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慧：嫉妒與「感知的不平等」

　　 【內容提要】 嫉妒是在兩方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比較而產生的。關於嫉妒與不平等的理論多從被嫉妒方「不應得」的強勢和嫉妒一方「得不到」的弱勢兩方面進行討論，本文則著重考慮了影響嫉妒的多元因素，以及「不應得」的強勢與「得不到」的弱勢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在這一思路下，將不同社會背景下對平等的期待、強勢和弱勢地位的是否應得、自身的無力感以及與他人比較所得的被剝奪感都納入分析框架，並稱之為「感知的不平等」。從1980年代盛行的對「紅眼病」的討論到2000年出現的「仇富心態」再到2013年出現的「土豪，我們做朋友吧」，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不均等累積都使人們對待財富的態度、他人及自身的優劣勢的理解在過去的三十幾年內——至少在話語層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對《人民日報》和《經濟日報》刊登的有關眼紅和仇富報道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本文試圖闡釋針對嫉妒的官方話語如何通過批判「眼紅」和「仇富」來影響不平等的感知、認知和接受程度。

　　 【關 鍵 詞】嫉妒/感知的不平等/紅眼病/仇富心態

先是農村，繼而城市，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這本是好事。有些人卻偏偏患起了「紅眼」病。「喜人窮，怨人富」，別人富了，便心生「妒」而口吐「謗」。

　　 人民日報，1984①

　　 「仇富」二字偶見報端。意思明顯，是說國人窮慣了，看到別人致富，便心態扭曲，遂生仇恨之心。跟隨「仇富」一語的是一些事實註腳：某某豪富被綁架，某人華車被劃割，云云。作案者，有「窮人」，亦有身份不詳者。竊以為，「仇富」二字慢說為好。咬文嚼字，「仇富」欠通。

　　 人民日報，2005②

　　 青年問禪師：「大師，我現在很富有，但是我卻一點也不快樂，您能指點我該怎麼做嗎?」

　　 禪師問道：「何謂富有?」

　　 青年回道：「銀行卡里8位數，五道口有3套房不算富有嗎?」

　　 禪師沒說話，只伸出了一隻手，青年恍然大悟：「禪師是讓我懂得感恩與回報?」

　　 「不，土豪……我們……可以做朋友嗎?」

　　 網路流行語，2013③

　　 「紅眼病」和「仇富心態」都是由嫉妒引發、並針對嫉妒的公共話語，而且兩者的心理基礎都是由「他人的好運」——並且這種好運主要與財富相關——而引發的痛苦、仇恨以及由此相關聯的破壞行為，嚴重的甚至影響社會穩定。這些話語的出現一方面體現了經濟發展和獲得財富的迅速變化，也蘊含了人們對「平等」的不同期待。在對報紙的相關檢索中發現，提到「紅眼病」和「仇富心態」的文章最早分別發表於1980年代和21世紀初。以《人民日報》為例，關於眼紅的討論第一次出現在1980年，在1980到1989年間有15篇文章提到眼紅。而以「眼紅」為關鍵詞在1990年到2000年間只檢索到3篇文章，2000年之後檢索不到任何文章；而以「仇富」檢索的話，2003年到2005年找到5篇文章。在中國第一大財經報紙《經濟日報》上，1980年到1989年有7篇文章討論「眼紅」，1990年到2000年有4篇。眼紅和紅眼病在1980年代被提及的頻率明顯高於1980年代之後，2000年之後關於「仇富」的討論又有增多的趨勢，這顯然迎合了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以及2000年之後一部分人已經積累了一定的財富、並且財富不平等的規模在迅速擴大的狀況。現有針對仇富心態的文章多是從社會不公以及如何從政策上進行疏導來討論的(如李素芳，2007；孫娟娟，2008；劉長發，2008等)，很少涉及仇富的核心——即嫉妒與感知不平等的內在關聯，更是缺乏將「紅眼病」、「仇富心態」結合起來探討什麼樣的不平等會加劇嫉妒的破壞性以及感知的不平等經歷了怎樣的變遷。雖然現有很多文獻都探討了不平等以及貧富差距對社會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及應對策略，但是實際的、可以用數字測量的貧富差距與感知到的貧富差距是有很大距離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嫉妒可以作為一種指標來探測何種不平等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以及為什麼另一些不平等則可能產生廣泛的社會波動。在國家圖書館報刊資料庫中，報刊全文資料庫只有《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和《參考消息》，考慮到《參考消息》主要以編譯國內外消息為主，本文選擇了對《人民日報》和《經濟日報》的全文檢索，並在綜合了「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人民數據報刊資料庫」(2001年之後)以及「人民資料庫」來試圖分析對「眼紅」和「仇富」的官方話語的變化以及這種話語如何影響人們對不平等的感知。

