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崇寧：羅振玉與日本漢學界之關係考述

在西學東漸的浪潮中，王國維、羅振玉等一代學人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學術思想，著書立說，探索治學方法及學術創新，為中國近現代國學的構建奠定了基礎。辛亥革命爆發後，羅振玉和王國維一道旅居日本，致力於學術研究，並取得了卓越的學術成就。陳寅恪等諸先生曾先後指出，近世羅振玉與王國維的學術研究開百代之學風，啟後學之法門，為當時國際漢學界的先驅主流，被後人譽為「羅王之學」。然而，後來又因政治與歷史的原因，中國學界又多貶羅揚王，難免有失公允。事實上，「羅王之學」不僅密不可分，而且，它既是對傳統國學的推陳出新，更是中外學術交流的產物。本文試從羅振玉與日本漢學界的交流互動切入，來揭示中日近現代學術史源流的一個重要側面。一、羅振玉早期治學經歷與中日學術風潮的互動

羅振玉(1866-1940)年長王國維11歲，他自幼習研國學，尤重金石古物之學。羅氏最初接觸日本學術研究，可追溯到1890年，他閱讀了日本人所著的《和漢洋年契》、《史略》，並寫了跋文。①這是羅氏受近代海外學術熏陶的開始。甲午戰爭迫使國人關注日本，羅氏也不例外。他一方面究心時事，同時也思索富國強兵之道。時年三十，他多讀江南製造局的外國譯著，「以為西人學術未始不可資中學之助」，並擬建西學書院，教算學、輿地、時務、外國語四科，終因經費無著而作罷。羅氏的求學救國之道，是實業與教育並舉。1896年，他與蔣伯斧在上海創辦了學農社，意在購國外的農業書籍，進行翻譯研究，同時設農報館，聘人譯書和辦雜誌，並自任主筆。既然以翻譯外國農書為出發點，就涉及翻譯人才延攬與培養問題。這是羅王與日本學術發生關係的重要契機以及「羅王之學」日後形成的起點。1898年5月，羅振玉創東文學社於上海，並延請日本學者藤田劍峰(豐八)譯農書，同時擔任東文學社教務工作。藤田劍峰與羅氏相處融洽，故凡日本學者來游中土，必介紹給羅振玉。其後因學生較多，又增聘日本人田岡嶺雲任教員，甚至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副領事諸井等人也來擔任義務教員。由此可見，清末之際，羅振玉已和日本各界有了較深的交往。此時，年輕的王國維也成為東文學社的第一批學生，此後他的一生就緊緊地和羅振玉聯繫在一起。王國維既為日本學者的學生，除學習日文、英文，更是多讀外文著作，並受藤田劍峰等人的影響，學習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與方法論。例如，1899年，東文學社影印出版日本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其序言由王國維代作。那珂通世是日本新史學的先驅。1886年，他開始撰寫《支那通史》，出版後備受好評。中國學者曾經指出，這部著作選用材料，不限於中國古籍，兼用西洋人所錄資料，它打破了中國史書的傳統體例，採用西方「通史」的體例，開始脫出以帝王為中心的王朝事件的敘述，而試圖描繪歷史的演進和發展，這在中國史研究上是一次重大革新，對此後的中國史研究有很大影響。②羅王當然也不例外，故將其著引入中國。1899年，羅振玉初識來華訪學的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同游會稽等地，至四明訪天一閣藏書，臨歧遲回不忍去。這是羅振玉與日本京都學派主要人物結為學術知交的開始。因羅氏名聲在外，此後，日本漢學界人士也多與之有所交往，如河井荃廬、日下部鳴鶴等，都曾與羅氏縱談金石學。辦教育，業餘兼治國學，是羅氏壯年的主要事業。1901年冬，奉兩江、湖廣總督之命，羅振玉隨團赴日本考察教育事務。通過考察，羅氏對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學校與文教機構設置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並意識到將教育事業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的重要性，於是開始致力於全面收藏出土文物。他在北京古董店收購各種流散文物，即告古董店商人說，「墟墓間物，皆有資於考古」，並「示以《唐會要》所列明器之目，令畢致之」。這是羅氏超越中國傳統金石學研究對象和範圍的開始。由此契機，中州、關中等地出土文物踵至，羅氏收藏大富，成為其後來倡導「古器物學」的基礎。羅氏在《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一文中說：「古器之類別至繁……其刻鏤之工可考見美術而知其流派，歐美、海東斯學頗熾，而中土但考文字尚未及此，亦當兼采，以存藝術……他若殷虛之古骨、角、蚌、甲、象齒之類，並可考求古生物學，雖與古器物出於人造者略殊，並宜搜求以廣學術。」