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的代表：大邱庄和悲情禹作敏
假如真的有所謂的時光隧道，許多人會選擇回到三十年前，回到改革開放發軔的時代。
中國歷史上這次規模宏大的改革，首先是
在農村的改革中，有幾個村子是引人注目的，北方有大寨，有大邱庄，中部有南街村，南方有華西村(行情論壇)。這幾個村子實際上是幾個
今天，我們將總結改革開放的三十年，用審視的目光回顧三十年所走過的曲折道路，由此，我們怎麼也繞不開中國農村的廣闊田野，繞不開這幾個曾經或仍然大名鼎鼎的村莊。
大邱庄是命運多舛的地方，也是有著許多神秘傳說的地方。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揭開了幕布的一角，但是，窺視秘密的感覺，與當年親歷傷痛的感覺是截然不同的。
其實，歷史的巨手已經撫平了曾經留在這裡的傷口，以至於許多年輕人不知道這樣一個地名。但是，撫平的傷口也是傷口，疤痕依舊存在。我們無意揭開傷口，回首昨天，是為了更好地記住歷史留給我們的教訓。
道理很簡單，在今後的經濟建設和改革中，還會有跌跤的時候。我們希望少一些彎路，少一些傷痛。
——大邱庄經濟標本崩頹背後
本刊
1999年，天津市和平區睦南道122號，被判入獄20年且最終獲得保外就醫「照顧」的禹作敏，剛剛從天津武警醫院被轉運至此時日未久，時年69歲。
斯時，其身形枯槁，面容憔悴，抑鬱、焦慮、困頓之態溢於言表，相較6年前的談笑風生、威風八面，實已判若兩人。
當這位曾叱吒中國農村改革風雲數十載的瘦削老人，於當年10月2日深夜大劑量吞食安眠藥並於次日凌晨一時許客死天津天和醫院之際，舉國上下正大張旗鼓地開展建國50
嗣後，天津市委、天津市
10月5日，禹作敏屍體在天津火化。
一縷青煙騰空而起，人稱「華夏第一村」的大邱庄一代精神領袖就此灰飛煙滅。
歷史，總歸是不容迴避的。
時值今日，改革開放即將踏入第三十個年頭，在過去的這段艱難曲折、步履維艱的改革歲月里，大量的理論家、實踐家為國家的痛苦轉型乃至繁榮富強，嘗試做出抑或已經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各種問題複雜糾結而尖銳難解的廣大農村，其推進改革步伐難度之大，教化群眾改變觀念任務之重，是顯而易見的。正因此，禹作敏於靜海縣大邱莊主倡的改革實踐，無論如何是近代中國農村發展史上繞不過去的研究標本。
1978年前後至1993年，禹作敏帶領大邱庄老百姓，走出了一條與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取得了世人矚目的經濟成就和政治地位。其後，卻因種種不合常規邏輯的做法，其本人被課以嚴刑，獲刑20年，且株連次子禹紹政刑期10年。自1993年至1999年，除卻其母病逝於鄉而得以片刻還家外，禹作敏再未得到任何機會回到大邱庄。
一時引起且延續至今的最大爭議是，對禹作敏這樣一個於社會主義事業做出過如此巨大貢獻之人進行的最終判罰，是否真正體現了公平與正義？另外，執行前是否真正深入考慮過該事件之處理對大邱庄整體經濟所造成的震蕩幅度？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對禹作敏的事前干預是否已經盡職？伴隨著作為大邱庄精神領袖的禹作敏的倒掉，整個大邱庄經濟幾近陷入全面崩盤的境地，且此後數年一直未見抬頭之勢。到底誰該為大邱庄經濟的衰敗負責？
更為值得思考的是，如此缺乏
為探究事件發生的深刻根源，《財經文摘》記者深入一線，調查數月，循著這位曾紅極一時的奮鬥者多年前踩踏的印記，試圖在禹作敏時代結束15年後，重新歸納總結那段歷史，希冀通過各種複雜的事件糾葛，通過大量的細節故事，告訴世人一個真實的禹作敏，一個真實的大邱庄。 無畏的改革
20世紀70年代，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最為紅火的關頭，1958年入黨、1974年正式出任大邱庄黨支部書記的禹作敏，曾四度前往山西大寨參觀學習。
其時，被鋪天蓋地的紅色革命熱情鼓舞到熱血沸騰的禹，對從窯洞里鑽出來的憨厚農民陳永貴亢奮的「戰天鬥地」精神深表欽佩，甚至就此將陳視作自己的行動榜樣。1973 年，陳永貴得到毛澤東賞識進入中南海「主政」全國農業，此事令禹作敏更是認定，已「貴」為國家副總理的陳永貴，就是他改革與奮鬥的方向。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受到陳永貴以及當時舉國上下狂熱極左的政治環境感召，1974年冬，禹作敏帶領全村男女老少邁出了改造大邱庄面貌的最為原始的一步。模仿陳永貴的樣子，他身先士卒、一馬當先，帶領大邱庄群眾一干就是三年，僅僅憑藉土筐和鐵鍬以及老幼相加也不過4000人的力量，累計動土竟然達到410多萬方，硬是把7000多畝高窪不平的鹽鹼地改造成為了橫平豎直的肥田沃土，甚至還修了7條比京津公路還寬還直的大道，以及幾十條能走馬車和拖拉機的小道。
「我是禹作敏培養的，我入黨，禹作敏是介紹人。我跟他幹了整整20年，從1978年改革，一直到他被抓，我一直沒離他的身。」村民李風光對《財經文摘》記者講述當年大邱庄的奮鬥歷程時，情緒十分激動。
據他說，昔日大邱庄，「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種秋不收，糠菜半年糧」，「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都窮光棍子，說不著媳婦。從書記改革，這個面貌一下子就改了。」
對於大邱庄和禹作敏來講，最為深刻的反省與改革發端於1976年至1978年間。伴隨著扭曲人性的十年「文革」之結束，曾經備受追捧的所謂「大寨模式」與「大寨精神」，
據稱，1976年10月初，在揭批「文革」錯誤情緒正酣之時，禹作敏獨自一人在廣袤的團泊窪輾轉徘徊，冥思苦想三天三夜，其間寡言少語，旱煙抽掉無數。第四天，他敲鐘集合大邱庄群眾，發表了這樣的誠摯演說：「這些年大家跟我受苦了，現在，我既不埋怨上，也不埋怨下，一切責任都由我承擔！大夥要是還能信得過我，我就再幹上3年。我承諾兩點：第一，要讓大邱庄變個樣，讓大家過上富裕的日子；第二，要讓村裡250多個光棍都娶上媳婦。如果大夥信不過我，那我現在就下台。」
禹作敏的人格
