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之者亡：國粹主義大潮浩浩蕩蕩

辛亥百年，騰訊歷史頻道推出《轉型中國1864-1949》系列原創策劃，我們希望嘗試著去追尋這樣一個命題：「辛亥年，她從何處來，又向何處去」；並希望此策劃，能夠成為解讀另一命題——「現代中國，她從何處來，向何處」——的一個註腳。策劃以年份為單位，逐一梳理近代史關鍵命題。敬請關注。1876年度事件：中國正式設置駐外使館1876年，「天朝上國」終於向西方派出了他的第一位駐外公使。促成此事的，是上一年發生在雲南的「馬嘉里事件」——英國駐華使館官員馬嘉里等人到雲南「考察」，與當地民眾發生衝突而被殺，釀成嚴重外交事故。最後以清廷與英國簽訂《煙台條約》屈辱了結。條約要求清廷須派員前往英國「致歉」，遂有郭嵩燾以中國首任駐英國公使的身份出使英國一事。同行的還有副使劉錫鴻，後改任清廷駐柏林公使。這本該是近代國人詳細了解西方的大好機會——無論是將其當作敵人，還是學習的對象，最基本的了解都必不可少。但遺憾的是，郭嵩燾與劉錫鴻，這兩位傳統士大夫面對西方文明，卻呈現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最後，劉錫鴻得勝還朝，郭嵩燾則收穫了萬夫所指。此一事件的象徵意義在於：它清晰地昭示著自1840年打開國門至今垂40年來，清廷在「改革」層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努力以各種方式從理論上證明西洋各國的所有成就，仍然不出清廷所固守的傳統意識形態的范囿，而且也「成功地」證明了清廷所固守的這一傳統意識形態，仍然是具有普世性的「天下之至道」。而任何敢於挑戰此節者，最後都不免淪落到郭嵩燾那般的凄涼結局。

郭嵩燾：中國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未出國門，已是「人神共憤」】雖然駐外公使任命早在1875年的8月份即已下達，但郭嵩燾在等待確定行期的日子裡，卻越來越無意出使英國。任命之初，就有輿論諷刺他此行無異於自取其辱；1876年3月，他在總理衙門目睹了英國公使威妥瑪氣焰之囂張，署中諸公俱都唯唯聽訓，又深有氣短之感。此前，郭氏已屢次在公開與非公開的場合指責過朝野士大夫們的愚昧無知，一味地仇恨洋人，但又懷抱著天朝上國的矜持，死活不願意去了解洋人，於是乎局面就成了：背後罵洋人，當面被洋人罵。這些言論，刺激了許多人脆弱的神經，自然也就招來了無盡的毀謗。目睹內外交困，士大夫們唯知憤憤然橫議誤國，郭本人也情緒惡劣，意興闌珊，想要借病引退。但文祥等總理衙門大臣很清楚，除郭嵩燾以外，恐怕是再也找不到願意出使之人，所以堅決不允辭職，只批病假。辭職與不許辭職的拉鋸戰，一直從三月持續到了七月。後世某段時期的近代史著作，一律將郭嵩燾出使英國的心態描述成「義無反顧」，心意自然是好的，為著塑造一個最完美的開眼看世界的先驅形象；但不惜違背史實，則未見得是著史者應有的做法。留存郭的這段猶豫，又有何妨——胞弟郭昆燾曾在一封信里如此理解兄長一意推辭出洋的心境：「家兄之決計乞退，實因洋務無可辦法，又無可與言者，卻非避出使之艱難。」到了9月，慈禧決定召見郭嵩燾，以作安撫。慈禧對郭說：「此時萬不可辭，國家艱難，須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體國，此事（出使）實無人任得，汝須為國家任此艱苦。……旁人說汝閑話，你不要管他。他們局外人隨便瞎說，全不顧事理，不要顧別人閑說，橫直皇上總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燾的辭職之意，至此才徹底打消。出發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見郭嵩燾，安慰他說：「汝心事朝廷自能體諒，不可輕聽外人言語，他們原不知道什麼。」郭嵩燾忍不住當著太后罵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說他們「不知事小，卻是一味橫蠻，如臣家於此已是受驚不小！」——這年8、9月間，在長沙參加鄉試的湖南士子聞知「知名士大夫」郭嵩燾即將前往西洋，擔任駐英國公使，俱都怒不可遏，天朝體制，從來都是四方蠻夷在我京師設置常駐使節，豈有天朝派遣使節常駐蠻夷之都的道理；何況郭嵩燾此行，還負有就「馬嘉里事件」向英國道歉的使命，更加刺激這些「愛國士子」，他們組織聚會，痛詆郭嵩燾，並結隊前往長沙玉泉山，揚言要徹底搗毀郭家的住宅，郭氏為此一門受驚不小。未出國門，郭氏就已落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在上海侯船期間，郭嵩燾給兩江總督沈葆楨去信一封，可以窺見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內心的波瀾起伏：「幼丹（沈葆楨字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閣下……嵩燾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萬里，自京師士大夫下及鄉里父老，相與痛詆之，更不復以人數……乃至此極，公將何以教之？」