③其中敘述表明，他是在歐美、日本學術文化的影響下才轉向全面研究古代文物的領域。日本學者富田升認為，全面收藏和研究中國文物，日本人要略早於羅振玉，如高橋太華在明治四十年(1907)夏天已親至中國洛陽收購唐代的陶俑，濱田耕作也在1910年相繼發表了《中國古代的泥像》等系列論文。另一方面，富田升又認為，羅振玉大正五年(1916)出版的《古明器圖說》是劃時代的著作，它反過來又促進了日本學者如原田淑人等人的相關研究。④1909年，這是「羅王之學」後來得以引領國際漢學潮流的關鍵一年。是年，羅氏得法國人伯希和劫掠敦煌文書的部分材料影印件，著為《鳴沙山石室秘錄》、《敦煌石室遺書》，由此而執國人研究敦煌學的先鞭。日本學界後來熱衷搜求和研究敦煌文書材料，其實也是受羅振玉的影響。「羅王之學」首先是以甲骨學研究著稱於世。羅振玉早在1901年於友人劉鐵雲處得見王懿榮所遺殷卜骨墨本，並敦促劉氏盡將此甲骨文拓本為《鐵雲藏龜》，於1903年印行出版。這是羅氏涉獵甲骨文之始，但其後近十年間，他並沒有花太多工夫作考究。可見，當時他還未能意識到甲骨學會成為近世漢學中的顯學。應當說，是孫詒讓和日本學者林泰輔甲骨文研究的拓荒之作促進了羅振玉《殷商貞卜文字考》(1910)一書的完成。孫詒讓是清末在古文字學上有高度造詣的學者，他研讀《鐵雲藏龜》之後，於1904年間寫成了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專著——《契文舉例》，並曾將其手稿本寄給了羅振玉。羅振玉曾在《殷商貞卜文字考》自序中說：「惜(《契文舉例》)亦未能洞析奧隱。」以此為契機，其深究甲骨文之志向可見一斑。當時，日本學者林泰輔也對甲骨文做了研究，並誤信甲骨文的出土地是在河南湯陰，其論文發表於日本《史學雜誌》，⑤並寄送羅振玉請教。羅氏云：「尚有懷疑不能決者。予乃以退食余晷，盡發所藏拓墨，又從估人之來自中州者博觀龜甲獸骨數千枚，選其尤殊者七百，並詢知發見之地乃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又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謚十餘，乃恍然悟此實殷王朝之遺物，太卜之所掌，其文字雖簡略然可正史家之違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殷商貞卜文字考》序)羅氏於1910年作《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答林氏，於所未達者一一剖析，並將之付印。這是羅振玉考證甲骨文字之始。他的考證研究既初顯甲骨學的基本方法論，也糾正了日本學者的誤釋而將甲骨文的出土地考定為河南安陽小屯，且指明其為殷王室之占卜遺物，這是羅氏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奠定了後來安陽殷墟科學發掘的基礎。甲骨學上所謂「雪堂導夫先路」，首要也當指此而言。如上所述，羅氏雖早已搜集甲骨文資料，但考釋研究的成果發表晚於孫詒讓和日本人林泰輔，且得先觀其文，不能不受二人研究之啟迪。辛亥以後，林泰輔曾親來中國，到安陽作實地調查，搜集了若干甲骨。其間也和羅王多有交流。如羅氏就作有《與林浩卿博士論卜辭王賓書》(1917)，王國維作有《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1916)等。他們的交往對以後中日學術交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事實上，當時甲骨文在中國出土的事實，連國學大師章太炎都不相信，日本的漢學家也幾乎眾口一詞認為甲骨文是偽物，而林泰輔在親見實物後就作出了正確的判斷，而且以自己的學術研究證明了甲骨文的存在及其學術價值。自此，日本的漢學家開始搜集甲骨片，展開研究。可見，林泰輔的研究對於日本近代漢學研究的實證主義觀念和方法論的形成和發展，曾產生過重大的推動作用。⑥1910年，在完成《殷商貞卜文字考》之際，羅氏又擬辦《國學叢刊》，並就草擬序言之事商榷王國維。此發刊詞後由王國維執筆，其思想應當是羅王二人的共識。羅王辦刊是以此表明他們對如何發展近世學術的基本看法。當時西學東漸的狂潮席捲神州，西學傳入必然要與傳統的中國學術思想互相衝突直至互相滲透與融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羅王認為當世之學問應當是無新舊學、東西學之分，其云：「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可以說，羅王二人能有此眼界，是其甲午戰爭以後心儀日本文明開化的必然結果。