儘管對於禹作敏裹挾集體力量切入鋼鐵工業且能夠將大邱庄經濟「打著滾兒」發展的現象，學者間存在多種爭議與猜測。更多的疑問在於：為什麼禹作敏單單看中了鋼鐵，他的原材料哪裡來的，他的產品賣給了誰。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如此獨特的政治氛圍內，到底是誰扮演了禹作敏與大邱庄幕後推手的角色？
答案眾說紛紜，《財經文摘》得到多種版本，但深入調查後發現，多數說法經不起推敲。據了解，迄今為止，尚無一人對禹作敏乃至大邱庄的發家史做出過一個值得信賴的完整調查。
中國社會科
變革，就這樣生生地出現了。
大邱庄冷軋帶鋼廠於1977年8月間成立，村民劉萬全、劉萬明分別擔任該廠廠長以及業務員一職。作為大邱庄黨支部書記的禹作敏選擇此二人擔綱主持大邱庄第一個工業企業的重要原因在於，劉萬明退休前曾供職於天津冷軋帶鋼廠，劉萬全則是大邱庄出了名的技術能人。
冷軋帶鋼廠牛刀小試卻一炮打響，一年後，成本全部收回，純利潤超過30萬元。
依據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對《財經文摘》記者的講述，當初的帶鋼廠其實只有兩台軋鋼機，而且是「人家軋鋼廠不要的，我們按廢鐵買回來的，不點兒大（註：意為很小）」。另有村民表示，當初從天津冷軋帶鋼廠確實買了一台廢舊軋鋼機，回來後大邱庄人「照葫蘆畫瓢」，又仿製了兩台，總計是三台。
關於帶鋼廠創業初期啟動資金的真實來源以及大邱庄改革的最初起步，村民李風光對本刊記者做出了詳細的闡釋：「那時候不懂什麼叫企業，什麼叫副業。禹作敏發動老百姓先打了一部分葦子，跟大伙兒說，肯定能到一斤兩塊七毛五。結果那年
「那時候建廠房很困難。我是養殖場場長，那時候說要搞大規模養殖，我做了一個計劃。因為屬於改革，縣裡畜牧局說，你搞個大養殖場，做個大計劃，有了磚、砂石料、鋼筋，我再給你項投資。就這樣，養豬場和帶鋼廠都辦成了。大邱庄就是在那個時候，在1978年起的步。」
受到帶鋼廠盈利消息的刺激與推動，其後十數年間，在禹作敏的有力指揮下，大量工業企業扎堆兒出現，管理模式亦日臻成熟：1981年，大邱庄高頻制管廠成立；1982年，大邱庄印刷廠、大邱庄電器廠相繼開工投產；1983年，為擴大規模、便於管理，同時為能享受到國家對初創公司稅收政策之
依託冷軋帶鋼廠、高頻制管廠、印刷廠、電器廠盈利水平的不斷提高、企業規模的不斷發展壯大，各個工廠下轄的分廠以「滾雪球」的方式越滾越多，越滾越大。1987年，禹作敏將上述四個總廠改製為四大公司，1992年，他又將四個公司分別改名為堯舜、萬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團。同年，在禹作敏的主持策划下，大邱莊農工商聯合總公司投資近10億元，在村西北建立起「百億元工業區」。
顧名思義，按照禹作敏當年的規劃，該工業區每年的產銷能力至少要達到100億元，「百億路」因此而得名。依據大邱庄鎮政府辦公室主任楊明雋向本刊記者提供的數據，截至1992年底，大邱庄共有工業企業200餘家，從業人員12342人，固定資產總值150137萬元，利潤47344萬元，比1981年增長300倍，工業總產值402761萬元，比1981年增長835倍。
儘管對於上述數字，記者不敢全然苟同，但大邱庄於鼎盛時期的發展速度之驚人，卻是人所共知的。
除卻工業拓展，在農業生產上，禹作敏亦提出了其著名的「專業承包，聯產計酬」的說法，將農民掌握的土地一律集中耕種，鼓勵有能力者
據稱，自1979年－1990年，禹作敏共向農業投資近4000萬元。至1990年底，大邱庄共有各種農業機械2577台，總動力64894馬力，糧食總產350萬公斤，比1978年的140萬公斤增長1.5倍，比1949年的34萬公斤增長9.4倍。
值得一提的是，為統一思想、凝聚力量，以便更為有效地進行工農業改革，禹作敏曾有一段精闢但後來被廣泛曲解的言論。禹作敏這樣告訴他的搭檔：「醜話咱說在前頭，新搭起來的領導班子，一人一把號，都吹我的調，不吹我的調，一個都不要。」
隨著經濟總量的不斷翻番，背靠集體經濟模式騰飛起來的大邱庄，對村民福利待遇亦進行了一系列深入探索與改革。《財經文摘》記者先後幾次深入大邱庄
非但如此，禹作敏賞罰嚴明，誰對企業貢獻大，誰為企業帶來的效益高，誰得到的實惠就多，反之亦有說法。一時間，群眾幹勁十足。
「沒有禹作敏，就沒有大邱庄，更沒有大邱庄的今天。」多位受訪者不假思索地對記者說出類似話語。
而對於當下產權制度改革後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問題，部分村民已怨聲載道，據稱，已有村民多次到鎮政府打起標語表示抗議。8月15日上午9點，大邱庄鎮黨委書記姚金明在接受《財經文摘》記者獨家專訪時，矢口否認「村民抗議」這一說法，並稱「類似的情況，我們並不掌握」。
儘管如此，本刊記者8月初第一次到大邱庄津海街居委會採訪時，一干群眾執意要記者將靜海縣委領導至少大邱庄鎮政府領導找來，希望他們聽聽大邱庄基層百姓的聲音。據了解，為數不少的大邱庄村民對當下的生存現狀表示不滿，他們希望通過與記者的交流直接評判當地政府政策之不足，並希望政府拿出更為合理的解決方案。
「你大邱莊子白是大邱莊子，沒用！廠子里不要你，要他親戚朋友，人家有資本，他說了算。群眾一看，廠子都歸個人了，但你那廠子的房基地是大邱莊子的啊！那廠子可是禹作敏建起來的啊！你要是不包給他，俺用那地可以掙錢啊！」談及此事，禹作瑞頗多感嘆。
「他租俺的地，得給俺錢吧。俺們上班，你說不要就不要了，你們一個個都富起來了，有廠子的才幾個人？現在農業隊也沒了，俺們找誰說理去？俺們指望什麼吃飯？群眾就起來了，我要地！」禹作瑞認為，產權制度改革害了老百姓。
大邱庄醫院、大邱庄生物技術研究所、天津
1978-1992年，在如此不起眼的一片窮鄉僻壤之地，居然悄無聲息地冉冉升起了一顆工業化市鎮新星，海內外為之震動。作為基層黨支部書記的禹作敏於新農村改革實踐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所承擔的巨大政治風險，以及最終取得的令人慨嘆的成功，環顧全國，恐一時無二。
致命的導火索
及至禹作敏不明就裡地成為全國炙手可熱的新聞人物時，大邱庄的致富範式引致各方關注，而中央級媒體連篇累牘的非理性追捧，令這位一直不事聲張、默默耕耘於靜海土地之上的農民，頗為無所適從。