　　 嫉妒與不平等

　　 馮莫斯(Van Sommers)把envy定義為他人交好運時自己的一種痛苦感受(Van Sommers，1988：1)。Envy既可以譯成羨慕也可以譯成嫉妒，不過正如吳寶沛和張雷所總結的，羨慕更被認為是一種抽離了敵意之後的善意妒忌④(benign envy)，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妒忌，敵意對於妒忌來說是必要成分。同時，嫉妒作為一種負面的情緒，一種帶有敵意的消極體驗，也常常會與攻擊行為、惡性犯罪聯繫起來(吳寶沛，張雷，2012：1467-1478)。從定義上看，嫉妒往往涉及不平等的兩方，只有一方認為別人得到了自己所沒有的東西才會引發嫉妒心理。同時，嫉妒的一方和被嫉妒的一方必然存在著某種不平等，這種由比較所引發的情緒才有存在的可能。基於此，一些理論家認為嫉妒具備消除不平等的動力，如托克維爾和道格拉斯所評論的，嫉妒可被視作獲取財物的動力，更普遍來說，還可以被視作發展經濟的動力，表達嫉妒的策略和政策有助於更積極地實現民主(Douglas & Isherwood，1996：6-20；Llobera，2003：67)；另一些理論則認為現實中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可能引發嫉妒，或者加劇嫉妒的感覺，這種「嫉妒的感覺既是權力缺失的展示，又是對權力缺失者的補償」(Schutte，1983：227)；而本澤夫(Ben Ze』ev)則認為以上這兩種說法——「嫉妒的基礎是對平等的關切」和「減少不平等會減少嫉妒」——都是錯誤的，應該拒絕「『嫉妒的中心關切是平等主義』的說法」。他認為「不平等的減少並不會引起嫉妒的減少——相反，大部分情況下還會加劇嫉妒」(Ben Ze』ev，1992：551-552)。

　　 從嫉妒的定義來看，它包含兩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人的好運」與「自己的痛苦」。按照本澤夫的分析，嫉妒與不平等相關的理論差別主要源於對嫉妒成因的三種不同分析路徑上：(1)強調與嫉妒一方的弱勢相關，即「自己得不到的痛苦」(subject』s inferiority)；(2)強調與被嫉妒一方的不應得有關，即「他人不應得的好運」(object』s undeserved good fortune)；(3)強調與嫉妒一方不應遭受的弱勢有關(subject』s undeserved inferiority)，即「自己不應得的痛苦」。按照本澤夫的觀點，正是這種路徑分析上的差別，導致了很多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嫉妒跟社會平等的實現與否沒有太大關係，因為他們採用的是第一個路徑，即嫉妒更多是由自己得不到所引發的。而托克維爾和道格拉斯關於嫉妒的觀點更接近第二個路徑，認為每個社會都在用稅收以及其他方法來減少人們認為的那種「不應得的好運」，由此來減少嫉妒及其惡果的發生。本澤夫的分析更傾向於第三種路徑，也就是說嫉妒一方認為的不應得的痛苦才是最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減少不平等只能使得弱勢變得更加不應得，更激化了嫉妒的發生。因為在機會平等的情況下，殘留的不平等只能歸咎於個體的無能，這種「不應得」的感覺更加令人沮喪，更具煽動性(Ben Ze』ev，1992：551-581)。

　　 事實上，嫉妒的痛苦要涉及「他人的好運」和「自己的不可得」兩方面的因素，並且缺一不可：它一方面取決於「不應得的程度」——無論是強勢的「不應得」還是弱勢的「得不到」；二是自身得不到的無力感有多強(「可得」的希望會減輕甚至阻斷嫉妒尤其是嫉妒產生的惡果的可能)。而且，不平等也不是絕對意義上的不平等，而更多的是本文稱之為的「感知的不平等」。這種感知除了與實物分配的具體差別聯繫在一起，並受「不應得」的強勢和弱勢影響，也與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簡單來說，在一個普遍實現公平，並且普遍期待平等的社會中，感知的不平等會更加強烈，嫉妒以及嫉妒所引發的惡果在維持平等主義的規則上發揮著更大的作用。伍德伯恩(Woodburn)對狩獵-採集社會，尤其是哈扎(Hadza)人的研究發現，「財富、權力和聲望的不平等是嫉妒和不滿的潛在來源，在缺乏有效保護措施的地方，這些特質對擁有者很危險」(Woodburn，1982：436)。在一個所有男性都可以得到致命武器，並且殺人是沒有任何懲戒措施，以及確信過去曾有人死於這些武器之下的情況下，引發別人對自己財富的嫉妒是非常危險的行為。換句話說，當不平等是潛在的嫉妒來源時，惡意嫉妒所激發的行為十分危險，而對這種行為懲罰措施的缺失，從某種程度上會強制社會平等的實現(Woodburn，1982：436)。相反，如果一個社會有著悠久和牢固的等級秩序，嫉妒在某種程度上能成為加強現有不平等的工具。一項針對科威特的哈德拉米(Hadhrami)移民中的嫉妒的研究表明，作為僕人的哈德拉米人和他們在科威特的僱主都廣泛接受一套等級秩序，嫉妒在這裡沒有成為一個維持平等和公正的工具，反而淪為一種個體為排擠和打壓與自己處於相同社會地位的人的機制(Alajmi，2006)。

