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的來龍去脈(下)
中國書法的確立期——三國兩晉
漢代末年,自漢靈帝開始,中國歷史便進入了一個紛亂的年代。三國、兩晉,近二百年間,兵火不斷,而中國書法,正是在這個時間段得到了確立,並且書法的思想體系,亦大致構築於這個時期,後世至今,不過是對其繼承光大而已。
征戰不斷二百餘年而文事不失,反而興盛,在文化史上確實是一奇特現象,而能形成中國書法史上這一繁榮局面的原因,姜澄清先生在其《中國書法思想史》中總結有這麼五條:
一、三國與漢代相連,東漢碑石,魏晉人親睹多見,且蔡邕等大家距此不遠。後世視為珍寶的漢代真跡,當時人耳熟能詳。漢末至三國初,鍾繇又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且其子鍾會從父學書,開父子從學之風。其二,三國書法以魏最盛。除地理上的原因外,與曹操父子的愛好文事關係甚大。曹操不僅以詩文名世,而且書法也「筆墨雄瞻」,《書斷》稱操書「雄逸絕倫」。當時騷人墨客雲集魏京,時代風尚就此形成。其三、魏、晉文人好清談,鄙薄富貴而寄情山林,專致翰墨,世稱晉人書「韻勝度高」,正是這種超然塵外的性情所培育出來的。其四、漢代以勒石斧碑為習尚,至漢末因濫泛而幾成末流。紙張的興起為書法的普及起到了推動作用,因此晉人書傳後世的非縑即紙,對唐人影響很大。其五、漢代為書體變易的時代,至三國兩晉,書體已定,不再糾纏於書體變化中,能夠專心於書法本身。因此,三國兩晉,成為我國書法真正的確立期。
可以說,在三國以前,人們潛心研習書法的技巧,其主觀動機是為了實用,是一種自發的習書意識。而主觀動機由實用轉為明確的藝術自覺意識,從藝術審美的角度來看書法,應該是從鍾繇開始。
《書法正傳》載,鍾繇年少時,隨劉勝學書三年。回來後,與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曹操等議用筆之法,在韋誕家見到蔡邕筆法,韋誕不讓他看,鍾繇竟氣得捶胸嘔血,多虧曹操用五靈丹把他救活。韋誕死後,鍾繇令人挖掘他的墳墓,終於得到蔡邕筆法,從此知道「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運用之後,其書法「由是更妙」。每見世上萬物,都從書法的角度去琢磨它,因此後人稱其書法「點如山頹,滴如雨驟,纖如絲毫,輕如雲霧,去若鳴鳳之游雲漢,來若游女之入花林」。
在三國之前,還沒有痴情書法如此的人。《書斷》讚譽鍾繇是「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宣和書譜》稱他書寫的《賀捷表》(圖一)為「正書之祖」。他寫的《宣示表》,更為傳奇,多家流傳,最後竟也同王羲之《蘭亭序》同樣命運,成了殉葬之物,據傳現今所見為王羲之的臨本,卻也很難讓人置信。
蔡邕以隸書見稱於世(圖二),曾農髯說隸書到蔡邕才見性情。用今天的話說,隸書到蔡邕才真正從純實用的性質中脫出,而成為抒寫「性情」的藝術。楷法則到了鍾繇,才告完備。鍾繇以三十年的心血,窮究書法,達到「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的地步,可以說,技巧論的確立是從鍾繇開始的。歷史上稱三國為書體「一大轉折」,這是一個古篆、隸在實用領域內逐漸為楷書所淘汰的時代。鍾繇提出的書為「流美」說,明確追求書法意識,最早提出從「美」的角度來審視書法創作,將實用性的寫字與審美性的創作區分開來,在書法史上有著重要意義。