作為政治任務的全國巡講、報告以及外來參觀團接待，甚至令僅僅讀過四年私塾、嚴重缺乏公關
隨著1993年禹作敏的倒掉，大量針對禹作敏在大邱庄管理模式上的批評甚至謾罵鋪天蓋地而來，其情狀之複雜，模式之花哨，如同之前的讚譽。但細細想來，幾乎所有的批判都非常值得懷疑。不論是「莊主說」、「土圍子說」、「獨立王國說」、「土匪頭子說」，還是「封建君主說」、「地方割據說」，其核心內容僅在一點上，即「禹作敏不該這樣控制大邱庄」。
《財經文摘》記者查閱大量資料，尋訪到眾多直接相關者，驚訝地發現，很多目標直指禹作敏與大邱庄的評論者根本就不清楚當年的改革狀態，也完全不明了禹作敏其人，或者連到都沒有到過大邱庄。發言、炮轟的猛烈性與隨意性令人感喟，一切蓋因禹作敏已經倒掉，而官方口徑已經如是。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如果說禹作敏那種領主式的行為引起了大邱庄村民的不滿，村民的民主意識、村民的個人權力迅速
針對禹作敏，秦暉慨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權力把他扶起來，權力又把他整倒，從整個過程來說，這顯然是一個悲劇了。」
回溯整個過程，禹作敏被扳倒的直接契機來自兩樁人命案，一為1990年之「劉玉田案」，一為1993年之「危福合案」。兩案前後相繼，禹作敏深陷其中，難脫干係，最終不能自拔。
依據禹作敏生前朋友——天津市寶坻區林亭口鄉小靳庄村原黨支部書記王作山於2007年8月28日接受本刊記者獨家專訪時的回憶，禹作敏為人仗義，性格豪爽，但「這既是優點，又是缺點」。
王作山認為，禹作敏「護村」護得實在太重了。「有人犯法，誰犯法就該誰受法律制裁，有你啥事啊？而且，直到今天我都認為，對他來說，他不是主要責任人，即使有責任也不至於負刑事責任，兒子犯罪不能把父親也逮起來吧？是不是這個理兒？下邊殺人，怎麼會是他的主要責任？我只能說一句，他忒『抗上』了。」
「劉玉田案」確為導火索。
據本刊記者了解，劉玉田系直接涉案人劉金會之父，為禹作敏近親。劉玉田之妻禹氏為禹作敏二姑，其家族關係相當緊密，而劉金會兄弟計四人，依照農村長幼排序，分別為劉金剛、劉金會、劉金峰、劉金功，而劉金會尚有兩個妹妹卻並不在此列。換言之，禹作敏兄弟四人禹作哲、禹作新、禹作敏、禹作瑞，實為劉金會之姑表兄，而同為涉案人的禹作相，則為禹作敏堂弟。
關於該事件的起因，按照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對本刊記者的話說：「劉金會作為表叔，強姦了禹作相的閨女，導致女方精神失常，禹作相不幹了。」劉金會三弟劉金峰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則認為，其二哥劉金會與禹作相「閨女」發生的關係「沒有強迫成分，只是一個人和一個人的事」。
但劉金峰同時認為，不論怎麼說，劉金會做得確實不對。「即使他說喝酒了，酒亂，我也不能原諒他，因為事情是他做的，就應該由他承擔責任。你禹作敏打死他劉金會，我也不說別的，但我們老爺子到底惹誰了？你這不是株連九族是什麼？」
17年後的今天，面對《財經文摘》記者，劉金峰依舊憤恨難平，劉姓家族與禹姓家族的仇恨至今未了。據記者數月於大邱庄的觀察，大多數村民其實是懷念禹作敏以及禹作敏時代的，對禹作敏個人的評價也甚高，但單就劉金會家族一方而言，禹作敏的形象要大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91）津高法刑事裁定第27號關於劉玉田案的詳情記述如下：1990年4月9日，禹作相得知其女禹某某曾被本村村辦傢具廠廠長劉金會猥褻後，非常氣憤。4月12日晚，禹紹龍、禹作民糾集禹作立、禹紹龍、禹作嶺、禹紹祥、禹紹忠，商議毆打劉金會泄憤。禹作相、禹紹立又遷怒於劉金會之父劉玉田，提議毆打劉玉田，其他5人也都表示同意。當晚，7人先竄至大邱庄治安派出所內，毆打劉金會，然後約定次日上午在禹作民之父禹賀田家集合一同去毆打劉玉田。4月11日上午9時許，禹作相、禹作立帶領其他5人闖進劉家，將64歲的劉玉田帶到村供銷社附近的大街上，先對劉啐唾沫，打耳光，然後大家一齊動手毒打。將劉玉田打倒在地後，禹作相、禹作立使用皮腰帶，禹紹祥、禹紹忠用帶鐵皮頭的膠管，禹作民、禹作嶺用鞋底毆打劉玉田。雖然劉玉田在地上苦苦哀求，7人仍不罷手。直至劉玉田奄奄一息，他們才離開現場。劉玉田被送進村醫院搶救，經醫檢，肋骨骨折8根，腎組織出血，肝腎破裂，腹腔積血達600亳升，經搶救無效，於當日下午死亡。
《財經文摘》記者多次試圖聯繫採訪當事人劉金會，但對方一直躲閃迴避，拒絕與記者正面接觸。依據知
劉金會大哥劉金剛亦婉言謝絕了本刊記者的採訪，其妻稱：「我們實在不想再提了。」據劉金會三弟劉金峰的講述，二哥劉金會在1990年事發後便逃出了大邱庄，直至禹作敏被抓後才偷偷回村，而與劉金會發生關係的禹作相之女目前仍在大邱庄，且早已出嫁。
即便劉金峰基本認可禹作敏組織人等毆打劉玉田屬於「寒磣寒磣他」的說法，且劉亦認為「禹作敏當時並沒有真想打死老爺子」，但對於「禹作敏與劉玉田案並無牽扯」的說法，劉金會認為「那是完全錯誤的」。
「都是禹作敏一手操縱的，在大邱庄，他是說一不二，要麼怎麼說他是土皇上呢？說好一點他是皇上，說重一點，他就是一個土匪頭子！我說這話，我負責任，因為他的一行一動，已經體現了他是一個土匪頭子了。坐車，只要他從辦公室一出門，前邊仨後邊仨，左右一邊一個，幾個人？這就是八個了。前呼後擁嘛！開門進去，他在後排坐著，一左一右兩個貼身保鏢，前邊還有一個保鏢。你作為大邱庄的一個書記，搞這麼緊張幹嘛？！他要的不就是那個派兒嗎。」
據劉金峰講述，在1990年事件出現前，劉一直對禹作敏心懷欽佩，而且如果不出這個事情，禹作敏「人還是個好人，書記也是個好書記」。「大邱庄四面八方多少個村莊，為什麼惟獨大邱庄發展了？不是禹作敏帶領大家發展起來的嗎？他有這個膽量，有這個氣魄。如果他始終這麼發展下去，我認為他還是個好書記，還是個好人。但最後幾年他不發展企業了，他光發展他那個小集團了。」
劉金峰認為，如果講發展，沒有禹作敏，大邱庄就到不了今天。「就是從大邱庄一起來，他可能以為自己的對立面大一些了，又是上保鏢又是安攝像，你說有嘛用！蓋別墅非要弄個地下室，剛
本刊記者調查獲悉，在對劉玉田事件的處理上，靜海縣原公安局局長孫家芝亦有牽連。1990年9月，即案件處理末期，孫家芝因涉嫌參與「大邱庄打人致死案」事後造假，被天津市
