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周刊2017年度人物：打破沉默者

原文標題：The Silence Breaker

譯文標題：打破沉默者

原刊媒體：時代周刊

作者：Stephanie Zacharek, Eliana Dockterman and Haley Sweetland Edwards

原文鏈接：http://time.com/time-person-of-the-year-2017-silence-breakers/?xid=homepage

電影明星本應與你我之輩有天壤之別。他們身材苗條、光彩四射、鎮靜自若。他們穿著我們永遠也買不起的衣裳，住在我們只在夢中才能見到的房子里。但事實是——從個人和令人不忍卒視的角度來看——電影明星其實跟你我一樣。

1997年，正當艾什莉·賈德的事業開始騰飛之際，她被邀請到比佛利山酒店與米拉麥克斯老闆哈維·溫斯坦參加一個會議。溫斯坦試圖強迫她上床，遭到冒犯的賈德極為震驚，她逃脫了。但是之後，她並沒有對這件大部分女人都會閉口不談的羞恥事件保持沉默，而是將其廣為傳播。

賈德在接受《時代周刊》採訪時說：「事情發生之後，我立即告訴了別人。實際上，1997年的那一天，我離開半島酒店的房間，直接來到酒店大堂。我父親在那裡等我，因為他恰好從肯塔基來到洛杉磯，本想到片場去見我。他看到我的臉就知道出事情了，用他的話說，我遇到了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告訴了他，還告訴了其他所有人。」

她記得，一位編劇朋友曾經告訴她，溫斯坦的行為是公開的秘密，多年來在好萊塢盡人皆知。人們當然可以互相提醒來保護自己和他人，但是似乎沒有辦法阻止他。賈德說：「難道我們要等待一個電影中的正義檢察官降臨嗎？對這麼事情，我們投訴無門。」

之後，當賈德在10月份作為第一位影星在《紐約時報》上指證溫斯坦的行為時，全世界都在聆聽。（溫斯坦說他「一根指頭也沒有碰」賈德，他否認了其他原告所提出的強迫性行為指控。）

如果連電影明星都投訴無門，我們還有什麼希望？一個遭到同事騷擾的門衛不得不忍辱含屈，因為要保護這份工作來撫養孩子，她有什麼希望？一個在多次表明態度後依然不得不躲開上級的行政助理有什麼希望？一個每天負責更換毛巾、打掃廁所的酒店服務員永遠不知道哪一天她會被客人逼到房間的角落，她有什麼希望？

就像貝蒂·弗里丹在50多年前發現戰後的妻子和家庭工作者中存在的壓抑、沮喪等不安情緒，也就是所謂的「無名的問題」，這種現象蘊含著非常真實和強大的不安定因素。但現實中並沒有一個領導者，也沒有統一的口號的教條。主題#MeToo，以及後來演化出的#BalanceTonPorc,、#YoTambien、#Ana_kaman等主題為那些敢於把自己的故事曝光於眾的人提供了一個團結的保護傘，但這只是冰山的一角。

這樣的思考似乎是在一夜間出現的，但它實際上已經醞釀了多年、幾十年、幾個世紀。女性每天都要面對那些跨越紅線的老闆和同事，這些人甚至不知道有紅線這回事。她們對遭到報復、排斥心懷恐懼，唯恐失去寶貴的工作機會。她們學會了忍辱負重，慢慢習慣了面對肆意剝奪他們權利的男人。這些打破沉默著發動了一次說不的革命，他們在過去兩個月里所集結起的力量造成了顯著的、令人震驚的效果。幾乎每一天都有首席執行官被開除、巨賈被推下神壇、偶像顏面掃地。在某些情況下，還出現了罪行的指控。

在賈德、羅絲·麥高恩和其他發起譴責的知名人士感召下，各地女性都開始講述她們曾經經歷過的那些不適宜、令人噁心，甚至是違法的行為。在多項性騷擾指控把前《每日秀》主持人馬特·勞厄爾這樣的魅力男擊倒之後，那些哭訴無門的女人終於看到了一扇敞開的大門。一旦某個影星說#MeToo，人們自然而然地聯想到發帖人一定已經忍受了多年。

