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獸怎麼活，詩人就該怎麼活

野獸怎麼活，詩人就該怎麼活

——北島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特朗斯特羅姆　　　　王寅　　　　　　北島和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是相識多年的老朋友。他們相識於1985年的北京，一起遊覽了長城。1990年代初，北島旅居瑞典，在八個月的艱難時光中，「若沒有瑞典朋友，我八成早瘋了。」特朗斯特羅姆就是這些瑞典朋友中的一位。　　他們也都多次出現在諾貝爾文學獎候選名單上，和諾貝爾賭盤的盤口上。2011年，特朗斯特羅姆的賠率是9∶2，排在第二位，最後「亞軍」中獎。　　北島還是特朗斯特羅姆的第一個中譯者，1984年第4期《世界文學》發表了北島以石默的筆名從英譯本轉譯的特朗斯特羅姆《詩六首》。北島後來回憶道：「相比之下，我們中國詩歌當時處於一個很低的起點。」　　在北島的《時間的玫瑰》一書中，特朗斯特羅姆是九位大師級的詩人中僅有的兩位在世的詩人中的一位。在北島看來，今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特朗斯特羅姆，是瑞典文學院的驕傲：「寫詩本來就不應該是一個職業，否則詩人很容易被『職業』毀了。這就像野獸和家畜的區別。野獸怎麼活法兒，詩人就該怎麼活法兒。」　　　　特朗斯特羅姆大於諾貝爾獎　　　　南方周末：間隔15年後，諾貝爾再次把獎金支付給一個詩人。他為什麼可以贏得這份尊敬？他值得這份尊敬嗎？　　北島：我說過，特朗斯特羅姆大於諾貝爾獎。把今年文學獎授予他，與其說是托馬斯的驕傲，不如說是瑞典文學院的驕傲。托馬斯在世界文學的地位是公認的，多個獎少個獎並不能改變什麼。這一點人們最好不要本末倒置。　　我在《特朗斯特羅姆：黑暗怎樣焊住靈魂的銀河》（收入《時間的玫瑰》）一文中做了詳細的分析和總結。讀者有耐心的話，可以去讀這篇文章。我只能說，他是20世紀以來世界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的詩歌已經成為人類精神財富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特朗斯特羅姆的正式職業是心理學家，他的這份工作一直做到他退休（生病）嗎？他的這份職業和他的創作有聯繫嗎？　　北島：更準確地說他是犯罪心理學家，主要是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我很少問到他的工作。我曾在《藍房子》說過：「依我看，這職業離詩歌最近，詩歌難道不像個少年犯嗎？」這話有半開玩笑的成分。若進一步深究，我認為托馬斯選擇心理學這個職業和他的童年經驗有關。他在回憶錄《記憶看見我》（我把某些片斷譯成中文，收入《時間的玫瑰》一書）提到他在童年時代的精神創傷。看過這些回憶文字，你就會明白，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詩人（或者說每個人）都是病人，寫作就是一種心理治療。在《記憶看見我》的開始，他把人的一生比喻成彗星，頭部最密集的部分相當於人的童年，生命最主要的特徵已在那個階段被決定了。　　南方周末：特朗斯特羅姆在瑞典享有很大的尊重嗎？我指的是普通民眾里。詩歌閱讀在瑞典這樣的歐洲國家，是普遍的嗎？　　北島：托馬斯在瑞典幾乎家喻戶曉。這和瑞典對文化的重視有關。據說瑞典是世界上人均購書量最高的國家之一。我有一次坐飛機，旁邊坐的是個瑞典工程師。跟他聊起托馬斯，他說每本托馬斯新出版的詩集都買。這在瑞典是很普遍的現象。　　南方周末：特朗斯特羅姆只發表了二百多首詩，是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作品數量最少的一位詩人。你怎麼看？　　北島：托馬斯是少而精的典範。一個人寫一首好詩就是詩人，一個人寫一千首爛詩還是算不上詩人。張繼憑一首《楓橋夜泊》就在唐詩史中立住了。托馬斯只寫了二百多首詩，但每首都近乎完美。　　南方周末：你曾形容特朗斯特羅姆中風後用左手寫的詩稿「像是地震後的結果，凌亂不堪」，特朗斯特羅姆在中風之後的創作是如何進行的？中風前後的創作有什麼差別？　　北島：他和夫人莫妮卡曾把他的手稿給我看，那是寫在16開橫格本上，上面有反覆修改的痕迹，顯然是字斟句酌。1990年的中風造成右偏癱，他不得不改用左手寫字、彈鋼琴。