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術與學術標準

一、我國學術現狀堪憂

　　中國最近25年來的高速經濟成長，在世界經濟史上罕有其匹，因此被柏金斯（Dwight Perkins）稱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奇蹟（註：Dwight Perkins，China：Asia"s Next Economic Giant？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Seattle and London，1986.）。與這個經濟奇蹟相併，我國學術在這25年中也出現了空前繁榮。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員和出版的學術著作之多，都史無前例；學術領域之開闊，學術空氣之活躍，也為中國現代史上所少見。但是，在看到成就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這一時期中所暴露出的各種問題。由於這些問題，使得我們難以對我國學術的前景保持樂觀。這裡即以文科方面的情況言之。

　　在過去的25年中，我國出版的文科學術著作數量驚人，堪稱世界大國。茲以中國文學史為例，據牛文怡統計，我國到目前為止已出版1600餘部，並且還在以每年10餘部的高速產出（註：牛文怡：《1600部文學史背後的憂思》，刊於《新京報》2004年12月15日，轉引自學術批評網2004年12月15日。）。在史學方面，據宋史學者李華瑞統計，近50年來刊出的宋史研究論著總數多達1.5萬篇，而其中絕大部分刊出在這25年中（註：李華瑞在2004年6月教育部社政司與杭州師範學院聯合舉辦的學風建設會議上的講話。）。但是與這種數量劇增相伴的，卻並非質量的提高。據李氏估計，在1.5萬篇宋史論文中，1/3～1/2是完全沒有學術價值的廢品，餘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也很難說（註：李華瑞在2004年6月教育部社政司與杭州師範學院聯合舉辦的學風建設會議上的講話。）。但是比起那些熱門學科，文學史和史學的情況似乎還不算最差。例如在經濟學方面，我國每年推出的經濟學論著數以萬計。國外不少著名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等）都認為中國今日的經濟奇蹟為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絕好的素材，期待由此導致經濟學的重大突破。但是事實是，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學術水準距離國際學術標準遙遙無際（註：差不多十年前，林毅夫曾指出：我國經濟學界每年發表的論著可謂不少，但迄今為止國內的經濟學研究在國際上尚未得到多少承認（林毅夫：「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載《經濟研究》1995年第10期）。但是從那時以來，情況如果不說更差，也是未見好轉。）。在此情況下，想要進入國際學術主流實在很難。至於成為世界一流，更恐怕是沒有可能的。中國經濟學家要獲取諾貝爾獎看來只是夢想（註：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前主席阿薩爾林德貝克教授說，中國的經濟學學術研究，在西方沒有幾個人知道，中國經濟學家處於一個隔離的社區，遠離主流，遠離國際的學術研究社區。摘自2001年12月17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我國學術著作質量不佳，聲譽日漸低落，我們也能夠直接感受到。一位多年來一直積極關注國內學術動向的國外學者說，除了少數幾位他們信得過的學者的著作之外，他們如今基本上不再閱讀國內學者的著作了。這使我不禁想起前些年倒爺們將國內偽劣產品大量運銷俄羅斯，結果搞得該國一些城市的商店在門上貼出布告，宣布「本店不售中國產品」。我國學者撰寫的學術著作今天越來越被國際學界視為假冒偽劣而不屑一顧，也真令我們感到汗顏和悲哀。就此而言，我們中國學者實在有愧於我們的時代。

　　二、學術風氣、學術標準與學術質量

　　學術成果質量不高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者之一，是我國一直未能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建立起真正的學術標準，因此當然就不會有高水準的學術成果。

　　早在20世紀之初，康有為就已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國學風之壞，至本朝而極，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學者一無所志，一無所知，惟利祿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學。」（註：梁啟超：《南海康傳》，收於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第3集，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至二三十年代，我國曾經出現過一個短暫的學術興盛時期，出現了一批著名學者和高質量的學術著作。但是無論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科學方面，這都只是剛剛開始，因此獲得的成果依照陳寅恪的總結，可用古話的「慰情聊勝無」來形容（註：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收於陳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更嚴重的是，這個學術建設時期好景不長，很快又陷於戰亂。在「中國之大，放不下一張書桌」的時期，要談學術建設當然是不現實的。1949年以後，我國百廢待興，建立學術標準似非當務之急，所以在此方面進展有限。到了1957年，傅鷹直率地指出：「學校里至今沒有建立起學術風氣。」（註：有人認為這是右派言論，但毛澤東說這樣的批評是善良的，基本上是誠懇的。以上均見於胡平：《禪機：1957年苦難的祭壇》第366頁，廣東旅遊出版社2004年版。）爾後政治運動不斷，學術建設當然也談不上了。到了「文革」，學術更遭到滅頂之災，原先殘存的一點點學術風氣也蕩然無存。1979年以後，中國的學術建設是從一片浩劫之餘的廢墟上開始的。這個建設開始未久，又遇到新的問題。到了90年代，隨著社會風氣的轉變，蒙在學術之上的光環逐漸褪去，學術越來越變成牟利的手段。在學術風氣、學術標準沒有確立的情況下，這個轉變加劇了學界生態的惡化，以致到了今天，我們不得不非常嚴肅地面對這個問題。