1911年武昌起義後，在日本本願寺教主大谷光瑞、京都大學舊友內藤教授等人的力勸下，由藤田劍峰安排，羅振玉攜王國維等舉家東避日本，定居京都。旅日生活寂寞，但羅王二人不乏學術知音，如王國維與狩野君山諸京都大學教授唱酬云：「故人不乏朝衡輩，四海相看竟弟兄……烈火幸逃將盡劫，神山況有未焚書。他年第一難忘事，秘閣西頭是敝廬。」⑦羅王在與日本學者的交往中，也獲得了許多新的考古資料，大大開拓了學術視野和研究的新領域。例如，1911年冬，羅氏從內藤湖南收藏知我東北古石刻價值，大受啟發，「詫為平生所未見及」，返津沽遣人「往拓墨」，並說：「契丹國書，久絕於天壤，學者尤珍異，於是滿洲古刻石不僅入東方士夫之目，並騰於世界學者之口矣。予頻年以來搜求墨本，命兒子福頤編《滿洲金石志》。」(《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第9冊)羅氏還意識到：「竊謂古刻之裨益史事，以邊裔石刻為尤宏。」(《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第1冊《西陲石刻錄》序)羅氏在著力搜求古契丹、西夏、吐蕃、高昌諸邊區民族古文物的同時，還力圖促進少數民族古遺文的研究。因為近代的中國學人，研究尚未及此。在清政府任職時，羅氏就已倡導在學堂中增設民族語文課目，後來還引導其子羅福萇專攻西夏文，宣統二年始通之。羅氏於1914年完成的《高昌麴氏系譜》、《西陲石刻後錄》等著作，部分材料均為根據日本大谷考察隊在我國新疆等地掠獲的高昌國遺址等地的遺物，以之比證史籍而撰成。在《歸夢寮日箋》等著作中，羅氏屢屢提到他從日本人手中獲得的許多中國出土的珍貴文物資料，如《晉人寫經》論述了日本大谷考察隊在新疆獲得的西晉惠帝元康六年(296)寫經殘片題識、西涼建初七年(411)《法華經·方便品》寫經殘片題識。羅箋寫到：「兩經書法，元康寫經頗似舊館壇碑，建初寫經較豐肥，間頗類鍾常元(鍾繇)，雖均略存隸筆，然楷則粗備。昔阮(元)相國疑《蘭亭序》及宋《秘閣帖》中右軍(王羲之)帖為後人贗托，蓋未見古人墨跡，致有此疑。惜不得起阮(元)相國於地下而示之也！」⑧由此可見其所獲資料對中國文化史研究之重要性。同年，羅氏在前著《殷商貞卜文字考》和出版《殷虛書契前編》等著作的基礎上，繼作《殷虛書契考釋》，由王國維手書上版印行。這是羅振玉平生最為重要的學術著作，這部對甲骨文分類推求的通論性著作，奠定了羅振玉在甲骨學研究的地位。王國維作序言稱之：「此三百年來小學之一結束也……使後人治古文者，於此得其指歸，而治《說文》之學者，亦不能不探源於此。」由此可見，羅王赴日本時，攜帶了許多甲骨文字片和文物圖籍，在京都進行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活動，這對當時日本漢學的發展也應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以大量出土文物資料為依據，採用實證主義方法所作的甲骨文、古簡牘、敦煌文書等領域的研究，給了日本學者極好的示範。所謂「觀堂繼以考史」，指的是王國維繼羅振玉之後，首先把甲骨文字引入中國古史的研究。1915年，王國維在日本撰寫成《三代地理小記》。在此之後，內藤湖南於1916年發表了直接利用甲骨文研究中國古代史的論文《王亥》，林泰輔於1918年發表了《龜甲獸骨文中所見之地名》。這些成果表明，以甲骨文作為古史新證的研究已逐漸在日本學術界開展起來。羅王倡導的古史實證研究——古代文獻與地下文物相互參證的二重證據法，即為後繼之中國國學及日本漢學研究者奉為圭臬。1925年7月，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作了題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演講，其內容分五目講述：(1)殷墟甲骨文字，(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捲軸，(4)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5)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事實上，前四者，羅王皆分別創通、著錄、研究。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羅王之學」的重要著作都是在旅日時完成的，這些研究成果與當時日本漢學的興盛密不可分。