打破沉默的女人和男人來自各個種族、各個收入階層、各個職業和地球的各個位置。他們或許是加利福尼亞農田中的勞工，也可能坐在紐約豪華酒店的前台後面，還可能在歐盟議會中有一席之地。他們所參加的這項運動沒有正式的名稱，但是現在他們有了一致的聲音。

二

舊金山教會區，在一間沒有窗戶的二層攝影棚里，一群來自各地的女人們首次見面了。穿著高跟鞋的賈德與伊莎貝爾·帕斯卡握手，後者是來自墨西哥的草莓採摘員，她要求使用化名以保護她的家人。她的旁邊是前優步工程師蘇珊···福勒，她已經懷有8個月身孕，正在與薩克拉門托企業說客艾達瑪·埃烏輕聲交談。最後一個人是來自得克薩斯的年輕醫院護工，她也是性騷擾行為的受害者，但是要求保持匿名。她說，這是為了表示一種團結，同時代表那些不能說出自己受害經歷的其他人。

粗看之下，這些女人幾乎沒有共同之處。她們的年齡、家庭、信仰和種族千差萬別。他們的收入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語，埃烏每個月付出的房租比帕斯卡兩個月的收入還要多。

但是在11月的那個早晨，她們之間的差異遠遠比不上她們的共同之處——一個共同的經歷。在6個星期的時間裡，《時代周刊》採訪了數十人，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所有人都鼓起勇氣，說出了他們在職場所遭受到的性騷擾。每個人的故事都是那麼的怪異、可怕。

幾乎在每一起事件中，她們不但講述了那些粗鄙的騷擾行為——成年累月的挑逗性語言、強吻、咸豬手，還伴隨著這些事件所造成的情緒和精神後果。幾乎每個人都糾結於一種羞恥感，她有暗示默許嗎？她能不能躲開這些性騷擾？自己是不是在大驚小怪？

「我在想，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我為什麼不反抗？」那位匿名的醫院護工說，她害怕自己的故事在社區傳播開會影響家人的生活。「我不停地想，我做了什麼，我說了什麼，我是不是讓自己看起來可以接受這樣的行為？」她繼續說，這都是無用、有害的想法，但是你就是不停地在想。她依然記得那一天她穿的裙子，甚至還能感覺到騷擾者滾燙的手接觸她的身體。

《時代周刊》採訪過的幾乎所有人，都對於如果他們說出事實真相，會給他們個人、家庭和工作帶來的影響心懷恐懼。

對於有些人，這種恐懼來源於暴力威脅。當騷擾者在帕斯卡家附近出沒時，她感到害怕和孤獨，無力阻止。騷擾者曾經警告她，如果她告訴任何人，他就會報復她和她的孩子。

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移民、有色人種、殘疾人、低收入者和LGBTQ（譯者註：女同、男同、雙性戀、跨性別者、對性別疑惑者）——講述了他們的為難之處。如果他們把自己的遭遇說出來，會不會被開除？他們居住的社區會不會與他們反目成仇？人身安全會不會收到威脅？全國跨性別平等研究中心在201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47％的跨性別者曾經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遭到性騷擾。

胡安娜·梅萊拉幾十年來在一家酒店做服務員，她說她和其他服務員都不敢抱怨她們遇到的事情，包括客人暴露身體，或者當著她們的面手淫，因為害怕失去她們維持家庭生活的微薄薪水。梅萊拉記得，在一次打掃房間時，她「感覺到有人在看著她」。回過頭去，她看到一個男人站在門口的清潔車旁邊，下體直立。她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喊叫，把他嚇跑了，然後立即鎖上了門。「感謝上帝，那一次沒再發生別的事情。」

酒店的客人來來往往，但是有些員工不得不與騷擾者長期相處。克里斯托·華盛頓在得到皇冠酒店接待員的工作時非常高興，那是一個多層酒店，這份工作對所有人都有無上的吸引力，因為那裡的顧客都是有錢人。她說：「走進酒店，你會屏住呼吸。」