紙的出現,為書法的發揚光大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從1957年西安灞橋出土的兩漢殘紙來看,紙到東漢蔡倫時,已經製作成熟,蔡可能是紙的一個改革專家。至今最早的紙本書法,是西晉陸機的《平復帖》(圖三),是在西晉武帝泰始初年所寫。至此,書體的成功變革,技巧的有效積累,實用向審美的轉化,書寫承載物——紙的發明,一切促成書法成熟的條件都具備了,於是,書法理論便自然而然地接踵而來。
從社會風氣而言,魏晉文士,志在山林而輕軒冕,在出發點上,不以書法為求仕的工具,排斥了功利主義的目的,有利了書法品格的超邁。其時,學書在士大夫間蔚然成風。秦觀《法帖通解序》引用歐陽修的話說,「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晉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真可嘆也」。漢末以後,父子授受書藝,幾成風尚,蔡邕與其女蔡文姬,鍾繇與其子鍾會,西晉有衛瓘、衛值父子,東晉有王羲之、王獻之。衛氏一家,四世嗜書,四世中,衛恆成熟最高,衛恆從女衛鑠,世稱衛夫人,王羲之少時曾從她學書。據傳,《筆陣圖》為其所撰。衛恆官至太子黃門侍郎,作《四體書勢》。
西晉在理論上值得一提的有成公綏和衛恆二人。
成公綏(231年—273年)為西晉文學家,字子安。在明人輯的《成公子安集》中有《隸書體》一篇,賦體,大意講隸書繁簡適中,規矩有別,用之簡易。而對創作則描寫得有聲有色。這篇文章涉及筆法、結體、章法、墨法,用筆的挫、按、挑、引、駐、拔之類技巧,都有所及,同時又談到「分白賦墨」、「繾綣結體」。也是最早提出書法可供玩賞的人之一。
衛恆晚於成公綏,卒於公元291年。《晉書·衛恆傳》收入《四體書勢》一文。所謂「四書」,即古文、篆、隸、草。這篇文章說是論「體勢」,其實是論源流。
西晉的書論文章,行文受賦的影響很大,不僅《四體書勢》,索靖的《草字勢》也是這樣,這些文章,大量地以比擬為法,用大自然中形形色色的物類去擬喻書法的點畫及體勢,滿篇都是龍騰、鴻驚、獸跂 、鳥跡之類,既是一代文風影響所致,也是「法自然」觀念的反映。
被尊為書聖的王羲之生長在西晉時期,名師的傳授,家風的熏陶,成就了一代宗師。王氏一族,為泱泱書法世家,陶九成的《書史會要》中輯入者二十二人,這是繼蔡、鍾書法家族後最大群體,也可能是中國書法史上最大的書法家族群體了。王氏一族好書的傳統,奠基於王導。王導為王羲之的父親王曠的從兄。王導官至太傅丞相,史稱「晉祚中興」的「社稷之臣」,其人「識量清遠,簡素寡慾」。王導書法師承於鍾繇、衛瓏,尤工行草。
王曠與衛氏為中表,因此得蔡邕筆法於衛夫人,並以此授給兒子王羲之。
王羲之有兒子七人,為世所稱者五人,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其中,獻之名聲最大。題為王右軍撰的幾篇文章,以《筆勢論》規模最為宏大。這篇文章後人雖多有說法,指其非王右軍所為,但這篇文章包括的十二個題目,即創臨、啟心、視形、說點、處戈、健壯、教悟、觀形、開要、節制、察論、譬成,幾乎涉及書法的所有方面,已超過前代,可以視為晉末至六朝時期書法思想的一個綱目。
時世的變遷,王氏一族的南移,不僅使書法熱點增多,而且南方風光對藝術家的陶冶也異於北方,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圖四)正是完成於會稽。羲之學書於北人,至其南下,生活於茂林修竹之間,造化陶蒸,書風遂改,故其《蘭亭》,剛柔相濟,變化大焉。羲之過江,雖是一己之行,而中國書法的流派,卻自此分野。其後,復因南北對峙的政局形成,天時、地勢、人事皆異,書法亦從此出現南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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