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的種族觀念和種族認同

程映虹/文

最近很多在美第一代華人移民一改以往沉默的少數的形象，以公開動員和呼籲的方式，支持在競選期間仍然表現出明顯種族主義態度的特朗普，引起了公眾注意。他們的批評者雖然理解其社會和經濟甚至宗教方面的理由，但難以接受如此高調和毫無批評性的亮相，置特朗普現象的種族主義背景和一些基本道德準則於不顧。但支持特朗普的很多人卻認為恰恰相反，華人群體是美國民主黨、自由派和左翼勢力長期以來偏袒其他少數族裔的政治正確性在種族意義上的犧牲品。在我看來，這場爭論產生了一個意外的延伸效應，就是對華人族群整體的種族觀念的注意。廣義而言，這也是一個在有關中國民族主義、國族認同和海外華人問題上長期被忽略的話題。

黃亞生教授的觀點

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教授認為，華人支持特朗普的一個原因就和種族因素有關。他說「很多大陸人在中國肯定都生活在一個高度種族單一的環境下，對其他種族的文化、習慣沒有起碼的認知，」所以缺乏在一個種族多元的社會培養的基本意識。他說「教育程度高的美國人對牽涉種族方面的言論是很小心的，但我自己認識的中國人裡面，即使有各種高等學歷的中國人，發表和種族有關的言論時可以完全沒有任何顧慮和忌諱。這就是所謂『政治正確』的問題。特朗普和好多中國人認為政治正確是一個荒唐的規矩，是禁錮言論自由的。」

黃教授進一步就這個和種族因素有關的假設說：「有可能大陸的中國人有一定的種族歧視傾向性。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我想種族歧視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其他種族缺乏接觸，缺乏了解。肯定不是中國人天生是種族歧視，是因為我們來美國以前可以說對種族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意識。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是一個單一種族的國家，也缺乏一個民族壓迫另一個民族的歷史。」與此相關，黃教授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在美國長大的第二代華裔，總體在種族問題上「政治正確」的意識比他們的長輩要強。

我同意黃教授的觀察，但對他的解釋感到有必要補充和發揮。例如，中國其實並不是一個單一種族的國家，雖然就世界範圍而言，整個東亞地區在種族成分上相對單一。英國著名左翼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論述民族與民族國家時曾經說，中國是族群單一的歷史民族中最極端的國家類型，很多學者都把這話作為對中國的常見的誤解。

政治正確性的界限

有關中國人的種族觀念，我自己用中文和英文發表過很多文章。我對這個話題的興趣最初和黃教授上述的一個觀察有關：在美國長大和系統接受教育的華裔第二代在種族問題上和他們的長輩有根本差別。多年前，我有一次探訪在新澤西的表妹，和她一家外出。新澤西是一個各族群聚居的州，族群差異很明顯。我們坐在車裡就此隨意議論，從華人說到墨西哥人、猶太人、韓國人、黑人、白人、印度人，等等。忽然，我表妹那還是小學生的兒子（他完全能聽懂中文）插嘴說：「你們怎麼這麼種族主義？」

但今天，我承認那個來自一個華裔小男孩的「種族主義」的評論顯示了兩代華人在美國的社會環境下對種族問題之敏感性的差異，而這個差異是由不同的教育和社會背景造成的。我相信一些華人家長會有這樣的經歷：當他們議論左鄰右舍時如果經常用「那個印度人家」、「那個黑人家」或者「那個猶太人家」時，他們的孩子會不滿地說：「你們怎麼搞的，他們難道沒有名字嗎？」

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太習慣於用集體身份來指稱個人，但在美國，經過幾十年政治正確性的教育，個人身份已經重於群體特徵。例如在比較公開的場合，當你和某人交談中提到另外一個人卻想不起他/她的名字時，一般盡量不說「那個華人」、「那個日本人」或「那個黑人」，而是提到此人的其他身份特徵例如頭銜和工作等等。

那麼，這是不是說群體身份就成禁忌了呢？答案恰恰相反：在公共討論的層面上，從政治、學術到媒體，族群和種族又是最常見的話題。這裡的規則是：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和個人打交道時用群體身份來指代甚至判斷個人，但在社會的層面上卻必須正視由群體身份引起的有關問題，必須開放和鼓勵對族群問題的討論。

中國人有種族歧視嗎？

黃教授認為華人也有「種族歧視的傾向性」，這是一個很委婉的說法，實際上就是承認華人和其他國家的人一樣，也有種族歧視。我同意這個說法，也理解在談到中國人是否也有種族歧視時身為中國學者或者是華裔學者的謹慎。因為這牽涉到有關中國民族主義和海外華人的自我意識時在這個特定圈子裡的政治正確性。這個政治正確性在社會和政治意義上選擇性地使用與「種族」有關的概念。它可以簡單概括如下。第一，在種族問題上，中國人歷史上僅僅是西方和日本種族主義的受害者，現在也仍然如此，在美華人由於美國社會過分的政治正確性甚至成為有色人種的受害者；第二，種族是一個和西方現代性有關的概念，種族主義主要是白人和其他人種之間的問題，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有關；第三，中國是一個種族很單一的國家，中國社會的差異性和階層性概念中不包括種族觀念，至多是族群概念；第四，在中國的族群問題上套用種族觀念甚至種族主義是迎合西方的學術甚至政治興趣。

