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珍：解讀《實踐論》、《矛盾論》的三種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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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實踐論》、《矛盾論》作為毛澤東哲學的經典著作，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獨特的問世歷程和重要的歷史作用。它們自問世以來，被人們從不同的角度解讀、詮釋和評價。理論哲學、實踐哲學與文化哲學是人們解讀《實踐論》、《矛盾論》三種不同視域。在理論哲學視域中，《實踐論》、《矛盾論》的理論內容被系統闡釋；在實踐哲學視域中，《實踐論》、《矛盾論》的實踐智慧品格被深刻揭示；在文化哲學視域中，《實踐論》、《矛盾論》對於當代中國文化建設以及領導群體培育的價值得到彰顯。分析這三種哲學視域的視界特點，闡釋它們的詮釋貢獻並揭示其存在的問題，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實踐論》、《矛盾論》的理論內涵、哲學品格和當代價值。

一、

理論哲學的解讀視域

　　對《實踐論》、《矛盾論》進行系統細緻的理論闡釋，在我國曾經是佔主導地位的解讀方式。如果把這種方式稱之為「理論哲學」視域的話，這裡所說的理論哲學，不同於哈貝馬斯語境中的「意識哲學」或「思辨哲學」，因為它並不簡單地與實踐哲學或文化哲學對立。因此，所謂理論哲學的視域，在最確切的意義上，是指對《實踐論》、《矛盾論》進行體系化解讀的方式和視角。顯然，理論哲學視域關注的焦點指向哲學理論的邏輯嚴密以及相應的學術品位。

　　在對《實踐論》、《矛盾論》的體系化解讀中，有兩種並不完全一樣的方式：一種是各色各樣的專題解說著作或論文；另一種是中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

　　在理論哲學視域中解讀《實踐論》、《矛盾論》是中國幾代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教育的熟悉而又習慣的方式。通過理論哲學的解讀方式，內含在《實踐論》、《矛盾論》中的基礎理論成為廣大民眾耳熟能詳的話語。正是在被系統解說的過程中，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實踐論》、《矛盾論》，突破其誕生的最初形態(提高青年幹部理論思維水平的演講大綱)，成為統一新中國億萬人民思想的理論體系和意識形態。

　　然而，相應的問題也潛伏在理論哲學的視域之中。著名的毛澤東思想研究者斯圖爾特·R·施拉姆在《毛澤東的思想》中說：「自列寧的時代以來，具備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哲學家的聲望，已被認為是共產主義領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毛澤東當初作這一系列講演，無疑是以確立他在這方面的地位為目標的，在他之前，也力求具有這種資格。毛澤東在黨內的對手都在莫斯科受過訓練，在其後的五六年間，他就要同他們展開實力較量。因此，他感到自己容易受到攻擊之處是人們可能說他不過是個農民游擊戰爭的領導者，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能力分析抽象的範疇。然而事實不久就表明，毛澤東關於辯證唯物主義的演講並未真正達到預期目標。這些演講有相當大的部分，尤其是開始講的那幾章，幾乎是不加掩飾地照搬蘇聯的材料，而毛澤東用自己語言表達的地方，結果常常不甚理想。」

　　施拉姆的上述文字觸及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內第一代領導集體誕生的曲折過程，因此很有震撼力。但是，這種理解是在理論哲學視域中形成的，它捕捉到了《實踐論》、《矛盾論》與西方哲學專業學者的哲學論著之間的差別，因而做出了「照搬」和「不理想」的論定。這種論定實際上提出了理論哲學對於哲學思想的學術性訴求。

　　正是在這樣的視域下，致力於論證《實踐論》、《矛盾論》在理論邏輯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與發展就成為很多哲學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艱苦工作為人們理解《實踐論》、《矛盾論》的理論創新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然而，僅僅在理論哲學視域中解讀《實踐論》、《矛盾論》還不能充分彰顯它們的歷史背景、豐富內容、實踐價值和特殊品格。在這種視域下，毛澤東的革命實踐家的角色及其肩負的歷史重任被遮蔽了，具體說來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理論哲學視域中探討毛澤東在延安學哲學、用哲學、講哲學的動機和歷史事實不符