　　也正因為缺乏良好的學術風氣和學術標準，所以今天我國才會出現類似1958年「大鍊鋼鐵」那樣的「全民學術」景觀。撰寫「學術」著作，變得人人可為、處處可為、時時可為、事事可為。大學裡30多歲的年輕教師，已是著作等身。甚至連在校研究生，本來應當是全力以赴學習恐怕還嫌時間不夠，但按照現在的明文規定，也要在國內「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篇數不等的學術論文，方能夠畢業。此舉在全世界大學（至少是一流大學中）可謂絕無僅有，堪稱中國特色。但是這種盛況之後，又是一種什麼情況呢？

　　平心而論，在國內學術論著中，雖然抄襲作假尚只能說是少數，但是說大多數作品是平庸之作、低水平重複，卻是不爭的事實。在這些鋪天蓋地的平庸之作中，不少還被冠以不同級別的「精品」之名而流行於社會，並為當事人帶來巨大的實惠。由此可見，到了今天，甚至連許多「精品」都已如此，遑論一般作品！

　　在嚴肅的學者眼中，著書立說是一件非常艱辛的工作。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侯外廬對那些頭腦發熱、以為寫書也可「大躍進」的年輕人說：「寫書是個科學研究的細緻工程。既然是科學研究，就要有個艱苦的科研過程。倘若忽視這個過程，必然要吃苦頭，要付出代價……你們這次大躍進寫書，熱情很高，就是缺乏科學研究過程，即從搜集資料、研證資料到科研課題的提出，再從認真閱讀資料到課題寫作提綱的產生，再從事研究和寫作，直到修改發表。這個繁雜艱巨的研究過程，也是一個從具體到抽象的理論思維過程。這都必須親自經歷磨練，一遍、二遍、三遍……這樣才能成長起來。」（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求真務實五十載》第7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正是由於撰寫學術著作如此艱難，因此在美國，文科的名教授一輩子通常也就是兩三本書而已。「十年磨一劍」是常見的事。杜維明曾告訴我：在最近十年中，國際哲學界公認的最佳著作是哈佛哲學系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理論》（Theory of Justice）。羅氏寫這本書用了十年以上的時間，而在這段時期中，他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而在這「沒有成果」的十年中，他的待遇完全沒有受到影響。因此我不禁想，像羅氏這樣的大家，如果是在當今我們的大學裡，拿現行「量化」學術標準一考核，肯定要下崗，也肯定不會有《正義理論》這樣威震世界學壇十年的精品了。

　　寫書之所以艱難如此，唯一的原因是作者對自己的成果有一個高要求，而這個高要求又是建立在以良好的學術風氣為基礎的學術標準之上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只有確立了良好的學術風氣和學術標準，才會有高質量的學術成果。

　　三、什麼是學術

　　要建立良好的學術風氣和學術標準，首先就要弄清什麼是學術。那麼，到底什麼是學術呢？

「學術」一詞，我國久已有之。《辭海》（1999年版）在解釋「學術」一詞時，舉《舊唐書·杜暹傳》中的「（杜暹）素無學術，每當朝議論，涉於淺近」為例，然後將此定義為「指較為專門、有系統的學問」。但是，這只是一個泛泛而論的定義，與我們現在討論的「學術」尚有頗大差距。