　　 嫉妒與「感知的不平等」

　　 如上所述，嫉妒包含了對別人的好運渴望而不得，以及嫉妒者想滿足這種慾望的無能為力。一方面這種「無能為力」可能來自於一個人的不合理期望，另一方面，這種「無能為力」也可以由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建構起來，這種(權力、財富或其他所有的)平等或不平等都可能會引發嫉妒。同時，不可避免的，嫉妒方所感受到弱勢與被嫉妒方的優勢顯然也是相互影響的，它們與實際的不平等密切相關，但更多的時候是感知到甚至想像出來的不平等使特定的差距對嫉妒者來說變得無法忍受。很多理論家都思考過嫉妒方無力實現對好運的渴望以及潛在的社會不平等會引發嫉妒的狀況。舒特(Schutte)這樣強調過無力感：「無力感可以被進一步定義為這樣一種感覺：受困於自己的內在或者限制，同時又感知到被嫉妒方——自己嫉妒的那個人——卻可以超越這種限制，由此引發的(對自己的)失望或恥辱。」對舒特來說，「並不是這些差異導致了嫉妒的發生，而是感到被困在一個無法滿足自己慾望和期待的位置導致了嫉妒的發生」(Schutte，1983：227)。弗南得茨(Fernández de la Mora)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經濟不平等並非引起嫉妒的首要條件，無法獲得(unreachability)的狀態才是引起嫉妒的條件(Fernández de la Mora，1987)。

　　 「不能得到」可以是嫉妒方的主觀思想狀態，但是這個狀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社會、文化因素或社會變遷的形塑和影響。比如福斯特的「有限資源圖景」(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理論，通過收集農民社會的數據，表明了在「有限資源圖景」模型下運行的小型社區中，嫉妒廣泛存在。「有限資源圖景」意味著「對農民來說，生活中所有想要的東西，比如土地、財富、友誼和愛、男子氣概和榮譽、尊重和地位、權力和影響力、安全……都供不應求」(Foster，1967：304)。有限資源圖景的首要推論就是如果「資源」是有限的、不能擴張的，而且如果系統是封閉的，那麼每當個人或家庭提高了自己的位置的時候，別人就被剝奪了原本屬於他們的機會。因此，不管是哪種「資源」的被獲得都會被視作是對整個社區的威脅(Foster，1967：305)。儘管如果考慮到農村共同體之外的因素影響(比如僱傭勞動)，系統並不是完全封閉的；而且，也許某人獲得利益並不必然要剝奪其他人的機會，但是任何人條件的改善還是很容易引起那些自認為不那麼好運的人的嫉妒。在這裡，「圖景」的概念很重要，這種腦中形成的「有限資源」和「必然被剝奪」的狀態對嫉妒的產生尤為重要。與舒特強調被困住和無能為力的分析不同，福斯特轉而強調了「被別人剝奪的感覺」對嫉妒產生的重要作用，而且這種感覺是在長期的農民社會中形成的，並不會因為條件的改善而很快改變。

　　 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舍克(Schoeck)所論述的，並不是在一個極端平等的社會裡嫉妒就不存在了(伍德伯恩的例子也說明了這一點)。他指出，從某種程度上，平等或不平等在事實上並沒有對嫉妒的多少產生影響，因為就算在一個所謂的「好社會」或一個徹底的「公正社會」中，人們不可避免還是會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去嫉妒。比如，「就算生活在一個我們不僅穿同樣的衣服，甚至長著相同面孔的烏托邦社會，一個人還是會因為一些想像出來的內心的感覺而嫉妒，即使在一個平等主義的外殼下，人們還是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和情感」(Schoeck，1966：11)。也就是說，在嫉妒發生這件事上，被感知的不平等、比較出來的不平等(comparable inequality)甚至想像出來的不平等都可能比實際上的不平等作用更大。如前所述，在與嫉妒相關的「感知的不平等」里，不同社會背景下對平等的期待，別人的強勢以及自己的弱勢是否應得(自身的無力感以及與他人相關的被剝奪感)，是否可得的希望都是考量感知的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這些內容的變化也會影響嫉妒的產生以及破壞力量的強弱。

　　 「眼紅」與「仇富」的社會背景

　　 中國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無論從居民收入還是城鄉差距上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快速變化，尤其是在1985年之後。當城市改革開啟後，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了城市，城鄉收入差距也進而迅速加大。城鄉居民的基尼係數在1978年分別是0.16和0.23，到了1989年成了0.23和0.3。城市居民的基尼係數1999年超過了0.3，到2000年超過了0.35(Feng，2004：28-29)。城鄉差距的原因是複雜的，可能包括資源稟賦、歷史遺產、經濟結構、政府政策和市場化程度等因素的影響。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制度體系、司法體系、個體差異和經濟發展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影響。無論如何，不平等的這個事實對於無論學者還是普通人都是再明顯不過(Feng，2004：30)。艾什(Ash)說道「諷刺的是，中國近年來的發展大規模地消除了赤貧，經濟改革也普遍提升了物質消費水平，但是還存在前所未有的社會和經濟不滿」。有人主張這和「對經濟地位感知的變化」有很大關係，「從惦記絕對的富足到關心相對的富足」(Ash，2006：179)。