　　事實說明，毛澤東在延安讀蘇聯哲學教科書、做哲學演講的動機不僅僅是或者主要的不是為了錘鍊和展示自己的抽象思維能力，更不是為在黨內爭權奪利服務。

　　毛澤東在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個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一九○五年和以後出現的新問題。單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對付十月革命前後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於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也就是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日戰爭初期特殊的實踐需要激發了毛澤東的讀書、演講和寫作熱情，這個實踐絕不能被狹隘地理解為黨內爭權奪利的鬥爭。

　　斯諾曾經以記者的身份描述過作為《實踐論》、《矛盾論》問世「第一稿」——毛澤東延安哲學演講的背景：「在盧溝橋事變前後的幾個星期里，他(毛澤東——引者注)在延安有一段暫時空閑的時間。軍隊開赴前線了，毛騰出時間來收集材料，準備在(延安)抗大作關於哲學基礎的講演。這批青年學生經過三個月的短期訓練，準備在今後幾年做政治輔導工作，需要為他們寫一些簡明而基本的講義。在黨的堅持下，毛寫了《矛盾論》和《實踐論》，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的日常實例結合起來。」斯諾的描述表明，毛澤東學哲學、講哲學更主要的是為了培養從事政治輔導工作的領導後備軍，幫助那些即將奔赴抗日前線的青年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提高他們的理論思維水平。

　　如果僅僅為了展示自己的抽象思維能力，比較方便的路徑是在報刊上發表經過充分修改因而在理論邏輯上比較完善甚至有理論創新的文章，而沒有必要「很不合算」地花四天時間備課只講一個上午那樣地「做賠本生意」。事實上，《實踐論》、《矛盾論》在抗大演講以後，並沒有立即被精細地修改，獨立成篇，也沒有大規模地翻印和公開發行。

　　(二)在理論哲學視域中解讀《實踐論》、《矛盾論》，不能彰顯其深刻的實踐意蘊

　　曾經擔負過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指揮重任、同毛澤東相處不會很愉快的李德(奧托·布勞恩)，在其回憶錄《中國紀事》中講述了他對《實踐論》、《矛盾論》的印象。李德儘管很瞧不起《實踐論》、《矛盾論》，視之為「庸俗唯物主義」，但是，他說：「毛學習理論的目的，主要並不在於彌補他極其缺乏的馬克思主義知識，而是要尋找他能利用的合適詞句，來論證他自己的，完全與馬列主義背道而馳的觀點，更正確地說，來裝飾他自己的觀點。」

　　這些否定性論斷恰好表明，毛澤東解讀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寫作《實踐論》、《矛盾論》是要闡釋新觀點和新見解的。這些毛澤東「自己的觀點」不是毛澤東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對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哲學提問，其解答思路浸潤著中國共產黨十六年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是對歷史經驗的反思和積澱，因而具有面向現實的實踐智慧品格。換言之，《實踐論》、《矛盾論》採用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術語和理論所表達的即便不是新的理論觀點，但在其背後也有著與這些術語和理論原來意境不同的中國革命的實踐意蘊。

　　而在理論哲學視域中解讀《實踐論》、《矛盾論》，卻往往將《實踐論》、《矛盾論》和所關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放在同一個平台上。一方面，《實踐論》、《矛盾論》是毛澤東研讀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成果；另一方面，《實踐論》、《矛盾論》被擴展為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這樣一來，《實踐論》、《矛盾論》與哲學教科書之間的間隔就被消除了，《實踐論》、《矛盾論》不同於哲學教科書的品格就被徹底屏蔽了。

　　(三)在理論哲學視域中解讀《實踐論》、《矛盾論》往往只能呈現它們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邏輯譜系中的地位，而不能說明它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變革意義和對於中國現代社會的建構價值

