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是怎樣發生的？為何會刺激到美國？ | 冰川新知

中國在幾乎同一時間段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中的激進表現，則更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對於中國富有侵略性和非理性的認知。肯尼迪政府開始將扶植印度制衡中國作為強化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一環。

【摘要】1962年10月爆發的中印邊境衝突是冷戰期間的一個重大事件，對中印、中蘇和中美關係的走向，以及冷戰進程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使得美國開始重估中國的戰略意圖與能力，加上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中國的強硬反應，使得美國對華威脅認知大大升高。

肯尼迪政府一改初期試圖調整對華政策的嘗試，轉而強化對華遏制政策，並將扶植印度制衡中國作為強化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一環。

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也成為加劇中蘇分裂的重要事件之一。

中印邊境爭端及中美認知（1959-1962）

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印之間曾經經歷了「政治蜜月」。由周恩來總理和印度總理尼赫魯於1954年聯合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標誌著中印友好關係及雙方在不結盟運動中的緊密合作。

然而，進入50年代後期以後，中印在西藏問題上的爭執及在邊境的衝突，導致中印關係迅速惡化。

▲1959年，赫魯曉夫訪華

1959年5月，在會見蘇聯等十一國社會主義國家的訪華代表團和駐華使節時，周恩來指出：尼赫魯和印度大資產階級的目的是要「使西藏停滯不前，不改革，作為』緩衝國』，置於印度勢力之下，成為它的保護國」，「這是他們的主導思想，也是中印間的爭論中心」。

1960年4月，中共中央調查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題為《印度國內形勢的特點和對中印會談的打算》的分析報告。

這份報告指出：近一兩年，印度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日益密切，其主要原因是印度經濟困難，四處求援，在製造中印緊張局勢後，又希望得到它們的支持；印度的外交更加搖擺，但還不放棄不結盟政策。

中央調查部的報告認為，尼赫魯及其印度統治集團將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視為「對它很大的威脅」，「懼怕我國每一個偉大的成就，力圖縮小我國的政治影響，因而在我國大躍進以後，即逐漸公開採取捧蘇聯、壓我國，並拉一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

中央調查部的報告認為，自從中國平定西藏叛亂，打破印度想把西藏變為所謂的「緩衝國」的幻想之後，印度深怕中國影響擴大，借口「共同對付來自北方的威脅」，加緊對尼泊爾、不丹和錫金進行擴張，企圖變這三國為印度反華的「第一道防線」。

▲1960年代的西藏

中央調查部的報告還對印度可能的政策方向做出分析與估計：

第一，印度準備在邊界問題上「與我長期拖」，「同我糾纏，達到把現狀凍結起來，伺機再鬧的目的」；

第二，印度在致我照會中已表示，不準備和我全面談邊界問題，只能做「較小的調整」，實質上「容忍」雙方實際控制線的現狀，但不願使它「合法化」，避而不談解決問題的原則，把會談局限於如何避免再次發生衝突的具體措施上；

第三，印度提出所謂「以東換西」方案向我討價還價，實際上是使目前中印控制線「合法化」，中央調查部估計，「這可能是印方解決邊界問題的底牌」；

第四，除中印邊界外，印度還可能提出西藏問題與我糾纏，主要包括三個內容:（1）要同中國就「西藏在中國宗主權下的地位」達成某種「諒解」；（2）探討達賴回藏的可能性；（3）印藏貿易和留藏印僑的問題。

基於這種分析，當時中國領導層提出的對印方針就準備與印度「拖」，長期保持「和平武裝共處」的狀態。

1960年4月，周恩來總理訪印，與尼赫魯就中印邊界問題談判未果。中印邊境繼續處於僵持狀態，「不僅沒有和緩，反而日趨緊張」。

▲尼赫魯

1960年初，尼赫魯和印度國防部長克里希納·梅農多次召集高級政府官員和軍事將領，制定了所謂的「前進政策」的方針。1961年11月，尼赫魯召開高級軍事將領會議，決定繼續推進「前進政策」。

面對印度步步蠶食、咄咄逼人的姿態，中國也開始採取針鋒相對的措施，在印軍越境設立的哨所周圍構築更多據點，以遏制印軍行動。

當時中國領導人對尼赫魯已經毫不信任，認為尼赫魯「有奶便是娘」，已經「恬不知恥地」倒向美國，「自覺地作（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北京研判印度挑起邊界爭端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依靠美國借債度日」。但實際上，在1959年，美國在中印邊境爭端問題上態度謹慎。