　　 一項關於中國反貧困工作進展的研究表明，雖然整體進步巨大，但是仍然很不均衡。不平等整體上在增加，雖然不是持續增加，但一些時期會比其他時期更大(Ravallion和Chen，2007：1-2)。孫立平的分析指出，正是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機制(宏觀調控、再分配、社會福利、稅收等有效政策)沒有建立起來，利益集團分配失衡，財富兩極分化的趨勢才日益嚴重(孫立平，2007)。可以確定的是，除了在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短暫的更為平等的趨勢之外，收入差距、城鄉差距、地域差距、行業差距等等引發的分化在不斷擴大。與之相伴的是，1980年代早期正是1978年經濟改革剛發起之後，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變遷，也是從平等主義社會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社會的變遷；到2000年，改革已經進行了20年，一小部分人創造並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先富」與「後富」出現矛盾，這也是紅眼病和仇富心態所對應的社會現實。

　　 紅眼病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唐山市開灤礦務局精神文明標兵、二十一歲的女青年庄炎，因經不住周圍一些人流言蜚語的圍攻，服毒自盡(未遂)。她本是某礦醫院的一個護理員，在默默無聞中做了大量別人做不來也不想做的好事，受到患者的敬愛，群眾的好評。《開灤礦工報》報道了她的先進事迹，這便使得她所在單位的一些有「斜眼病」的人感到不快。庄炎因承受不了這種毀謗而服毒自盡時，歪曲仍在升級，邪說越說越邪。

　　 有「斜眼病」的人看人看事確實是很邪的。他們可以把「正」看成「歪」，把「是」看成「非」，隨意歪曲事物的本來面目，以邪氣殺人為快。此類「斜眼病」的根源在於嫉妒。這種病態心理一旦形成，邪念則油然而生，那就是：忌恨一切比自己美好的東西。我不具備的你有了，我就千方百計地詆毀你，讓你不得安寧。

　　 人民日報，1985

　　 這篇文章論證了紅眼病、斜眼病即為惡意的嫉妒，嚴重的時候還能引發破壞性的行動。嫉妒還可能僅僅表現在個人的痛苦的感覺，而眼紅往往還涉及攻擊他人的持續隱患⑤，包括造謠、誹謗、歪曲事實甚至導致別人自殺。「嫉妒」常常被比喻成既傷人又傷己的「雙刃劍」。而且，如一篇文章中所說的，「嫉妒是人的一種不良心理，發作起來，就會對事業上有成就的人散布流言蜚語，甚至去誣告他」。⑥在上世紀80年代，事業有成的人顯然是惡意嫉妒攻擊的目標。報紙上報道了各種各樣的案例，講述改革之後當一些人以改革之前意料不到的方式致富或成功時，就會招致一些眼紅。

　　 黨的政策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許多農民開始富裕起來。可是，社會上流行了一種「眼紅病」。有看別人富裕眼紅的，開始富裕起來的人也怕別人眼紅。治療「眼紅病」，首先要使患這種病的人懂得：現在農村中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與舊社會的「一家富，千家怨」有著本質區別。

　　 那時，少數一些人是靠剝削或損害多數人的利益而富的。今天，一部分人是在黨的政策允許範圍內，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勞動，而發家致富的。也就是說，這是他們付出了超過一般人的勞動以後理應取得的報酬，完全符合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因此，沒有任何理由對他們眼紅。依靠自己勞動致富的同志，根本用不著擔心別人眼紅，應該開闊眼界，壯大膽子，理直氣壯地勞動致富。

　　 ……害「眼紅病」的人中，有一些人不完全是出於嫉妒，他們擔心會出現「兩極分化」。如果這些同志懂得以上的道理，那麼這種顧慮也就可以打消了。因為這裡不存在兩極分化的問題，只是先富和後富的區別。

