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是對人生的系統反思

文 / 馮友蘭

摘自《中國哲學簡史》

在前一章里我曾說，哲學是對人生的系統反思。人在思想時，總不免受到生活環境的制約，處於某種環境之中，他對生活就有某種感受，在他的哲學思想里就不免有些地方予以強調，而另一些地方又受到忽略，這些就構成了他的哲學思想特色。

這種情況就個人來是如此，就一個民族來說，也是如此。在這一章里，我講對中國的地理環境和經濟環境略作分析，可以幫助我們對中國文化何以有某些特點，有一個一般的了解，具體到中國哲學何以有某些特點，也是一樣。

中華民族的地理環境

在《論語》里，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雍也》第二十一章）讀孔子的這段話，使我想到古代中國人和古代希臘人思想不同的由來。

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世界就是他們生活的這片土地。在中文裡，有兩個詞語常常被用來表達「世界」，一個是「普天之下」，一個是「四海之內」。住在海洋國家的人民，如希臘人，會不明白，居住在「四海之內」（比如說，住在克里特島上），怎麼就是住在「普天之下」。而在中文裡，它就是如此，而且是有理由的。

從孔子的時代直到十九世紀末，中國的思想家們從來沒有到海上冒險的經歷。在現代人看來，孔子和孟子所住的地方都離海不遠。但是在《論語》里，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公治長》第六章）仲由即子路，在孔子的學生中，以勇敢著名。據說，仲由聽到孔子的這句話，非常高興。孔子卻沒有因仲由的過分熱心而高興，他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意思說，仲由雖然勇敢，可惜不能裁度事理。同上）

孟子提到海的話也同樣簡短。他說：「觀于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盡心章句上》）孔子只想泛舟浮於海，孟子也只是望海驚嘆，並不比孔子好多少。對於之下，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出生在海洋國家，漫遊列島，又是多麼不同啊！

中華民族的經濟背景

古代中國和古代希臘的哲學家們不僅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之中，還生活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之中。中國是個大陸國家，中華民族歷來依靠農業來維持生存。直到今日，中國的農業人口還在全體人口中佔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在一個農業國家裡，財富的首要基礎是土地。因此，在中國歷史上，一切社會、經濟思想以至政府的政策措施都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為中心。

在一個農業國家裡，無論和平時期或戰爭時期，農業都同樣重要。中國歷史上，公元前四八〇至前二二二年是戰國時期——和今日世界在很多方面都頗為相似。當時中國分裂為許多封建的小王國。每個小國都把「耕戰之術」作為國家的要務。最後，「七雄」中的秦國，在經濟和軍事上都佔優勢，得以戰勝其他六國，從而使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政治統一。

中國哲學家們的社會經濟思想都強調要區分「本」和「末」，農業生產被認為是立國之本，而商業則被看為是立國之末，因為經濟生產主要靠農業，而商業只關係到產品的交換。商品的交換終究要以生產為前提，在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裡，農產品是主要的產品，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各種社會、經濟的理論和政策都重農輕商。

在一個重農輕商的國家裡，商人自不免受到輕視。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裡，把民眾按行業分為士、農、工、商四等，士通常是來自地主階級，農就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這兩種行業受到社會的尊重，任何人出身於「耕讀世家」，往往引以為傲。

讀書人通常並不親自耕地，但他們一般出身於地主家庭，家庭的興衰和農業生產的好壞直接聯繫在一起：農業收成好，他們受益；農業收成壞，他們也受連累。因此，他們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都主要反映了農民的思想。再加上他們受過教育，使他們得以表達農民自己沒法表達的思想，這種表達在中國就採取了哲學、文學和藝術的形式。

《上農》——農業的價值

著於公元前三世紀的《呂氏春秋》書中，輯有各家哲學撮要，有一篇名為《上農》，其中比較農民的生活方式和商人的生活方式，認為農民像嬰兒那樣單純樸實，慣於順服長上，比較不自私，他們的物質財產複雜多樣、難於移動，因此，國家遭難時，農民不會棄之不顧；商人則自私奸詐，計謀多、不順服，他們的財產簡單、易於轉移，因此國家有難時，商人往往自己逃跑，不顧國家。這一篇認為，把農業和商業相比，不僅農業對國家更重要，而且農民的生活方式也比商人的生活方式高尚。這就是為什麼要以農業為上。（見《呂氏春秋》第二十六篇第三章）這一篇的作者看出：人的生活方式受經濟背景的制約，而他以農業為上的思想又顯示那個時代的經濟背景對他的思想制約。

從《呂氏春秋》的觀察中，反映出中國哲學裡道家和儒家關於社會、經濟兩派思想的根源。這兩派思想主張如同兩極那樣背反，但它們又像同一個軸的兩極，兩個方向都同樣反映了農民的思想。

「反者道之動」

在比較儒道兩家的不同思想之前，讓我們先看一下兩家共同的一種理論思想，就是都注意到，無論在自然和人生的領域裡，任何事物發展到極端，就有一種趨向，朝反方向的另一極端移動。借用黑格爾的哲學術語，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對它自己的否定。這是老子哲學思想的一個主題，也是儒家闡發《易經》時的一個主題。它無疑受到太陽、月亮運行和四季嬗替的啟發。對農民來說，注意這些自然變化是農業生產的必需。在「易傳」中說：「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繫辭下》）又說：「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彖傳下·豐》）「易傳」中稱這樣的運動為「復」，《彖傳上·復》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在《老子》第四十章，我們也讀到類似的話，說：「反者道之動。」

