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序》馮承素摹本--為明代贗品？
馮摹本豐刻本同出一源
晉永和九年暮春，一代書聖王羲之在紹興蘭亭與友人雅集時為一部詩集寫下了《蘭亭序》，千百年來被書法界譽為「中華第一書」。由於真跡早已失蹤，長期以來人們所見的被稱為唐代書法家馮承素所摹《蘭亭序》被視為「下真跡一等」的最佳摹本，成為眾多書法家學習的對象。 然而王開儒發現，在近幾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數種《蘭亭序》中，一私人拓本的字跡風格與馮承素摹本頗為相像。經考此本《蘭亭序》為寧波天一閣所存明代豐坊摹刻的神龍蘭亭《蘭亭序》。於是，王開儒將故宮的馮承素摹《蘭亭序》(卷前上有唐「神龍」半印。簡稱馮摹本)與天一閣豐坊摹刻神龍《蘭亭序》(簡稱豐刻本)兩帖逐字逐筆進行對比，其結論令人驚訝：《蘭亭序》通篇的324個字，兩帖字跡出筆入筆基本一致，尤其後半帖更為相像，可以斷定兩帖出於一源。其次，馮摹本的筆墨遜於豐刻本，尤其前半帖，如「集」「朗」「亭」「宇」等字，屢出弱筆。全帖字多鴨咀長鋒、軟媚，而豐刻本險勁，其精神不可同語。按歷來所傳馮摹本系摹自王羲之真跡，「下真跡一等」，世間不可能有超過它的本子。今豐刻本明顯高於它，這就說明馮摹本不是摹自王羲之真跡，而是後世偽造。
題跋混雜拼配露出破綻
經王開儒考證，所謂馮摹本，在明以前的收藏史並無記載，如此重要的書法珍品，顯然是不正常的。而且，從故宮展覽上看馮摹本原跡、從彩印本看其墨氣，遠遜於傳世的虞世南、褚遂良等臨本。墨氣之新，令人驚訝。更奇怪的是，馮摹本的墨氣遜於自己卷後的題跋。 馮摹本的題跋，第一紙上第一個跋是1076年長樂許將兩行題，騎縫上有吳生(吳炳)士行(張紳)等印，後邊是王存禮等10人宋元豐年題記。 第二紙上是南宋永陽清叟跋，和1295年趙孟的跋。第三紙上是1293年郭天錫的跋，和同年鮮於樞的跋。第四紙上是1294年鄧文原題。第五紙上是元天曆二年(1329年)吳顏輝(吳炳)題。後邊是1345年王守誠的題。再後又是吳炳1347年題。第六紙為明嘉靖五年三月明李廷相題跋，後邊是明項元汴題。再後是1577年明文嘉題跋。第七紙即跋尾，1577年明項元汴題。 從以上題跋看，第一紙上吳炳和張紳二人都是元中後期人，吳炳是著名定武蘭亭的收藏者。他沒收藏過神龍本，說明這第一紙上的許將等11人題和第五紙上的吳炳、王守誠等三題都是吳炳定武本的跋，而非此神龍本之跋文。 第二紙元趙孟1295年跋中明白地寫著：「定武舊帖在人間者如晨星。」說明趙也是為定武本所題。並且趙跋比後邊郭天錫1293年跋晚兩年反倒題在郭跋之前。且郭天錫和鮮於樞二人都是極推崇趙孟的朋友，如趙跋在前，二人跋中必有提及，而二跋隻字未涉，也證明此本上原沒有趙孟之跋，且連在一張紙上的南宋永陽清叟的跋都是從定武本上拆配拼入的。這樣，就只剩下第三紙上郭天錫、鮮於樞和第四紙鄧文原和第六紙上的李廷相、文嘉和第七紙項元汴的跋才是此神龍本真正的跋文。說明馮摹本的題跋是由定武和神龍兩題跋混雜拼配的。
偽造者明豐坊浮出水面
那麼，這卷馮摹本到底是誰做的偽？王開儒通過比對考證，馮摹本是據豐刻本同一母本摹出的，只不過馮摹本筆墨遜於豐刻本；兩帖卷首同樣位置，同有明王濟「王濟賞鑒過物」「神品」(疑為豐坊印，與項元汴印「品」字有異)，卷後同有宋許將兩行題和吳生(吳炳)、士行(張紳)等印章；馮摹本第六紙上嘉靖五年三月李廷相的題跋稱：「蘭亭石刻往往人間見之，余家亦藏有善本，至於唐摹真跡則僅見此耳，存禮考功(豐坊字存禮，考功是其職務)偶出示為題其後而歸之。」此跋稱這卷馮摹本乃豐坊之物，這就是說豐刻本、馮摹本同出豐坊一人之手；而後邊1577年文嘉跋明白地寫著：「嘉靖初豐考功存禮嘗手摹使章正甫刻石於烏鎮王氏」，這兩個跋引出來一個矛盾：王濟不可能把此寶交給豐坊去找李廷相題跋。那麼既然是豐坊之物又是何時、怎樣轉到王濟手中，且豐坊反到王濟家去摹刻原本屬於他自己的馮摹本。 王開儒親自到天一閣看到豐坊的兩塊蘭亭石刻。一塊嘉靖五年八月十日豐坊摹的嵌在天一閣外前壁上，按理此蘭亭應當是豐坊摹原屬自己下馮摹本一等的神龍帖，可其字跡卻是與神龍字體相異的定武本。其帖尾應有的宋許將兩行題卻沒有，相反地卻刻在室內豐刻本之尾，並在此本卷首同樣的位置刻有豐坊的「神品」和「王濟賞鑒過物」之印，這就證 明豐刻本是嘉靖初豐坊摹刻了馮摹本，可是前文已述豐刻本不但不下馮摹本一等卻反高它一籌，這又是一怪；但是不管怎麼怪，馮摹本拆剩下的神龍、定武兩個光桿帖如今在天一閣都找到了下落，並且也是定武神龍相混雜的。