王國維僑居日本後，盡棄前學，當然首先是受到羅振玉學術眼界的啟迪，其中也有日本漢學家的影響，如其《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詩云：「君山博士今儒宗……自言讀書知求是，但有心印無雷同。我亦半生苦泛濫，異同堅白隨所攻。多更憂患閱陵谷，始知斯道齊衡嵩。夜闌促坐聞君語，頓使心氣結回胸……」⑨又如，王國維最有名的被學術界譽為金字塔式的論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就是在習研甲骨文時，與羅振玉和內藤湖南相互啟發交流的結果。二、「羅王之學」與日本漢學研究的合流羅振玉在長期與日本學術界進行交往的過程中，對日本漢學界友人給予的各種關照是十分感激的。1919年春，他結束流寓生活返國，即將京都凈土寺寓宅捐獻給日本京都大學，以作為影印日本所藏古寫卷子本書籍的經費，托內藤、狩野兩博士經理其事。至今，日本京都大學仍然收藏有羅振玉捐獻給該校的中國文物。⑩與此相對，日本漢學界人士對他們與羅王二人的學術交流及相互影響，也十分珍視並給予了高度評價。首先是藤田豐八，他畢業於東京大學漢文科，成為日本著名的東洋史學者。自1898年羅振玉等人在上海創辦東文學社以來，藤田積極協助羅振玉辦學，承擔了重要的教學工作。與此同時，受羅振玉的影響，他密切關注中國學術界的研究動態，促進了自身的漢學研究。1909年5月，法人伯希和在北京將他攜帶的少數敦煌文獻，向中國學術界宣示，輿論為之嘩然，日本媒體也隨之隆重報道。1909年11月，京都帝國大學史學會舉行第二屆年會，會議的中心議題便是敦煌文物，日本的敦煌學研究於是開始。次年8月，該大學決定派遣專家，前往中國參加敦煌文物調查，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五人在北京目睹了敦煌文物。1911年2月，日本媒體對此做了大量報道並附有實物照片。同時，京都帝國大學召開了規模盛大的報告會和展覽會，日本的「敦煌學」熱進入高潮。《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是敦煌文書之一種，系唐開元時期在中國留學的新羅學問僧慧超和尚，赴印度拜訪釋迦牟尼聖跡，又返回中國的全部紀行。此書在中國與朝鮮皆亡佚已久，其殘卷為伯希和在敦煌發現，並運往法國。羅振玉在伯希和那裡看到了此書殘卷照片，抄錄下來，藤田豐八就是根據這一抄本進行箋注，突破了一般性的文獻解說，成為當時在中國、日本、法國相繼形成的「敦煌學」的第一部文獻研究著作。1910年，《慧超傳箋釋》在北京印行，次年在東京出版，藤田豐八因此而蜚聲中日學術界。(11)與羅氏關係最深的日本學者，除了藤田豐八，應當首推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的領軍人物內藤湖南(1866-1934)。在羅振玉的著作中，多與內藤相涉。例如，羅氏1900年間所作《置杖錄》中就有《內藤虎談鄭和下西洋》、《內藤虎談日本樂書》。1908年所作《俑廬日札拾遺》中的《唐筆》一文，即與內藤談日本正倉院收藏的文物與唐筆釋名的關係。1909年以後所作《歸夢寮日箋》中的《李柏致西域王書》，即是內藤把大谷光瑞所藏新疆出土前涼李柏(晉咸和三年，328年)文書的影本提供給羅氏，(12)此二通古文書，在1965年中國學術界關於《蘭亭序》書帖真偽和晉人書體風格源流的討論中是屢被後人引用的材料。羅氏與內藤湖南意趣相投，在於其文化觀、熱衷收藏文物善本圖書、專註新漢學與羅氏有極大共鳴。(13)內藤湖南坦率地承認，日本是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的一個國家，因此從文化上講，「日本可以和江蘇省、浙江省一樣，成為18個省份之一，甚至也可以稱為日本省」。(14)然而，經過一系列論證，他又從「文化中心移動說」出發，引導出日本理所當然要「充當新的坤輿文明之中心」這一為軍國主義張目的結論。(15)在當時，內藤湖南能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視角來觀察、分析中國歷史，提出中國史發展演變的三階段論，這是日本近代學者在中國史分期方面提出的第一個完整的體系，它打破了中國歷史研究中的王朝體系，這無疑是一種創新。儘管如此，內藤在與中國新史學的代表羅王等人的交流中，還是認為：「現在日本的漢學與中國人之間流行的漢學相比，時間上遲了短則七八十年，長則一百年以上。」原因何在？那就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脫亞論」思潮造成學人歧視中國的後果。「脫亞論」提出後，日本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開始全面輕侮中國，把對中國的稱呼由「唐」改稱為帶有輕蔑性的「支那」，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的。