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國強：對當前中國改革及平穩轉型意義重大的三個問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與有限政府的建立

編者按：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經濟的現狀和未來走向，牽動著中國億萬民眾和世界的目光。

在9月召開的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B20)上，習近平主席表示，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將以壯士斷腕的勇氣、鳳凰涅槃的決心，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敢於觸及深層次利益關係和矛盾，把改革進行到底。

改革進入深水區，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在深切思考著，中國經濟改革的問題何在?能否尋找到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國式道路」?張維迎、林毅夫關於產業政策的辯論正是這樣的產物，林毅夫最近在《求是》雜誌上「照搬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是行不通的」的論斷及其引起的爭論也是這樣思考的產物。

在此本報特刊載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高等研究院院長田國強關於中國改革及平穩轉型的三大問題的論述，作為新開設「改革深水區」欄目的開篇之作，歡迎各界有識之士來共同探討中國經濟的痛點以及未來道路，來稿請發至郵箱huangbin@yicai.com。

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所面臨的治理問題也不少：貧富差距、貪污腐敗、生態惡化……究其原因在於，改革中該如何平衡處理好發展邏輯和治理邏輯的辯證統一關係，其背後又是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模糊問題，使得政府角色越位、錯位和缺位同時並存。如果對導致發展成就的經驗和問題的根源認識不清，錯把缺點當成優點，把短處當成長處，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可能得到根治，也不可能實現社會和諧和國家長治久安。

目前，理論界對於中國改革的基本方向問題的共識，感覺不僅沒有加強，而是有弱化的傾向，甚至導致一些重大分歧。比如，長期以來中國改革所堅持的鬆綁放權經濟自由化(經濟主體自主化)和市場化的方向，被一些經濟學家簡單地貼上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或休克療法的標籤給予否定，在政府干預經濟活動已經較多出現越位和錯位的情況下，仍然一味地強調政府主導或有為。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方向感，在一些基本的方向問題上沒有形成共識或者出現反覆，那麼到了後面的政策層面和操作層面就難免會有這樣那樣的爭論和抵牾，改革中不作為、亂作為乃至南轅北轍的現象也就自然會層出不窮。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所提出的決議精神和發展理念，尤其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發揮更好(而不是多)的作用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都非常好，問題是如何才能得到有效執行和落地。

作為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補」的五大重點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其推進都離不開公共政策的協同推進。中央在政策方面也提出了「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准、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強調要通過公共政策的組合使用，來加快結構性改革步伐。但是，進展還不如人意。在筆者看來，癥結還在於筆者近些年在許多文章中反覆提到和呼籲的最基本的方向性、原則性問題沒有解決，共識不彰，以致到了基層無所適從，或不作為、或亂作為。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想重點談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市場化改革方向是否堅持的問題。改革的方向性問題首先要明確，鬆綁放權的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民營化的市場導向改革方向不可動搖;第二，在堅持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前提下，關於政府的恰當定位問題，是將政府職能定位於有限政府還是有為政府?也就是，是靠制度還是靠政策來實現經濟持續平穩發展、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和長治久安?即，是通過建設現代市場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來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問題、使之導致有效市場和有限(從而有效)政府及和諧社會，還是靠政府主導或有為政府，通過政策，直接參与和干預經濟活動來實現經濟持續平穩發展?筆者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就在於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而政府定位是關鍵中的關鍵。有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取向和定位，雖只是一字之差，卻是天壤之別，甚至是本質差別;第三，關於理論和學術探討的基本規範性問題。當下中國需要的是富於理性和建設性的專業化學術討論，而不是那種貼標籤、戴帽子的意識形態化討論，從而營造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寬鬆氛圍，同時，向非學術界傳播和政府建言時要準確介紹和恰當運用，以避免誤導政府決策和社會大眾。

問題一：市場化改革方向是否堅持

改革的方向性問題首先要明確，過去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與對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民營化的鬆綁放權改革大方向的堅守是息息相關的。接下來，筆者分別從理論內在邏輯分析、歷史比較分析及量化實證分析的視角切入，來談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的極度重要性和必要性。