　　中國有著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誕生地西方的文化傳統，中國近代的發展道路也不同於俄國，因而作為中國新文化建構和社會發展理論基礎的哲學理論有著特殊的理論蘊涵。僅僅以西方理論哲學建構標準或者以蘇聯教科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為尺度來衡量《實踐論》、《矛盾論》的價值和意義，顯然脫離了《實踐論》、《矛盾論》發揮作用的社會背景，其結論也必然偏離歷史的真實。

二、

　　與在理論哲學視域中解讀相區別，在實踐哲學視域中，我們可以解讀《實踐論》、《矛盾論》的實踐智慧品格。

　　日本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知名學者新島淳良對毛澤東的風格有如下理解：「他(毛澤東——引者注)是繼承近代中國思想家的傳統的革命家之一，但是，他既不是一個工匠式的革命家，也不是一個學者式的革命家，而是一個技師式的革命家……所謂工匠式，是『迷信經驗』，『受物、習慣和道具所左右』，採取『不鑽研』的態度，而且『不相信新事物』、『按照已知的方式行事』。與此相反，所謂技師式，是指『以無比高超的、最適應時代要求的思想』，『發現、反省和發明，，『其思考的對象限於行動本身』，『他的觀念都是行動的觀念』。由此可見，毛澤東無疑屬於技師式的革命思想家。他與僅僅想『努力理解』，『解釋自己的觀念』，『儘力把自己的感情作為合理的運動表現出來』的學者式態度無緣。他的作品就是中國革命。」

　　新島淳良對毛澤東風格的刻畫體現了日本人精細的品位，對我們理解《實踐論》、《矛盾論》的哲學品格有啟發作用。因為眾所周知，文如其人，也就是說，一個人的風格會映現在他的文章的品格上。

　　然而，在實踐哲學視域中解讀《實踐論》、《矛盾論》是伴隨著中國當代實踐哲學範式的建構而出現的。在實踐哲學視域中，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實現了哲學品格的變革，不是具有理論哲學特點的蘇聯哲學教科書的中國翻版，而是當代中國實踐哲學的新形態。

　　總結有關專家學者的論述，《實踐論》、《矛盾論》的實踐哲學品格主要體現在：

　　第一，《實踐論》、《矛盾論》創作的指向是「改造世界」的實踐。毛澤東學哲學、講哲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成為理論家，而是指導改造世界的實踐。尤為可貴的是，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對實踐的理解比有關哲學教科書的解釋要開闊得多、深刻得多。

　　第二，在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的相互關係上，毛澤東強調理論活動(認識)對於實踐的依賴。在這個基礎上，他闡釋了認識與實踐之間互動的發展過程，因而在《實踐論》中，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是在實踐基礎上的辯證統一。

　　第三，在認識成果目標形態設置上，在《實踐論》中，毛澤東強調經過循環往複不斷上升的認識與實踐互動過程而獲得的理論，是以能夠對實踐發揮指導作用的實踐智慧為模本的。在毛澤東看來，再好的理論，如果不能指導實踐，或者不被用來指導實踐，也是無用的。

　　第四，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通過對辯證法宇宙觀的闡釋，為人們呈現了一個變動不已、生生不息的世界。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強調重視特殊矛盾，呈現出對實踐智慧的明顯偏向。

　　由此可見，相對於理論哲學對於《實踐論》、《矛盾論》解說的系統性，在實踐哲學的解讀視域中，《實踐論》、《矛盾論》的哲學品格創新及其實踐意蘊得以鮮明地呈現。然而，實踐哲學的解讀視域仍然不能全面地呈現《實踐論》、《矛盾論》對於中國當代發展的深刻影響。換言之，在實踐哲學視域中，促使《實踐論》、《矛盾論》由延安時期的哲學演講大綱向後來定型文本轉化的社會根源不能得到歷史的說明。不僅如此，《實踐論》、《矛盾論》與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以及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版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之間的細微差別和不同品格，也沒有得到深入解析。具體反映在這樣兩個方面：其一，在實踐哲學的視域中，《實踐論》、《矛盾論》的變革意義被局限在哲學品格和思維方法的建構上，其對於當代中國文化乃至社會建設的意義則沒有得到全面反映。其二，在實踐哲學的視域中，施拉姆所觸及的「照搬蘇聯材料」的問題沒有得到正面的回應和合理的解釋。