雖已因為這次出使而不被家鄉父老當作人來看待（「更不復以人數」），郭卻轉而擔憂：「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自己遭遇如此，可窺天下人心，舉國憤憤而無理智，洋患如何能息！【一部日記，「不知是何居心」】1877年1月，郭嵩燾乘坐的Travancore號郵輪抵達倫敦；4月，正式就任駐英國公使。但到7月即遭到國內官員的彈劾，隨後又連續被副使劉錫鴻密奏「舉報」。不到兩年，郭嵩燾即被迫匆匆回國。箇中原因，梁啟超當年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當中已說得很明白：「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裡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喲！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鬧到奉旨毀板，才算完事。」所謂的「遊記」，實名叫做《使西紀程》，是郭嵩燾自上海乘船到倫敦50天的日記，不過兩萬餘字，由他本人整理出來之後抄錄寄給總理衙門刻板刊行。結果，這本小書卻引起了滿朝士大夫們的極度憤慨。著名學者李慈銘如此記載這場風波：「《使西紀程》記道里所見，極意誇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造此書出，而通商衙門為之刊行，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於是湖北人何金壽以編修為日講官，出疏嚴劾之，有詔毀板，而流布已廣矣。嵩燾之為此言，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郭嵩燾本來計划到西方後，每月編成一冊日記，交給總理衙門出版，用作討論研究洋人事務之用。孰料出師不利，《使西紀程》犯了眾怒，逐月編寫日記的計劃只好就此擱置。【承認洋人是「人」，於是成了「漢奸」】《使西紀程》里說了些什麼？光緒三年四月初二（舊曆），參觀了倫敦郵政局之後，郭在日記里寫道：「英國行政，務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餘以濟國用。……遠至數萬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為遞送，每歲所入千數百萬磅。……此專為便民也，而其實國家之利即具於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強也。」西洋國家的富強，建立在他們「便民」的基礎之上——郭嵩燾對自己這一發現極為重視，進而產生了學習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興趣，多次向倫敦的英、日學者及官員請教。光緒三年二月二十七（舊曆），郭嵩燾與一干中、英友人討論英國稅務，得知英國官吏月薪300磅以上者，也都必須同等納稅之後，感嘆道：「此法誠善，然非民主之國，則勢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郭氏對這種「君民兼主國政」的民主政體很感興趣，稍後，他興緻盎然地參觀了英國下議院的運作，旁聽了議員們對英國「兵部尚書哈爾諦」的種種辯駁詰難；進而還考察了英國的兩黨制度，殆至這一年的12月19日，在與日後出任駐得公使的李丹崖探討英國政治風氣時，郭已經儼然是一個「英國通」了——李氏問：英國在朝、在野兩黨平日和諧共處，遇到國事則各持己見，互不想讓，最後投票以人多者為勝，敗者平靜接受結局，並無憤懣不滿繼續為難者，「不知何以能然？」郭氏如此回答：「西洋君德，視中國三代令主，無有能庶幾者，即伊、周之相業，亦未有聞焉。而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其擇官治事，亦有階級、資格，而所用必皆賢能，一與其巨民共之。朝廷之愛憎無所施，臣民一有不愜，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設議政院，即分同異二黨，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駁，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於其間迭起以爭勝。……朝廷又一公其政於臣民，直言極論，無所忌諱，庶人上書，皆與酬答。其風俗之成，醞釀固已久矣!」