實際上，早在1994年筆者就在《經濟研究》上發表論文《中國國營企業改革與經濟體制平穩轉軌的方式和步驟——中國經濟改革的三階段論》(具有嚴謹理論模型的英文文章2001年發表在國際著名期刊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上)，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個基本步驟：經濟主體行為自主化、市場化和民營化。中國改革歷程基本上是沿著這條道路前行，並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進步。筆者感到有些遺憾的是，由於發表較早，沒有反覆呼籲，沒有引起學界和政策部門的足夠注意。

為什麼要進行鬆綁放權的「三化」改革呢?這是由於制度的恰當選擇是至關重要的。不同的制度會對應不同的信息有效性、不同的激勵相容性和不同的資源配置效率結果，而政府統制或主導的經濟制度在信息有效性、激勵相容性及資源配置最優性這三個方面都有極其嚴重的問題。即使清官都難斷一個小小家庭的家務事，政府怎麼有可能統制好所有經濟個體的事情呢?的確如此，今年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哈特教授的不完全合約理論就解釋了這樣的困境，其給予我們的啟迪是：政府不要試圖建立面向市場、社會的全面合約，將剩餘控制權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裡，這不能很好解決信息和激勵的問題，從而其資源配置效率也是極低的。從某種意義上，中國的鬆綁放權改革就是對不完全合約的確認和產權的再劃分，把激勵搞對。可以用下面三個例子來說明中國改革的歷程主要是進行市場化深層次制度改革，從而在提高市場效率和激發人們的積極性上有極大的效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

其一，上世紀80年代初對農村和城市的鬆綁放權。

讓筆者至今仍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提出了到20世紀末實現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那時幾乎沒有經濟學家相信這能實現，包括筆者的老師張培剛教授和林少宮教授都覺得不可能，其基本判斷就是怎麼可能在整整20年間將平均經濟增速從4%一下子提高到7%左右呢?結果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民營經濟的大發展不僅實現而且是超額完成了這個目標任務。

上世紀80年代的鬆綁放權改革是從農村改革開始的。一些地方上的人士冒著坐牢風險自發進行包產到戶的突破嘗試，生產隊將農田承包給農民，而不涉及具體生產活動的管理，農民需要做的只是每年給國家上繳一定的糧食，剩下的歸農民，直到隨後鋪開的家庭聯產承辦責任制，再到後來完全不需要上繳糧食。這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激發了其種地能力和潛力，不僅超額完成了國家糧食增產目標，而且極大地改善了農民生活。1984年建立「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的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開之後，城市的國有企業改革大抵也是如此。

其二，上世紀90年代初對市場經濟目標的確認。

1989年政治風波後，出現了「姓資姓社」的道路之爭，中國經濟那時面臨極大的增長和發展困境。為此，有了鄧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談話，從而才有了1992年十四大上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明確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提出要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係的變化」。

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隨後到市場經濟的跨越，是中國在市場化改革中的關鍵一躍，這給中國帶來了隨後20多年的經濟大發展，而這又是依靠市場化改革和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因此，只要通過真正的制度性、市場化的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同等對待民營經濟，社會和企業的信心肯定會為之一振，當前經濟持續下滑的劣勢就會得到根本逆轉。很難想像，如果沒有鄧小平對於計劃與市場和「姓資姓社」的爭論的一錘定音，市場經濟的基本建設目標及市場的作用能夠寫入黨和國家的決議文件，中國能夠在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民營化的鬆綁放權改革的道路上走到現在這樣的地步。

隨後，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國有企業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直到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國企改革一直遵循這樣的基本原則。其中，「放小」就是通過改組、聯合、兼并、股份合作、承包、租賃和出售等多種途徑和形式，把一大批(幾十萬家)國有中小企業直接推向市場。放開搞活的力量是巨大的，許多企業由此成為市場經濟中自主經營、自我激勵、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經濟實體，帶動了中國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大繁榮，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

