格局
由於營業稅和增值稅是中國目前最重要的主體稅種，「營改增」不僅僅改變企業和行業間的稅負水平，而且將重塑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格局。
目前營改增已經進行到擴大試點範圍的第二步：一是地區擴圍，二是行業擴圍。試點地域包括上海以及其他12個省市，行業涵蓋交通運輸業加6個現代服務業，簡稱1+6，年內有可能擴展到2+8、2+10。
營業稅是地方政府幾乎唯一的主體稅收，佔地方稅收收入的50%以上。目前的營改增試點已經使地方財政收入有所下降。2012年11月26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在南京召開「擴大營改徵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提到，上海市1-10月減收225億元，北京市兩個月減收25億元。
2012年4月，國稅總局局長肖捷稱，考慮到保障地方財政利益，營業稅改徵增值稅後，收入仍歸屬地方，同時還要相應考慮地方收入主體稅種構建問題。8月17日，財政部、央行、國稅總局等三部門發出通知，明確試點期間，原歸屬試點地區的營業稅收入，改徵增值稅後仍全部歸屬試點地區。
但這僅是權宜之計，當營改增推廣到全國以後，營業稅完全納入到增值稅框架內，作為一種稅種將不再存在，那就意味著地方政府唯一的主體稅種就不存在了，地方政府50%以上的收入都沒有了。這將產生兩個後果：第一，地方將失去營業稅這唯一的主體稅種，分稅制的框架實際上就此終結；第二，增值稅和營業稅兩個稅種合併後，增值稅所佔稅收總收入的比重將達到57%，中國財稅會出現一稅獨大的局面。
對於中央來說，一方面，增值稅一家獨大意味著財政風險過於集中，將會給中國的財政收入體系的安全構成強大挑戰，因而必須下調增值稅，並需要新的稅種來填補虧空；另一方面，當營業稅不再存在，中央和地方實行了19年的稅收分成格局被打破，雙方需要重啟談判，構建新的財稅體制。
對於地方來說，失去營業稅之後，地方政府是否還需要主體稅種？如果需要，用什麼稅種來充當主體稅種？2012年12月19日，在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調研工作座談會上，李克強明確表示，營改增之後，要同時正稅清費，減輕不合理負擔，培育地方主體稅種。
鑒於中國現行稅收體制中的18個稅種，沒有任何一個稅種可以擔當地方主體稅種的重任，唯一的辦法是另設新稅。而新設稅種的最大可能就是直接稅，包括開徵房產稅、對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治理，都將由此增速。
其中房產稅被寄予厚望。在中國現行的財稅體系下，地方財力和事權不匹配。學界普遍認為，為了滿足財政支出需要，地方被迫走向了土地財政的道路，而這也導致房地產泡沫等一系列的問題。
房產稅將從根本上改變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作為一種地方稅種，對所有存量房徵收房產稅將增加地方的財政的來源。房產稅在保有環節徵稅而非在交易環節徵稅的特徵將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為了吸引公民到本地區來居住，地方政府有動力維護環境，把重心轉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
但房產稅的改革也面臨重重阻力和困難，一直都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李克強擔任副總理之後，果斷推進房產稅的改革。2010年，李克強連續三次主持召開會議，研究房產稅相關事宜。2011年1月28日，根據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上海、重慶市開始進行對個人住房徵收房產稅改革試點，正式拉開了房產稅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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