文化哲學的解讀視域

　　文化問題的研究在中國哲學界被持久關注，文化哲學的建構也有欣欣向榮的態勢。值得關注的是，人們對於文化哲學的含義、領域和價值的定位存在歧見。因此，筆者認為，在當代中國，文化哲學視域已經形成，但是，文化哲學範式與理論的建構卻還在路上。

作為視域的文化哲學具有以下內涵：第一，將文化作為哲學考察的對象。這是以承認人類精神創造呈現樣式多樣性和文化作為有機整體存在為前提的。在文化哲學視域中，絲絲入扣的哲學理論和體系化的科學理論固然是人類精神產品的成熟、系統、穩定和嚴密的形態，神話、詩歌、民俗、詩性思維等同樣也是人類精神產品的珍貴表現形式。前者有前者的普遍優勢，後者有後者的特殊價值。與此同時，各種文化形式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因此，人類文化在一定意義上是作為有機整體存在的。第二，在對文化做總體性研究的同時，承認在各種不同生活環境中出現的文化表現形式的地域性差異及其多樣性。以「兩希」文明為源頭的西方文化、培育了佛教精神的印度文化和綿延五千年的中國文化之所以經常成為人們比較的樣本，是因為它們之間有著不同的風格和意境。第三，文化哲學的考察視野在顛覆傳統「理論哲學」精神霸權的同時，強調文化有符號化建構的特點，並不將文化等同於「人化」的活動及其過程，而是更強調人類實踐活動的「章法」和「樣式」，因此，文化哲學視域不僅與理論哲學視域相區別，而且也與實踐哲學視域有所不同。

　　在文化哲學視域中解讀《實踐論》、《矛盾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創新對它們的認識與評價：

　　第一，在承認中國文化特殊性和世界文化多樣性的前提下，理解《實踐論》、《矛盾論》的特殊意蘊。

　　其實，很多學者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卓越的研究和探討。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中，馮友蘭不僅將毛澤東與致力於中國文化變革的新文化運動聯繫起來，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左翼，培養出了它自己的接班人毛澤東」，而且也看出了《實踐論》所闡釋的認識論與西方哲學論著研究的認識論之間本質的區別。他認為：「《實踐論》所謂認識，和西方傳統哲學所謂認識，其意義不盡相同。西方傳統哲學所謂認識，主要是就個人說的，其主體是個人；《實踐論》所謂認識，不是就個人說的，其主體可能是一個社會團體，也可能是整個社會。」在《重估毛澤東辯證法中的中國傳統元素》中，王南湜指出：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關於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與次要矛盾方面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論述，只能在中國的特殊的「象思維」辯證法中得到理解，在西方的「概念思維」辯證法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實踐論》、《矛盾論》儘管在話語體系上有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淵源系統，但其思想內涵卻有著中國特有的文化意境。

　　第二，在承認文化表達形式多樣性和文化作為有機整體存在的前提下，關注《實踐論》、《矛盾論》作為毛澤東哲學著作與毛澤東的詩文、政論文章、軍事著作、重要講話等文獻之間的內在關聯。因為《實踐論》、《矛盾論》與蘇聯哲學教科書在遣詞用句上有一定的關聯性，有人因此提出所謂「抄襲論」的責疑。回應類似責疑的最好方式，莫過於突破《實踐論》、《矛盾論》哲學理論的敘述框架，找到它們所內含的主題思想不同於蘇聯哲學教科書的意境以及非蘇聯哲學教科書的來源，並探討它們的發生和發展的真實歷程。