　　 經濟日報，1983⑦

　　 這則報道表明了三個相互關聯的信息：第一，不平等(有人變富了，不過其他人仍然很窮)和嫉妒(眼紅)有清晰的關聯；第二，當某種不平等是合理的(通過勞動而致富)，那麼就應該接受這種不平等，沒有理由再去眼紅；第三，不用擔心不平等，因為「共同富裕」只是時間問題。這給那些正在變富(也給那些將會變富)的人提供了公共支持和政策支持。這篇文章大意主要是說改革之後眼紅增加只是因為他們不理解這種不平等的本質，一旦他們理解了，眼紅就會減少。在這裡，論證的重點是優勢一方的「應得」(即勞動致富是值得鼓勵的)，以及減輕弱勢一方的「不可得」心理(即共富只是時間問題)。在1980年代，國家的首要任務就是推動經濟改革，將市場經濟納入到現有的計劃經濟中去。《人民日報》在回應對改革的質疑時，天津市長就明確表態「絕不鞭打快牛，鼓勵試驗企業放手搞活」。這位市長強調「對發財的不眼紅，對垮台的不憐憫」⑧。但是，隨著改革的推進，確實出現了各種的不平等。下面的案例就是拿著固定工資的人眼紅那些通過私人工商業掙了「無數」錢的人。

　　 一位賣水果的個體戶準備寫一篇自傳。題目是《喂，別總盯著我》。他說：「有人總是盯著我們的錢，卻沒有算這樣一筆賬，我們除了錢，還有緊張、疲勞，受人歧視，害怕破產，收入不穩定以及經常在火車、飛機、輪船上過漂泊不定的生活；而他們的工資單上，除了錢，還有職業保護+按年限晉級+公費醫療+退休制度+安定的工作環境+社會名譽，而所有這一切，並不都是無足輕重的。

　　 ……當現實打破了傳統的分配平衡，當他們抱怨不該富的人先富起來的同時，政策並未限制他們選擇能夠富裕起來的職業；當他們在收入與職業風險之間，不可能得到兩全其美的結果的時候，他們能夠發泄的只剩下不敢辭職又不肯好好乾的情緒了。

　　 經濟日報，1988

　　 正如我們看到的，除了城鄉改革進程不能均衡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之外，允許私人企業發展也促成了分配差距的產生。改革是通過一系列階段性步驟完成的，而不是一套普遍應用到社會各部門的實踐。雖然這個轉變很複雜、不可預測，但是公共部門和私人職業領域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已經很顯著了。儘管已經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眼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人們仍然容忍了巨大的收入差距。市場經濟的引入也改變了分配原則，不平等的分配也引發了抱怨和眼紅。下面的例子就形象地表達了為了對抗平均主義，應該給大筆的回報使得他人眼紅。

　　 這件事(發獎金)辦得好，是對獎勵工作中的平均主義的有力衝擊。發放獎金，本來是為了體現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原則。但在我們國家，平均主義的根子很深，要徹底破除還真不容易。發放獎金，也成了吃大鍋飯，要發都發，大家有份。

　　 人民日報，1984⑨

　　 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更清晰地論證了平均主義才是眼紅的根源。有人認為平均主義不能使人們拉開差距⑩。「平均主義」和「平等主義」不同，平等主義只是堅持每個人有同樣的權利，一視同仁，平等對待。而「平均主義」從某種程度上是「過度的平等主義」。上文中這些摘抄所論證的是，眼紅要麼是因為人們抱著平均主義的觀念不放，要麼是因為誤解了當代不平等的本質，使得他們不能容忍經濟改革所帶來的「好」的、「積極的」不平等。在1990年代，《人民日報》和《經濟日報》上關於眼紅的討論少了很多。這個時期更凸顯出來的是對富裕感知的變化。這裡收集了一些對普通人的採訪，詢問了他們對揮霍錢財買高檔品怎麼看。

　　 能掙會花，這很正常，富就富吧，總比捆在一起吃白菜強。消費沒有好壞對錯，那是個人的事。我有錢也買高檔的。

　　 在機關工作的某位女士成天接待一幫富人富婆，1000多元的「蘭金」護膚品一買就好幾套，2000元的電動玩具抱起就走，我這心裡要說平衡，那是瞎話。可人家就是有錢，所以我得玩命掙錢!

　　 某售貨員

　　 人民日報，1992(11)

　　 可見，在這一時期，還沒人仇富，雖然在各種實際的分配和收入差距下，眼紅和嫉妒成為大眾廣泛討論的問題，但是在1980年代左右，從報紙文章所倡導的來看：第一，富有是有能力的表現、是努力要實現的目標和工作的動力。這是受到推崇的；第二，富——也就是一些人的「優勢」是應得的，是應該被認可的——比如勞動所得、而不是剝削所得。在政策導向上，要承認在不同領域內的收入差別；第三，平均主義思想——也就是期待絕對公平的思想是應該被擯棄的；第四，「共富」是目標，「先富」只是手段，絕大多數人還相信只要通過努力，自己還是具備成為富人的條件。那個時候，人們羨慕富人，而且想成為他們之中一員，而且也有希望成為其中一員。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階段主流媒體的討論中，從表面的合理性上看是在批判絕對平均主義，但是，它們的共同特點是不提造成差距的權力不平等的原因。直到2000年之後，仇富的概念才在媒體和學術討論中引起了廣泛關注，而財富獲得的方式，以及致富的更為重要的體制和權力因素也避重就輕。

　　 仇富心態

　　 或解釋「仇」，即為「嫉妒」。嫉妒，俗稱「紅眼病」，是人性的缺陷之一，普遍存在。但是嫉妒未必都會轉化為仇恨。仇恨一生，往往引以為敵，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富人成了成功人士，讓人羨慕以至於嫉妒，實屬正常。如將這嫉妒一概視為「仇富」，那麼，中國人不光仇富，還仇美、仇官、仇順利，仇一切無災無難的人，這是一個什麼民族?