　　現代意義上的「學術」一詞，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學者似乎尚未使用。那個時代的許多學者，還是把「學」與「術」二字分開來使用的。例如嚴復說：「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既知之理，求可求之功。學主知，術主行。」（註：嚴復：《〔原富〕按語》，收於《嚴復集》（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梁啟超說：「學者術之體，術者學之用。」「夫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用也。應用此真理以駕駛船舶，則航海術也；研究人體之組織，辨別各器官之機能，此生理學也；應用此真理以療治疾病，則醫術也。學與術之區分及其相關係，凡百皆準此。」（註：梁啟超：《學與術》，收於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第3集，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從他們的話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所說的「學術」包括「學」與「術」兩個差異甚大的概念，因此我們難以由此得到一個明晰的「學術」概念的涵義。不過應當指出的是，雖然他們還沒有使用學術一詞，但是他們所說的那種與「術」相對的「學」，其涵義實際上已很接近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學術」了。

　　我們今日所談的「學術」這一概念，實際上是從西方引進的。而在西方，學術一詞包含的意思並不只是「較為專門、有系統的學問」。在英語里，學術一詞的關鍵是academic，今天的幾種通行的解釋如下：

　　一是，《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辭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1989年版）：（1）of（teaching or learning in）schools，colleges，etc.（學校的，學院的）；（2）scholarly，not technical or practical（學者式的，非技術的或非實用的）；（3）of theoretical interest only（僅注重理論的，學術的）。

　　二是，《劍橋國際英語辭典》（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1995年版）：relating to school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or connected with studying and thinking，not with practical skills（與學校、學院、大學有關的，或者與學習和思考有聯繫的，但與實用技能無關）。

　　三是，《美國傳統辭典》（American Traditional Dictionary）的解釋更為全面：（1）of，relating to，or characteristic of a school，especially one of higher learning（學校的、與學校有關的或具有學校特徵的，尤指是具有較高學識的學校）；（2）relating to studies that are liberal or classical rather than technical or vocational（與自由的或古典文化的研究有關的，而非與技術或職業性的研究有關的）；（3）scholarly to the point of being unaware of the outside world（除學術方面以外對外界毫無知覺的）；（4）based on formal education（以正規教育為基礎）的；（5）theoretical or speculative without a practical purpose or intention（純粹理論的或推理的，無實際目的或意圖的）；（6）having no practical purpose or use（沒有實際目的或用途的）。

　　這些對「學術」的解釋有兩個共同的主要特點：與學院有關和非實用性。學術的這種特點，從一開始就已很明顯。Academic一詞，本源於academy（柏拉圖創建的高等教育學校，Plato"s school for advanced education），而在這種學校里，人們「探索哲理只是為想脫出愚蠢，顯然，他們為求知而從事學術，並無任何實用的目的」（註：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5頁，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因此，所謂學術工作，就是由受過正規教育並在大學中工作的學者所進行的非實用性的研究工作。因此，在歐洲的傳統中，學術是由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在具備專業條件的環境中進行非實用性的探索。

　　為什麼西方人在界定學術一詞時要強調上述特點呢？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學術與學院有密切關係，是因為在一個分工發達的社會中，進行學術研究並非人人可為、處處可為，而是只有受過專門訓練並在專門的環境中才能進行。正因為如此，美國的大學有研究型大學（research university）和教學型學院（teaching college）之分。在後一類中，並不要求教師進行學術研究，儘管這些教師都是經過正規訓練的。即使是在前一類大學中，也只有一部分教師才具有進行學術研究的資格並擁有相應的學術職位——教授。許多在我國大學裡有教授職稱的人員（如承擔公共外語、體育、藝術教育等教學工作的教師和學報資深編輯和實驗室工程師等），在美國都不能進入教授之列。

　　其次，學術不能追求實用，原因即如梁啟超所富，倘若「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則動機高尚者，固然會以學問為變法改制的工具，但是動機低下者，則亦會以學問為博取功名的敲門磚，「過時則拋之而已」。不論哪一種做法，都會導致學者將其關注的焦點轉移到學問本身之外，從而使得研究離開學術。因此，他大聲疾呼：「學問之為物，實應離『致用』之意味而獨立。」「就純粹的學者之見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與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獨立，不能發達。」學者應當以學問為重，「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的手段」（註：《梁啟超論清史學二種》，第40、80、86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王國維說：「學術之發達，存在於其獨立而已。」（註：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收於《王國維遺書》第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陳寅恪也說：「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本國學術之獨立，此今日之公論也。」（註：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收於陳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因此，可以借用在過去幾十年中我國被批得很厲害的術語來說，學術就是學者在「象牙塔」中進行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術」探索工作。因此在任何一個社會中，能夠從事學術研究的只是很少的人。儘管在一個分工發達的社會中，每種工作都是社會必不可缺的，任何工作中的研究只要做得好，都是成就，誠如古話所說行行俱可出狀元，但我們也不必把各種不同的研究，一律冠上「學術」的頭銜。也正是因為如此，比爾·蓋茨的發明雖然改變了世界，但由於他的工作不是純學理的探討，在西方便無人稱之為學術成就。

