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讀後感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這是唐太宗的話，以史為鑒，以人為鑒，成就了這一代雄圖霸主。歷史並不是一個嚴謹的科學體系，他只是一個知識體系，面對同樣的歷史，不同的讀者會讀出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也一樣，它講述了一段段為我們所熟知或不熟知的史實。然而，在賈雷德?戴蒙德的筆下，這些史實被重新解讀，重新組合，帶領讀者演繹出一段關於人類社會所以然的思維歷程。 　　 　　 這是一本歷史縱深感很強的書，作者的目光匆匆掃過13000年的歷史星空，滿天的繁星似乎並沒有讓他眼花繚亂，因為他的心中存著一個思考已久的疑惑，他要在星空找到那條不為人知的線索。 　　 　　 人類的歷史從700萬年前起步，經歷了漫長的個體、氏族、部落、酋長制的發展，終於在公元前3700年左右在美索不達米亞出現了國家，再經過漫長的征服與被征服、改造與被改造、同化與被同化……人類社會漸漸走向了今天——這個貌似我們都很熟悉的社會。在這個過程中，「耶利的問題」（即「人類社會為什麼會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個樣子，歐美人把持著世界的霸權，而不是印第安人或者非洲人？」）始終困擾著我們，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戴蒙德提出的答案是「環境的因素使然，而非各大洲居民的種族差異」——這是一個與種族主義觀點相對立的解釋，也許這是對的，也許用戴蒙德筆下的另一個概念來概括這個終極的原因更為準確些，這個概念是「歷史的過程」。社會之所以成為呈現在我們眼中的今天的社會，其原因必然是很複雜的，以至於用任何單一的尺度去考量這一問題都必將走進死胡同，碰壁，而不是走出迷宮。槍炮、病菌與鋼鐵，乃至文字、天氣甚或某一個小人物的一次偶然，都可能會導致歷史的重大轉向，如果不是那位司機很偶然的一次錯誤轉彎，費迪南大公就不會遇刺於1914年6月28日的那個時刻，屍橫遍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也許就不會發生或者至少會晚一些發生。這並不是說戴蒙德的歷史追溯就因此而喪失價值，他的視野不同，他的目光在歷史的夜空中動則數千年的跨越，這樣的跨度不是任何一個個人可以影響的，有記載的人類歷史畢竟太短了。 　　 　　 在戴蒙德的筆下，也許「槍炮」所指明的是一條政治的線索，「病菌」所暗合的是一條傳播的線索，而「鋼鐵」則意味著技術的線索。很顯然，率先掌握槍炮武器的、最先適應了病菌的、最早能夠熟練生產鋼鐵的群族將更具有競爭力，更可能，事實上也是這樣，征服、吞併、同化其他的群族。但思想的脈絡總是這樣，它會追根溯源，窮根究底——新的問題接著出現，為什麼是「這些」群族率先擁有了槍炮、適應了病菌、打造了鋼鐵？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就暗指了「耶利的問題」，它追問的就是關於人類社會之所以然的終極答案。很顯然，要擁有或適應槍炮、病菌和鋼鐵，首先客觀條件必須允許，率先打造出鋼鐵的群組的生活區域附近必定要有鐵礦，不具礦脈的地區不可能在意念中打造出堅剛利鐵來，而率先適應病菌的種群必然是率先接近動物的種群（因為充分的科學事實表明，傳染疾病從動物身上變異而來，傳染給人，然後才在人類群體中傳播），最初擁有槍炮的群族的首要前提則很難追索，雖然理論上來講，這些群族首先必須擁有製造槍炮的原材料，但這個前提在歷史的脈絡中顯得基本毫無價值，因為在槍炮製造出來的時刻，鋼鐵和煉鐵的技術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廣泛存在、傳播了。再接著追索，那麼具有鐵礦的地區有很多，為什麼不是大家一起造出鋼鐵，而是屈指可數的那些地區呢？還有，世界上動物有很多，為什麼是那些地區率先接近並飼養了動物，而不是其他地區呢？這一系列問題，似乎開始慢慢地將答案向一個狹小的甬道中擠——許多可能的原因一一被局限在甬道內，突圍而出的是糧食——這顆看似不甚起眼，在今天似乎司空見慣的星星，在戴蒙德的眼中成了歷史的夜空中最耀眼的一顆——他的目光追索著這一點星光，穿越13000年的暗夜履行，直到今天。 　　 　　 糧食的馴化是人類史上一件開天闢地的事情，糧食生產是最初的農民在田園周邊定居，開始春種秋收而不在逐水草而居。定居使得婦女不再需要用乳汁哺育幼童直到他的腸胃機能可以適應由漁獵而來的食物，也就是說，婦女的受孕頻率開始因受孕周期的縮短而提高，這一變化使得定居的這一個人群人口數量加速增長，而定居使得定居點附近的人口密度增長，由此反饋回糧食生產的信息開始成為「糧食不夠吃」了，「需要」是發明之母——這樣，就促進定居的農民擴大耕地面積，提高耕種技術，開始集約生產——以滿足定居人口對食物的需要。鋼鐵最為倚重技術，最初可能是偶然發現的，但當最早發現的人意識到這個東西比石器要鋒利耐用的時候，作為一種技術，鋼鐵生產在那些富含鐵礦的田園附近開始了。飼養動物，必然是在人類定居之後的事情，而且一定是最早出現在定居點的附近，因為漁獵群族是不會趕著家畜四處捕獵野獸的，病菌的產生最初在定居點，而定居的前提是糧食生產，為此病菌產生的終極因素也是糧食。