1960年，肯尼迪上台之後，美國的對外政策發生了變化。肯尼迪認為，以往美國的對外政策過於注重正式的軍事聯盟，而對於不結盟國家重視不夠。因此，美國要對不結盟國家給予更多關注和支持。

▲肯尼迪

具體到南亞，肯尼迪希望印度在南亞與東南亞能夠承擔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領導角色。但是，肯尼迪很快失望地發現，尼赫魯對於他的大戰略構想並不熱情。

肯尼迪上台後，在對華政策上一方面對中國長期的戰略意圖抱持疑慮，另一方面對中國日益增長的能力也甚為擔憂，因此，維持基本的對華遏制戰略局面並沒有改變。但同時，肯尼迪及其主要外交顧問都認為美國長期以來的對華政策過於僵化，「並不反映亞洲的現實」。

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與美國對華政策

1962年夏，隨著中印邊境形勢日益緊張，美國在遠東的外交、情報系統密切關注中印邊境局勢。7月18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給美國國務院發回一封密電。

在這封電報里，美國駐香港總領館對北京在中印邊境爭端中的戰略意圖和對策做出了詳細分析。美國駐香港總領館觀察道，面臨不斷升高的來自印度方面的壓力，北京採取幾手措施。

一方面，北京通過輿論宣傳指控印度的侵略性和敵意來「準備輿論空氣」，並且進一步警告當前局勢蘊含的危險；另一方面，北京採取措施力圖「使印度進退失據」，為此，北京啟動與巴基斯坦的邊界談判，並且宣稱願意與印度進行邊界談判。

▲中印邊界地圖

美國駐香港總領館認為：「總體而言」，北京在中印邊界爭端中的態度仍是「防禦性的」，儘管「為了維持其戰略位置」，北京決意「不惜冒敵意（升高）的風險」。

儘管如此，1962年10月20日爆發的中印邊境衝突還是讓華盛頓猝不及防。

10月20日，以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等組成的東段指揮部和新疆軍區司令員何家產奉中央軍委之命發動反擊，中國邊防軍在西線的阿克賽欽和東線跨越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同時發動大規模軍事反擊行動。

至24日，西藏邊防部隊在中印邊境東段殲滅入侵「麥克馬洪線」以北克節朗地區的印軍第七旅和其他印軍一部；新疆邊防部隊在西段拔除了印軍非法設立的37個哨所。

數天之內，印度軍隊一觸即潰，中國軍隊迅速取得決定性勝利，印軍的敗績不僅對印度總理尼赫魯造成摧毀性的打擊，也使得華盛頓大為震驚。

▲1962年代爆發中印戰爭

10月23日，印度外交部部長德賽告知美國駐印度大使加爾布雷斯，由於蘇聯態度傾向中國，印度認為不能指望蘇聯能夠約束中國，所以，印度考慮向美國請求大規模援助。

1962年10月26日晚，肯尼迪總統在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負責近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菲利浦·塔爾伯特，以及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卡爾·凱森等人的陪同下接見了印度駐美大使布拉加·庫馬·尼赫魯。

在會見前，印度大使向肯尼迪遞交了印度總理尼赫魯的信，在信中尼赫魯請求美國緊急提供軍事裝備。但出於對不結盟政策的堅持，尼赫魯指示印度大使轉告肯尼迪在回信中不要提及軍事援助，並稱印度仍在考慮以現金購買美國武器。

10月29日，尼赫魯接見美國駐印大使加爾布雷斯，正式向美提出軍事援助的請求。10月30日，美國五角大樓收到了印度目前所需武器的清單。與此同時，印度也積極向其他國家請求軍事援助，並得到了英國、加拿大、西德和埃及的應允。11月3日，美國向印度提供的首批包括武器彈藥和通訊裝備的緊急軍事援助抵達印度。

11月16日起，中印邊境戰爭進入第二階段，中國邊防部隊在西山口、幫拉迪和瓦弄等地區先後粉碎印軍的軍事進攻，迅速清除了16處印軍據點，並且一直追擊到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附近。

▲C-130大型運輸機

11月19日，肯尼迪在白宮召集國務院、國防部、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專門就中印衝突開會，決定派助理國務卿哈里曼率領一個高級軍事代表團赴印，就印度軍援需求的種類、數量和援助方式與印方展開磋商並進行評估，同時派遣C-130大型運輸機，幫助印度搶運增援部隊與物資。