揭開傳世名帖偽造「真相」
經過對兩個帖、兩個跋、兩個石刻綜合分析考證梳理，王開儒得出結論：豐坊以定武、神龍相混偽造了馮摹本，並且以混雜兩石刻的連環套蒙蔽世人。其兩帖共有的「王濟賞鑒過物」印和許將題跋即是其偽造的鐵證。 豐坊是明書法家，家有當時中國最大最早的私人藏書樓(萬卷樓)，藏有神龍、定武蘭亭帖。而他於1523年32歲中進士，次年因「大禮儀」案貶至南京考功，1527年又貶為通州同知，旋即罷官歸里。他仕途驟敗，其痴狂玩世只有以藏書、書法揚名，他能夠把原作摹得亂真，是出名的作偽高手。王開儒推斷，因當時神龍、定武兩帖世間並不稀見，豐坊把定武、神龍兩個跋和印各取一部偽造成混合、新奇的「美」帖，在李廷相在原帖上題跋之後，把原帖割下，以自己摹本充真跡，他作偽心虛，不敢在帖上題跋，為蒙買者只在卷前押一枚「神品」印。應當是在嘉靖五年三月至八月十日間豐以種種借口，將此偽帖賣給了烏鎮的王濟，王濟押了「王濟賞鑒過物」印章之後，豐坊又煞有介事地在王家親摹了自己偽造的「美」帖。而在1540年王濟過世後，50歲左右的豐坊將當年割留的神龍原帖(豐刻、馮摹的母本)以其純熟的技法又摹刻了此神龍帖(豐刻本)，此帖必然勝於他30多歲偽造的稚嫩、軟媚的馮摹本。其兩帖卷首同有的「神品」「王濟賞鑒過物」和卷尾許將兩行題，即是他偽造鐵證。 而此偽本在王濟家藏了51年，王過世後，1577年(萬曆五年)此帖賣給了大收藏家項元汴，項請文嘉題跋後，又親自寫跋偽出「馮承素奉敇摹」的響亮帖名。可惜的是豐坊割留的那兩個精帖於1562年萬卷樓大火中永絕人間，唯此兩石存於天一閣。 通過以上推斷可以得出結論，馮摹本嘉靖豐坊偽帖，萬曆項元汴偽名，而後被清乾隆刻入八柱，登上聖壇，榮耀地代表王羲之享受人間膜拜，把唐太宗推崇的《蘭亭序》領入媚途，豐坊並以連環套把戲(可能豐坊有意埋下這一伏筆，萬一偽造被揭穿，他又為後世遴選出兩個精帖，此正是他終生夙願)騙過了明朝的王濟、文嘉、項元汴和清乾隆皇帝、翁方綱及當今眾專家。
馮承素，唐代書法家。貞觀（627-649）時任內府供奉挧書人，直弘文館。貞觀十三年，內出《樂毅論》真跡令承素模寫，賜長孫無忌、房玄齡、高士廉、戾君集、魏徵、楊師道等六人。並筆勢精妙，備諸楷則。」馮又與趙模、諸葛貞、韓道政、湯普澈等人奉旨勾摹王羲之《蘭亭序》數本，太宗以賜皇太子諸王，見於歷代記載。時評其書「筆勢精妙，蕭散樸拙。」
豐坊，明朝書法家、篆刻家，藏書家，（1492年-1563年？），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又名道生（後更名），字存禮，又字人翁，號南禺外史。豐坊玩世不恭，不拘法理，性情孤僻。
延伸閱讀
「文革」前的《蘭亭序》真偽大辯論 一 1965年夏，在我國文壇上就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所寫的《蘭亭序》真偽問題，進行了一場大辯論，此事起因與章士釗有莫大關係。 是年6月，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文物》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從王謝墓誌出土論〈蘭亭序〉的真偽》一文，之後《光明日報》作了轉載。該文認為，從當時南京出土的王謝墓誌（晉代）來看，《蘭亭序》失去了晉人慣用的帶有隸書筆意的筆法，因此斷定它不是晉代遺留下來的作品。其次，從文章的內容來看，其作者是在王羲之所作《臨河序》的基礎上加工而寫成的。因為文章前半部描寫歡快之情，寫得很流暢，後半部突然悲痛起來，這與晉人達觀以及王羲之本人性格大相徑庭，故值得懷疑。再者《蘭亭序》的開頭，「歲在癸丑」的「癸丑」兩字，也有問題，郭認為是後人加上去的。根據以上情由，郭推斷《蘭亭序》乃是一贗品，並非王羲之的作品。 