槍炮還是比較特殊，但很明顯，作為一種複雜的組合工具，同其他複雜的技術一樣，不可能同鋼鐵一樣是偶然發現的，它的發明需要消耗大量的時間——這意味著，當槍炮出現之前，某一群族已經出現了大量的閑散人口——這些閑散人員才有可能有閑暇去發明槍炮這樣複雜的傢伙。我們已經意識到槍炮所指乃是政治，政治的出現是在社會出現階級分化時出現的，它意味著一個大的人口集合，彼此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和靠個體無法有效調節的矛盾，於是幾乎是自然而然，國家機器以及一系列的政治體系開始形成，以至於形成今天的這個政治局面，但其前提，我們看到，依然是首先有了糧食生產所致的定居。 　　 　　 我們開始追索糧食的來歷，為什麼是某些地區形成了糧食生產，而另外一些甚至於直到今天還停留在漁獵社會呢？是地理的原因？大概是這樣的，將有很多的因素可以說明這一點，糧食的傳播脈絡在人類發展史上也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當今世界的重要經濟、政治、文化中心依然是在亞歐大陸，在古老的新月沃地和古老而現代的中國附近，而新月沃地和中國則有充分的考古發現證明是最早的糧食生產中心，因為他們的地理多樣性和氣候的適宜性。北美作為當代社會的一個重要中心，在這個論斷中似乎是個例外，但不要忘了，200多年前，是歐洲人的殖民形成了現在的北美。 　　 糧食生產促使了定居的形成，定居的擴大又逐漸發展了技術和政治體系。國家的發展史，是一部征戰不休的歷史——這是出於對資源的強烈需求。漫長的歷史周期過去，歷史的脈絡延展到今天，而當下的一切在我們的眼中似乎都理所當然。所謂「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歷史的價值乃在於告訴我們從何而來，這條脈絡的走向是怎樣的，那麼聰明的人將能夠順著這條脈絡去猜測（也許僅僅就是猜測而已）明天將會走向何處去。 　 「民以食為天」，是中國的古話——實用，是能夠傳承到今的中國古話最大的價值。糧食與政治，沿著悠久的歷史長河漂流至今天，糾葛不斷，打理不清——畢竟糧食是人民生存的最底層需求，而一切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東西，則在這個層級結構中高高在上。在中國的封建時代，無數的歷史經驗證明，人民一旦吃不飽肚子了，天下就會大亂，大亂之後，，貌似全新的生產體系和分配體系確立，人們再無衣食之憂的朝代大治——大亂大治，大治大亂，一亂一治，不亂不治似乎已成為中國封建政治的傳統。今天，封建時代一去不返，今日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十分睿智的選擇和決策。今天，我們在政府的決策中看到了更多的未雨綢繆的行為，我以為這就是長治久安。 　　 我們還是回到糧食這個話題，這必將是一個具有永恆的歷史沉重感的話題。世界上最早的兩大糧食生產中心，新月沃地已經名存實亡——過度的開墾放牧沉重打擊了脆弱的生態環境，使得古老的新月沃地成了今天沙漠化、半沙漠化、乾草原和鹽鹼地。這無疑是一個令人心痛的事實。另一個糧食生產中心，是我們中國，情況似乎也不容樂觀——城市化的進程侵佔了大量的土地，過度的砍伐和放牧，使得土地沙漠化的速度日益加快。目前，我國沙漠和沙化土地的總面積已達174.3萬平方公里，每年還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一年等於損失一個大縣的面積。這無疑是一個更令人痛心的事實。任其發展么？顯然不行，新月沃地的例子和中國歷史上無數的史實活生生地擺在那裡。今天，我們還生活在有水喝，有田種，有飯吃的狀態下，工業文明成果也蒸蒸日上，但無疑，在這繁榮的背後隱藏著致命危機。明人朱伯廬在家訓中寫道「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是至理名言，於個體於國家於民族皆同此理。 　　 前天聽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聽到「要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要注重能源資源節約和合理利用 」、「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這樣的決策和戰略部署，感到了無端的激動。毋庸置疑，這是一位負責人的領導人的態度，是一屆負責任的政府的執政方針，體現了政府的長遠目光和堅定決心。未雨而綢繆，這是政府的鮮明態度。作為個體的人，我想，我們也要有這種態度，要有「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的態度和行為。任何的產品取得，無疑都意味著其背後對環境的索取和對生態的破壞，節儉是人類永恆的主題，任何的浪費都無異於自虐和自殺。 　　 我們對生命充滿了熱愛，為此，我們更應該愛護我們生存的環境。我們不妨去長江看看，去黃淮看看，去北方感受感受沙塵，去西部體會體會幹渴……生態是脆弱的，我們也同樣是脆弱的。糧食生產是脆弱的，我們對糧食的需求卻不因為這脆弱而變得更少，所以，面對日益惡化的環境，我們每個人都能做很多，最易於做到的，也許，是從節約一粒糧食，節約一滴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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