　　 富人落難，被害，被綁架勒索，亦不能一概視為「仇富」思想所致。犯罪分子是社會公害，危害社會，危害人類並不分類別，亦無感情色彩。富人目標大，犯罪分子把他們作為對象，是投入小，收益大。再說，加害富人的，也未必都是窮人。

　　 ……

　　 財富無罪。財富的品格，顯示在開端(即以什麼手段取得)和終端(即以什麼方式使用)。這兩方面顯露出的不仁不義，使許多富人日子難過。而且，一個人不應輕視財富，一旦如此，就暗示變富必然遭殃，要麼是我們的社會忍受不了財富。

　　 人民日報，2005(12)

　　 仇富的危險首先是通過媒體報道的一系列謀殺案顯現出來的。2003年1月22日，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山西「鋼鐵大王」被殺；在該年2月浙江的一位身價上億的富豪被發現在自己房前遇害，身上連刺14刀。這些懷疑都轉向認為是「仇富」心態導致的犯罪案件(13)。秦灃認為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導致的兩難境地。一方面，改革開放20多年來，沿海發展比內地快，城市發展比農村快，一部分家庭收入增加比較快，收入差別在擴大，假如不注意這個問題，社會不得安寧；但另一方面要促進高新產業的發展，必須鼓勵創業投資。要鼓勵創業投資，就要使創業投資有合理的回報。而且高投資回報是私人投資的首要條件。也就是說，對經濟發展來講，收入不平等導致的這個困境仍然不可避免，同時，這也導致了令人不安的仇富心態。秦灃認為除了不讓收入差距過分的懸殊之外，還絕不能渲染「仇富」心理，仇富心理是有害的，中國的問題不是靠「殺富濟貧」就能解決的(14)。

　　 孫娟娟的一篇文章給出了農民社會中仇富心態的詳細定義，認為要定義「仇富」要「仇」和「富」兩方面。「『仇』是與恨緊密相連的一種心理反應，……『富』應從多方面來理解，它不僅包含金錢的充足、生活條件的優越、也包含權力的巨大、知識的豐厚、社會政治生活的安定、自然資源的充足、人才的有效聚斂等」(孫娟娟，2008：43)。她進而認為「富」是一種相對而言的理想層次，有比較才有層次，有比較才有「富」。而「仇」的程度介於嫉妒和仇恨之間，比嫉妒的程度要深，比仇恨的程度要淺。論文中總結了兩種仇富心態的表現形式。第一種是「紅眼病」，就是對富裕、准富裕階層抱不快活的心理，表現為言語上的嫉妒、詆毀及惡意中傷等。在無法阻止別人致富的情況下，通過口頭的諷刺、挖苦來宣洩內心的排富情緒。第二種就是不合作行為，這是在仇富心態驅使下採取的行為方式，包括對富有的鄰里幫襯勞動，拒絕為他人的致富生產提供相應的要素等(孫娟娟，2008：43-45)。

　　 從「紅眼病」到「仇富心態」，嫉妒的目標似乎從各個領域的成功者縮小並集中至「富人」。當「紅眼病」退去、平均主義被拋棄的時候，對富人的「仇」又開始了。在1980年代人們還能容忍大部分的不平等，隨著超級富豪數量的增加以及貧富差距的拉大，這個問題變得更為複雜。這時期公共話語的主旨變成想找到「財富」和「富人」之間的差別，勸富人行善，勸窮人理解。劉長發在他的研究中提到中國社科院對中國富人致富原因的調查，發現普通民眾所希望和認可的致富原因首先是依靠「文化資本」，即通過文化知識、技術水平等智力因素贏得財富；其次是「經濟資本」，即通過資本的不斷擴張和原始積累而富裕；人們不能認可和痛恨的是運用「權力資本」，即通過不正當的灰色交易而躋身富人階層的致富方式(劉長發，2008：159)。他同時指出，在任何時代和任何民族，對財富的眼紅都是一種必然心態，只是人們往往會自覺地找到平衡這種心態的理由，譬如把這種富人財富的擁有理解成對方巨大代價和艱苦努力的付出、祖輩打拚下的遺蔭等等。但是一旦自己替對方尋找的富裕的因由不能令自己信服，或者認為對方付出的富裕成本太過低廉，那種不公正感就會變成仇視，仇富心理也就產生了(劉長發，2008：157)。在這一時期的報紙評論中還認為譴責富人的不當行為對一概而論的「仇富心態」來說也是不錯的替代。