他不僅沒有中斷寫作，甚至又達到新的高峰，1996年出版的詩集《悲傷的康杜拉》就是證明。據我所知，這幾年他寫得少多了，主要採用俳句的形式。　　　　特朗斯特羅姆「到此一游」　　　　南方周末：你是特朗斯特羅姆的第一個中譯者，1980年代初期你就選譯了他的九首詩，第一次讀到他的詩感受如何？　　北島：我譯的9首詩來自他1983年剛出版的詩集《野蠻的廣場》，當然是從英文轉譯的。當時我的英文很差，主要靠字典，我被那些奇特的意象和深層的神秘感震住了。當時我們也讀了不少當代外國詩歌，而他的風格是獨一無二的。我意識到我正和一位大師相遇，相比之下，中國詩歌還處在一個很低的起點上。　　南方周末：托馬斯在中國詩歌界是備受關注的詩人。據你所知，他為什麼能夠吸引眾多中國詩人？其詩歌的某些元素暗合了東方詩歌的某些調性嗎？　　北島：托馬斯的詩中的確暗合了東方詩歌的某些因素。比如，他不說教，而是從具體事物的細節入手，通過豐富的意象展示一個更深層的世界。他的詩有時會讓人聯想到李商隱、李煜和王維。　　南方周末：詩歌經過翻譯之後，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原來的它？或者說，詩歌翻譯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比起單純的翻譯家，詩人的詩歌翻譯是否可靠度更高一些？　　北島：翻譯是母語的一部分，文學翻譯的興盛往往也意味本國文學的興盛。一般來說，詩人外語能力都不怎麼樣，但由於我提到翻譯與母語的關係，詩人的譯文往往更可取，當然如果能和一位語言專家合作就更理想了。　　南方周末：你還記得特朗斯特羅姆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嗎？　　北島：1985年春天，托馬斯到北京訪問。作為中譯者，我陪他游長城。我倆都不愛說話，在一起總是沉默。一起去的還有《中國畫報》社瑞典文組組長李之義，我們的交談主要是通過李之義翻譯的。記得城垛上到處是「某某到此一游」的刻痕，讓他感到驚訝。他用手撫摸那些字跡，聳聳肩，向我做了個鬼臉。我讓他轉過身，給他拍了張照片。他微笑著，微風掀起頭髮，背景是那刻滿字的城垛。這張照片後來被放在他的一本書的扉頁。我在十幾年前關於他的文章《藍房子》中寫過這些細節。　　南方周末：他對中國似乎情有獨鍾，在中風後的2001年又來過一次。你們在交談中，他有沒有說起對中國的印象，特別是第二次來華以後？　　北島：1985年夏天，我第一次去瑞典，在他的別墅——藍房子做客，他說起第一次中國之行，給他印象特別深的是上海。那是他獨自旅行，基本上沒有陪同，而支付他旅行費用的瑞典使館要他保留每張發票。那時的發票基本上沒有英文，他站在街上，翻過來掉過去看那些發票，招來了不少圍觀者。於是他把這一旅行經驗轉化成詩，最初是《上海》，後來發表時改名為《上海的街》。我們在藍房子做客時，他念了這首詩的片斷。記得他還特別問我中文的成語「八面玲瓏」的確切含義，這成語被用進《上海的街》中。這是他在1985年首次中國之行後動筆，後收入1989年出版的詩集《為了生者與死者》，花了三四年的時間修改。他1990年12月中風後，基本失去了語言功能，無法交談。　　南方周末：你去看望特朗斯特羅姆的時候，曾經送給他一套古爾德演奏的巴赫CD，他在中風後能用左手彈鋼琴。你們聊過音樂嗎？　　北島：2007年夏天，我從巴黎專程去瑞典去看他，和他們夫婦一起，在藍房子住了三四天。無法用語言交流讓我很痛苦。可以說，真正的交流是每天晚飯後，我們三人坐在一起聽古典音樂。天色暗下來，我注意到托馬斯眼神的變化，變得柔和、傷感。　　　　「野獸」以外的社會責任　　　　南方周末：你在《時間的玫瑰》中寫到的九位詩人，除了以小說獲獎的帕斯捷爾納克和現在得獎的特朗斯特羅姆，其他幾位都未曾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們的創作都是可以傳諸後世的傑作。為什麼好的詩人往往會被諾貝爾文學獎忽略？　　北島：這個話題比較複雜，得分開來說。首先，我提到那九位詩人大都生活在動蕩的年代，由於戰亂或專制，其中大多數死得很早，往往死後才得到廣泛承認；第二，詩歌是文學之冠，這門手藝難度高，優劣難辨。這也說明為什麼就總體而言，在詩歌方面評獎的誤差比較大；第三，我認為，這與瑞典文學院對現代主義文學藝術、西方中心觀和冷戰思維等缺乏足夠的反省有關。　　南方周末：你在選擇你最喜歡的九位詩人時，你的標準是什麼？或者說，「你喜歡」可以翻譯成怎樣的標準？比如你並未選擇金斯堡。　　北島：詩人判斷的標準是非常個人化的，甚至帶有強烈的排他性。