與此同時，美國也積極在印巴之間斡旋，敦促巴基斯坦向印度保證不會乘機對印發難。不過，此時中國也積極做巴基斯坦的工作，以圖儘快解決中巴邊界問題，改善與巴基斯坦關係，從而從地緣戰略上對印度施加壓力。

1962年10月，中國與巴基斯坦邊界談判正式開始，12月兩國即就邊界的位置和走向達成原則協議。中巴邊界問題的解決使印度陷入被動，為中國在對印軍事和外交鬥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中蘇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爭執及美國戰略

雖然肯尼迪擔心中蘇幾乎同時捲入「古巴導彈危機」與中印邊境衝突這兩場危機會使中蘇在面臨戰略壓力時重新「抱成一團」。但事實上這兩場危機的同時發生恰恰激化而不是緩和了中蘇分歧。

儘管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試圖爭取中國支持，並在中印邊境衝突問題上採取支持中國的表態，但由於中國對蘇聯的戰略信任已經非常薄弱，中國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伸來的橄欖枝是別有用心，是「實用主義」。在短暫的貌合神離之後，很快中蘇爭論復起並再次激化。

1962年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即停止戰爭，重開談判，雙方武裝部隊脫離接觸並從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20公里。

在1962年11月7日的一次內部會議上，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詳細列舉了中國對赫魯曉夫的不滿，指責蘇方在中印邊境爭議中的態度是「表面中立，實質上是支持印度」。

▲《人民日報》所刊登的有關周恩來的公開信

章漢夫指出僅在1960年5月到1962年5月間，蘇聯就同印度交貨並接受訂貨，共計飛機94架，噴氣引擎6台。其中：安12運輸機32架，米格直升機26架，米格21戰鬥機12架，伊爾14運輸機24架。

在中印邊境衝突爆發前夕，周恩來曾於10月8日召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與其嚴正交涉印軍使用蘇制運輸飛機和蘇制M4直升機在中印邊界運送軍需事，指出：「印度使用蘇制飛機進行挑釁，對我們前方戰士有影響。

不過，章漢夫對赫魯曉夫的指責倒未必完全公允。事實上，即使是美國官員也注意到，實際上，中印邊境爭端從一開始就使莫斯科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衝突的一方是莫斯科「主要的盟友」，另一方則是其號稱不結盟運動中「最偉大的朋友」。

直到中蘇分歧重新加劇之後，赫魯曉夫才於11月24日對印度的援助請求做出了積極回應。在和印度駐蘇聯大使的第二次會面中，赫魯曉夫毫不諱言對中國的批評態度，而向印度提供軍援顯然有教訓中國的意思在裡面。

這時，對中國來說，重要的是中國領導層對中蘇關係性質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到1962年底，中國領導人紛紛強調「要充分認識到兩個國家的性質變了。過去都是馬列主義，以馬列主義對馬列主義」，但現在蘇聯「對中國是一套武裝叛亂、顛覆活動，無視我國主權，領土完整和獨立。

▲1960年代，中蘇在多項國際議題上存在巨大分歧

美國也注意到，蘇聯在中印邊境爭端中採取「中立」態度一定程度上是與中國「分歧的結果」，但同時也「導致了（中蘇）更大的裂痕」。美國對印度採取的軍援姿態則進一步「加劇」了蘇聯的兩難困境。

中蘇在古巴問題和中印邊境衝突問題上很快出現的爭執，使得華盛頓的決策者不僅大大鬆了一口氣，而且甚至還可能暗自竊喜。

肯尼迪政府初期，美國情報系統通過西藏叛亂人員所獲得中國軍方的秘密文件，即所謂的「西藏文件」。這些情報顯示，中國糧食短缺危機已經使影響到「中國軍事機構」。

截至1961年11月，肯尼迪已從其核心外交政策顧問得知「由於糧食短缺，中國總體戰略進攻的態勢已經基本上被阻滯」，在未來一段時間裡，中國將處於戰略守勢。而在1962年春夏的台海危機中，中美相互試探各自戰略意圖，中國發現美國沒有支持蔣介石進攻大陸的意圖，美國也發現中國大陸沒有用武力奪取金門等外島的計劃。

1962年台海危機的順利解決，對於中國力量由於經濟困難受到削弱的認知，加上美國在東南亞擁有的軍事優勢，使得美國決策者對遠東形勢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戰略樂觀主義」。