但是之後，她說，一位同事開始用粗俗的語言跟她講話，比如「我知道你昨晚做愛了」，還對她動手動腳，甚至有一次還被攝像探頭拍到。她的律師說，但是經理對此不聞不問。

華盛頓和其他6名女員工提起了一項集體訴訟，指控酒店的性騷擾行為。但是她不能失去這份工作，她說她每天都強迫自己起床，去面對她所指控的人。「在那裡工作是每一個人的夢想，但是之後你會發現，那只是一場噩夢。」（酒店的母公司費爾蒙酒店及度假村集團在發給《時代周刊》的一份聲明中說，，已經採取行動糾正性騷擾現象。）

其他女人和塞爾瑪·布萊爾一樣，都遭受過極度的威脅。布萊爾說，1999年她來到一家酒店的餐廳與獨立電影導演詹姆斯·托貝克見面，托貝克讓她到樓上的房間里。在那裡，托貝克告訴她要學得更加順從，然後讓她脫掉衣服。她脫掉了上衣，然後他讓她擺出性交的姿勢。遭到拒絕後，他堵住門口，強迫她看自己對著她的大腿手淫。之後，她記得他說，如果她膽敢說出去，就用鋼筆把她的眼球挖出來，還把她丟進哈德森河。

布萊爾說托貝克用這件事要挾了她幾十年。她在接受《時代周刊》採訪時說：「我曾經聽說他誹謗我，說我做那些下流的事情，我更怕他了。幾乎20年的時間裡，我真的怕他會殺了我。」（托貝克否認這些指控，說他從未遇到過這些人，根本不記得這些事。）

接受採訪的很多人還提到了另外一種恐懼心理，雖然不那麼真實，但的確是阻礙他們把事情曝光的原因。如果你把事情說出去，這件事情就代表了你這個人。「蘇珊···福勒，著名的性騷擾受害者。」蘇珊的博客最終導致優步CEO特拉維斯·卡蘭尼克辭職，還讓這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初創公司開除了20名員工。「沒人願意當出頭鳥。」林賽·雷諾茲說，她和其他幾位女性揭露了明星廚師約翰·貝什名下餐飲集團中長期存在的性騷擾現象。（貝什集團聲稱正在實施新的政策來營造相互尊重的文化。貝什對於「無法接受的行為」和「道德敗壞」現象表示道歉，並且已經辭職。）

說客埃烏說，當她在幾位同事面前遭到咸豬手侵害的時候，也想到了同樣的問題。令她震驚的是，竟然沒有一位男同事站出來幫助她。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她在一封公開信上徵集到147位女性的簽名，曝光加利福尼亞州政府中存在的性騷擾行為。當她把自己的計劃告訴其他人時，他們普遍表示擔憂，人們提醒她：「你真要這麼做嗎？想想安妮塔·希爾。（譯者註：1991年，俄克拉何馬州大學的法律教授安妮塔·希爾在國會聽證會上出面指控當時剛被布希總統提名擔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克萊倫斯·托馬斯對其性騷擾，導致後者差點失去擔任大法官的機會。）

泰勒·斯威夫特說，騷擾者所造成的後果卻讓她感到難過。她舉報丹佛廣播電台唱片騎師戴維·穆勒，說他把手伸到她的裙子里撫摸臀部。穆勒被開除了。他起訴斯威夫特，要求賠償數百萬美元彌補他的損失。她反訴，要求賠償象徵性的一美元，並在8月份出庭作證。穆勒的律師在證人席上問她，穆勒被開除她是否感到難過。

她對律師說：「你和你的委託人別想讓我感覺這是我的過錯。他生活中的不幸不能讓我受到譴責，那是他自作自受，與我無關。」（穆勒說他會上訴。）

斯威夫特在接受《時代周刊》採訪時說，她站在證人席上的那一刻讓她無比憤慨。「我想，如果他能厚顏無恥到在公共場合騷擾我的程度，那麼如果面對一個軟弱的年輕歌手，他還會做出什麼？」就像聚集在舊金山空曠攝影棚里的5個女人，就像無數個勇敢站出來講述自己遭受騷擾的女人，她再也不害怕了。不論是演員、作家、記者，還是洗碗工、水果小販，他們都受夠了。羞恥變成了憤慨，恐懼變成了怒火。