知情人士向本刊記者透露，靜海縣公安局於1990年4月11日上午9點接到劉金峰二妹關於其父被群毆致死的報案後，孫家芝迅即攜民警數人趕至大邱庄。在了解案情後，孫與禹作敏磋商並暗示稱：「你不讓我抓人也行，但你得給我把聲勢造出去，不造出去，人我必須要抓。」
不多時，禹作敏依照孫家芝的建議，為包庇打人者、造成輿論顛倒的現實，大面積組織相關人等張貼大字報、策動遊行、倡議給禹作相家屬捐款等一系列輿論造假動作，整個村子各條街道兩側全部貼滿了標語。工廠停工，
據講述，4月11日下午，禹作敏從幕後走到前台，親自主持召開大邱庄全村職工大會。會前，劉金剛、劉金會、劉金功全部被押至台前，一律捆綁並低著頭，「身後有人按著」（劉金峰因鈍器致傷處於昏迷狀態，依舊被扣押在萬全集團保衛處，於是未得上台）。據當地村民向本刊記者講述，在此次大會上，禹作敏曾有「劉玉田早就該死，他死有餘辜」的言論，並稱「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發劉玉田，沒水平的可以罵大街」。4月12日至4月13日，禹作敏分別兩次組織策動大邱庄近兩千人大遊行，「聲討」劉玉田，大街上貼滿了「打死人無罪」、「打死劉玉田活該」等多種大幅標語。
2007年9月24日，靜海縣公安局辦公室主任韓玉起在接受《財經文摘》記者採訪時，亦談及孫家芝與禹作敏的複雜關係，稱「就在當年，孫家芝被一擼到底」。
據劉金峰迴憶，就在其父劉玉田被「活活打死」的當天，其二哥劉金會已被扣押在大邱庄派出所達數天之久，禹作相率同族7人氣勢洶洶前往派出所。當時大邱庄派出所所長周文全得知此消息後，借故離開，禹作相等人於是得以痛毆劉金會，但並未致死。而此時，劉氏其他三兄弟也已被禹作敏全部控制且均遭毒打：劉金功被關押在津海保衛處，劉金剛被關押在堯舜保衛處，而劉金峰則被關押在萬全保衛處。
次日，也即4月11日，劉玉田被當街打死，聞訊趕至的劉金會二妹獨自一人拉著板車將其父送往大邱庄醫院，最終不治身亡。依據劉金峰對本刊記者的講述，當天上午，其父劉玉田正在院子里整理東西，禹作相、禹作民、禹作力、禹紹龍來到其父所在院落。在門口，禹作相說：二姑父，你出來一下，和你說點事兒。其時，劉玉田老伴禹氏正在裡屋忙碌。
「我娘當時就尋思著，不就一幫侄兒們嗎，找他二姑父說點事就說唄。她在屋裡就沒出來。你說事在屋裡說不完了嗎，不行，得到外頭說去。這幾個人架著我爹，一出門口就連打帶踢，一直踢打到現在的 中國銀行(行情 股吧)那一段。當時禹作章是村大隊的大隊長，禹作敏派去的，我有證據，他在那兒監督著。這樣，十幾個人一路踢打直至老爺子死去，圍觀的人很多，但沒人敢管。」
此後，劉金會兄妹多人乃至劉姓整個家族之核心成員從老到小，全部被禹作敏納入被監視範圍，如許人等甚或連上廁所都有人遠遠盯著。而禹作敏惟恐有人出村告狀，萬分警惕。劉金會四弟劉金功曾帶著相關材料以及於村口戒嚴現場拍攝的照片，試圖逃出大邱庄尋求司法幫助，無奈，剛出村不久即被禹作敏線人告密並被迅速抓捕回村，扣押在大邱庄派出所長達七天之久。直至劉金會二妹前往派出所處理相關事宜，劉金功跑出來叫喊：「老姐，快去叫人救我！」此時，劉家方知，劉金功並未失蹤而是被禹作敏秘密扣押了。
「他跟我說了，劉金峰啊，你就是個土匪，你還看著，我還真不讓你好死。那意思就是說，我一點點折磨死你。我心想，我讓你折磨死幹嘛呢，我自己死了不就完了嗎？」據稱，劉金峰被扣押後，遭遇禹作敏所組織的數人輪番毒打。
「四根電棒全部耗沒電了，皮帶打斷了三根。大邱庄誰也不敢替俺老劉家說一句話，整個政府無奈的狂狷
如果說，「劉玉田案」直至最後也未能把禹作敏交付司法程序的話，那麼，「危福合案」的發生與發展，實則禹作敏生前的最後一搏，姑且稱之為「滅頂之災」亦非過分。
1990年前往大邱庄打工並於1992年負責該村華大公司養殖場基建工作的河北省棗強縣青年農民危福合，在公司面臨解體，其本人被指涉嫌「貪污公款、數額巨大」，且突擊審訊拒不交代。在禹作敏授意下，萬全集團總
據《財經文摘》記者了解，當時華大公司上下串通，在基建層面上大吃回扣的現象格外突出，加之危福合確有22000元的賬目無法自圓其說，遂被清查。同時被禹作敏納入清查名單的，除卻危福合，原華大公司副總經理兼農場場長侯洪濱、原華大集團公司養殖場場長宋寶和以及原華大集團公司氧氣廠廠長、高級
從下午兩點多到晚上十點，針對危福合的審訊長達7個多小時，最後，奄奄一息的危福合被送至大邱庄醫院時，因搶救無效而死亡，後經法醫鑒定，死者全身上下傷痕達380多處。
而時至1992年12月13日，也即事出當天，危福合也不過26歲而已。
得知危福合死訊後，禹作敏想盡辦法掩蓋事實真相、庇護案犯。禹認為：「那麼多人參與，面太大了，不如找幾個可靠的人先把事情擔起來。」之後，萬全集團代總經理劉永華（斯時，其總經理劉雲章已驚慌失措。本刊記者調查獲悉，劉永華實為大邱庄
司法調查及法醫鑒定結論卻令上述說法不攻自破，無路可走的禹作敏再次決定「盡一切努力」包庇案犯，直至出現「武裝抗法」一說。
對於「劉金會家族在天津公安局處理危福合一案時曾暗中給予幫助」的說法，劉金峰認為「那純粹是謠言」，而對於大邱庄多位村民反映的「劉姓中人與宋平順具備不遠的親戚關係」的說法，劉金峰更認為「那都是胡說」：「我們就是老實巴交的農民，沒能力認識那麼高的人，只能說禹作敏腦子進水了，自己做到頭兒了。至於說人家危福合根子硬，家裡有後台，這卻是事實，一點兒不假。」
記者
與劉金峰的說法有所不同，現年已88歲的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在接受《財經文摘》記者採訪時透露：「關鍵是嘛呢，我告訴你，劉金會和宋平順是有關係的，劉金會有個遠房的姐姐，和宋平順是親戚。這一死了人呢，宋平順就跟老劉家蹬上勁了，是這麼一個情況。」
案件最終由天津市公安局偵查並移送天津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依據本刊記者拿到的官方備案材料，禹作敏犯罪事實基本如下：1992年12月15日晚，被告人禹作敏接到被告人周克文的報告，得知天津市公安機關幹警宋憶光等6人對危福合死亡現場進行勘查，便下令扣留宋憶光等6名刑偵幹警。周克文指派大邱庄治保會的巡邏隊員將宋憶光等人拘押在勘查現場的三樓樓道內，斷絕了宋憶光等人與外界的聯繫。16日上午8時許，宋憶光等人被帶至總公司三樓會議室，由禹作敏對宋憶光等人進行無理指責。上午11時許，天津市市委書記聶璧初責令大邱庄「立即放人」，其時，宋憶光等人已被扣押13個小時。