▲1962年爆發中印邊境戰爭

然而，隨著中印邊境衝突的發生，羅斯托所宣揚的這種「戰略樂觀主義」被迅速粉碎。中印邊境衝突極大地改變了美國對於中國力量及北京所構成威脅的評估。具體來講，中印邊境衝突的爆發及其結局急劇地改變了美國對於中國戰略意圖及能力的認知與信念。

中國在這場邊界戰爭中展現出來的軍事與外交技巧及複雜性使美國領導人深感震驚。肯尼迪政府意識到，中國已經從暫時的經濟衰退中恢復過來，正在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敵人」，而且將是「具備嫻熟政治技巧」的對手。

美國決策者坦承，中印邊境戰爭是中國統合軍事、政治和心理手段來遂行服從於政治目的之下的一場「單一的、有限的、有紀律的和受掌控」的軍事行動的傑作。

從軍事上來看，中國克服後勤、運輸等困難，在喜馬拉雅山這一號稱世界上最困難的地形令人信服地完敗印度軍隊。

從宣傳和政治上來看，中國嫻熟利用印度方面的挑釁行為，相當程度上成功地擺脫了侵略的指控；並且整個衝突過程中，中國始終保持「政治主動」，在每一個政治敏感的轉折點呼籲停火和談判，從而成功地將對於拒絕和談的指責轉移到印度身上。

從戰略上來看，中國對印度的軍事和政治勝利羞辱了印度這一中國亞洲領導地位的主要競爭對手，並在歷史上首次將中國權力與影響投射到印度次大陸。

在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之前，美國決策者從未感到美國在南亞次大陸的戰略和安全利益如此強烈地受到中國的威脅。美國國務院的高官擔心中國的力量將被「拓展到印度平原」，並且中國將通過排擠印度「增加」其在尼泊爾、錫金與不丹的「權勢與影響」。

1962年11月7日，希爾斯曼及其下屬的國務院情報與研究室為國務卿臘斯克準備了一份報告，詳細分析了中印邊界衝突的戰略影響。

這份報告對中國之所以在中印邊界採取攻勢的長期戰略和政治目標，以及短期的軍事與安全考慮都做了詳盡的分析，認為北京的最低目標是「鞏固其對西藏的控制並且保衛其不受滲透與顛覆」。

希爾斯曼認為，在「西藏安全」這一層最基本的考慮之外，北京戰略行為的深層動機是更加重要的戰略和政治目標，即與「中國在亞洲和世界位置的設想」有關。

▲希爾斯曼，肯尼迪總統任內的助理國務卿

首先，印度在第三世界尋求領導地位的傲慢姿態引起了廣泛的怨恨，這種怨恨恰恰可以被中國所利用。

其次，印度的所謂的「前進戰略」及在中印邊境的不斷挑釁，則為中國提供了在不結盟國家眼中證明其軍事行動合理性的借口。

更為重要的是，斯爾斯曼認為，印度的失敗將證明喜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都將不再是可以把印度次大陸與歐亞大陸隔絕開來的「無法通行的軍事屏障」，也不將再是「中國權力前進基地」的阻障。

1962年的中印邊境衝突使得美國決策者對中國戰略意圖產生了更大焦慮，並傾向於相信中國正在走擴張主義的道路。

1963年5月4日，鮑爾斯在給肯尼迪的一份備忘錄里提醒肯尼迪應「充分理解」中印邊境衝突的「戰略含義」，並強調抓住目前的戰略機會「加強我們在亞洲的戰略位置」具有「迫切的重要性」。

▲戴維·鮑爾斯，肯尼迪總統的白宮助理

在鮑爾斯看來，美國面臨兩個方面的戰略機會。

首先，對中國在亞洲進行「軍事一政治制衡」的唯一希望在於印度和日本兩國的「人力資源和工業能力」。 其次，鮑爾斯認為，在中印邊境衝突之後，印度現在是「唯一能夠完全認同我們對中國擴張主義威脅的直接擔憂的主要國家」。

鮑爾斯並指出，美國事實上面臨三重困境。

首先是印度自身的政策所導致的美國困境。印度的政策不僅缺乏現實主義，而且具有令人困擾的「非邏輯性」。印度人被自豪感和不安全感兩種矛盾的情感所折磨，未能完全認識複雜世界的現實。印度人擔心他們所熱切尋求的美國的軍事援助可能會使他們看起來像「美國的傀儡」，這對他們長期以來珍而視之的不結盟政策將是一個巨大打擊。