(16)故內藤湖南倡言：「我希望做支那學問的人，至少要了解支那現在學問的狀況……把對於西洋學問的興趣，同樣地用在對於支那思想上，這對於學問的進步，一定是有益的。」(《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支那學問的近狀》)正視此問題，可以說在當時的日本需要相當的勇氣。事實上，正是在京都學派的引領下，才造就了後來令日本人自傲的「敦煌學」等漢學研究。(17)1910年8月，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京都大學教授受日本政府之命，前來北京查閱敦煌文書，就得到羅王等人的協助。羅振玉敘其事說：「莫高窟古捲軸，斯坦因、伯希和二氏既選其精異者攜歸倫敦與巴黎，其所遺，尚約三之一，予請於寶沈盦侍郎熙電屬毛石君方伯慶藩購歸學部圖書館，計經卷尚五千餘，途中頗為解送員所盜賣。頃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內藤博士虎等奉其政府命來乞觀，予得窺見十一。」(18)還有狩野直喜(1868-1947)。狩野曾兩度在中國留學，回國後，歷任京都大學教授、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所長等職。他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主要著作有：《支那文學史》、《支那學文藪》、《支那小說戲曲史》等。他最先在日本的大學中開設中國文學課程，使之逐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培養了一大批中國文學研究學者，開拓了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研究的新領域。《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曾介紹過狩野直喜學術成就的四個主要方面，有「清朝考證學的引入，敦煌寫本的研究，戲曲小說的研究，唐人舊疏的研究」。從他的主要研究，可知他與王國維最接近。狩野也曾留學法國，對歐洲漢學頗多了解，正是他把歐洲漢學研究的情況和成果介紹到日本，也溝通了東西方漢學界的交流，這在當時無人可以與之相比。(19)在羅振玉的著述中，也屢屢提到狩野直喜。例如，羅氏《〈尚書釋文〉殘卷跋》云：「敦煌石室遺書在法京者，予既影照二十餘種，顧以不得見全目為憾。歲壬子，吾友狩野子溫博士游法京，乃手鈔目錄以歸……予大驚喜」；《〈鳴沙石室佚書〉序》又記：「敦煌之游，斯丹前驅，伯氏繼武，故英倫所藏殆逾萬軸……(法)數亦略等。吾友狩野君山，近自歐歸，為言諸國，典守森嚴，不殊秘閣，苟非其人，不得縱覽……」《流沙墜簡》是羅王二人關於中國簡牘學研究的開拓性著作，它是在法國漢學家沙畹的原著基礎上完成的，此間也有狩野為中法漢學家溝通信息的作用。(20)又如，桑原騭藏(1870-1931)。他被後學視為日本近代東洋史學的創立者之一，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曾師事坪井九馬三、林泰輔、那珂通世。1898年8月，為第三高等學校的教授。是年，所著《中等東洋史》(上卷)刊出，很快就因藤田豐八和羅振玉的關係被翻譯到了中國，名《東洋史要》，由羅振玉題籤，王國維作序。1907年，桑原騭藏作為文部省的留學生前往中國留學，1909年4月回日本，被任命為京都大學教授，長期主講「東洋史概說」。在羅振玉的著作中也多見有與桑原騭藏論學的內容，如有羅氏的《摩尼經殘卷跋》等。1923年11月，桑原騭藏所著《宋末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的事迹》在上海東亞研究會發表。此書是其力作，獲日本學士院獎，曾被譯為中、英文。京都學派與羅王有交往的著名後學，還有羽田亨(1882-1955)。羽田亨曾入東京大學史學科，在白鳥庫吉門下學習，1907年入京都大學研究生院，專攻蒙古和西域史。1909年畢業留校任教。他在京都期間，和當時旅日的羅振玉、王國維等交往，受其學風影響。1919年，作為文部省的海外研究員，他遊學歐洲，在法、英、德國從事研究，他曾經過努力和伯希和等人交涉，為日本拍攝了敦煌抄本的照片。(21)1924年，羽田亨升任京都大學教授，分擔東洋史學第三講座，專攻蒙古、西域史和敦煌文書研究，其主要論文《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說》(《東洋學報》1—2)諸文，都應當說是對羅王相關研究的呼應。