其三，新世紀初加入以貿易自由化為目標的WTO。

2001年中國加入WTO前後，許多人反對，甚至動輒以賣國賊扣帽子，上升到意識形態上去，認為中國加入WTO後，農業、民族工業，汽車、紡織、醫藥等行業都會受到毀滅性影響。這些都是沒有內在邏輯的說法，其結果正好相反，加入WTO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10多年，由此大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並由此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的格局：中國入世時只排世界第七，而現在超越了義大利、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這些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開放，從某種意義上也是改革，一種融入全球經濟貿易體系的倒逼式改革。入世，就是按照國際同行慣例和規則，將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民營化的鬆綁放權改革又往前推進了一大步。

面向未來，中國經濟要重拾增長動力，必須在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民營化這樣對內放開和對外開放的鬆綁放權改革上再進一步。2015年7月， 四位俄羅斯裔經濟學家在NBER工作論文「The 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中，以標準宏觀分析工具對1953～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進行因素分析，並對2012～2050年的經濟增長做了預測，分別以改革開放前後各因素的貢獻作為假設，進行了預測比較。其結論就是，改革與不改革，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差別巨大，在隨後的10年內增長率相差近3個百分點，而改革開放前後的經濟增長率差距恰恰也是3個百分點左右。

經常看到許多人由於市場制度下不少國家存在許多問題，不知道有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的區別，由此以偏概全地認為建立現代市場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不重要，以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問題不在於制度，從而反對或不重視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更強調通過政策應對來促進經濟發展。這種思維邏輯其實大有問題，是不能區分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的典型表現。

要知道，將一件事情辦成或人能活著，需要多種因素都滿足才行，這是所謂的充分條件，但將一件事情辦砸或人活不成，只要一個因素不滿足就可能發生，這是必要條件。這就是為什麼失敗容易成功難。如果不知道這點，可能就會說，我的車不能運轉，怎麼可能是傳動系統出了問題?明明張三的車是機器出了問題才不能運轉的嘛。這個人怎麼可能是癌症死的?明明李四是得心臟病死的嘛。由此推論，中國怎麼可能需要市場化制度改革?你看，許多市場經濟的國家都搞不好，我們為什麼要搞市場化改革?好多別的國家都不提制度改革，我們為什麼要談制度建設的重要性?

這樣，無論是從理論還是改革實踐及量化的計量分析，可以看到堅持還是不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市場化的改革到位不到位，其結果相差巨大，中國突破經濟增長困境有賴于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進一步深化市場化制度改革。

問題二：政府職能定位是「有限」還是「有為」？

一旦確認了市場化的改革大方向之後，隨之而來的基本問題就是政府的定位是「有限」還是「有為」，也就是中國是否需要建立和完善有效現代市場制度的問題，其關鍵是政府職能定位是否恰當的問題。

（一）有效市場的必要條件是有限政府，不是有為政府。

我們要讓政府職能恰當定位的根本目標，就是要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建立有效市場和有限(從而有效)政府，才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以及讓政府主要在維護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發揮好的作用。需要特彆強調的是，即使政府在發揮作用的時候，也應是盡量通過制度或規則的適當設計，而不是直接干預經濟活動或將干預減少到最少，從而需要通過制度來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

所謂有限政府指的是，只要市場能做的，就應讓市場發揮作用，只有市場不能做或失靈時，政府才應發揮作用，從而導致好的市場經濟和有效市場。簡而言之，有限政府的主要職責就是維護和提供公共服務。中國離有限政府的定位還很遠，因而需要通過市場化制度改革取向來建立有限政府和現代市場制度，以此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解決中長期的發展和治理問題，以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和長治久安。

而有為政府除了沒有邊界或難以界定適應邊界之外(比如計劃經濟制度下政府的行為都可以稱之有為)，更多的是著眼短期，強調通過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用政策手段來解決短期發展問題，但是卻遺留很多隱患，很可能會由於信息和激勵的問題，儘管動機不壞，但其結果往往可能會出現好心辦了不正確的事情，使之難以導致好的或有效市場經濟。

也就是，有限政府和有為政府的本質差別在於，是著眼中長期發展還是著眼短期發展，是強調改革還是不強調改革，是落腳於國家治理還是不落腳於國家治理。

這樣，一個有效的市場的必要條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為政府。雖是一字之差，但是差別重大，甚至是天壤之別的本質差別。中國如果不進行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是不可能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及國家長治久安的。

為什麼有效市場需要有限而不是有為政府?

