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金夏宗教史之宋、遼、金、夏宗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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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遼、金、夏宗教概述

　　（一）天國與世間——宗教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

　　中國宋遼金夏宗教史，主要研究從公元９６０年北宋開國，至公元１２７９年南宋滅亡這一歷史時期內，在中國歷史疆域內各民族信奉的多種宗教。

　　這是一個民族矛盾尖銳，民族戰爭激烈的時代。出於歷史劃分的方便，我們以中原漢民族趙宋王朝的興亡為斷代的依據，但是實際上，無論北宋還是南宋，都沒有建立起一個統一全國的中央政權。北宋時，北有契丹、西有党項、西南有土蕃、南有大理，各民族割據一方，建立了地方政權，並不時發生尖銳衝突。南宋時先有女真人雄據淮河、秦嶺以北的半個中國，後有強大的蒙古騎兵橫掃東南，漢人政權亡於異族之手。

　　北方游牧民族兵強馬壯，驍勇驃悍，中原發達的物質文明成果對他們有擋不住的誘惑。每逢遼軍、金軍南下，掠奪財富，劫持人口，屠平城市，燒殺姦淫，中原人民飽嘗戰亂之苦，社會生產力屢屢遭受破壞。軟弱的宋王朝推行守內虛外的賣國投降政策，全力維持小朝廷的專制統治，全然不顧國家與民族的安危。結果搞得冗員冗兵充斥，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財政匾乏，軍費不支，在對異族的戰爭中屢戰屢敗。每次戰敗後，宋王朝只能用納貢稱臣的方式換取統治集團的一時苟安。每年幾十萬兩白銀，幾十萬匹絲綢的貢品成為壓在人民頭上的沉重負擔，又轉而加劇了國內的階級矛盾。

　　宋王朝又是一個階級壓迫殘酷，階級矛盾尖銳的年代。北宋王朝從立國之初便選擇了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買賣政策，土地兼并的惡性發展，使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利益衝突凸顯出來。土地兼并是影響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治亂周期的根本癥候，一般而言，一個王朝從建立到滅亡大約需要三百餘年，王朝前半期因土地佔有關係得到調整而相對安定。可是宋王朝在立國不久便發生了李順、王小波起義，以後宋江、方臘、鐘相、楊么……，漁陽鼙鼓連綿不斷，等貴賤，均貧富的呼聲不絕於耳。統治階級內部儘管有范仲淹、王安石等有識之士積極推行變法，調整財政制度，試圖緩和階級矛盾。可是他們的努力最終都在保守派強大的壓力下失敗了，廣大人民仍然生活在內外交迫的困境之中。

　　現實生活中人力無法擺脫的困境，恰恰成為孳生宗教的溫床。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無望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無可奈何的民眾只能把獲得解脫的希望寄托在虛無飄渺的彼岸天國。同時，為了安撫民眾，彌補在現世無法兌現的福澤，統治者也樂於支持各項宗教活動，大力宣揚宗教幻想，將宗教作為麻痹民眾的鴉片煙.然而，宋遼金夏宗教又不是魏晉、隋唐宗教的簡單延續，它表現出自己時代的鮮明特色，成為中國宗教史上一大轉折。這種歷史現象需要從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得到說明。研究宋遼金夏的歷史，不僅要看到民族衝突尖銳，階級壓迫沉重的一面，同時也應當看到中國封建社會經過一千多年時間的發展，至此已開始趨於成熟。宋、遼、金、夏諸國的統治者，充分吸收歷代帝王的經驗，對統治政策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充分的調整，使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事業都達到了一個輝煌的高峰。