　　 中外寓言對富人都是竭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寓言中對富人的態度反映了人們的仇富心態。在傳統社會，許多富人是靠特權和對人民的殘酷掠奪而致富的。……但總體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富人致富離不開個人的能力和奮鬥。……但是，普遍來看，中國的富人還不像美國富人那樣受尊重。儘管許多人不得不承認他們致富對社會的有利影響，然而，仇富心態還相當普遍。

　　 這其中的緣由，一是傳統思想的影響。中國社會中傳統的仇富心態有幾千年之久，根深蒂固。雖然我們已進入市場經濟，但思想意識尤其是民眾的思想意識還沒有跟上，用傳統的眼光看富人成為一種思維定勢，貧富差距的擴大又為這種觀念的生存與傳播提供了條件。二是普遍存在的「原罪」觀念。不能否認，一些富人在致富尤其是暴富過程中，的確有許多非法行為，但應該承認絕大多數民營企業是借改革的春風，靠自己的奮鬥正當發展起來的，許多富人也是靠自己的聰明才智、膽略和勤奮致富的。但少數人的不正當致富敗壞了整個富人群體的形象。三是中國的一些富人，其財富與道德沒有同步增長，即使是正當致富的人也做出了一些與其身份不符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仇富也是富人自己引起的。

　　 人民日報，2004(15)

　　 參照這篇論述可以發現，明顯的不平等激起了仇恨；如果你是個富人，但是平等地對待其他人，那麼仇富就不會成為一個問題。也就是說，仇富仇的不是富，而是為富不仁的富人。很多評論同樣認為人們並不是痛恨所有的富人，他們痛恨的是大量的國有資產通過幕後交易或巧取豪奪變成私人資產的行為(16)。使財富可恨的關鍵就是合法與非法之間的區別，一個對比就是逃稅漏稅(非法財富)與「仁富」(那些努力回報社會的富人)(17)。另外一些報道指出，富人的浪費也加深了仇富心態，富人有能力花成千上萬元吃一頓飯或花十幾萬買一瓶酒，那麼是否應該限制奢侈消費，這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18)。有人認為富人必須為「仇富」負責，因為「他們的富庶程度還不能和比爾·蓋茨或是沙特王子相比，不過，他們的奢華確是世人少見的」。事實可能如一位富豪所說的那樣：「在中國，你的富裕要讓別人看見，否則沒人會相信你真的有錢」(19)。過度的消費已經引起爭議，這也被認為是仇富的首要原因，富人們的故意炫富和經常需要別人承認他有較高地位，這些都更使情況進一步惡化。在這一時期，不平等顯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像下文里評論的那樣，重要的是僅僅讓富人不那麼可恨。

　　 ……但在現階段，一定的財富差距仍然客觀存在。不同社會成員在社會地位、實踐經驗、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等方面不盡相同，文化背景、家庭環境、身體素質等也存在差別，這些不同與差別在某種程度上將會導致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異。

　　 在這種情況下，先富者與後富者都應保持豁達平和的心態：先富者不應高高在上甚至為富不仁，而應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和帶動後富者；後富者不應怨天尤人甚至「仇富」，而應尊重他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獲得的財富，自強不息，儘快脫貧致富。

　　 人民日報，2005(20)

　　 除了呼籲富人提高道德標準和自律之外，還有另外一種可能來消除仇富的敘事：比如「富人給關於終極豐裕社會的想像提供了象徵資源」，以及雖然對富人來說財富是快樂和地位的源泉，不過錢仍然和苦難以及犯罪有關(Zhao，2001：118-119)。換句話說，儘管富人顯然會受到別人欽羨，不過當富人本身也具備一定的自我弱勢的時候，可以適當弱化他們招致嫉妒和仇視的根源。無論如何，在這一時期，可以看到的是「共富」已經很少提及，還沒有富裕起來的人的「無力感」在增強，而富人或某些財富的不應得變得更加難以辯駁，為富人論證財富是他們「應得的」理由也越來越不充分。從批評「平均主義」到駁斥傳統「殺富濟貧」思想的轉變也無法改變人們對某些富裕的難以容忍。從「先富」到「共富」從根本上蘊含的是一種財富平等觀，當「先富」與「後富」的距離越來越大，這種財富的不平等顯然更難以接受。可以顯見的是，從「眼紅」到「仇富」的話語變化，一方面對應了財富不平等的加劇，另一方面「不可得」和「不應得」感受的加劇——無論是富人的財富還是普通人的劣勢——也增加了這種別人的「好運」給自己帶來的痛苦，並在一些層面上引發了社會行動的可能。同樣引人注意的是，從「紅眼病」到「仇富」，嫉妒的程度在加深，但是在最近出現的「土豪，我們做朋友吧」的討論中，仇恨轉化為戲謔、反諷甚至不以為意。這可能僅僅是公共話語從紙媒到網路的轉變進而以網路狂歡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反義，也可能是仇富從「公然的反抗」轉為「弱者的武器」(21)。