這個理論對中華民族有巨大的影響，幫助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中克服了無數的困難。中國人深信這個理論，因此經常提醒自己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即使處於極端困難之中，也不失望。在剛結束不久的抗日戰爭中，這種希望成為中國民眾的心理武器，即使處於最黑暗的時期，還深信：「黎明即將到來。」正是由這種信仰形成的意志幫助中國人民度過了這場戰爭。

這個理論還對儒家和道家都主張的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論據。「不為已甚」、「毋太過」成為儒道兩家共同的格言。「過猶不及」，但處事寧願不及，也不要過甚，因為行事過分，就將適得其反。

對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和儒家不同，因為他們是對農民生活中的不同方面加以理論化。農民生活簡單，思想純真。道家從這一點出發，譴責文明，鼓吹返璞歸真；把兒童的天真爛漫理想化，鄙視知識。《老子》第八十章說：「小國寡民……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不是對農民社會的田園式頌歌嗎？

農民時刻和自然打交道，他們愛慕自然。道家把這種愛慕發揮的淋漓盡致，同時把屬於自然和屬於人的東西嚴格區分：一個是自然的，另一個是人的。自然令人快樂，人為給人痛苦。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子評論道家 「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道家的這種思想最後發展到主張「天人合一」，即人與自然，與宇宙合一。

家族制度

農民靠土地生活，而土地是無法挪動的。地主階級出身的讀書人也無法離開土地。一個人若沒有特殊的才能，他無法離開祖輩生活的這片土地，他的子孫也自由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這就是說，同一個家庭的後代，由於經濟的原因，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由此發展起中國的家族制度，他的複雜性和組織性是世界少有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這種家族制度的理性化。

中國的社會制度便是家族制度。傳統中國把社會關係歸納成五種，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在這五種社會關係中，三種是家庭關係，另兩種雖不是家庭關係，卻也可以看作是家庭關係的延伸。譬如君臣關係，被看成是父子關係，朋友則被看成兄弟關係。這還只是主要的家庭關係，此外還有許多。在中國最古老的辭書－－著於公元前的《爾雅》一書中，有關家庭各種關係的名稱有一百多種，其中多數在英語中沒有與之相當的詞語。

中國的祖先崇拜也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世代居住在一個地方的一族人，他們追溯首先在這地方定居的祖先，敬拜他。祖先成為家族的共同象徵，作為一個巨大複雜的組織，這樣一個象徵是必不可少的。

儒家思想中的一大部分是這種社會制度的理性論證，也就是它的理論表現。經濟環境成為這種社會制度的基礎，儒家思想反映了它的倫理價值。由於這種社會制度是一定經濟條件的產物，因此，對中華民族來說，這個社會制度和它的理論表現都是自然而然的。正是因此，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正統的哲學，一直保持到近代歐洲和北美工業化的潮流侵入中國，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為止。

入世和出世

儒家思想不僅是中國的社會哲學，也是中國人的人生哲學。儒家思想強調個人的社會責任，道家則強調人內心自然自動的秉性。《莊子》書中說：儒家遊方之內，道家遊方之外。方，就是指社會。公元三、四世紀（魏晉）間，道家思想再次興起。當時人認為，孔子重「名教」（把各種社會關係規範化），老莊貴「自然」（順應事物和人的本性）。中國哲學中的這種思潮，大體類似於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種思潮。試讀杜甫和李白兩人的詩，這兩位偉大的詩人都生活於八世紀，從他們的詩里卻不難分辨出中國思想兩大流派——儒家和道家——對兩人的不同思想影響。

儒家「遊方之內」，顯得比道家入世；道家「遊方之外」，顯得比儒家出世。這兩種思想看來相反，其實卻是相反相成，使中國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間，得以較好地取得平衡。

在三、四世紀間，有一批道家試圖使道家思想靠近儒家思想，後世稱他們為「新道家」；在十一、十二世紀間（宋朝），也有一批儒家試圖使儒家思想靠近道家思想，後世稱他們為「新儒家」。這些運動使中國哲學即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在本書第一章里，我已經指出了這一點。

中國藝術與詩歌

儒家把藝術看作是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家對藝術沒有正面提出系統的見解，但是他們追求心靈的自由流動，把自然看為最高理想，這給了中國的偉大藝術家無窮的靈感。由於這一點，許多中國的藝術家把自然作為藝術的對象，就不足為怪了。中國美術作品中的許多傑作都是寫山水、花鳥、樹木、竹枝。在許多山水畫里，山腳下、溪水邊，往往能看見一個人，靜坐沉醉在天地的大美之中，從中領會超越於自然和人生之上的妙道。

在中國的詩歌里，讓我們讀陶淵明（公元三七二至四二七年）的詩《飲酒·其五》 ：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這正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攝影 / KK

我們的日常：為了不平凡的每一天

與佛洛依德，榮格，阿德勒相比，黑格爾無疑是古典的。所以，這種夢幻的淺紫蓋腦門上才如此融合與精準么？特別是其藍綠色的眼珠，其中的犀利與質疑完全掩蓋了其溫和與夢幻。細品黑格爾，本身就是縹緲而又唯美的的一件事，很安寧，很嫻靜，靠近我們自己，靠近我們自己的精神存在。

圖&文 / 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