根據起訴材料，1993年2月16日，天津市公安、檢察機關組織幹警準備進入大邱庄搜捕劉雲章等4人。被告人禹作敏得知此消息後，連夜召開會議，策劃阻礙執行公務幹警進村的辦法，並命令被告人周克文派人把守進村路口。周克文立即召集總公司所屬各集團公司保衛科長進行了部署。17日上午，禹作敏帶領並指使他人圍攻、指責進入大邱庄的天津市檢察、公安機關領導和靜海縣負責人，阻撓檢察、公安幹警進行搜捕案犯和張貼通緝令等公務
「檢察院調查危福合的事兒，你就讓他調查唄，你為嘛還要把檢查院的人扣下來？天津檢察院副檢察長被禹作敏扣了兩天，市裡讓他放人，他就是不放。禹作敏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檢察長，你到了我大邱庄就得接受我的檢查。我×，你說這事兒！結果把檢察長給打了，把公安給扣了。這還不算完，公安再進大邱庄，是一個都不讓你進了，所有進大邱庄的路口全都堵死了！天津的防爆部隊就在崔莊子附近駐紮著，進不來，禹作敏號召各個廠子停工，一人一根螺紋鋼管，放假，堵路口，不許回家，都在廠子里，家屬往廠子送飯，24小時在廠子堅守，對峙了三天，武警一直沒能進去。」劉金峰迴憶道。
因劉玉田案，諸多禹姓同族被抓且被判刑，劉金峰在大邱庄得不到
據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回憶，因處理劉玉田案，禹作敏對天津市委非常不滿，尤其對天津司法機關的處理決定表示「不能接受」。「我親見的一個事情，鬧得非常僵。一次，我到那邊兒（禹作敏家中——記者注），天津市市委書記聶璧初正好來電話，說禹作敏，你上天津來一趟，就是你和宋平順鬧的這個問題，來說說，不就
「最後不是宋平順帶著武警要到大邱庄來嗎，從那邊來了，書記說：『他來啊，我讓你連村都進不來！我是黨員，黨內的事情黨內解決，你為什麼到我大邱庄公開圍攻？』各個進村的路口全用大車堵住了，群眾全放假了，一個個拿著鐵棍。要的是那個陣勢，誰真打？那意思就是，你有武警，我有老百姓，你有手槍，我有鐵棍，當時幾個集團的頭兒們都在禹作敏周圍坐著，等消息。你知道有多少人勸他？！勸他別這麼狂了，其實如果說一說，事情可能完全兩個局面，可他非要愣頂。」
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在與本刊記者
事實上，在圍攻大邱庄的前一天，也即1993年2月16日，禹作敏與時任靜海縣縣委書記的崔士光及時任縣長的只升華有過交流。之後，在交給天津市市委書記聶璧初的信函中，禹作敏表達了配合公安機關調查的觀點，但同時認為：「我不懂法，群眾更不懂法，請你對破案人員說，要依法辦案。千萬注意，不要因破案而影響改革，影響生產，影響民心……我不知道如何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我不知道的，我不負責。」
2月17日，時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長的宋平順親自出馬，由天津市公安局抽調400名（亦有1500名和1700名的說法）幹警，集結於大邱庄附近村莊待命。依據官方語調，此動作主要是「鑒於禹作敏的來信，同時考慮到大邱庄派出所撤銷後拒絕上繳的15支步槍和2000發子彈，公安機關經天津市政府請示中央得到批准後，調用警力，準備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變故，防備通緝犯外逃。」
在「以暴制暴」
據稱，接到靜海縣委送達的通知後，禹作敏思忖再三，於忐忑、懷疑中無奈前往。據了解，當時與禹作敏同去天津迎賓館的，除卻崔士光外，尚有禹作敏最為信賴的貼身保鏢史明生（本刊記者多次努力，仍舊未能聯繫到此人），以及3名骨幹村民，分別為李向軍、朱振鳳、楊會閣。據禹作瑞回憶：「書記說：你聶璧初怎麼叫我，我也不去！於是，聶璧初只能等高德佔來商量，高德佔給靜海縣縣委書記崔士光寫了封家信，讓禹作敏到天津迎賓館，要和書記談一談。」
禹作敏束手就擒。
「一共去了三輛車，人都被扣了，後來經過審問，那些人都沒問題，就放了。」村民李風光對《財經文摘》講述時認為，天津市公安局早有準備。「從『李七庄』（此處位於天津市西青區，為天津外環，屬大邱庄通往天津市區的必經之地——記者注）那一段開始，全部戒嚴了。」
旋即，在「大邱庄群龍無首」狀態之下，宋平順迅速動作，第三次親率天津公安幹警一行數人再度開赴大邱庄，輕鬆抓獲涉案人員數十人。
「四大集團的經理，不但一個沒動，而且全部改口，都順著公安的意思說話了，說禹作敏這也不好那也不好，跟天津市委穿一條褲子了。」禹作敏大哥禹作哲無比憤恨地說，「這就是杠著（意為「命中注定」——記者注）。禹作敏走到這一步啊，杠著他把大邱庄操辦起來，杠著他再走這一步，別的就甭說了。人家宋平順來大邱庄開會就說，禹作敏讓誰死誰就得死，你說有這種事嗎？！人家開會就這麼講的，你怎麼著人家？老百姓誰敢言語？暗地裡說話管嘛用？四大公司都是禹作敏弄起來的，可到現在呢？禹作章是書記親自培養起來的，等到書記被抓走，他一下子就變成公安那頭的人了，不但不替書記說話，反而把書記害得很慘。四大公司人家也不管了，誰說話也不頂用了，誰還敢說話？！」
大邱庄之強人禹作敏時代就此戛然而止。孤獨的行者
15年後已由村變鎮的大邱庄，馬路、樓群、商店、農貿
遭遇巨大政治波折而陷入困頓中的大邱庄經濟，在付出了沉痛的環境污染代價之後，依舊徘徊乏力。自1993年禹作敏事件之後，伴隨著各大國有商業銀行的
《財經文摘》記者先後多次通過知
大邱庄於1993年吸納周圍四個村莊而改製為鎮，曾多年擔任該鎮鎮長且對大邱庄當年變故分外明了的陶潤立，於2003年調任靜海縣縣長一職。本刊記者8月14日前往靜海縣縣委採訪時，陶潤立刻意迴避，其助理王濱對記者稱：「關於禹作敏的話題實在太敏感、太複雜了，真的不方便講，對不起。」原堯舜集團總經理禹作堯、現萬全集團總經理張玉銀均對禹作敏話題三緘其口。
禹作敏二哥禹作新之子禹紹武當年頗為禹作敏看重，他在與本刊記者