郭文發表後，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高二適看了，不以為然，於是寫了一篇《〈蘭亭序〉的真偽駁議》要與郭沫若爭論。該文的觀點認為，唐初各大書法家如歐陽詢、虞世南等都在學王帖，而唐太宗也酷愛王之書法，我們沒有理由否定唐初書法家的鑒別能力。其次，若以東晉書法當接近於隸書，而《蘭亭序》卻行書，因此就懷疑《蘭亭序》非晉人之作，這是方法論的錯誤。王字本身有發展過程，它脫胎於舊時代而又高於舊時代，向行書方面發展，故能稱之為「書聖」，其理由即在此也。再者，從美學的觀點上看，《蘭亭序》書法、文思之瀟洒、飄逸，與東晉士族的風貌也相吻合。綜上所述，高文堅持《蘭亭序》仍為晉代王羲之手筆，並非後人之偽作，其論點與郭文針鋒相對。 高文寫好，寄出被退回，沒有哪家報刊敢於登載。原因是當時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年代，所反對者又是學術界之泰斗，且郭文中又援引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的觀點為同調，這更是令人談虎色變的了！高在一籌莫展之時，想起了在重慶時的詩友、老前輩章士釗，而眼下又是他們文史館系統的中央文史館的館長，於是向他求教，把文稿寄給了章士釗。章看了高文，深表同情，並在來稿上略有改動，退回表示願意為之幫忙。第二次高二適將文章改好後，直寄章士釗並請他推薦給毛主席「評鑒」，求之「得以公表」。 章再次收到高文後，即於7月16日寫信給毛主席，向他推薦高文，並介紹了高二適的情況，希望能夠得到發表，章函云： 潤公主席座右。茲有讀者江南高生二適，巍然一碩書也（按碩書字出《柳集》）。專攻章草，頗有發明，自作草也見功力。興酣時並窺得我公筆意，想公將自瀏覽而喜。此釗三十前論文小友，入此歲來已白髮盈顛，年逾甲子矣。然猶篤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學革命，該生翼翼著文駁之。釗兩度細核，覺論據都有來歷、非同隨言塗抹。郭公扛此大旗，想樂得天下勁敵而周旋之。（此論學也，百花齊放，知者皆應有言，郭公雅懷，定會體會國家政策。）文中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於章草內為同道。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鑒，得以公表，自承報國之具在此，其望雖奢，求卻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權下文治昌明之效，釗乃敢冒嚴威，遽行推薦。我公弘獎為懷，惟望酌量賜予處理，感逾身受。端此藉叩 政綏 章士釗 謹狀 七月十六日 該生致釗書附呈，不須賜還。 毛澤東看過章的來信和所附高二適的文章後，次日即復函給章士釗說：「……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柳文》上部，盼望寄來。」 同日，毛主席也給郭沫若發去了一信，內云： 郭老：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復章行嚴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頌安吉！並問立群同志好。 毛澤東 1965年7月18日 章信、高文留你處。我復章信，請閱後退回。 在毛主席的親自關懷和支持下，《光明日報》和《文物》雜誌均先後刊載了高二適《〈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一文和影印的手稿。郭沫若針對高文再次發表了《〈駁議〉的商討》和《〈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文，與之辯論。爾後，高二適也再次寫了《〈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一文，回敬郭沫若。