就是這種感情的釋放，讓#MeToo主題變成了一聲高呼。這個短語最早出現在十年前，社會活動人士塔拉納·伯克用它讓遭受性騷擾和襲擊的年輕倖存者團結起來。演員艾莉莎·米蘭諾的一個朋友讓她看到了這句話，米蘭諾異想天開地在10月15日發布了一篇推文：「如果你曾經遭遇過性騷擾或性攻擊，請用me too主題來回復。」之後她就去睡覺了。第二天早晨，她發現有3萬多人使用#MeToo主題回復。米蘭諾泣不成聲。

起初，回復的人大部分都是媒體和娛樂業人士，但這個主題很快傳播開來。「我們必須要關注來自不同階層、不同種族和不同性別的人。」伯克說，她通過簡訊息與米蘭諾結成了友誼。11月，加利福尼亞農民走上好萊塢街頭——帕斯卡就是其中之一——聲援電影明星。

女人們不再孤立無援了。福勒說：「為了正義挺身而出真的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她已經習慣了自己被貼上告發者的標籤：「這是一個榮譽勳章。」

三

在一些高大上的企業里，有關性騷擾的討論都訴諸於委婉的詞語。「騷擾」變成了「不恰當的行為」，「襲擊」變成了「失檢」，「強姦」變成了「虐待」。我們已經習慣了這些軟綿綿的詞語，它們讓受害者痛苦的經歷變成了大驚小怪。這就是為什麼《走進好萊塢》的錄音在2016年10月份出現在公眾面前時所造成的震動。那個即將成為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的男人，在2005年所使用的語言，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都是粗鄙的。他並沒有說他「挑逗」女人，而是說他「向一條母狗那樣擺弄她」。他並沒有說他「愛撫」女人，而是吹噓他能「一手抓住她們的陰部」。

唐納德·特朗普說出這樣的話依然能當選總統，這就是在他就職第二天女性遊行日參與者心中的憤怒。女性抗議者對這句粗鄙的語言無法釋懷，她們的抗議活動大幅縮減了特朗普就職觀眾的規模。西北大學社會學教授阿爾頓·莫里斯說：「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有明顯的觸發因素，這件事情的起因是哈維·溫斯坦，在他之前是特朗普。」

NBC新聞節目主持人梅根·凱利在10月份說，他曾經向福克斯新聞高管投訴比爾·奧雷利虐待女性的行為，她也是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發泄怒氣的對象，甚至幾乎把大選的政治色彩變成了人身攻擊。凱利說：「如果希拉里·柯林頓獲勝，我完全沒有信心怎麼才能度過這一切，因為我覺得特朗普總統的選舉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都是女權主義的失敗。」她還提到，並非所有參加遊行的女性都是柯林頓的支持者，「但所有人的感覺都是我們並不重要。」

所以，2017年初開始的首都大遊行——女人戴著「貓咪帽子」上街表達她們的團結和憤怒——也就不足為奇了。值得注意的是遊行的規模，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之一，所有50個州和其它50多個國家同時爆發了遊行活動。

《學徒》節目的一位參賽者薩默·查沃斯，是20多名指控總統性騷擾的女性之一。在總統就職幾天之後，她提起了一項誹謗訴訟，因為特朗普拒絕接受她的指控，說她是騙子。紐約一家法院很快將會裁決，在職總統是否可以免於民事訴訟。無論最終裁決結果如何，這起訴訟無疑是火上澆油。

到了二月份，這場運動波及到億萬富翁的夢工廠——矽谷。福勒爆出她在優步作為工程師所度過的「怪異的一年」。福勒說：「我感到無力，似乎沒有人關心我的事情，因為白宮裡就坐著一個堂而皇之的騷擾者。我必須要採取行動。」