所有這些說法，我相信多半都經不起深思熟慮和考諸事實。它們也讓我想起了當階級和性別這兩個概念被介紹進中國時引發的抵觸和爭論，反對者認為它們都是西方社會的區別概念，不符合中國國情。此外，我也知道很多華人其實意識到自己難免種族偏見，但他們認為和其他族群的種族觀念相比，自己的不過是一點態度問題，而且是被身處的環境逼出來的（例如他們所感受到的白人的歧視和黑人的欺負）。正因為此，我這裡想強調的是支撐上述民族主義的政治正確性的一個更為根本的錯覺：種族主義一定是對抗性的、壓迫性的、和特定種族意義上的「他者」相聯繫的一整套制度、政策和習慣。對種族主義的這個錯覺只注重它的一些極端表現方式，忽視了它觀念上的根源，也因此忽視了它在人類社會的普遍性。

什麼是種族主義？

種族主義在觀念上的根源非常簡單，它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是相信人類區分為各個種族，它們在社會和文化上的差別的根源是生物性的，不可改變的。在生物學和遺傳學意義上屬於某個種族的個人先天就帶有這些種族特徵，個人的身份首先是由種族特徵決定的。通俗地說，你的外貌看上去屬於某個種族，你身上就流淌著那個種族的「血」，你在群體意義上就是那個種族的成員。第二是相信各種族之間有優劣、智愚和美醜之分，其差序在世界或國家範圍內形成一個等級結構。這兩個部分合在一起，就是把個人的社會身份本質化：它是不可改變的，是先天就有優劣的。

種族在科學上是否有根據，這裡限於篇幅難以討論，但種族觀念和種族主義是客觀存在並成為研究對象，正如主流科學至今認為沒有鬼魂，但鬼魂想像是普遍的文化現象一樣。相信種族主義的人不但堅信自己屬於某個血緣共同體，而且會為自己的種族在種族優劣的梯階中對號入座，所以，很多人在認為自己比某些人優越時，也會承認比另外一些人低劣。例如很多非西方人相信自己比其它非西方人優越，但不如西方人。很多西方人也承認自己在社會組織能力、心智和道德水準上先天優越的同時不否認非西方人的很多所謂的先天強項。

當你有了這個本質化的有關種族優劣之別的觀念，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一個供你仰望或者俯視的「種族」就不過是一個時機和場合問題，其極端表現，就是基於種族優劣而產生的輕蔑和仇視（或者反之，嫉妒和恐懼）導致在社會上壓制、排斥甚至在種類意義上消除某些特定群體。納粹的滅猶和美國的種族主義都是如此。

在這個意義上，我對黃教授的這段話有保留：「我想種族歧視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其他種族缺乏接觸，缺乏了解。肯定不是中國人天生是種族歧視，是因為我們來美國以前可以說對種族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意識。」如果沒有種族意識是因為缺乏和其他種族的接觸和了解，那為什麼來了美國之後會單單歧視某些種族而不是採用一個比較中立的觀察的立場呢？

中國近代以來的種族觀念

對如何理解中國人（或者華人世界）的種族觀念甚至種族主義這個問題，學術界至今的研究非常有限。邁可·科瓦克出版於2011年的《成為黃種人—種族思維簡史》（Becoming Yellow—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最近出了中文版。這本書對黃種人這個種族概念是如何在十九世紀被西方構建出來並置於對世界秩序的想像中做了分析，也對這個概念如何在中國被接受做了介紹，但重點在前者。科瓦克認為西方種族主義者構建出黃種人這個概念，表達的其實是對東亞人種的恐懼和擔憂。這種恐懼和擔憂的歷史淵源是東亞文明的成就和蒙古帝國的擴張，現實因素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人大量的海外勞工移民。在這個意義上，黃種人這個概念實際表達的是西方十九世紀建立世界秩序時，西方種族主義者面對東亞文明和人口資源時感受到的威脅，而不是強調它對白種人的種族低劣，這就和對其它非白人種族（所謂的棕色、紅色和黑色）的想像有根本的區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真正在二十世紀上半期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並不是中國人，而是並不承認自己「黃種人」地位的日本。

但西方構建出來的黃種人這個概念，以及包括黃種人在內的整個人類社會的種族等級這套理論，卻在有悠久「華夷」之辨和「天下」視野傳統的中國獲得了廣泛接受，成為很多中國人自認為不及白人但強於其他非西方人的根據。在科瓦克之前，馮客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對這個問題有比較多的介紹和分析。馮客認為「黃種人」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中的種族概念的核心和區分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晚清的革命派、改良派、保皇派和各類知識分子在國族認同上共享這個種族概念。「黃種人」成為中華民族—其實基本上就是想像中的漢族——自我認同的種族內核，從晚清一直繼承下來。

當代中國人身份認同中的種族因素

如果我們不拘泥於學術概念的梳理和爭辯，在現實生活中，「中國人」就等同於黃種人確實是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理所當然的種族身份，甚至中國人之外貌特徵就是「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以種族特色定義中國人在流行文化中尤其普遍，幾乎成了愛國主義的符號。

以黃種人為核心的種族觀念還包括了血統、祖先、土地等等生物和自然的因素，它們共同建構出一個本質上不可改變的自然——血緣共同體，據說其歷史在世界各文明或者民族中最為悠久，甚至上溯到舊石器和直立猿人時代，成為當代世界諸族中中華文化與制度之獨特性的史前甚至原始淵源。這套種族話語跨越當今中國各種訴求和階級、階層的區分，甚至超出國界，成為「中國人」和「海外華人」身份認同的象徵，一定意義上表現了當今世界政治民族主義和族群民族主義之外的種族民族主義話語的回歸。毫無疑問，在一個多族群的國家，這套種族性話語在強化主流族群的凝聚力的同時，不利於非主流族群對國家共同體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