由於領導上的重視和鼓勵，在全國學術界很快呈現出了一片「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一霎時從中央到地方的報刊均刊登了有關《蘭亭序》真偽的論文。當時參加爭論的學者，除郭、高二位外，有龍潛、啟功、於碩、徐玉森、趙萬里、史樹青、沈尹默、高承祚、嚴北溟等人。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流傳至今的晉代王羲之所寫的《蘭亭序》是真的還是後人之偽作。前者為肯定派，以高為首；後者為否定派，以郭為首。兩派爭論不休，因雙方都沒有充足證據，故此爭論，最後也沒有結論。
二
章士釗雖然沒有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但從他當時的行為及上毛主席書中推薦高之言詞看，顯然是支持高文觀點，而且還是比較積極的。他雖然沒有發表論文，但在當時編撰《柳文指要》書稿中，也寫一節《柳子厚之於蘭亭》一文，借柳宗元之口，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他說：「吾近治柳文，冀於《柳集》得所折衷，蓋子厚固書家也，而又精於鑒賞，凡魏、晉人之名跡，一見而斷定出於誰某，不爽毫髮。」接著引《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中的話說：「蘭亭也，不遭右軍（即王羲之），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由此得出結論說：「子厚確認《蘭亭序》為右軍作，雖未明涉及書，而書手不可能疑及右軍以外之人，似不待論。」其次，他又引柳宗元《與呂恭論墓中石書》中的話說：「文章形狀，古今特異，今視古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由此又得出結論說：子厚《與呂恭書》，論墓中石書謬妄，即謂其書贗也，既子厚所見者贗，其他石書何嘗不可贗？這說明墓中石書，不可靠之例也，間接否定郭沫若有關南京出土之墓中石書也是靠不住的，於是說道：「今王興之，謝鯤諸志，人一見而真，與子厚當年一見而贗，是否同一宏識真賞，吾愧無以董之。」並批評說：「如近日例，拘執新出二墓石為職志，以一定萬，以偶冒常，似於論法為大蔽。」 章的觀點認為，今人將王、爨（音竄，姓也）二書說成截然兩體，各不相涉，從來書家並不作如是觀。蓋《蘭亭》使轉，每每含有隸意。近高二適專攻章草，善察筆勢，如丑作隸扁，世字隸草，並證此種字法不謬。由此可見，王、爨二體，有相對之融和，無絕對之限斷。 此爨體即指東晉及南朝時《爨寶子碑》與《爨龍顏碑》。其大意是指上面的文字，仍保持有隸書筆意。但今之王體《蘭亭序》，卻是行書筆法，否定派認為二者不相融，有時代的差異。但章卻認為，不能絕然分開，這中間有過渡，「《蘭亭使轉》每每含有隸意」，並舉高二適書法專家之觀察，來證明此說不謬。 在這場爭論中，章士釗雖沒有直接參加辯論，但他的秘書王益之曾寫了一篇《〈蘭亭序〉真偽辯》寄到《光明日報》準備參加討論。文稿經過章過目，自不待言。其內容是為肯定派助威，略謂：《蘭亭序》不能同《爨寶子》、《爨龍顏》相比，書法家自有不同筆法，可以寫出兩種字帖，云云。王文寄出後，不久他又向報社打電話，稱有新材料需要補充，要求原稿退回，報社退還後，他又沒有下文了。據估計，可能是察覺爭論的風向有點不對勁了，所以才將稿子撤回來！
三
在此期間，《光明日報》記者曾多次採訪過章士釗。據主編穆欣回憶：「7月21日，章士釗曾對我報記者說：《蘭亭序》的真偽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會引起大家關注的。但是這一件事與政治無關，純粹是學術問題，可以讓大家寫文章進行研究和探討。昨天在機場歡迎李宗仁和在宴會上，兩次見到郭老，都談起這件事，郭老也說歡迎大家討論。」 章士釗認為，郭沫若是學術界的一面大旗，但是膽子太大，高二適是專事研究章草的，功力很深。王益之寄給《光明日報》的文章章也讀過。 9月17日，章士釗又對《光明日報》記者說：我也有一篇文章（按：指《柳子厚之於蘭亭》），但是不好拿出來。