「三代之治」是中國傳統政治理念中的終極理想，郭嵩燾卻說「蠻夷」政體之優良非「三代」所能及，這種讚譽顯然刺痛了國內士大夫們脆弱的驕傲，不能不引起他們的憤怒。何況郭還在繼續說：「三代有道之聖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聖祖之仁聖，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無有能庶幾者。聖人以一身為天下任勞，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聖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聖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無窮，愈久而人文愈盛。」——這段話的意思其實是說：我們有聖人，西方沒有；但我們靠聖人治國，聖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眾自治，卻可以推衍無窮。「茫茫四海，含識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豈有異哉？而猥曰東方一隅為中國，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這話的意思，顯然是在挑戰傳統士大夫們的「夷狄觀」。直到光緒六年，「國家級」學者王闓運還在其《湘綺樓日記》里如此批判郭嵩燾：「人者萬物之靈，其巧弊百出，中國以之一治一亂。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氣則詐偽興矣。使臣(指郭)以目見而面諛之，殊非事實。」王闓運堅決不肯承認西方人是「人」，而堅持認為他們僅僅是「物」，不過是通了些人氣，於是變得奸詐虛偽罷了。郭嵩燾深知王闓運的觀點市場之大，光緒四年的時候，他就哀嘆過：「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於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中國士大夫知此者尚無其人，傷哉!」郭氏遠在英國，但也應當想見得到，他的這些言論，已足以點燃大洋彼岸一整個民族的知識階層的憤怒——同行的副使劉錫鴻，即已在使館內部高調宣布與郭徹底劃清界限：「此京師所同指目為漢奸之人，我必不能容。」【批判改革，終成眾矢之的】「漢奸」郭嵩燾卻意猶未盡，終於將他批判的鋒刃揮向了「同光之治」的根本重地——晚清自強改革。在一封自倫敦寄給李鴻章的書信里，郭嵩燾對自強運動領袖徹底否定了以仿造「堅船利炮」為核心的晚清自強運動：「……鐘錶、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鄉僻壤。……一聞修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與此同時，國內士大夫對郭的攻擊也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在當時也算得上是個開明人士，也上疏彈劾郭嵩燾，說道：「《紀程》之作，謬輊滋多。朝廷禁其書而姑用其人，原屬權宜之計。……今民間閱《使西紀程》者既無不以為悖，而郭嵩燾猶儼然持節於外，……愚民不測機權，將謂於郭嵩燾者將蒙大用，則人心之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非特損國體而已。」——意思是說：朝廷禁掉郭嵩燾的書，還繼續任用他，恐怕無法給洶湧的「民意」一個交待。朝廷的「交待」於是應運而生。曾慰言「橫直皇上總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這一次的詔書卻聲色俱厲：「本應立予撤回，嚴行懲處，以示炯戒。 姑念郭嵩燾駐英以來，辦理交涉事件，尚能妥為完結……倘敢仍懷私怨，怙過不悛，則國法其在，不能屢邀寬宥也！」

劉錫鴻：洋人強盛是因為學習了我們的末節【同使西方，結論南轅北轍】隨郭嵩燾一同出使的副使劉錫鴻，後來成了中國的第一位駐柏林公使。這位廣東番禹人在咸豐同治年間只在刑部做過員外郎一類的小官，並無郭氏在朝在野那般顯赫的名聲。其能成為使團成員，緣自個人自薦和郭氏的舉薦。但出洋之後，郭氏很快就開始後悔自己舉薦了劉錫鴻，他在日記中寫道：「公使涉歷各國，正當考求其有益處，不似劉欽差身行數萬里，見聞盡廣，一意反手關自己大門。」郭嵩燾認為，劉錫鴻的種種舉止，動機在於：「其心必不欲使中國窺見西洋好處」。與郭嵩燾類似，劉錫鴻出使期間也寫下了一本《英軺私記》，詳細記錄了他眼中的西方世界，以及他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和解讀。