兩個月之後，福克斯新聞拋棄了奧雷利。據媒體報道，奧雷利和福克斯新聞支付了4500萬美元與聲稱遭到騷擾的女性和解。心理學家溫蒂·沃什是最早說出與這位明星主持人之間過節的女性之一，但是她最初不願意公開指證。她說：「我擔心我的孩子，害怕遭到報復，我知道男人一發怒都會做出什麼事。」最終她公開了自己的姓名。沃什說：「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作為一名母親，作為對全體女性、對所有保持沉默的女性的一種關愛，我要變得勇敢。」

奧雷利否認了所有性騷擾的指控，但是他的倒台僅僅是媒體和娛樂界反思的開始。6月份，比爾·考斯比出庭受審，罪名是下藥性騷擾一名叫做安德莉亞·康斯坦德的女人，她是將近50名聲稱在過去幾十年里遭到考斯比性騷擾的女性之一。儘管這起案件被宣布為無效審判——原計劃在4月份重審——但這件事情標誌著一種文化風氣的轉變。人們願意讓那些深受喜愛、有權有勢的男人為自己過去的錯誤行為負責。

羅徹斯特大學的投訴暴露了學術界性騷擾的現狀。市值40億美元的美國校園網貸平台SoFi首席執行官，在遭到性騷擾起訴後辭職。之後，10月初，大壩終於坍塌了。

10月5日，《紐約時報》發表了第一篇曝光溫斯坦一系列性騷擾的文章，他是好萊塢最有權勢的人之一，也是民主黨政客最大的金主。緊接著，《紐約客》的調查發現了更多指控溫斯坦的人，同時揭露了他的累累罪行。溫斯坦拒絕了所有的指控，但是似乎他在一夜之間失去了所有的影響力。業界大佬拒絕為他辯護，以往對他趨之若鶩的政客們把他拒之門外，他的公司把他開除出董事會。

幾天時間裡，著名藝術出版社亞馬遜工作室的負責人，以及金融服務公司富達的員工都因性騷擾的指控而丟掉了工作。到了月底，被指控的名單已經包括了前《時代周刊》僱員、政治分析家馬克·霍爾珀林、文學評論家裡昂·維瑟提爾，及多名政客和記者。奧斯卡獲獎者凱文·史派西也被從一整部新影片中除名。

人們對於溫斯坦被指控的看法，改變了他們對待挺身而出的女性的態度。《時代周刊》在11月28日到30日對美國成年人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溫斯坦被指控之後，82％的受訪者說女人在遭到性騷擾之後會說出事實真相。同時，85％的受訪者說他們相信女人描述性騷擾事件的真實性。

這場運動的影響力很快席捲全球。英國國防大臣邁克爾·法倫從內閣辭職，因為記者簡·梅里克說他在2003年曾經把她「撲倒」，當時她還是一名29歲的記者。在法國，女人走上街頭，高呼「Me too」和「Balance ton porc」，意思就是「露出你的豬」——法國記者桑德拉·穆勒發起的一個主題。在#MeToo出題出現後一個星期，不同版本的類似主題出現在85個國家，從印度（反對性騷擾和性暴力在近年來一直是這個國家的熱點話題）到中東和亞洲。

歐盟議會德國代表泰瑞·雷恩克在10月25日發表的一次講話中，談到了她經歷的性騷擾：「突然之間，兒時的朋友以及我在不同場合結識的、從來不稱自己為女權主義者的朋友，都開始分享她們的故事。」

11月，聚光燈又照到了美國政壇。一位名叫蕾·考夫曼的女人向《華盛頓郵報》爆料，說阿拉巴馬州共和党參議院候選人羅伊·摩爾曾經對她性虐待，當時她只有14歲，摩爾32歲，是助理檢察官。另外9名女性站出來講述了與羅伊·摩爾的遭遇，其中若干人說她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被摩爾追求。摩爾說這些指控是「謊言」和「惡意的」。他在11月末說：「明確地說，我根本不認識這些女人，也沒有與其中任何人發生過不當性關係。」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電台主持人莉亞恩·特維登說，明尼蘇達州民主党參議員阿爾·弗蘭肯在2006年的一次美國勞軍聯合組織活動中對她伸出咸豬手。還有幾個女人也站出來說他們也與弗蘭肯有同樣的遭遇，於是他被召集到參議院道德委員會去調查自己的行為。12月5日，密歇根州民主黨代表約翰·康耶爾斯辭職，原因是有多人指控他對下屬女員工性騷擾。他說這些指控「不準確、不真實」。