一個原因是，我同郭老常見面，不好意思傷感情。另一個原因是，最近聽到一些風聲，傳說章某在這次討論中，自己不出馬，指使高二適試探一下，在幕後搖旗吶喊。這使我感到此事一下又卷進了政治漩渦。而有次碰到郭老，他也對我說：「高二適文章寫得好嘛，但是為什麼要那樣生氣，對待《蘭亭序》像對待宗教一樣，不能動一點點。」這話使我警覺起來，這個問題現在不單純是學術問題了。 由此看來，章氏秘書抽回已經寄到報館的文稿顯非偶然，該同這裡所說的「風聲」不無關係吧！ 綜上所述，可見當時章士釗在這次大辯論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同時也可看出其政論嗅覺很敏感。郭沫若上述之表態，不是沒有來頭的，據《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一書作者云：「郭沫若看過康生8月17日的信，當天就把所寫的《〈駁議〉的商討》和《〈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篇文章的清樣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很快看完了清樣。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樣時寫信給郭沫若說： 8月17日信及大作兩篇清樣，均已收讀。文章極好。特別是找出趙之謙罵皇帝一段有力。看來，過分崇拜帝王將相者在現代還不乏其人，有所批評，即成為「非聖無法」，是要準備對付的。第一頁上有一點文字上的意見，是否如此，請酌定。 有了「是要準備對付的」這個話，所以郭對章之談話，與上次交談的語氣就大不一樣了。因此，章感覺「氣候」有所變化，故其秘書寄到《光明日報》的文稿，要求撤回，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不管怎麼說，《蘭亭序》的爭論，還是以學術討論的調子正常進行。然而，正當這次辯論逐步走向深入之際。同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之後，關於《蘭亭序》之爭為之讓路，暫告一段落；人們的精力集中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方面去了。 （吉庵）
王羲之《蘭亭序》（馮摹本）
《馮摹蘭亭序》卷，唐，馮承素摹，紙本，行書，縱24.5cm，橫69.9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卷前紙13行，行距較松，後紙15行，行距趨緊，然前後左右映帶，攲斜疏密，錯落有致，通篇打成一片，優於其它摹本。用筆俯仰反覆，筆鋒尖端銳利，時出賊毫、叉筆，既保留了照原跡勾摹的痕迹，又顯露出自由臨寫的特點，摹臨結合，顯得自然生動，並具一定的「存真」的優點，在傳世摹本中最稱精美，體現了王羲之書法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藝術風神，為接近原跡的唐摹本。 據考，卷首「神龍」半印小璽並非唐中宗內府鈐印，而是後人所添，定馮承素摹也不可信，但仍是唐以來流傳有緒的古摹本。 本卷前隔水有「唐摹蘭亭」四字標題，引首乾隆題「晉唐心印」四字。後紙有宋至明20家題跋、觀款，鈐鑒藏印180餘方。其流傳經過，根據各題跋、印記和記載，大致如下：南宋高宗、理宗內府、駙馬都尉楊鎮，元郭天錫，明內府、王濟、項元汴，清陳定、季寓庸、乾隆內府。歷代著錄有：明汪砢玉《珊瑚網書錄》、吳其貞《書畫記》，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書考》、顧復《平生壯觀》、吳升《大觀錄》、阮元《石渠隨筆》、《石渠寶笈·續編》等書。刻入「蘭亭八柱」，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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