於是，歷史留給了後人中國近代最意味深長的一幕喜劇：郭嵩燾與劉錫鴻，相同的知識背景，相同的旅程與遊歷，但最後，他們得出來的結論卻完全南轅北轍——郭嵩燾讚譽西方民主政體遠勝中國上古三代之政，劉錫鴻卻說：「今英國知仁義之本，以臻富強，未始非由久入中國，得聞聖教所致。」需要一種什麼樣的邏輯，才能得出「英國富強是因為學習中國」如此荒唐的結論？【荒唐邏輯，西方文明是中國「聖教」所結出的果實】劉錫鴻並不覺得這有什麼荒誕之處。富麗堂皇的漢白金宮，整齊乾淨的城市街道，彬彬有禮的倫敦市民，以及風馳電掣的列車、光怪陸離的化學實驗……如此種種，一種完全陌生的鮮活的先進文明，被放置在傳統士大夫出身的劉錫鴻面前，他的認知系統所受到的衝擊可想而知。擺在他面前的選擇，無非有二，或者承認西方文明是先進文明，如此就必須放棄傳統的「夷夏觀念」，放棄天朝在「開化層面」堅持了數百上千年的自尊和驕傲；或者是找到某種邏輯，將這種西方文明納入到中國傳統的「夷夏」文明系統中來，重新肯定「聖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準」。劉錫鴻很自然地選擇了第二種方式。他用一種自己所特有的「邏輯」，把他所見到的西方文明，統統解釋成中華傳統孔孟聖賢之道的產物，進而由此「成功」捍衛了「華夏文明」的中心地位。劉的具體「邏輯」是這樣的：首先，他承認自己所見到的英國政治風俗有值得稱道之處。他在《英軺私記》里描述道：英國的政俗，除了父子之親、男女之別不講究以外，其餘貴賤層級與中國無異；而且沒有閑官，沒有遊民，沒有殘暴不仁之政，到倫敦兩個月，出門很多次，未見人語喧囂，也沒有見到神情愁苦的落魄之人。但劉的筆鋒忽而一轉，說道：如今西洋的風俗，「以濟貧救難為美舉」，這其實是中國的聖人們所推崇的「仁」的一種表現；西洋人還重視「仗義守信」，這其實則是中國的聖人們所推崇的「義」的一種表現。進而，劉氏對洋人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如果他們能夠將這些他們所了解的聖人之道繼續發揚光大，那麼，他們就可以在文明層面上步入更高的境界，並創造出一個雍容齊整的和諧社會。如此，劉錫鴻就把西洋文明的全部成就，都納入到了孔孟聖賢之教的名下。接著，他「解釋」了西洋人為什麼會懂得中國的聖賢之道：「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順，重洋慕化……今英國知仁義之本，以臻富強，未始非由久入中國，得聞聖教所致。」於是乎，劉錫鴻不但消解掉了西方文明給自己的認識結構所帶來的衝擊，而且還重新獲得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西洋文明愈強盛，就愈能「證明」中國「聖教」輻射四海的強大。最後，這種「邏輯」詭異到了這樣一種程度：西方文明越是先進，就越能證明「聖教」的光榮正確，也就越能證明我泱泱中華「用夏變夷」的能力之強大，愈能證明我泱泱中華是當仁不讓的「天下」文明的中心。【西方只學到「聖教」皮毛，中國無需向其學習，更無需改革】劉氏要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既然西方政俗是好的，而且同樣是中國「聖教」的產物，那麼，中國可不可以學習西方文明呢？劉氏的答案是否定的。儘管他一再提及「西洋之政……與我中國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但在他看來，西洋人對「聖教」的理解僅僅是皮毛而已，與我泱泱中華對「聖教」的深刻認知不可同日而語——「中國自天開地辟以來，歷年最多，百數十大聖繼起其間……其言理之深，有過於外洋數倍者。外洋以富為富，中國以不貪為富；外洋以強為強，中國以不好強為強……彼之以為無用者，殆無用之大用也夫！」既然西方的強盛是「聖教」的功勞，而且洋人所學的只是「聖教」皮毛，不值得學習，那麼，該如何挽救國勢的糜爛與頹唐呢？劉錫鴻的意見是：現在朝中洋務官僚所講求的「西學」，不過是低級的「百工技藝之學」，治國的根本，在於「端正士習人心」——如果抽去言論背景，劉氏這段話今日看來仍然不無道理：「豈政令不講，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機器是恃，遂足治天下邪？」郭嵩燾也在批評洋務官僚只講究「船炮機器」，但郭批評的立足點是：西方民主政治有許多更值得學習的地方，這才是自強之道。而劉錫鴻批判洋務官僚只講究「船炮機器」，卻是為了肯定自己這一政治立場：「祖宗舊法皆有深意……悉去其舊日之所無，盡還其舊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復治。」——只要剔除現有政治中祖宗之法里沒有的，恢復祖宗之法里被遺棄的，天下即可大治，如果還改弦更張搞什麼深度改革，則「驚擾之甚，禍亂斯生」，必至天下大亂。劉氏還舉例說：「我乾隆之世，非有火車，然而廩溢府充，民豐物阜，鞭撻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貢而稱臣。」