羅王二人歸國後，也仍然保持與日本漢學界的聯繫。如王國維1926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蒙古史時，就屢托日本漢學家神田喜一郎郵購那珂通世譯註的名著《成吉思汗實錄》。(22)日本漢學家來華者，也常有人慕名去拜訪羅振玉。羽田亨和羅振玉也有聯繫，如羅氏在自日本歸國多年後所作的《日本古寫本〈華嚴音義〉跋》，即記述了羽田亨介紹其重新獲得日本人私藏影本的過程。(23)事實上，日本學者江上波夫在《東洋學的系譜》第2集中所指出的羅王與日本漢學界的交流，及其給日本學術帶來重要影響的主要方面，與王國維1925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中所提到的五個主要方面都是緊密相關的。尤其是「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當時的法、日學術界比之中國學術界更為重視。另一方面，西方學者大力收集中國文物資料，構建西方漢學體系之舉，對東方學術界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羅王的學術思想通過與日本漢學界的交往獲得了轉型及創新的空間。傅斯年先生曾經說過：「二十年來日本東方學進步，大體為師巴黎學派之故。吾國人似不應取抹殺之態度，自添障礙以落人後。」(24)可以說，羅振玉、王國維正是本著這種學術態度，在和法國、日本學人的交流中，充分意識到學術無東西之分，無新舊之分，無有用無用之分，故搜集史料、文物圖書，可謂無分巨細，範圍極廣，其研究尤重前修所未逮，始終著力填補學術研究之空白，代表了當時國學研究的主流，並在學術界建立起一座中外學術交流的橋樑，其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從各種意義上來說，「羅王之學」正是在中外學術交流、研究互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三、結語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洋思想對東亞文化圈產生了極大的衝擊。眾所周知，中國近代學術界正是經歷了東西方文化的衝突及融合這一過程，從而造就了一批國學大師，使他們的學術研究帶有通觀古今中外的時代感。中國近代學術體系的確立，一方面是直接受西方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日本式解讀來認識西洋的思想及其方法論。當時，國內創辦日文學校，留學日本蔚然成風；革命志士、文化名人一邊在日本展開政治、學術活動，一邊體會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社會變遷和新文化思想的創建。通過這些體驗，許多學者從不同的層次借鑒日本的經驗和方法來理解西方文明，重新審視本國的社會及文化。王國維、羅振玉在治學之路上，同樣也是從日本人的西洋認識和漢學研究中得到諸多啟示，並通過彼此的學術互動來深化國學研究。王國維一貫強調學術研究的普遍意義及相互聯繫，主張新型的學術思想應該是民族性與國際性的緊密結合。他以國學作為治學之始，然後融入西學的思想和方法，最後成為國學的集大成者。羅振玉最初在西學東漸思潮的影響下，積極介紹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及教育理念，注重與國外的學術交流，最終也在考古學等領域有所建樹。他雖然沒有王國維那樣的學術視野，未能系統地將西學引入自己的學術研究，但在中外學術交流以及國學研究方面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上述表明，羅振玉在中國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其治學經歷及其卓越的學術成就，既是「羅王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產物，它受啟于海外學術，是中國近現代學者與國際漢學家互動的結果，反映了中國傳統學術現代化的一段不容忽視的歷史。注釋：①羅繼祖撰、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永豐鄉人行年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頁。②詳見嚴紹K3T308.jpg：《日本中國學史》第7章第2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③羅振玉：《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第1冊，台北：台灣大通書局，1986年，第76-83頁。