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傳位雍正最大的疑點
為何康熙帝臨終前一反慣例,只召見步軍統領兼理藩院尚書隆科多?雍正七年,胤禛炮製的傳位遺旨是真是假?允禩、允禟等七位皇子究竟在不在康熙臨終現場?康熙傳位雍正有太多疑點需要剖析:
《清聖祖實錄》所載康熙帝傳位情況和雍正帝本人關於此事的敘述,都在疑點。
據《清聖祖實錄》載: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庚寅(初九日),上因聖躬不豫,十五日南郊大祀,特命皇四子和碩雍親王恭代……皇四子胤禛遵旨於齋所至齋。
……
家務(十三日),丑刻,上疾大漸,命趣召皇四子胤禛於齋所,諭令速至。南郊祀典,著派吳爾占恭代。寅刻,召皇三子誠親王允祉、皇七子淳親王允祐、皇八子貝勒允禩、皇九子貝子允禟、皇十子郭郡王允礻我、皇十二子貝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諭曰:『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聞召馳至,巳刻,趨進寢宮,上告以病勢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進見問安。戌刻,上崩於寢宮。」
依據上說,康熙帝病危後,首先急召胤禛,「諭令速至」,隨後即將傳位胤禛的遺旨告知允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然而,當胤禛抵達後,康熙帝只是告以「病勢日臻之故」,對於傳位給他這一大事卻避而不談。此後五個時辰(共十個小時)內,胤禛先後三次進見請安,康熙帝仍然隻字不提傳位之旨,允祉、隆科多等人也對他守口如瓶。這種不合情理的做法,是因康熙帝臨終前神智失常,還是《清聖祖實錄》的編纂者秉承雍正帝旨意而面壁虛構?
《清聖祖實錄》中關於允祉等七位皇子面聆康熙帝傳位遺旨說,其實經歷了一個不斷修改補充的偽造過程。
前述馬國賢被告知康熙帝去世與傳位情況是,內無允祉等人面聆遺旨說。因事發突然,緊急之中,無須詳告,情有可原。然而數月後,雍正帝談到該事,仍不及此,便是匪夷所思了。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對全體朝臣說:「我聖祖仁皇帝位宗社臣民計,慎選於諸子之中,命朕纘承統緒,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倉猝之間,一言而定大計。」
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雍正帝又指出:「朕向者不特無意於大位,心實苦之。前歲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別有道理。皇考賓天之後,(隆科多)方宣旨於朕。」
雍正帝繼位初始,有關「雍正繼立,或雲出於矯詔」的說法廣泛傳播,甚至朝鮮也有所聞。這對雍正帝產生很大壓力。如果允祉等七位皇子確實面聆傳位遺旨,他當以此最具說服力的事實,批駁流言,澄清輿論。然而上述兩次諭旨中,都隻字不提此事,只是說「皇考」經過「慎選」,「倉猝之間,一言而定大計」,隨後又稱自己不願做皇帝,傳位遺旨是在「皇考」去世後才得知。這樣做也不難理解:此時以允禩、允禟為代表的反對派實力猶存,所以他還不敢貿然編造七位皇子聆聽遺旨之事。
雍正四年(1726年)允禩允禟集團被清除後,五年(1727年)十月雍正帝的一道上諭中,關於繼位情況的描述有了明顯變化,七位皇子面聆遺旨說顯露雛形。他說:「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諸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一書中更具體地指出:「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召朕於齋所。朕未至暢春園之先,皇考命誠親王允祉、淳親王允祐、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允礻我、公允裪、怡親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諭曰:『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即皇帝位。』」經過七載漫長曆程,七位皇子面聆遺詔說至此終於浮出水面。然而上述八人中,此時允禩、允禟、隆科多已死;允礻我被圈禁;允祉、允祹連遭打擊,早已噤若寒蟬;允祐一向謹小慎微,允祥則是胤禛親信,當然不會對他的任何說法提出異議。
《皇清通志綱要》與《永憲錄》,是目前僅見兩部由胤禛同時代的人撰寫,載有康熙帝去世情況的編年體私家著述。
《皇清通志綱要》寫到康熙帝去世情況時,一反技術清太祖、太宗、世祖去世時平鋪直敘的筆法,而在前面加上一些看似與康熙帝之死無關聯大事: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
至本年外藩蒙古四十九旗,喀爾喀七旗,天下昇平,惟準噶爾一事未完。
時,領侍衛內大臣六人:公鄂倫岱差、貝勒滿督護署,侯巴渾岱病,公馬而賽,公阿而松阿,宗室公吳而占,共振恆。
大學士五人:馬齊,嵩祝,蕭永藻,王掞,頊齡。
十一月……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亥刻回都。隆科多受遺詔,內雲……」
該書著者弘旺,允禩之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15歲。如果包括其父在內七位皇子確曾面聆傳位遺詔,弘旺不會略而不書。上述不同尋常的寫法,似乎在暗示人們,隆科多獨受遺詔,六個領侍衛內大臣、五個大學士卻未被召見,是不合常理之事。
據《永憲錄》稱:(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戌刻,上崩於暢春苑」,接著寫道:
「上宴駕後,內侍仍扶御鑾輿人大內。相傳隆科多先護皇四子雍親王回朝哭迎,身守闕下。諸王非傳令旨不得進……」
《永憲錄》未曾透露康熙帝留有遺旨,對於隆科多獨受傳位遺旨一事,亦持否定態度。
如果康熙帝確曾於臨終前宣布傳位遺旨,豈會一反慣例,只召見步軍統領兼理藩院尚書隆
科多?
康熙朝晚期,儲位之爭激烈,如果僅對隆科多一人宣布傳位遺詔,必使眾臣心生疑竇,置新君於不利境地,從而加劇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凡事考慮周詳,作風謹慎細緻的康熙帝,豈能在事關清朝全局的問題上,採取如此令人不解的做法?
……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於乾隆六十年(1795年)述及康雍兩朝的皇位交接時,並未遵循其父雍正帝所修《清聖祖實錄》中,關於七位皇子面聆傳位遺詔的記載,只是稱「聖祖大漸,授位皇考,其時系內大臣隆科多宣傳顧命」。所謂七位皇子面聆遺詔說,實難令人相信,乾隆帝為免於被動,惟有避而不談了。
總之,遲至雍正七年(1729年)胤禛才炮製出的七位皇子面聆傳位遺旨說,從各個角度看均難以成立。康熙帝臨終時,七位皇子並不在現場。《清聖祖實錄》所載其病危之際召集允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面授傳位遺旨的情節,屬於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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