從制度設計這個角度上講，由計劃經濟失敗和一些情形下市場失靈所激發形成的機制設計理論，在未來改革中可以發揮巨大作用(包括憲法和法規制度的設計)。當下中國正在推進的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的全面深化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場非常深刻的制度變革，因而會涉及一連串的各式各樣機制的設計，包括中央頂層機制設計和各個層面的合約設計。那麼，大機制嵌套著小機制，舊機制伴生著新機制，如何避免諸種機制之間的內在衝突呢?這是在改革過程中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

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哈特的不完全合約理論則告訴我們，在微觀層面也要認識到不完全合約是必然和經常存在的，當合約不完全時，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民營企業在創新驅動中發揮主體作用，將剩餘控制權配置給投資決策相對重要的一方將會更有效率。這為政府向市場、社會的放權和分權，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之所以讓市場制度在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讓政府發揮有限從而好的作用，是由於市場制度的信息有效性、激勵相容性和資源配置的最優性所決定的，並且根據不完全合約理論，政府由於信息對經濟人信息極度不對稱而不應將剩餘控制權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裡。從而，由於在個體(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部門、企業及個人層面)通常情況下為自身考慮，再加上個體之間的信息往往是不對稱的使之即使清官也難斷家務事，這樣兩個最大客觀現實約束條件下，現代有效市場制度至少在現階段是不可替代的，需要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要在維護和服務方面發揮好的作用，而不是在經濟活動中發揮過多的作用。

中國解決經濟增長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所提出的決議精神和發展理念。如果不進行深層次市場化制度改革，許多領域的改革將推而不動、停歇不前甚至倒退，發展的邏輯和治理的邏輯都會出現問題，必須解決好兩者間的相輔相容的辯證關係，必須解決好是「政府還是市場，是國企還是民企」這樣「誰去做」和「怎麼做」的關鍵性、方向性問題。

於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根本的就是有效市場制度供給，從而應以深層次市場化制度改革為內涵，推進及讓各種所有制公平競爭，以此提高市場效率，建立維護和服務型有限政府，使之與市場保持一臂之距，收縮國有經濟戰線，促進民營經濟大發展，以此提振民間投資信心和穩定市場預期，這才是中國同時處理好發展的邏輯和治理的邏輯，以及應對當前經濟困境的標本兼治的必要之策。所以，建立現代市場制度才是最關鍵、最根本、最長效的，中國改革的根本目標就是要通過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市場制度(不是沒有政府發揮任何作用的原教旨的市場經濟)。

當然，目標不等於過程，需要一系列過渡性制度安排來推進和實現。現代市場制度並不是沒有規則來維護市場秩序的任意放任自由的市場。但是，要政府維護市場秩序建立提供市場效率的規則和制度及提供公共服務，並不等於要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活動。

（二）富民強國的內在邏輯也必然要一個有限政府。

基於歷史上國內外幾千年的強國實踐，結合現代經濟學理論，富民強國的內在邏輯也必然要求一個有限政府，即欲強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賦私權;保私權，必限公權。

欲強國，必先富民。遍覽古今中外，我們找不到一個忽視富民卻取得國家富強的成功例子，比如蘇俄、東歐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踐，中國近代的洋務運動，這些以國家作為投資主體，而民間投資處於被忽視的地位，一味追求國家的強大而忽視民富，最後無一不以失敗告終。

欲富民，必賦私權。富民是強國的基礎。由於受到個體逐利的約束、資源的約束、信息非對稱的約束，一個經濟社會要實現富民，首先要賦予公民基本的私權，最核心的是基本生存權、經濟自由選擇權、私有產權。

保私權，必限公權。要成為一個有效的政府，必須是一個定位恰當的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關鍵是要讓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以預先制定的規則來劃分政府和個人的權利範圍及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

中國改革實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正是源自遵循了這一基本內在邏輯，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恰恰是源自對內在邏輯的違背。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經濟奇蹟的創造並沒有特殊性和例外性。根據這一邏輯，對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實踐進行解讀，也可以進一步推演出政府職能轉變和深化市場化改革的結論。