所以，中國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回歸「祖制」；不需要學習西方，只需要認真學習「聖教」。因為：「聖教」放之四海而皆準。結語：國粹主義的市場有多大？《使西紀程》毀板後不到一年，讚揚西洋政俗開明，批判自強改革太過膚淺的郭嵩燾即從公使任上被撤回，此後，雖屢有封疆大吏如沈葆楨等極力推薦，亦未能再獲起用。以一種近乎虔誠的心態，將西方文明解釋成「聖教」之成果，要求固守祖制，反對改革的劉錫鴻，回國之後則做了光祿寺少卿。殆至1900年，當整個北中國被一種狂人的國粹情緒所籠罩之際，有刑部郎中左紹佐又記起了1876年曾引發舉國公憤的郭嵩燾，他在給朝廷的奏摺里疾呼：「請戮郭嵩燾、丁日昌之屍以謝天下。」此時，距離郭嵩燾去世已有十年之久——那是在光緒十七年，李鴻章等人請求朝廷按例給郭嵩燾立傳賜謚，朝廷的答覆是：「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在朝廷給去世的郭嵩燾如此一個答覆之後十年，它們給了世界另一答覆——漫山遍野的「義和團」。1876相關言論：郭嵩燾致信李鴻章，質疑「豈有百姓窮困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

威妥瑪：不管百姓死活的洋務自強改革無前途郭嵩燾在倫敦期間，記錄下了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F·Wade）對自己所說的一段「肺腑之言」。威妥瑪說：中國地廣物豐，人力充足，但「須從國政上實力考求，而後地利人才乃能為我用，以收其利益」,威氏對正在進行中的洋務運動不屑一顧，「購買西洋幾尊大炮、幾支小槍，修造幾處炮台，請問有何益處？近年稍知講求交接來，而於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

傅蘭雅：洋務改革「不過挨延歲月而已」出國之後，郭嵩燾得以從傅蘭雅（J·Fryer）處了解到洋人眼中的「洋務運動」為何物。傅告訴郭嵩燾，他1874年在上海見到兩件事，令他對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極為悲觀。一是日本興兵侵台期間，朝廷派了一艘兵輪前往吳淞江口駐紮，以備不測。待至吳淞口，全船300餘官兵大部分都逃跑了，僅剩20餘人。一是前往江南製造局鑄槍廠，見一童子「開通內膛」的方式不對，傅告訴他這樣做不行：「此當開通內膛，舍長用短，是不求通也。」童子反而回答：「不過挨延歲月而已」，要傅別多管閑事。傅感嘆，洋務改革也「不過挨延歲月而已」。

《泰晤士報》：郭嵩燾離職是中國的大損失郭嵩燾剛被任命為駐英公使時，總稅務司赫德即從北京向英國政府發函，稱郭「為一誠實君子，識見明達，具有決心，但終為一中國人」。至郭嵩燾離開英國，倫敦《泰晤士報》寫道：「郭去曾（紀澤）繼，吾人深為惋惜。郭氏已獲經驗與良好之意見，此種更調實無必要，對於其國家將為一大損失。」郭嵩燾：豈有百姓窮困而國家富強之理洋務自強改革的基本要點是創辦「國企」，輪船招商局即是其中一例。郭嵩燾對此非常不以為然，在一封給李鴻章的書信里，他批評這一「國企」之路：「豈有百姓窮困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郭讚揚西方民富則國富的立國之道：「泰西立國之勢，與百姓共之。……民有利則歸之國家，國家有利則任之人民，是以事舉而力常有繼，費煩而國常有餘。」繼而批評洋務運動誤入歧途：「然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國適與相反。……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郭嵩燾思維的超前，在1876年的中國絕無僅有。但郭也有他堅持傳統的一面，譬如，他對西方國家的工人罷工一事就頗不以為然，他說：「去年美國火輪車工匠毀壞鐵路……蓋皆以工匠把持工價，動輒稱亂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敝俗也。」郭認為西方政俗的最大局限在於民意太泛濫：「泰西政教風俗可雲美善，而民氣太囂」；「德、意、西、俄屢有暗殺君主、大臣之事，亦是泰西巨患。」所以，郭嵩燾的意見是：雖行民主，但也要「略存君主之意」，如此，才能夠穩定人心，堅固國本。資料來源：鍾叔河主編《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嶽麓書社；《使西紀程·郭嵩燾集》，遼寧人民出版社；蕭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嶽麓書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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