④參見[日]富田升：《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傳與鑒賞》，趙秀敏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9-251頁。⑤參見[日]林泰輔：《清國河南湯陰發現之龜甲獸骨》，《史學雜誌》第20卷第8-10期，1909年8-10月。⑥參見何寅、許光華：《國外漢學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3-325頁。⑦蕭艾箋：《王國維詩詞箋校》，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39頁。⑧羅振玉撰、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甲·筆記彙刊》，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5-136頁。⑨蕭艾箋校：《王國維詩詞箋校》，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頁。⑩參見[日]富田升：《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傳與鑒賞》，趙秀敏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4頁。(11)參見何寅、許光華：《國外漢學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04-605頁。(12)參見羅振玉撰、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甲·筆記彙刊》，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3頁。(13)參見羅振玉撰、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乙·圖籍序跋》，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05-506頁。(14)[日]松本信廣：《在巴黎的內藤先生》，載《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月報》，東京：築摩書房，1969年。(15)參見《內藤湖南全集》第1卷《近世文學史論》附錄，東京：築摩書房，1969年。(16)詳見嚴紹K3T308.jpg：《日本中國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章第2節。(17)參見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59-67頁。(18)羅振玉撰、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甲·筆記彙刊》，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8頁。(19)參見李慶：《日本漢學史》1，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15-530頁。(20)參見羅振玉撰、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乙·圖籍序跋》，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3、41、48頁。(21)參見李慶：《日本漢學史》2，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20-324頁。(22)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26、433頁。(23)參見羅振玉撰、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乙·圖籍序跋》，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18頁。(24)傅斯年：《論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7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