2004年從靜海縣獨流鎮調任大邱庄鎮擔當鎮長的姚金明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不假思索地舉出林彪的例子，力圖迴避記者的進一步追問。他表示，中共的法律法規，沒有功過相抵的規定，禹作敏做出過貢獻，共產黨並不否認，但是他違法犯罪也是事實。「林彪對中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包括東北全境的解放，包括平津戰役，包括淮海戰役的一部分，包括渡江戰役，包括進軍大西南。他做得不也是不錯的嗎？你能不能說因為他那段做得好，犯了反黨反人民的罪惡後，就把功過抵一抵呀？共產黨的法律沒有這一條。」
「沒有禹作敏，就沒有大邱庄，沒有禹作敏，現在即使改革也到不了這一天。沒有人是沒有錯誤的，如果論功過，我認為，禹作敏功勞佔95%。」李風光如是說，「書記自殺那年的『十一』過得相當隆重，天津，全國都是！我琢磨著他自己一定有個回想：你說何必啊，我辛苦勞累……原來從中央到地方，都知道大邱庄，都知道我禹作敏，都知道啊！為什麼『十一』前後他吃的安眠藥？我知道他的性格。」
「縣裡早就惦記著把大邱庄劃成鎮，書記沒答覆，說你別劃鎮，回頭我搞好了，搞成了規模，你給我劃個市。這麼一來，對靜海的提議，書記沒同意。到後來書記一犯事，人家中央工作組進入大邱庄組織這個事，商量著怎麼搞，把禹作敏犯的錯誤怎麼來怎麼去的一說，後來劃成了鎮。」禹作瑞認為，即便在禹作敏出事前後，其在經濟發展上仍舊具備豁達的思路和更為長遠的打算，「大邱庄本來可以發展得更好，結果出了這樣一個事情。」
2007年8月15日下午4點，《財經文摘》記者來到天和醫院，禹作敏生前最後停留的地方。據稱，禹作敏曾在天津第一監獄（天津人稱之為「西所」，已被拆除，目前天津第一醫院所在地——記者注）服刑兩年，後保外就醫到天津武警醫院，後又轉至天津天和醫院，並在這裡度過了其生命中的最後一段時光。
記者趕赴天和醫院採訪的當天，恰逢天津市整個衛生
天和醫院辦公室主任於樂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回憶說：「我經常在院子里碰到他。我所碰到的禹先生，格外講究禮節，和我們見面總是點頭問候。但他當時有沒有真正的
禹作敏老伴范氏原屬靜海縣蔡公庄鄉蔡公庄村人，只有一名長兄，名曰范希田，范希田計有三子，分別為長子范光會、次子范光劍、三子范光福。遺憾的是，禹作敏大舅哥范希田三年前已過世。為了解當年禹作敏的心路歷程，本刊記者於8月20日下午專程登門採訪范希田長子范光會。
與大邱庄以及周圍各村村民的熱烈擁護有所不同，范光會與禹作敏早在1986年便已結下「梁子」。通過交流得知，1986年范光會女兒出生，按照村子裡計劃生育的規定，一定要「結紮」。范妻希望能夠免除這個過程，或者交點兒罰款也行。苦於無處求人，范妻囑范光會前往十幾華里外的大邱庄，希望當時已任大邱庄黨委書記並頗有名望的禹作敏給以幫助。
范光會到了大邱庄，在總公司門口見到了其姑父。作為禹作敏惟一的大舅哥之長子，范光會認為，禹作敏沒有體現出應有的關心與關懷，僅問了一句：兩胎了嗎？答：兩胎了。禹說，「兩胎了就得『結紮』。」抬腿上了
紛紜的評判
小靳庄原黨支部書記王作山認為，禹作敏「仗義豪爽」、「處事果斷」、「膽子大」。據王講述，因同為天津市基層黨支部書記且經常在天津的各種會上碰面，雙方早在「文革」前數年便已熟識。「文革」期間，「全國農業學大寨，天津學習小靳庄」，其時，禹作敏便到過小靳庄並與王作山有過
「文革」結束後，做了三個月寶坻縣縣委書記的王作山被掃地出門且受到處分，回村做起了農民。直至上世紀90年代初，在村民舉薦下，自認為犯過錯誤的王作山出任小靳庄村主任。上任伊始，已大致明辨發展道路的王作山從寶坻只身前往靜海，在大邱庄找到了老朋友禹作敏，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禹作敏在工農業改革上給小靳庄提供些建議和幫助。
「他問我：你搞啥呢，有什麼
之後，在禹作敏人財物的幫助下，廠房很快蓋了起來。沒過數日，禹作敏給王作山發電報到小靳庄，通知他去看設備。「就是禹作堯那個公司給我進的設備，到那兒一看，設備是進來了，但不是專門給小靳庄進的，是整個大邱庄集體進來的一批。人家告訴我，你得去總公司，找禹總給你打個條，按當時的安排，就算禹作敏上繳利稅了。於是我就去公司打條去了。當時，有幾個人在那兒，禹作敏跟我說：我現在有點急事，正處理。咱也知不道啥急事，也不好問，結果聽著聽著說是逮起來了。」
據稱，禹作敏被抓後，因
20世紀80年代末，大寨黨支部書記郭鳳蓮第一次聽到禹作敏這個名字，當時，她正因政治處分被分配到山西省昔陽縣公路段。「那天，《山西日報》發表了關於禹作敏談大邱庄經濟發展的一個整版
9月20日，郭鳳蓮在山西大寨賓館接受《財經文摘》記者獨家專訪時，對禹作敏進行了深刻剖析：「首先，禹作敏沒有多少文化，他基本上也是個文盲，說實在話，農民啊，你要是表揚表揚他，他渾身上下都是非常麻木不仁的。另外，他的成績確實是令人
郭鳳蓮認為，對於禹作敏的悲劇，天津市委、市政府以及靜海縣委、縣政府都是有責任的：「為什麼不能對禹作敏的這種行為進行一種約束？為什麼不提前約束他？是他聽不進去呢，還是說他有幕後支持者？」她認為，對於大邱庄，應該正面看待，對於禹作敏，更應該正面看待。「我認為，基層幹部都應該受到
1992年12月18日，作為中共「十四大」代表的郭鳳蓮，會議結束後便馬不停蹄地與當時昔陽縣委書記從北京直奔天津，準備去大邱庄參觀訪問，「去見見禹書記」。郭鳳蓮迄今為止曾兩度到過大邱庄，此為第一次。
據郭稱，禹作敏辦公室一位女
「進到辦公室後又等了一會，時間好像不短，還喝了一杯水。」後來禹作敏就來了。他說：郭鳳蓮同志，我很崇拜大寨的，我也是在學大寨年間起來的。陳永貴原來是大寨的書記，我是大邱庄的書記，我也是這麼干出來的。禹作敏還說：今天來的人很多，不管他部長也好，省長也好，來這裡就讓他們自己看，我禹作敏是不作陪的，今天鳳蓮來了，我要出面，我要接待。「等於給了我們個特別的面子。」
郭鳳蓮記憶尤其深刻的是，禹作敏說話總是很嚴肅，「有點傲氣」。「他說：過去學大寨那麼長時間，老百姓也沒學到什麼，還是餓著肚子，還是赤條條的。你看看，現在咱們黨的政策好了，改革開放以來，大邱庄是怎麼一個變化啊！講了很多。後來我們縣委書記說，我們倆是從北京開完會來大邱庄學習來了，向禹書記學習來了。他說：好啊，大寨應該學大邱庄了，大邱庄改革開放搞得好，大寨現在落後了。禹作敏給了我們一些大邱庄的介紹資料，然後又坐在那兒交談了幾句，後來就去吃飯了。」