以上所有的論證都牽涉到政府的基本定位問題，不能在維護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缺位，更不能在經濟活動中越位。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中的去產能、去庫存為例，其關鍵就是要與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相聯動，根據委託-代理理論和不完全合約理論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促進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實現由管企業向管資本的轉變，擺脫國企決策中的高度政府依賴，提高國有企業決策和經營效率，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出清依賴政府支持才得以存續的殭屍企業，讓國有企業破產、重組正常化，進而推動去產能、去庫存任務的完成。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深化市場化制度改革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其改革紅利將是巨大的。

觀察自2015年以來中國各省的經濟增長就可以發現，那些政府干預較多、國有經濟佔比較大的省份，往往也正是經濟受衝擊最大的省份。例如，在2015年全國31省GDP增速排名中，有5個省份經濟增速低於6.9%，它們是遼寧、山西、黑龍江、吉林和河北，其中遼寧以3%的增速位列倒數第一。而在今年一季度，這5省再度位列GDP增速後5位，遼寧甚至出現負增長，以-1.3%的增速位列末位。

改革開放以來，非國有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無論產值貢獻還是解決就業方面均居於主要地位。目前，非公經濟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超過60%，稅收比重超過50%，新增就業比重達90%。並且，越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地方，地方政府無論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還是其他方面，日子都會好過很多，少許多麻煩。更重要的是，中國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的轉型發展，還有賴於民營經濟發揮主導作用。所以，中國依然要沿著市場化、民營化的制度化改革方向繼續前行，這不僅是遏制經濟下滑的根本之策，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三）減少政府的風險也需要有一個有限政府。

一個涉及到全局改革的問題，涉及到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問題，必須充分考慮風險問題。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魏加寧研究員在一個演講中講到，民企的風險由市場和個人承擔，但國企的風險卻由政府承擔，就很值得政府充分重視。

其實，筆者在今年6月的文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和難點——關鍵是建立有效市場和維護服務型有限政府》中也說了類似的話：「如果什麼都是由政府和國企兜著，中間沒有隔離帶和防火牆，一旦經濟出事，責任自然就在政府，在國企，從而矛盾立刻就集中在政府身上，這將會對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很大的風險。」其中的道理非常清楚明了。這是由於，根據不完全合約理論，政府管得越多，在得到越多的剩餘決策權和剩餘獲取權的同時，也將伴隨著更大的剩餘風險承擔責任。

筆者在這篇文章中還寫道：「改革開放以來，如沒有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怎麼能大發展，經濟、政治及社會怎麼可能這麼穩定，怎麼會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呢?顯然，改革開放以前的實踐已表明，計劃經濟條件下完全靠國有企業並沒有很好地滿足人民的需求，恰恰是改革開放後民營經濟的大發展才使得人民的需求得到極大滿足，極大地夯實了黨的執政基礎。」

（四）為什麼說不能用政策制定替代制度改革？

這是由於政策內生性、個體(包括國家層面及地方政府、單位企業、政府官員、家庭及個人)逐利性和信息不對稱，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活動或制定的直接干預經濟活動的政策，短期或者在局部是有用的，但是其邊際效用會遞減，而且往往中長期的弊端大於短期好處。政府推動、一擁而上的產業導向一定會造成資源的無效率配置。此外，由於信息和激勵的問題，政府官員能否勝任在具體產業方向選擇和協調中的作用，恐怕答案也基本是否定的。除非政府官員有很高的市場敏感度，或本身即高度嵌入市場發展中，否則他們可能會由於缺乏足夠的必要信息和動力，而難以做出明智的產業發展抉擇。這樣就會有向任用親信和腐敗方向發展的傾向。比如，2008年推出的四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其對經濟結構的扭曲效應(包括有關行業的一哄而上，造成嚴重產能過剩;部分行業管制下國有企業的大規模擴張和貪污腐敗叢生)，至今還沒有完全消除。對於一個轉型經濟體而言，創造一個合理的競爭性市場制度環境，要遠比實施精準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或具體的產業政策來得更為重要。

