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超越性

魯迅的超越性，在於他不是，或不僅僅是單純以社會表層結構，諸如制度、法律等方面加以關照或解說，而是將視覺深入到了國民人性的系統性格乃至形成的文化根源，並就此進行匕首剜心式的冷峻解剖，這就具有了非同隔靴搔癢的更加實在的解渴功能，擁有了更加根本性的文化意義，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真正點到了社會發展的穴位和命門之處，因為一切進步制度或相應結構，都是要人的相應素質來運作或維持的，倘若兩者不能對應，任何外在的美好制度，都只能是孤立存在的美麗空殼。主席時代的許多形式上的破綻，其本根之因皆出於此，同時也為鄧式「實事求是」奠定了某種契機。陳獨秀等人的文章雖然很有煽動性，但由於大多仍然只停留於可見的社會表層結構，所以較之魯迅而言，其文化功能也就只能作用於社會之表，不能深刻影響其里。因此，其久遠的潛在作用也就必定有限，也就難以引發本根意義上的挖掘性反思。其原因即在於許多學者，包括郭沫若這樣的具有多元知識結構的大學者，還不具備大思想家的必備人格資質，因此他們都只能當與時俱進的宣傳鼓動家或與勢俱進的社會活動家，或者當大官或大名人，而作為博大而深邃的思想家乃至文化聖人的超拔內在境界，顯然都是遠遠不夠的。可以說，魯迅的思想幽深境界，現當代那些司空見慣的名流還都沒有達到。

魯迅並不習慣於用實證的方式寫文章，因為凡是可以實證的東西基本都流於表層，都屬於「可道」之「道」。而更深層的道理是無以用實證方式進行論證的，諸如老子流出《道德經》，完全沒有也無以實證，只能是大徹大悟的自然天成。同理，魯迅對中國人性的總體把握，是整體的、系統的、全面的，主要是靠累積的直覺與悟性獲得的，也是絕非用實證可以論證的，他只能通過塑造阿Q等諸形象來展示他心目中的中國人性格體系。如果不是對國民性格達到爐火純青的刻骨銘心體驗，這樣的人物形象就不可能誕生乃至如此活靈活現。似乎每個中國人都是，又都不是。魯迅筆下的阿Q，實際上等於為現當代人塑造了一個具有標本價值的虛幻中的祖宗，幾乎任何中國人都有這位祖宗的遺傳基因，這個祖宗儘管非常無聊非常疲軟但生命力又異常強悍，因而被改造的難度也異常強大，連現當代最具魄力的思想巨人毛澤東，也無以徹底蕩滌阿Q子孫們精神世界中沉積太厚的多彩垃圾。這樣的國民精神世界，足可以促使一切美好的東西扭曲變形，在目下既假公濟私還要務求圓滑體面的人性世界裡，企圖尋求真正意義上的真善美，無異於大海里撈針。中國國民積澱已久的人性特色，一旦與潛藏私慾巧妙結合，勢必彰顯出超越他國人的東方式的含蓄精明，遺憾的是，這種含蓄精明更多體現於私慾而絕少體現於公道，這堪稱地球人類的一個獨特精神奇蹟，比較而言，他國人在中國人面前就顯得簡單多了，也乏味兒多了。如何才能把中國巨大人性資源的精神潛能開發並運用於最佳境界呢？這實在是個最為熬頭的難題，也是思想巨人毛澤東想解決卻不能有效解決的難題，因為人性問題，絕非可以用行政手段、或幾次政治運動、乃至一場文化革命即可得到解決的，這些只能有效控制人性惡的外部收斂乃至放肆顯現，卻無以徹底堵死人性惡的潛在本源，一旦外部社會溫度適宜，被控制或壓抑太久的人性惡因素，就會如瘋長的形形色色的毒草，徹底侵吞併且荒廢了人性的莊稼地。毛澤東雖然能力非凡，但可以通過巧妙運作推倒三座大山，卻無以徹底清除國人人性中積澱太厚的精神垃圾。

一般說來，不甘忍受物質貧乏或精神孤獨的人，不可能成長為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家，而只能世俗為或流行為浮躁的市井時髦流行者，無論擁有多少隨聲附和者或者蚊蠅般的粉絲，其思想都不可能深邃而超越。所以，任何以表面身份排列思想者的行為，都是荒唐的。諸如，鐵凝的確是個睿智而有良好文化修養並寫作技能的作家，但當作協主席、文聯主席、乃至進入政治局，都是可以的，也是不足為怪的，但不能因為表面身份變化而鎖定其思想水平也甚高，這應該是兩回事，就算高也難以高過魯迅的下眼皮，連郭沫若、矛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現代大家較之魯迅思想境界還相去甚遠，更何況鐵凝、于丹一類被暫且追捧的區區小女子呢？尤其是浮躁虛偽社會光臨中國以來，幾乎中國的一切會議，坐在前排的未必比坐在後排的或台下的乃至不在其中的更優秀。因為在中國，民間人才的開發是不存在的，儘管廟堂絕非人才的唯一途徑。以世俗之見，隱人不在政治前台、文化前台、乃至不受媒體關注，已是冤屈，倘若連來自人民的正確認識與評價都不能得到，那將是更大冤屈。應該想到，藝人圈外的人，有可能比某些藝人更懂藝術真諦，沒有將軍頭銜的人，有可能比上將們更懂兵家詭道，沒有讀過博士的人，有可能在大文化意義上戰勝許多平庸博導。即便治國治吏治軍治世之道，在野的人也未必比那些在朝的花架子政客相去甚遠，不入體制的少正卯，未必遜色於孔夫子，華山上大睡懶覺的陳摶，可能比太祖太宗更明社會運作內在機理，山野散淡之人水鏡先生，其謀略不會亞於大都督周瑜。不過，目下在中國這個神秘而又無聊的東方，這些人傑乃至人精都只能默默死去。即便公開參與競選，也斷然沒有機會，除了無法抵禦各種陰謀以外，還因為大量的人眾將會蜂擁追逐被媒體創造出來的明星們，于丹們會有市場而魯迅們未必能有市場。因此，大可不必要求任何人為你做什麼，哪怕是僅僅加給你一個關注這種舉手之勞，因為這一切都需要自覺覺他。對於人民的覺醒乃至覺悟並自覺地做一些與大事相關聯的事，同樣不必過於強調，因為人性不需拔苗助長，有違「常道」，其意義只能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