其次，印度與巴基斯坦圍繞克什米爾問題的衝突也加深了美國的困境。巴基斯坦「日益恐懼」美國與新德里加強關係將使伊斯蘭堡付出代價。這種恐懼意味著美國對印度的拉攏將付出把巴基斯坦推向中國為代價。

▲麥克米倫，曾於1957至1963年期間任英國首相

再次，英國不願在一個美國決策者認為大不列顛絕對具有特殊利益和關注的地區「採取有力行動」，也使美國政策受到「極大阻礙」。

鮑爾斯認為中印衝突為美國在南亞次大陸「打開政治大門」，在目前的「脆弱」形勢下，華盛頓應該在機會轉瞬即逝之前抓住機遇。因此，鮑爾斯認為，美國必須「迅速採取行動」，做出「政治決策向印度政府傳達溝通我們願意在印度受到中國攻擊之時為其提供防禦的意圖（不管如何在法律上對此進行規避）」。

鮑爾斯的備忘錄深得肯尼迪的讚許與認同。

到1963年4月時，肯尼迪已經深信「很難想像，沒有印度我們將如何能夠阻擋中國共產黨人」。肯尼迪採納了鮑爾斯備忘錄里建議開始在肯尼迪政府內部「建立最廣泛的可能共識」的意見，並於1963年5月9日在白宮內閣廳里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514次會議，討論美國對印度的防衛承諾。

肯尼迪的核心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顧問們顯然對美國面臨的兩難困境非常清楚。國務卿臘斯克就說道：「如果我們給的太少，我們可能會失去印度；但我們如果給的太多的話，我們又可能會失去巴基斯坦」。

▲迪安·臘斯克

臘斯剋期望美國對印度軍事援助的其他方式——如在前線地區修築公路和民用工程——不會使巴基斯坦人「大光其火」，但同時他也明確指出，美國應當與英國一道承諾，一旦印度遭遇中國襲擊時將提供空防。

肯尼迪及其高級顧問清楚英國之所以不願與美國一道行動是因為兩方面的原因：首先，英國「出於對香港未來地位影響的考慮」而不敢「激怒共產黨中國」；其次，英國不願「採取一個中國人一定會視為具有敵意的政治行為從而危及他們與共產黨中國的貿易關係」。

儘管如此，肯尼迪已下定決心一旦有必要就採取「單邊」行為，甩開英國單幹。肯尼迪與其核心幕僚深信，美國決不能允許一個「疲倦不堪、缺乏信心」的英國「在美國亞洲政策上設置天花板」。

在這一決定美國對印政策的重要會議上，肯尼迪及其核心幕僚也討論了核威懾的問題。一時之間，肯尼迪的核心外交政策顧問在這個問題上陷入分歧。儘管如此，肯尼迪仍然清楚顯示其使用核武器捍衛美國核心戰略和安全利益的決心，無論是在亞洲還是在歐洲。

肯尼迪斷然指出，一旦美國軍隊在韓國、台灣或西歐受到優勢敵軍的「踐踏」，「毫無疑問我們將使用核武器」。最經過國家安全委員會第514次會議的討論，肯尼迪及其核心顧問達成一致看法，即美國的戰略目標是「對印度次大陸的整體防禦」而不是對次大陸上的國家進行「個別」的防禦。

肯尼迪及其核心幕僚在對印防禦上使用核武器的考慮，也與肯尼迪政府對中國獲得核能力的前景日益增長的擔憂與恐懼直接相關。

這種擔憂，加上「古巴導彈危機」的影響，使得美國很快和蘇聯一道開始尋求締結《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而這一行動又被中國視為美帝和蘇修勾結針對中國試圖進行核壟斷，從而刺激中國進一步加快核武器研製過程。

結論

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深刻影響了肯尼迪及其核心外交政策顧問對中國戰略意圖和能力的認知。中國在這場衝突中迅速擊敗印度，這一事實極大地強化了美國的如下認知，即中國決心進行不斷擴張，而這又反過來增強了美國抵抗其所認知的中國「侵略」行為的決心。

中國在幾乎同一時間段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中的激進表現，則更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對於中國富有侵略性和非理性的認知。肯尼迪政府開始將扶植印度制衡中國作為強化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一環。

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雖然使中國在西南中印邊境的安全暫時得到保障，但是中蘇圍繞中印邊境衝突、「古巴導彈危機」分歧進一步加劇，美國進一步強化對華遏制戰略，實際上中國的整體戰略安全環境並沒有改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更趨惡化。

這反過來也進一步促使中國領導層決心加快發展核武器，以應對中國面臨不斷增加的美國對華安全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