在我看來，詩人優秀與否首先取決於原創性，也就是看他是否會為世界的精神財富增添一點東西，而不是成為這個喧囂的時代的回聲或噪音。我選取的九位詩人中，寫作時依然健在的兩位是托馬斯和楚瓦什詩人艾基，對一般讀者來說是陌生的。但我認為他們遠比那些「流行的」桂冠詩人們棒多了。至於我推崇的理由，還是要讀讀我那本書才知道。很可惜，艾基於2006年死於癌症，他的離去使國際詩壇更加黯淡了。　　南方周末：詩歌在20世紀上半葉經歷過一個黃金期，產生了所謂「國際詩歌」。什麼是「國際詩歌」？在黃金期之後，還有所謂「國際詩歌」嗎？為什麼？　　北島：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首先我所說的「國際詩歌」不是一個概念而是某種現象和潮流。這恐怕和國家、語言和文化的開放有關，尤其到了20世紀，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各個語種的文學通過翻譯互相溝通，從而產生了跨種族跨語言的國際性影響。打個比方，一個中國詩人在古代不需要了解外國文學就可以寫作，而在當今這個世界則完全是不可能的。我在《時間的玫瑰》一書中所說的，國際詩歌的黃金期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與兩次世界大戰有關，正好也是現代主義文學藝術處在高峰的狀態。這兩者間的互動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到了今天，可以說國際詩歌又產生了某種變異，這與以商業化娛樂化為主導的「全球化」有關，迫使「國際詩歌」進一步邊緣化了，這一劣勢反而賦予它新的使命，那就是進一步強調詩歌的異質性，用「異質的」全球化對抗資本與權力合謀的「同質的」全球化。　　南方周末：詩人顯然無法成為一個職業，無法成為謀生之道。詩人又是極其「專業的專業」，詩人如何生存？在古代有所不同，在當今時代，他們如何生存？詩人的江湖是怎樣的？　　北島：寫詩本來就不應該是一個職業，否則詩人很容易被「職業」毀了。這就像野獸和家畜的區別。為什麼當代美國很難出現偉大詩人，那就是被大學「圈養」的結果。中國的問題也差不多。其實野獸怎麼活法兒，詩人就該怎麼活法兒。　　南方周末：你本人不僅在編輯一本刊物，而且在操持一個國際詩歌節。你的用意是什麼？　　北島：我正從「野獸」變成「家畜」，好在時間不長，我時時提醒自己，可千萬別「上套兒」。　　說到正在籌備中的第二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將於2011年11月10至13日進行。這是我到香港後，和同事同道共同創建的一系列詩歌活動的一部分。本屆詩歌節邀請了十位外國詩人和十位漢語詩人，為每位詩人出版一本多語種的袖珍版詩集。這在全世界的詩歌節中是獨一無二的。還有另一個項目「國際詩人在香港」，每年分別請兩位國際詩人到香港小住，和市民、大中學生、本地詩人進行交流。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為每位國際詩人出版一本精美的雙語詩集，並事先組織專門的詩歌工作坊，由專家或譯者主持。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充分利用香港這樣的平台，通過翻譯、出版、朗誦等一系列方式，逐漸改變這裡的文化生態。這需要小小的野心，外加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我看來，這是詩人作為「野獸」以外社會責任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你經歷過中國詩歌的黃金時期，又多年在大學裡講授詩歌，據你的經驗，詩歌閱讀在不同的地域、不同時段有怎樣的熱衷度或者冷漠度？為什麼？　　北島：我曾開玩笑說，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寫詩這件事是人人平等的，有錢沒錢的平等，有知識沒知識的平等。我原來在美國大學教創作，現在又轉到香港的大學，也教類似的課程。我認為，無論在哪兒，現代教育這個系統肯定是出毛病了。而且基本規律是，往往學歷越高問題越大。到了大學這一層，頭腦中的開關已基本轉換了——缺乏想像力和創造性，更別說讀研拿博士，那基本上就算完了，跟短路差不多。所以我認為詩歌教育要跟現代教育搶時間，越早越好。我現在開始和香港的中小學掛鉤，希望能把詩歌教育理念帶給孩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