　　四、我國的學術傳統

　　如前所言，我國在20世紀一直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學術標準。推其原因，既有屬於學術之外者，也有屬於學術自身者。

　　在我國歷史上，20世紀是一個充滿劇烈社會動蕩的時期，這種大環境使得「象牙塔」無法存在，這是我國學術建設成就未彰的外部原因。這一點不說自明，毋庸贅言。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國傳統治學方式的特點，也是我們今天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學術標準的重要內部原因。

　　我國治學傳統的主流，是為致用而治學。指導我國古代知識分子治學的主要理念是儒家「修齊治平」的古訓，或者說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志向。其治學成就的典範是《資治通鑒》這樣為經世濟民提供指導的偉大著作。治學為現實服務，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但是這種以實用為目的的治學態度與學術本身的特點二者之間，卻有頗大的距離。許倬雲指出，在古代，「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沒有以研究與追求知識為目的的學者。讀書人讀聖賢書是要『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中國知識分子不以求知識為做學問的目標。西歐的知識分子則是另一類型。教士求學問的目的是尊德性與道問學不分。教士之外，還有一批專業教書的『教書匠』，他們與木匠、石匠一樣構成專業團體。一大群教書匠聯合為一家大學，以傳授知識為職業。知識是會增長的，於是教書匠也必須兼辦專業研究。教書匠的工作是追尋、累積與傳授知識」（註：許倬云：《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第34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換言之，西方知識分子的傳統是單純地追尋知識，即「為學術而學術」；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是「學以致用」，即用所學來「經世濟民」。

　　許氏這一看法與梁啟超、王國維諸前賢的看法一脈相承。梁氏早在20世紀初，就批評中國學者治學的問題在於「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王國維則指出「學之義廣矣，古人所謂學，兼知行言之，今專以知言」。亦即古代的學術包括實用的學問，而現代的學術不包括實用的學問。因此他強調為了發展學術，「吾國今日之學術界，一面當破中外之見，而一面毋以為政論之手段，則庶可有發達之日歟？」（註：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收於《王國維遺書》第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為「致用」而治學（即學以致用），從一個方面來說是一件好事；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說，這也未嘗不是我國治學傳統中的一個弱點。學術探索是非常艱苦的工作，需要從事這項工作的人自覺地接受嚴格的專業訓練（哪怕是通過自學的方式），爭取具有必要的專業條件的環境，「兩耳不聞窗外事」，不以求利為目標，排除干擾，全力以赴地投入研究，才有可能做出真正的學術成果。過分注重知識的功利性，必然影響到對抽象學理的追求。人的聰明才智是有限的，如果一個人做學術不能全力以赴，那麼在真正的學術競爭中自然也就不會有位置。更何況有些人本來就是把學術當作敲門磚，作為爭得功名利祿的手段，對於他們來說，要想做出可以稱為學術成果的東西，恐怕是不可能的。這種為「致用」而治學的風氣發展到極端，就是「文革」中大力倡導的「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學風。而在這種學風下，自然也就沒有什麼學術可言了。

　　當然，學理和實用並非截然分離，為「致用」而治學和為學術而學術之間也沒有價值判斷上的高下之分。朱光潛指出：「學術原來有實用，以前人研究學術也大半因為它有實用。但人類思想逐漸發達，新機逐漸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強似一天，科學、哲學都超過實用的目標，向求真理的路途去走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縱使無用，科學家、哲學家也決不會就因此袖手吃閑飯。精密地說來，好奇與求知是人類天性，穿衣吃飯是為滿足自然的要求，求學術真理也不過為饜足自然的要求。誰能說這個有實用，那個就沒有實用呢？我們倘若要對於學術有所貢獻，我們要趁早培養愛真理的精神，把實用主義放在第二層上。」（註：朱光潛：《怎樣改造學術界》，載《朱光潛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實用主義並非壞事，但是在實用主義的驅動下，肯定是無法做出第一流的學術的。明顯的例子是愛因斯坦與比爾·蓋茨。當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發表後，全世界只有12個人看得懂，到了今天也很難說這個理論帶來什麼具體的「經濟效益」。但這卻是20世紀最偉大的學術成就。相反，比爾·蓋茨的發明在西方則不被視作學術成就。