　　比如，《實踐論》闡釋了「問詢實踐」的思想法則，這種思想法則無疑不同於凡事「問天」的思維傳統。追蹤毛澤東的著述不難發現，「問詢實踐」的思想法則，早在1925年毛澤東創作《沁園春·長沙》時就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形式顯露，在1936年12月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已經有相當完備的闡釋。

　　由此可見，將《實踐論》、《矛盾論》與毛澤東的詩文、政論文章、軍事著作以及重要講話等文獻關聯起來解讀，無疑是將毛澤東的哲學著作看成他諸多著述中的一種，不僅可以體會其內在的發展脈絡，而且哲學與非哲學文獻之間在文化層面上的內在關聯也會更加清晰。

　　第三，關注《實踐論》、《矛盾論》對於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的深層影響。

　　毛澤東的哲學演講和《實踐論》、《矛盾論》的定型文本對於中國文化建設的意義，需要在世界文化發展的平台上加以關照。具體說來，中國傳統文化有著獨特的民族色彩，比如，巫史底蘊、傳承悠久、中央專制、混沌合一、獨立自足等。但是，伴隨著全球化的腳步，中國文化遭遇到了巨大的困境。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相連的是高度集權的專制統治系統，在中國出現文化困境的同時，中國專制統治的治理(領導)系統也轟然垮塌。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並非僅僅是文化層面上的革新，而且也有新的治理模式和領導核心的培育。

　　毛澤東的哲學演講以及後來定型的《實踐論》、《矛盾論》文本，從文化建設和領導核心締結角度看，發揮了穿透中國傳統治理理念的神秘外殼、消弭中西文化之間的溝壑、重鑄當代中國民族精神和領導力量的內在價值。

　　就中國傳統的治理文化而言，其歷史傳承和文化內涵非一篇短文能夠說清，本文僅選取有代表性的案例做一粗略的分析。筆者認為，至今還懸掛在太和殿皇帝座椅上方的匾額和兩邊的楹聯典型地註解了中國專制統治的精神理念在近代的表現樣態。匾額是「建極綏猷」，楹聯是「帝命式於九圍茲惟艱哉奈何弗敬」、「天心佑夫一德永言保之遹求厥寧」。很顯然，匾額和楹聯表達的精神理念不同於西方近代或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也不同於古典西方文化或中世紀西方文化，簡單說來，它表達了對於皇權運作的精神指導和文化「禁忌」。從精神指導的角度看，它指明皇權運作要循道而為，不能主觀任性，有理性自律的實踐智慧。從文化「禁忌」的角度看，它又將「皇道」歸結為「天命」的保佑，表現出神秘文化的精神蘊涵。

　　對於這樣的文化傳統，全盤否定和全盤肯定不僅是思維方式上的兩個極端，在實踐中也是難以做到的。毛澤東有關《實踐論》、《矛盾論》的延安哲學演講和後來定型文本的全國傳播，實際上對中國傳統文化既有精神穿透的作用，又有批判傳承的歷史態度。一方面，《實踐論》、《矛盾論》揭示了實現國家穩定、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力量是民眾的實踐，以及面向實踐凝聚民眾實踐智慧的方法、過程和路徑。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承認矛盾、分析矛盾和解決矛盾的辯證思維方法和領導方法，從而穿透了中國傳統皇權運作系統的神秘意境。另一方面，《實踐論》、《矛盾論》將科學的理性精神傳導給廣大民眾，從而提升了民族精神，並在此基礎上重新建構了當代中國的領導核心。

　　綜上所述，在三種不同的哲學視域中，《實踐論》、《矛盾論》被解讀出不同的內涵、意境。這三種不同的解讀各有所長，它們之間不僅難以相互取代，而且有著互補的關係。就當前現狀而言，在理論哲學視域中進行解讀，已經走過其歷史的輝煌，處於被反思的狀態；在實踐哲學和文化哲學的視域中進行解讀則受到更多的關注，有很多論題需要深入研究。

（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作者：陳世珍，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