得克薩斯州共和黨代表布雷克·法倫候也發現自己被置於瞄準鏡中，有媒體報道，他在2014年用納稅人的8.4萬美元作為與前助手性騷擾案件的和解費用。法倫候說他沒有做錯任何事，並承諾會償還和解費用。

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受到了指控，但是到目前為止，其造成的影響並不大，畢竟這些事情都經過了黨內各種流程的過濾。在政界，所謂的不良行為似乎不取決於你的具體行為，而是取決於黨派是否給予支持。90年代，女權主義者為比爾·柯林頓站腳助威，而並不支持萊溫斯基。當然，很多人在後來表示後悔，因為全國性的大討論讓人們重新審視對前總統的指控。儘管有人指控摩爾，但特朗普總統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都對他表示支持。

《時代周刊》的調查結果顯示了兩黨對於性騷擾的不同態度，共和黨人更加傾向於原諒黨內人士性生活方面的錯誤行為。儘管大多數共和黨和民主黨人都認為，一名被控性騷擾的民主黨眾議員應該辭職（分別是71％和74％），但如果被控性騷擾的人來自共和黨，只有54％的共和黨人認為應該辭職（民主黨人的比例是82％）。

隨著下一個大選周期的臨近，美國人發現他們必須在一個痛苦的心緒中比較若干個醜惡行為。一隻被攝像頭捕捉到的咸豬手，與若干年前被報道的性攻擊比較起來，哪一個更不值得信任？如果犯罪者參與執政，我們應該原諒什麼？忽略什麼？否認什麼？

四

老闆圍著辦公桌追女秘書，這樣的喜劇畫面出現在雜耍表演和黃金時間的電視節目中，還是不久之前的事情。甚至「性騷擾」這個詞也是在40年前才出現，康奈爾大學的一群女性在1975年首次使用這個詞。作為大學的一名僱員，卡米塔·伍德在辭職後要求得到離職補償，因為一名主管觸摸了她的身體。大學駁回了她的申請，認為她的離開是出於「個人原因」。

伍德與來自大學人事項目組的一些活動者成立了一個組織「職場女性聯合會」，她們主辦了一場聚會，邀請來自各行各業的女性——收發室員工、服務員、工廠工人、行政助理——講述她們遭到性騷擾的經歷。

這基本上就是當今網路曝光的原型，鼓勵女人團結起來，讓她們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但即使公眾對於性騷擾問題越來越重視，法律和政策層面的保護基本上還是沒有。在70年代，大部分企業和機構沒有與性騷擾相關的政策，即使最嚴重的抱怨也往往被忽略。

1980年，作為把民權法案貫徹到工作場所的聯邦機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發布了一系列規定，宣布性騷擾違反民權法案第7節的內容。這是一個勝利，但還有缺陷：儘管性騷擾被明確定義為非法，人們依然很難聲張自己的權力，部分原因在於無法確定究竟什麼行為屬於性騷擾。老闆和下屬之間，非法的性騷擾與煩人的互動之間的界限在哪裡？什麼情況下老闆是個混球，而不算一個罪犯？民權法案沒有給予明確的法律定義，因此對於性騷擾的解讀在過去37年里由法官和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緩慢推進。

1991年，安妮塔·希爾在參議院委員會確認克萊倫斯·托馬斯被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聽證會上發表證詞，指控他的性騷擾行為，引起了全國關注。但是，她說：「人們的關注並不是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問題，而是其對政治的影響。」

即使在現在，構成性騷擾的要素依然很模糊。近期的一些案例明顯越過了紅線，比如一個老闆在下屬面前暴露下體，或者讓他的調查員坐在腿上。但是其它行為有些模稜兩可。在什麼情況下你在可以打聽同事的婚姻狀況？邀請別人出去喝一杯算不算過分？