關於當前討論較多的產業政策制定，其根本著眼點還是應該在於激勵企業家精神，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充分發揮決定性作用。與市場相比，政府在產業及其技術的精確遴選上是缺乏知識和敏感度的。很多產業的發展，政府在其中較難做到先知先覺，很多時候是後知後覺，甚至是不知不覺。所以，整體上，由於信息不對稱，對經濟人和市場的規制應該是宜粗不宜細，就是應給人們更多的經濟上的選擇自由和政策空間。

（五）政策制定也需處理好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係。

如同印度總理首席經濟顧問、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考希克·巴蘇在《政策制定的藝術》一書中所說，政策制定是一門需要兼顧市場反應、政治決策、社會規範和國際權衡的藝術。拋開國際的因素不談，與改革一樣，政策制定也需要正確處理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係，合理劃分各自的治理邊界。市場是會失靈，需要政府在公共品、信息非對稱、壟斷和外部性等地方發揮作用。但是，這個作用不是完全替代和直接干預經濟活動，而應該是一種部分替代或補充，如一些公共產品的具體生產還是可以通過市場合約交由私人部門來完成，政府最重要的還是建立規則和維護規則。

並且，由於政府也是經濟人，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這就要求對政府的行為應有明確的程序和規則，這些程序和規則的制定應該是宜細不宜粗，越明確越好。在政府行政體制改革中，尤其需要加大對於政府內部與公共服務相關信息的透明化、公開化，杜絕行政過程中的貪污腐敗等激勵扭曲行為，促進公共利益最大化。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霍斯特羅姆的最優合約理論、團隊理論就非常強調事先的信息完全性和對稱性，尤其是一些關鍵崗位的經濟特徵披露對於最優激勵合約制定的重要性。

當然，需要明確的是，只有很少人會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所有的產業政策，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不會認為任何的產業政策都是錯誤的。儘管筆者認為採用產業政策甚至是制定任何政策，由於政策內生性、個體的逐利性及信息不對稱性，制定和應用產業政策要慎重。

問題三：關於理論和學術探討的基本規範和避免誤導

中國的改革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實踐每向前推進一步，都會帶來更多更複雜的理論和實際問題，這就對理論創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所謂改革，闖禁區，就是由於需要突破現有的規則、制度、政策，甚至是突破法規的限制。

事實上，許多改革措施的最後出台，無論是從實踐還是理論上，都是先闖了禁區，最後才成為國策或政策的。比如，小崗村18個農民的包田到戶就是突破了國家的政策法規，冒著坐牢的風險在包田到戶的保密書上簽字，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才有了後面政府的肯定，推廣到全國。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將認識上升到了走什麼樣道路的路線和政治高度，如果沒有鄧小平這種大無畏的膽識，沒有一批改革的理論家，改革的操盤手和推動手，能有現在改革開放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嗎?中國下一步的改革，仍需要創造鼓勵理論探討的氛圍條件。

（一）理論探索無禁區，應避免貼標籤、意識形態化。

一個好的棋手，應該是走一步看五步，改革同樣如此。理論探索一定離不開一個開明、寬鬆的輿論氛圍和社會環境。理論探索無禁區，思想解放要先行，其重要性至少有二：一是對已確立的改革方向和路徑進行理論分析和論證，促進上下改革共識的凝聚和改革方案的執行，二是理論探索必須要超前，對現有改革的不足之處進行理論剖析，通過內在邏輯的推演指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可能結果。

為此，在理論探討和學術交流的過程中，一定要避免採取貼標籤、戴帽子、抓辮子的意識形態化做法，動輒上升到政治高度會讓很多人不敢說話、不願說話。例如，將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民營化的改革與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等同起來的做法。

所謂「化」的改革就是制度、規則和體制的轉型。如前面所述，中國3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成就的取得就是與這「三化」為內涵的鬆綁放權改革是分不開的，但現在卻有人將這「三化」同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和休克療法類同起來，並認為，中國道路的成功秘訣，就在於打破新自由主義所謂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神話才取得的，這已經上升到政治高度、上升到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的高度了，可能不少人都不太敢反駁了。