當天，禹作敏鼓勵郭鳳蓮一定要把大寨的化工廠搞起來，並表示，在這個層面上，大邱庄可以提供資助，而且大寨化工廠生產的液氯完全可以供給大邱庄使用。非但如此，得知郭鳳蓮以及昔陽縣縣委書記當晚要回山西後，禹作敏毫不猶豫地開出50萬元支票讓郭帶上，「來一趟大邱庄也不容易。」
「他說：你先讓化工廠動起來，我用你的液氯。這樣，通過我供給他的貨，把他借給我的錢就抵了嘛，可以還了禹書記的錢了嘛，人家也沒講是給你，就是借給你的。我說：禹書記，咱們都是集體的事，我要給你打借條，我簽字，借大邱庄50萬塊錢。禹書記說：你不要簽了。我說：不行，一定要簽上字，要麼，別人會懷疑我郭鳳蓮把這50萬塊錢裝在自己口袋裡面了。我就給禹書記打了借條，借50萬塊錢。」
為表示對禹作敏無償提供資金援助的感謝，1993年春節剛過，郭鳳蓮第二次來到大邱庄，見到了禹作敏，時間就在禹出事前兩天。「我看到禹作敏好像有一種急躁的情緒，變了個人一樣，非常暴躁的樣子。當時坐下來之後，他說：我禹作敏是真正干出來的，你們大寨村是毛主席扶持起來的，你們那個先進是國家出錢買的，我這個先進是自己實實在在乾的。現在改革開放了，你大寨動也不動，說明你們這個典型是假的。」
「我心裡說：怎麼今天禹書記是這麼一個性格呢，這麼說話，還說大寨的典型是假的。後來我們的情緒就不好了，他講完以後，我們也沒說讓他陪我們吃飯，自己在大邱庄找了點兒飯吃。我說：禹書記，你去忙吧，不用管我們了，可能我們今天晚上就走了。禹作敏說：你們再住上一個晚上，看看大邱庄吧。後來他就把事情交代給了另外一個人，讓他領著我們去看了看大邱庄，什麼九龍壁啊，鋼管廠啊什麼的，晚上就住在了那邊。」
「就在我們住進賓館快要
郭鳳蓮認為，禹作敏死得很可惜，對於大邱庄來說，更是一個莫大的損失。「不管怎麼說，十多年的時間，大邱庄變了樣，要是沒有禹作敏是幹不成那個樣的！這麼大的改革思路不是隨便一個老百姓就能想像到的。我從不因為誰犯了罪就講人家這個那個的，我是實在感到挺惋惜。可能這也給我們這些支部書記、農村幹部們敲響了一個警鐘，就是在取得成績的情況下，應該怎麼看待自己，怎麼約束自己的行為。不能說是一個反面例子，但總可以是衡量我們自己的一個尺子。」
紛紜的評判
小靳庄原黨支部書記王作山認為，禹作敏「仗義豪爽」、「處事果斷」、「膽子大」。據王講述，因同為天津市基層黨支部書記且經常在天津的各種會上碰面，雙方早在「文革」前數年便已熟識。「文革」期間，「全國農業學大寨，天津學習小靳庄」，其時，禹作敏便到過小靳庄並與王作山有過
「文革」結束後，做了三個月寶坻縣縣委書記的王作山被掃地出門且受到處分，回村做起了農民。直至上世紀90年代初，在村民舉薦下，自認為犯過錯誤的王作山出任小靳庄村主任。上任伊始，已大致明辨發展道路的王作山從寶坻只身前往靜海，在大邱庄找到了老朋友禹作敏，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禹作敏在工農業改革上給小靳庄提供些建議和幫助。
「他問我：你搞啥呢，有什麼
之後，在禹作敏人財物的幫助下，廠房很快蓋了起來。沒過數日，禹作敏給王作山發電報到小靳庄，通知他去看設備。「就是禹作堯那個公司給我進的設備，到那兒一看，設備是進來了，但不是專門給小靳庄進的，是整個大邱庄集體進來的一批。人家告訴我，你得去總公司，找禹總給你打個條，按當時的安排，就算禹作敏上繳利稅了。於是我就去公司打條去了。當時，有幾個人在那兒，禹作敏跟我說：我現在有點急事，正處理。咱也知不道啥急事，也不好問，結果聽著聽著說是逮起來了。」
據稱，禹作敏被抓後，因
20世紀80年代末，大寨黨支部書記郭鳳蓮第一次聽到禹作敏這個名字，當時，她正因政治處分被分配到山西省昔陽縣公路段。「那天，《山西日報》發表了關於禹作敏談大邱庄經濟發展的一個整版
9月20日，郭鳳蓮在山西大寨賓館接受《財經文摘》記者獨家專訪時，對禹作敏進行了深刻剖析：「首先，禹作敏沒有多少文化，他基本上也是個文盲，說實在話，農民啊，你要是表揚表揚他，他渾身上下都是非常麻木不仁的。另外，他的成績確實是令人
郭鳳蓮認為，對於禹作敏的悲劇，天津市委、市政府以及靜海縣委、縣政府都是有責任的：「為什麼不能對禹作敏的這種行為進行一種約束？為什麼不提前約束他？是他聽不進去呢，還是說他有幕後支持者？」她認為，對於大邱庄，應該正面看待，對於禹作敏，更應該正面看待。「我認為，基層幹部都應該受到
1992年12月18日，作為中共「十四大」代表的郭鳳蓮，會議結束後便馬不停蹄地與當時昔陽縣委書記從北京直奔天津，準備去大邱庄參觀訪問，「去見見禹書記」。郭鳳蓮迄今為止曾兩度到過大邱庄，此為第一次。
據郭稱，禹作敏辦公室一位女
「進到辦公室後又等了一會，時間好像不短，還喝了一杯水。」後來禹作敏就來了。他說：郭鳳蓮同志，我很崇拜大寨的，我也是在學大寨年間起來的。陳永貴原來是大寨的書記，我是大邱庄的書記，我也是這麼干出來的。禹作敏還說：今天來的人很多，不管他部長也好，省長也好，來這裡就讓他們自己看，我禹作敏是不作陪的，今天鳳蓮來了，我要出面，我要接待。「等於給了我們個特別的面子。」
郭鳳蓮記憶尤其深刻的是，禹作敏說話總是很嚴肅，「有點傲氣」。「他說：過去學大寨那麼長時間，老百姓也沒學到什麼，還是餓著肚子，還是赤條條的。你看看，現在咱們黨的政策好了，改革開放以來，大邱庄是怎麼一個變化啊！講了很多。後來我們縣委書記說，我們倆是從北京開完會來大邱庄學習來了，向禹書記學習來了。他說：好啊，大寨應該學大邱庄了，大邱庄改革開放搞得好，大寨現在落後了。禹作敏給了我們一些大邱庄的介紹資料，然後又坐在那兒交談了幾句，後來就去吃飯了。」
當天，禹作敏鼓勵郭鳳蓮一定要把大寨的化工廠搞起來，並表示，在這個層面上，大邱庄可以提供資助，而且大寨化工廠生產的液氯完全可以供給大邱庄使用。非但如此，得知郭鳳蓮以及昔陽縣縣委書記當晚要回山西後，禹作敏毫不猶豫地開出50萬元支票讓郭帶上，「來一趟大邱庄也不容易。」
「他說：你先讓化工廠動起來，我用你的液氯。這樣，通過我供給他的貨，把他借給我的錢就抵了嘛，可以還了禹書記的錢了嘛，人家也沒講是給你，就是借給你的。我說：禹書記，咱們都是集體的事，我要給你打借條，我簽字，借大邱庄50萬塊錢。禹書記說：你不要簽了。我說：不行，一定要簽上字，要麼，別人會懷疑我郭鳳蓮把這50萬塊錢裝在自己口袋裡面了。我就給禹書記打了借條，借50萬塊錢。」