費城律師事務所杜安莫里斯的合伙人喬納森·西格爾專門負責職場培訓，他說他最近在男人之間的對話中感到了這種困惑。他說：「有人說：『我現在都不知道是否可以告訴對方你看起來很漂亮，也不知道能不能擁抱對方。和別人共處一室好像也不合適。』」

這種不確定性有一定的副作用。儘管每個人都想要挖出強姦犯和性騷擾慣犯，但我們的網子會不會撒得太遠？如果一個人只是講了一個黃色笑話，結果被與向下屬伸出咸豬手的老闆歸為一類，這樣合理嗎？我們都不贊成這樣的行為，但顯然兩者不能畫等號。

企業也在積極地未雨綢繆。大部分美國公司現在都已經具備了相對完備的政策來防止性騷擾，很多企業還開展了反性騷擾培訓，並聲稱「職場零容忍」。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在2016年的一份報告中說，願意保護「職業大拿」——也就是頂尖職業天才，比如卡蘭尼克、溫斯坦和奧雷利——的公司，都被歸入「C類」，也就是公司董事會傾向於無視性騷擾事件。如果公司的制度沒有得到尊重，那麼多好的政策也沒有意義。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的執行主席維多利亞·李普尼克說：「反性騷擾培訓就變成了《辦公室》一集中的樣子。」

某些時候，性騷擾培訓似乎產生了一些反作用。內布拉斯加大學奧馬哈分校心理學助理教授麗莎·史瑞爾，在2010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中發現，儘管培訓讓人們更加了解構成性騷擾的因素，但同時破壞了職場的文化。她說：「令人苦惱的是，參加過培訓的男性都產生了一種逆反心理。他們說，相比於沒有參加過培訓的男性，他們更不願意上報職場中的性騷擾現象。」

僱主也對可能出現的指控和訴訟擔驚受怕。全美互惠保險公司的數據顯示，從2016年到2017年，員工行為責任險的銷量增長了15％。艾德維森數據分析公司表示，員工行為責任險目前的價格比2011年上漲了30％，說明越來越多的公司發生了理賠。

一些害怕疏遠女員工和女顧客，害怕招致負面報道的公司，最先做出了反應。比如，優步的名聲是蔑視傳統行事規則，它曾經是小型初創企業的一座燈塔。福勒說，現在，沒有人願意說他們的企業是「下一個優步」了。「出現了一種趨勢，『我們不打算破壞任何規範，我們要為顧客和員工提供公平、良好的服務。』這算是一個開始。」

國家和地方政府也在採取一些切實的措施。10月，芝加哥市參議會通過一項法令，要求所有酒店為單獨在房間中工作的員工配備警報器。在斯普林菲爾德，立法機關要求立即調查所有積累在案的性騷擾投訴案件。在亞利桑那州，尚未立案的投訴可以不遵守保密協定，這樣受害者就可以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經歷。

在聯邦層面，眾議院和參議院都通過了新條例，要求國會所有成員都必須參加性騷擾培訓。有幾名參議員已經準備了提案，試圖取消所謂的「強制裁決條款」——出現在員工勞動合同中的法律術語，禁止員工以任何理由起訴其他員工，包括性騷擾。目前，美國有6000萬人受這個條款的約束。

五

在這場革命中，我們依然處於原始階段，很多細微之處都被掩蓋了。儘管憤怒可以引發一場革命，但這種原始和粗狂無法帶來社會進步所需要的那些精細的規劃。法律管轄範圍之外的私人談話，是關鍵所在。

社會道德在進化，任何一種可以接受性騷擾的文化，都是久遠之前的事情了。但是我們在劃定新的邊界時——無論對女性還是男性，有很多需要考慮的因素。我們有能力、有意願打擊犯罪、遏制那些不恰當、具有破壞性的行為。

至少我們已經把一個正確的問題擺到桌面上了。雖有事後諸葛亮之嫌，但仍為亡羊補牢之舉：「我們勇敢說出，又會如何？」梅根·凱利說：「如果我們不自怨自艾，而是用我們最高的聲音說出事實真相，是不是會更好？是不是會改變現狀？」凱利承認，這聽起來更像是一種承諾，而不是一個斷言。但是至少在目前，全世界都在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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