　　這裡要說一句，「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術」，在我國古代也並非沒有。尤其值得強調的是，到了清代，乾嘉學派將此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乾嘉學派與西方近代興起的蘭克學派在治學理念和方法上都有頗大的相似性（註：吳承明：「論歷史主義」，載《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1993年第2期。）。因此即使以近代西方的標準而言，乾嘉學術也是一種真正的學術。由於乾嘉學派的巨大影響，乾嘉時代也是我國歷史上學術風氣最為良好的時期。這種學風對於今天的學者仍具規誡意義，「今天學界講求『學術規範』，批判『學術腐敗』，其實有時仍然是在重複強調（乾嘉學者）治學的某些原則」（註：王子今在《清代考據家的學術道德》（載《光明日報》2005年1月11日）中說：「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經盛讚清代考據學者『科學的研究法』，『科學的研究精神』。他總結清代學界正統派學風的特色，舉列十條：1.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2.選擇證據，以古為尚。以漢唐證據難宋明，不以宋明證據難漢唐；據漢魏可以難唐，據漢可以難魏晉，據先秦西漢可以難東漢。以經證經，可以難一切傳記。3.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4.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5.最喜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6.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7.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8.辯詰以本問題為範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9.喜專治一業，為『窄而深』的研究。10.文體貴樸實簡潔，最忌『言有枝葉』。梁啟超說『當時學者，以此種學風相矜尚，自命曰樸學』……所列十條，對於今天的學者，都有規誡的意義」，因此「今天學界講求『學術規範』，批判『學術腐敗』，其實有時仍然是在重複強調治學的某些原則」。）。但是「五四」以後，雖有清華文科四大導師及其弟子為代表的學者繼承和發揚乾嘉學風，但更多的人卻將乾嘉學術視為「鑽故紙堆」「故紙堆里討生活」的「餖飣」之學，或者是「逃避現實」「無關現實」的「玩物喪志」之學。特別是在1949年以後幾十年中所有工作都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氛圍中，乾嘉學術更以其「封建性」而不被容於世。因此在一段時期內，我國實際上是沒有自己的學術傳統的。

　　從以上所言，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第一，對學術一詞理解之混亂，是導致我國今天學術濫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於不清楚什麼是學術，難怪要求人人都做學術工作。例如在一些地方，甚至幼兒園老師、辦公室職員提職稱，也要有學術論文發表。我們承認他們中許多人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價值，但是從學術的兩個基本要義來看，他們的工作一般而言不屬於學術工作，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是在學術機關辦的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就是學術成果，那麼還有什麼學術標準可言呢？

　　第二，在西方對學術一詞的理解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其純學理性。這一點，對於今天的中國學界特別有意義。過去我們反對「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術」取向，在當時中國的特定環境下有其道理；但今天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而且我們面臨的現實是功利主義籠罩全國，極少有人還在「為學術而學術」，而真正的學術卻非要具有這種精神不可。如果我們還不亡羊補牢的話，我們的學術將永遠是二三流的學術，諾貝爾獎永遠也只有洋人和海外華人有資格領取。

　　五、關於學術的一個認識誤區

　　學術是一種純學理性的探索，因此我們就不能從功利主義的立場，而應從純學理的角度來看待學術。就此，我們需要澄清一個認識誤區，即學術成果的價值不是由純學理性探索所達到水平的高低，而是由研究題目的大小以及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來決定的。

　　學術與「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無關，前面已經談過，茲可不贅。這裡只談談學術與研究題目的關係。

　　在今天的學界，很多人都認為有些研究是重要的，而另外一些研究則不那麼重要，甚至無關緊要，值不得花氣力去研究。不錯，從現實需要來說，研究的問題確實有輕重之分，但是從純學理的探索來說，所有問題都是重要的。由於各個學科的側重點不同，同樣一個事物，某一學科的學者視為不重要，對於另一學科的學者卻十分重要。例如對於一部經濟史研究著作，一些經濟學家可能會認為最重要的是運用了什麼理論，提出了什麼模式，至於對所用具體史料的訂正，似乎可以說是「旁枝末節」。但是對於一些歷史學家來說，情況可能相反，最重要的是史實的可靠，而理論和模式則是第二位的（註：余英時在《關於韋伯、馬克思與中國史研究的幾點反省》說：「史學論著必須論證（argument）和證據（evidence）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過二者相較，證據顯然佔有更基本的地位。證據充分而論證不足，其結果可能是比較粗糙的史學；論證滿紙而證據薄弱則並不能成其史學。韋伯的歷史社會學之所以有經久的影響，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經驗性的證據。甚至馬克思本人也仍然力求將他的大理論建築在歷史的資料之上。韋、馬兩家終能進入西方史學的主流，決不是偶然的。」）。