為表示對禹作敏無償提供資金援助的感謝，1993年春節剛過，郭鳳蓮第二次來到大邱庄，見到了禹作敏，時間就在禹出事前兩天。「我看到禹作敏好像有一種急躁的情緒，變了個人一樣，非常暴躁的樣子。當時坐下來之後，他說：我禹作敏是真正干出來的，你們大寨村是毛主席扶持起來的，你們那個先進是國家出錢買的，我這個先進是自己實實在在乾的。現在改革開放了，你大寨動也不動，說明你們這個典型是假的。」
「我心裡說：怎麼今天禹書記是這麼一個性格呢，這麼說話，還說大寨的典型是假的。後來我們的情緒就不好了，他講完以後，我們也沒說讓他陪我們吃飯，自己在大邱庄找了點兒飯吃。我說：禹書記，你去忙吧，不用管我們了，可能我們今天晚上就走了。禹作敏說：你們再住上一個晚上，看看大邱庄吧。後來他就把事情交代給了另外一個人，讓他領著我們去看了看大邱庄，什麼九龍壁啊，鋼管廠啊什麼的，晚上就住在了那邊。」
「就在我們住進賓館快要
神秘的推手
大邱庄集體經濟的快速啟動與不斷騰飛，自然與禹作敏以及大邱庄老百姓的團結
一位執意不肯透露姓名的知
劉金峰在與本刊記者交流時，一語道破石家明與禹作敏的關係：「她始終在禹作敏左右，打做知青起就到大隊里做
石家明，女，生於1955年，於20世紀60年末也即「文革」最為火爆之時，「響應中央號召」下鄉至天津市靜海縣蔡公庄鄉大邱庄村。據稱，石家明曾在大邱庄大隊插隊四年，後被調回城裡當工人，再之後，石再度來到大邱庄並落戶於此，而與其一起落戶於大邱庄的亦有其父母。查閱靜海縣檔案館檔案資料可以知道，在與石家明等人先後下鄉於天津市靜海縣的北京知青中，有的人的父親後來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而就在此時，石家明與這批在團泊窪農場「下放鍛煉」的
就禹作敏事件，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並於1993年8月27日作出一審判決。受此牽連，石家明因「非法拘禁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據稱，早在多年前，石家明便曾嫁與大邱庄不遠處某村一石姓男子，但「結了婚沒幾天就離了，不知道為什麼」。
據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對《財經文摘》記者講述，禹作敏對鄧小平一直心懷欽佩，在鄧小平著名的南巡講話發表後，禹作敏頗為興奮。「書記說：我走的道路，就是鄧小平在會上提出的道路，而且我都提前了。」禹作敏一直渴望鄧小平能夠前往大邱庄參觀視察並給與相關建議。有確切證據表明，關於迎接鄧小平到來的諸多前期鋪墊已基本做好，標語、橫幅、各大公司門口的門楣標識，都已大張旗鼓地寫上了「小平您好」等字樣，這些都發生在1992年—1993年間。怎奈「危福合事件」震動全國，禹作敏泥足深陷，鄧小平最終沒能去得大邱庄。「鄧小平說要來，結果沒來成，他閨女（指鄧楠——記者注）來過。他閨女老來。」
「禹作敏的腰桿怎麼會這麼硬呢？」郭鳳蓮同樣有過類似的不解。她說，隨著與禹作敏交往的日趨深入，於言談話語之中，她似乎又明白了點兒什麼。「他作為一個先進典型這麼多年，上面領導難免會說一些鼓勵的話，鼓勵他如何如何，禹作敏自己也漏過這個話。」
據稱，禹作敏曾指著郭鳳蓮乘坐的普通桑塔納轎車說：「你看看你坐的這個車，實在太破了。你知道我的車嗎，600萬一台，不光我有，我還專門送給了華西（村）的吳仁寶一台。你的車子估計進北京都困難，我的車子卻可以一路綠燈，直接開進中南海，停在首長門口。」
郭鳳蓮聽罷此言，深表震撼：「禹書記到底指的是哪位首長，他沒明確講，我也不想問，也不想亂懷疑，反正當時就覺得相當吃驚。我心裡說：哦，大邱庄果然是……當時我就感到，禹書記有點太傲慢了。他的這番話是我們第二次見面時講的，我始終不認為他是在和我吹牛，可能說的就是真的吧。你想想，開到首長的門口……當然人家的車是挺好的了啊。」
禹作瑞對本刊記者表示，在最初的改革與發展上，禹作敏確實是遇到了「貴人」，而且可以說，大邱庄近30年的發展歷史，此人不能不提。其人即為原靜海縣縣委副書記於清泉。
「以前還是生產隊呢，於清泉就告訴禹作敏：你搞承包，別聲張，自己干，如果縣裡來了人你也別說。」按照禹作瑞的理解，於清泉對禹作敏的前期運作影響至深。「說實話，在生產隊的時候搞承包，你這不是走回頭路嗎？是要受批評的。縣裡後來確實有人來問過，書記很肯定地說：都沒影兒的事，沒承包。於清泉腦子真是清楚，比別人早看出了好幾步。」
據悉，於清泉後調任天津市寧河縣任縣長，再後來進入天津畜牧局任黨委書記，不久後轉調至天津市機械局。禹作瑞說，因於清泉對大邱庄經濟改革的前期發展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決策幫助，禹與於遂成至交，以至於最後，於清泉在其愛人與女兒的工作調動上遇到困難時，禹作敏曾給與過巨大幫助，「人在人情在嘛。」
村民李風光在與本刊記者交流時，也一再提到於清泉的名字。
禹作敏於1993年被天津警方「智取」之後，其次子禹紹政聞訊後決定出去尋求幫助。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對《財經文摘》記者回憶說：「當時書記有個看家的，叫史明生，跑到天津市去託人，人家宋平順直接管著公安局，你跟人家折騰不是白折騰嗎？這邊呢，立刻尋思著讓禹紹政找鄧小平的閨女去。結果剛到天津就被抓住了。人家都盯住了，跑不了，到了天津就把禹紹政給扣了。」
關於禹作敏與中央某領導撲朔迷離的關係，坊間眾說紛紜。按照中國社會科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秦暉則將大邱庄現象稱之為「小共同體本位」，而禹作敏的動作已觸及中央集權體制的底線，但從結果上看，中共對該事件的處理顯然是不妥當的。「這種莊主經濟，我稱之為小共同體本位，我覺得這是個過渡現象，在從計劃經濟的大一統過渡到一個成熟的
憲政學者劉軍寧對本刊記者表示，在中國，像大邱庄這樣的事，舉不勝舉，每天都在發生，每一個案子背後都是巨大的損失，無限的傷害，令人反思。
禹作敏時代已告終結，大邱庄新的時代能否到來？
郭小川筆下頗具革命
15年輾轉一瞬。顯然，這裡已不是禹作敏的大邱庄。 (本文來源：財經文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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