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軍：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全景證券頻道

———中國傳統商業精神一瞥王兆軍　　世界上公認為擅長做生意的民族有三個：一是以色利人，一是個中國人，一是阿拉伯人。如果不信，你可以研究一下美洲、歐洲的中國城。那些被稱為唐人街的地方原先大都是以色列人的經商中心，後來他們發達了，從一般的經商進入到工業和金融寡頭的行列，那些老商業基地就被華僑佔領了。在亞洲的南洋，華人都以擅營工商業著名，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華僑都是當地最重要的商業巨頭。阿拉伯人也善於經商，他們曾經壟斷了全世界的香料交易，並且創造了非凡的商業文化。　　中國人能在商業上獲得成功，主要靠勤勞、堅忍不拔與頭腦靈活。任何一個朝代，只要政策允許，商業就會很快發展起來。漢唐時這樣，宋朝是這樣，明清也是這樣，商業不僅影響國力，也是一個民族文化進步的基本動力。凡是動蕩的年代，商業便會低迷，國力便會削弱，社會因此失去活力，進而發生文化上的倒退。　　商業的精髓在於其草根性和流動性，無形而有形，可塑性很強。為了市場儘可能大，商品必須走向民間，所以商業是個扁平型的結構。這和封建政治的金字塔形態完全不同，商業不喜歡等級。因此，商人渴望社會安定、繁榮、有規則，反對動蕩和無政府主義。同時，商品的本性是招搖的，越是招搖越賣得好。這種本性也影響了商人，他們一旦有點成功，就壓抑不住顯擺的慾望，出入則香車寶馬，居家則錦衣玉食，既是為了取得輿論的青睞，也是消解內心的鬱悶。　　中國的商人還有個特點：買官與買地。他們一旦發財，便渴望改變低微的社會身分，處心積慮地要把名字納入主流社會中去。他們廣泛交友，揮金如土，附庸風雅，尤其喜歡巴結官場要員，以求得到官場的承認。另一方面，官員和有錢人交往，沒有空手的，於是二者很容易結成互相抬舉的關係。無論是唐宋還是明清，每當財政拮据，朝廷為吸納資金，都會允許商人用捐資的方式取得一定的名望，就像現在的買賣學歷———收取商人錢財，賣出了不計其數的學位、職稱和烏紗帽。　　因為商人找不到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穩定地位，其生活方式和人生訴求往往不夠健全。清代初期，社會上有些人抱怨商人生活浮華、鋪張奢靡、造成了驕侈淫逸的壞風氣，要求禁止。康熙二十三年，理學名臣湯斌出任江蘇巡撫，公開宣告禁止奢侈風氣，要求商人在吃穿住行、婚喪嫁娶、禮尚往來中不得僭越禮制。乾隆二十四年，江蘇巡撫陳宏謀也提出過「禁奢倡儉」的口號，要求人們遵守古制，所有消費都不能超越當地官員的待遇。這就像今天坐車，如果官員最高只能坐奧迪，再有錢的商人也不能使用賓士和寶馬。　　這次禁奢倡儉運動，終於失敗了。松江人陸楫公開反對禁奢倡儉的口號，認為社會總是「先富而後奢，先貧而後儉，奢儉之風，起於俗之貧富」，「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為生，其地儉則其民必不易為生」。清初名士顧公燮就說：「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若欲變千萬人之奢華而返於醇，必將使千萬人之生理亦幾近於絕！」有意思的是，雍正皇帝也不喜歡湯斌等人的做法，他問他們：「如果驟然禁止商人的奢華消費，很多人將失去生計，失去生計，必然走向邪路，你說怎麼辦？」乾隆對此事的觀點也很鮮明，有人批評他南巡的安排過於奢華時，他說：之所以允許商人大興土木，就是想叫他們把掙的錢拿出一些用在公益事業上，「本地工匠貧民，得資力作，以沾微潤，所謂分有餘以補不足，其事尚屬可行」。　　中國商人的另一個特點是買地，大量購買土地。他們身在商界，屁股坐在市場上，但是眼睛卻看著官場，看著鄉村。他們總覺得經商不夠安全，家族中除了需要幾個在體制中行走的任務，在鄉下多買些土地，也是必須的。歷朝歷代的商人都有這個習慣，目的是增加一分安全。西方商人不是這樣。他們積累了資本以後，往往喜歡擴大再生產，在工商業方面作更大的事業。他們雖然也很注意政治，但關心的是制度而非個人的社交資源。為了得到生存保證，他們訴諸法律，或多買保險。中國的商業是來自城市，流向農村；西方的商業是來自城市，流向工業和金融。　　中國的傳統經濟的價值核心是地主經濟。農民追求的「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皇帝無非就是個大地主，視天下為自家的莊園而已。無論官僚還是商人，有了地位有了錢，都還是要買地，要做地主。中國歷史上的豪門、巨賈、文人，都不過是地主的翻版，大小不同而已。數千年的農業經濟也封閉了我們的眼光，自然經濟泯滅了開放的意識，所謂地主的智慧、帝王的智慧，都只是小智慧，缺乏大天下的眼光。　　縱觀數千年的中國古代社會，可以發現一個怪圈———封建制度導致土地兼并、貧富分化，貧富分化導致大量流民和農民起義，一片刀光劍影之後是新王朝的興起，然後是平分土地、發展糧食生產、再次土地兼并，商人也加入其中，於是社會再次貧富分化，再次農民起義。我們的祖先在那個魔鬼般的圈套里循環往複，歷經數千年，始終找不到突破的缺口。中國社會就像一個無法擺脫地心引力的飛行器，成年累月地旋轉著，讓我們的嘆息如此蒼老，如此無奈。　　綿延數千年的輕商文化直到明清才有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一方面，朝廷依賴商業和貿易進項，無法禁止，也無力禁止；另一方面，商人也開始主動認識自身，關心社會，並主動接受新思想，積極投身於進步活動。明清商人不僅會消費，也有志於先進文化的學習，眼界較古代商人開闊多了。有學者認為，中國清代的揚州學派誕生在揚州不是偶然的，因為那裡的商人支持他們。梁啟超先生說，兩淮鹽商對於乾嘉學派的支持跟南歐大商人對於歐洲文藝復興的支持，可以相提並論。這些提法是有根據的。　　事實上，辛亥革命期間，商人對革命的支持很大，這種支持發自內心，關乎長遠利益，其用心和態度跟傳統的地主、豪紳、官僚完全不同。而國民黨之所以建都南京，主要是因為江南乃富庶之地，工商業強大，不僅財政來源深廣，而且商人更接近以民主、自由、平等為核心價值的現代文化，與封建制度則格格不入。民國以後的幾次封建復辟中，很多地方的舊官僚和舊知識分子搖身一變，穿上黃馬褂重新當上舊制度的臣僕，而江南的商人一直支持國民政府，反對封建復辟，立場絕對堅定，態度一直鮮明，行動也很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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