讓筆者感到憂慮的是，打破這「三化」神話的建議一旦為政府所採納，弄不好就會改變市場化改革方向。這不是亂擔心，現在的確有了一些與市場化改革方面背道而馳的往回走的所謂改革，且有不少人動不動就對市場化改革進行學術探討和做出建議的人上綱上線到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或休克療法，上升到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政治高度上了。有人問得好，世界上有照搬的例子嗎，誰照搬了?誰能做到照搬?不是該不該照搬，而是根本就做不到照搬，因為所謂「照搬」就是原封不動地複製。

上綱上線是大家都害怕的事情，如果動不動就貼上一個標籤，誰還敢或還能談出自己的學術觀點和改革建議。一旦用一種貼政治標籤的意識形態化做法將其否定，很可能會招致顛覆性的錯誤。

並且這種否定西方主流經濟學整體的說法也是不嚴謹的，這樣會將許多對中國改革有價值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全盤否定掉。現代經濟學或西方主流經濟學有許多不同的理論和領域，不能一概否定。現代經濟學或主流經濟學按照功能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提供基準點或參照系、遠離現實的基準經濟理論(如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一般均衡理論等)，以及沒有國別屬性，沒有意識形態，具有一般性的工具性理論(如委託代理理論、機制設計理論、合約理論、拍賣理論等)，而另外一類理論則是旨在解決現實問題的經濟理論，其前提假設更為接近現實，是對基準理論的修正。這兩類理論都異常重要，是一種遞進的相輔相成關係，都可用來得出具有內在邏輯的結論和進行預測。

誠然，第一類理論中的基準經濟理論主要是以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環境作為理論背景的，提供的是在相對理想狀態下的基礎理論，不一定完全適合中國的國情。但是，卻為更好地研究更為現實、有摩擦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提供了基本標尺，很多批評甚至否定主流經濟學的人實際上有意無意地用到了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一個讓人感到奇怪的現象是，不少人一邊批西方主流經濟學，一邊又很崇尚宏觀調控的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難道凱恩斯和新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不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範疇?

政府應該鼓勵百家爭鳴、百家齊放，允許學術自由探討，關鍵是要科學嚴謹，言之有據，這往往會減少犯錯風險，彌補漏洞，對完善改革措施大有幫助。對於各個領域的改革深化，同樣需要理論探討先行，不斷促進思想解放。目前，中國方興未艾的智庫建設，主要還是依靠體制內的力量在做。要想真正讓智庫拿出不摻雜個人立場和利益的關於公共治理的獨立見解和改革方案，還需要鼓勵體制外的力量生長。

（二）客觀準確介紹學術觀點和結論，避免誤導政府與大眾。

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做政策建議時，要客觀、科學及嚴謹地陳述自己或他人的學術觀點和結論，而不是在主觀或客觀上造成對政府與大眾的誤導，在不同的場合說不同的話。現在有種現象，作為學者，在報刊和政論期刊的文章中的說法，和學術文章的說法居然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在其學術論著和學術文章給出前提假設條件，而在非學術場合卻忽視了那些甚至至關重要的前提假設。

要知道，經濟理論一旦採用就具有很大的外部性，不認識和理解邊界條件而盲目應用或不準確介紹，會帶來很大負外部性。儘管決策者和一般民眾不需要了解理論嚴謹分析的細節，但提出政策建議的經濟學家必須要了解和準確介紹。如不準確地介紹其前提條件，一旦被政府接納採用，弄不好就有可能會帶來很大問題甚至災難性的後果。

(作者繫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高等研究院院長，首批國家「千人計劃」特聘專家，首批人文社會科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美國德州A&M大學經濟系Alfred F. Chalk講席教授。英文學術期刊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主編，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編。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經濟理論、激勵機制設計、博弈論、拍賣理論、匹配理論、數理經濟學、經濟轉型、中國經濟等。在包括《經濟研究評論》、《國際經濟評論》、《博弈與經濟行為》等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發表論文80多篇，《經濟研究》等國內權威期刊發表論文50多篇。著作《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獲第16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其花費近十年功夫完成的頗具特色和中國元素的《高級微觀經濟學》(上下冊)最近剛剛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此文為田國強授權第一財經獨家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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