　　 結語

　　 如前所述，激發嫉妒及其負面行為的並不僅僅是財富、權力或聲望的不平等，更多的是被感知到的、主觀理解的不平等才使貧富差距對嫉妒者來說變得不可承受。在不同社會時期對平等的期待，富人的強勢(superiority)以及自己的弱勢(inferiority)，尤其是無力感的強弱進而導致的「可得」的希望大小才是引發嫉妒的「感知的不平等」的重要內容。改革之後出現的財富不均無疑招致了關於羨慕、嫉妒、眼紅和仇富的討論。不管這些現象是否真實存在(取決於真實如何定義)以及在多大範圍內真實存在，相關的討論從一個側面論證了嫉妒與不平等、尤其是財富不平等的關聯，以及如何與「感知的不平等」各要素相互作用並由此在官方話語層面進行道德、政策以及話語勸誡。

　　 同樣，嫉妒與嫉妒方的弱勢和被嫉妒方不應得的好運密切相關。從關於「眼紅」和「仇富」的公開討論中可以看出，論述的重點都集中在被嫉妒一方(成功者或富人)的是否「應得」。在針對眼紅的討論中，常見的解釋是如果一個人是憑藉改革開放的政策而取得個人的成就，那麼這完全是應得的，別人不應該眼紅。反而那些嫉妒者應該反思他們自己的平均主義的想法，接受經濟發展的好處，容忍不平等，不平等在改革的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到了仇富的討論中，財富和富人被區分開來，財富是應得的，某些富人的行為配不上他們的財富；「財富是無辜的」，通過努力勞動、合法經營而得到的財富是實至名歸，而有錢人被仇恨是不是「罪有應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自己，從制度層面下降到個人的行為方面。而在「不可得」(unreachability)，也就是自身的無力感方面，在關於「眼紅」的討論中，「共富」是減弱無力感的重要方式；而到了「仇富」，不平等的事實已經被常態地接受了，「財富平等」已經不再作為共識進行倡導，雖然財富的理所應當的不平等還並沒有被完全接受。同時，在「眼紅」和「仇富」的公共話語中，嫉妒一方的弱勢只是很隱晦地提到，從某種程度上，在政策均等的情況下一個人的弱勢地位很容易被歸結於個人的能力不夠。正如前文提到的本澤夫所說，嫉妒一方的弱勢如果被認為是不應得的，無論是否強調財富平等還是不平等，這種弱勢都是最容易增加、最難以控制並且最容易引發更大範圍內的社會波動。也就是說，「眼紅」和「仇富」的官方話語，無論有意或無意，利用了嫉妒與「感知的不平等」的複雜關係，趨利避害，在話語層面影響了人們對不平等的感知和應對。?

　　 注釋：

　　 ①治非：《「紅眼」與「眼紅」》，《人民日報》1984年9月13日。

　　 ②雷抒雁：《慢說「仇富」》，《人民日報》2005年11月15日。

　　 ③百度百科。

　　 ④嫉妒和妒忌此處沒有太大差別，基本屬於同義詞。

　　 ⑤王群生：《「醋是吃不完的」》，《經濟日報》1994年1月1日。

　　 ⑥石角：《嫉妒、誣告及其它》，《人民日報》1986年6月4日。

　　 ⑦許家屯：《開拓眼界，勞動致富》，《經濟日報》1983年3月9日。

　　 ⑧肖荻：《天津進行搞活大中型企業改革試驗　聶璧初表態絕不鞭打快牛　對發財的不眼紅　對垮台的不憐憫》，《人民日報》1991年7月27日。

　　 ⑨鍾懷：《要獎得別人眼紅》，《人民日報》1984年9月8日。

　　 ⑩高占祥：《加強品德建設　防治思想病》，《經濟日報》1986年4月10日。

　　 (11)龔雯：《高檔商店生意怎麼這麼火?什麼人一擲千金?老百姓不眼紅嗎?請看——消費「貴族」》，《人民日報》1992年12月27日。

　　 (12)雷抒雁：《慢說「仇富」》，《人民日報》2005年11月15日，副刊。

　　 (13)(14)秦灃：《仇富心態：想像還是事實?》，《新西部》2003年第4期。

　　 (15)梁小民：《富人的自律》，《人民日報》2004年8月3日。

　　 (16)《新西部》編輯部：《改變仇富情緒要靠富人自己》，《新西部》2003年第4期。

　　 (17)吳治黎：《「仁富難覓」與「仇富心態」》，《晚霞》2007年第11期。

　　 (18)張洪清：《富人的奢侈該不該管?》，《廉政瞭望》2004年第11期。

　　 (19)阿林：《富人浪費加深了社會的「仇富心態」》，《廉政瞭望》2004年第11期。

　　 (20)竇皓、劉潔：《和諧社會需要和諧心態》，《人民日報》2005年11月28日。

　　 (21)馬子媚：《「屌絲文化」的背後：另一種弱者的武器》，課程論文，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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