　　一座知識的大廈不僅要有棟樑等大部件，而且也要有磚瓦釘子等小部件。如果只重視棟樑而忽視磚瓦釘子，那麼這座大廈肯定蓋得不牢靠。不僅如此，由於大廈需要的小部件的種類和數量遠比大部件為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廠家來提供這些小部件。因此，對於為這座大廈提供建材的廠家來說，只有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都生產出最好的建材，才能使這座大廈成為不朽。因此，如果我們都趨時去做熱點問題的研究，那麼勢必造成在某些問題的研究中不僅資源過剩造成浪費，而且大量沒有能力進行這種研究的力量也湧入，從而造成大量廢品或者假冒偽劣產品；同時，大量有待研究的問題卻無人問津，從而造成空缺。

　　由此意義而言，每個學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都不應左顧右盼、心神不定，而應當堅信自己的工作有重要意義。胡適曾經說，在國學研究中，發現一個字的新意，對於研究者來說，其意義不下於發現一顆新的星星。以往這句話曾被猛烈批判過，被認為是玩物喪志的典型。但是從學理上來說，這句話並沒有錯。因為，只有在每個知識領域工作的學者都專心致志地追求本領域中的學術探索，整個學術才能真正地得到發展。此外，從實際情況來說，這也是有道理的。例如在古文字學中，甲骨文自發現以來，「認字」就是一項核心的工作。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大幹擾，以致在很長時間內進展緩慢，從而影響了我國上古史的研究，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如果我國學者具有「發現一個字的新意，其意義不下於發現一顆新的星星」的抱負，那麼今天我們認識的祖先文字（包括契丹文、西夏文等）肯定會多得多，也不必為學習一些中國的古文字，還得跑到歐洲和俄國求學了。

　　就做重大課題研究而言，我們要說的是，絕非人人俱可做重大課題研究。這需要一系列必要條件（不僅包括各種客觀的條件，而且也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觀條件如學養和能力等），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麼最終做出來的只會是次品或者廢品。其道理是再清楚不過的。相反，對於大多數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觀條件的小課題，只要真正努力，卻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在中國史研究中，日本學者向來以善做小問題的研究著稱，但是千千萬萬個小問題的研究成果，造就了日本學者在國際中國史壇上不可動搖的地位。按照不少西方學者的看法，近幾十年來日本學者在中國史研究方面的學術成就大於中國學者。這裡不擬對此進行評論，但是要指出的是，前面提到過李華瑞統計我國宋史已刊出論文總數為1.5萬篇，如果其中有2/3是做小問題研究的，那麼就有1萬篇文章，可涉及宋史中的絕大多數問題。在這1萬篇文章中，如果有1/3（即3300篇）有學術價值，那麼我國的宋史研究的學術成就必定獨步全球，無人能夠望其項背。可惜在過去那種人人爭做大題目、篇篇討論大問題的風氣熏染之下，大量的文章成為廢品或者複製品，以致許多真正想做學問的學者不得不轉向日本學者的論著。由此可見，只有真正理解學術一詞的意義，以此為標準進行學術工作和學術評價，我們才能有高水平的學術。

最後，回到文章開始的話題。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內，中國不僅在經濟上貧窮落後，而且整個社會長期處於動蕩不安之中。在此情況下，要進行真正的學術建設、確立學術標準當然很困難，因此我們不應苛求前輩。但是，今天情況已經與過去不同了。推進學術建設，為將來的學術盛世到來奠定基礎，已是刻不容緩。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產品在國際上常常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我們用了20年的時間，到了今天才勉強消除了這個惡名。如果我們在學術風氣和學術標準的建設方面無所作為，那麼中國學術產品的「假冒偽劣」的惡名，不知還要背到何時？

轉載說明：本文轉載於「中國社會科學網」；原載於《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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