　　從民族關係的角度看，漢與契丹、党項、女真、土蕃、蒙古諸民族間的戰爭畢竟是短暫的，而在民族疆域之間設置榷場，茶馬互市的時間則是多數。史書記載，沿邊地帶商賈輻湊，盛況空前。漢地的鹽、鐵、茶、葯、絲綢、象牙源源不斷地輸往西域、北疆，而邊疆少數民族生產的牛、馬、皮毛、貂裘、賓鐵刀、奇珍異獸又滾滾不停地流入內地，極大地豐富了邊疆、內地人民的生活。特別是隨著物質文明的交流，漢地先進的文化也傳入邊疆，契丹、党項、女真等民族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果斷地採用漢禮實行統治，使本民族迅速跨越了歷史的間隔，追上了漢民族的文明步伐，為我國西北部地區社會的進化作出了貢獻，也為元以後中國各民族更高水平的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政治方面看，趙宋統治集團充分吸收了唐末、五代藩鎮割據，國家分裂，社會動蕩的教訓，在平定天下以後，採取了一系列強幹弱末的措施，集中兵權，削弱相權，收斂地方財權，設立御史制度，從而極大地加強了中央集權統治，為各項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條件。宋代絕大多數政治制度為元、明、清諸代繼承，為後期封建社會統一、穩定地發展提供了范型。

　　宋代不立田制的土地政策由於引發了尖銳的階級矛盾，歷代受到嚴厲的批評。但今天我們也應該看到，這項政策也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自然經濟充分發展的必然產物。中國封建生產方式的出現，一般以公元前５９４年魯國初稅畝承認私田合法化為標誌。徹底的土地私有制度才是中國封建土地制度的典型形態，但實現這一點社會卻走過了上千年的歷程。漢唐之際各種形式的均田制、屯田制，不論其具體社會作用如何，都只能看成封建經濟制度形成過程中的過渡形態。宋代不受國家、豪門控制的土地制度，使各類農民均成為具有人身自由的合法公民，從而極大地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適應了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因而，宋初的農業很快便得到了恢復。儘管北方土地面積有所減少，但南方由於圩田的開墾，水田面積的增加，耕作技術的提高，農業生產的總體水平大大超越了盛唐。農業的興旺推動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宋代陶瓷、紡織、造船、冶鐵、印書等工藝技術皆有重大突破。手工業匠人與商賈雲集汴梁（今河南開封）、洛陽、建康（今南京）、杭州、泉州等大城市，創造了獨步世界的城市文明。據推算，當時汴梁的人口已超過了百萬，堪稱世界之最。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太平盛世圖。

　　政治、經濟形態的成熟，推動了科學、文化事業的成熟。中國古代推動世界的四大發明，其中三樣出自宋代，難怪世界著名的中國科技史權威李約瑟博士指出：中國科技史的主焦點在宋代①。唐宋散文八大家，六家在北宋。宋詩質樸無華，長於說理。宋詞流派紛呈，有的雄健豪放，有的婉約旖旎，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獨具時代特色的瑰寶。……封建文化的成熟，特別表現為宋明理學的產生。適應政治、經濟大一統的形式，文化也需要一統。周、程、張、朱等理學大師，涵攝數千年人類文明的精華，構造了空前龐大、精密和嚴謹的新儒學體系。理學的產生不僅重鑄了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權威地位，而且對宋代宗教文化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價值規範作用，促其形成新的特色。

　　①　　參見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一，上冊，第 287頁。

　　（二）傳承與開新——宗教變遷的新特徵

　　從秦漢至隋唐，可以視為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建立適應小農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的摸索時期。中國先秦時期儒、道、墨、法、陰陽、名諸家觀點的相互雜糅，域外傳入的佛教，中國自生的道教與儒學的相互衝突，構成了這一時期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主旋律。

　　自漢武帝採納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便取得了中國官學的地位。此後政府只設立儒學博士，只以儒家經典作為選拔官員的依據。儒學所以能取得其他學說不能替代的地位，就因為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之道特別集中地反應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性和等級性。在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自然經濟基礎上，形成了以男性家長為中心的宗法家族制度，妻妾子女都是家長的奴僕，孝道的推行，最有利於維繫封建家庭制度的穩定。而封建國家，完全可以看成封建家庭的放大與延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主就是全體臣民的總家長，在全國實行家族式統治。儒家創始人孔子宣揚弟子入則孝，出則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①把國家政治制度看成家族倫理的複製與放大，為殘酷的社會現實蒙上了一層親情倫理的面紗。漢代董仲舒，將君臣、父子、夫婦關係概括成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項基本原則，被後世儒生視為萬古不易之綱常大法。的確，在封建社會中破壞了這些原則，天下就不得太平。因此自漢代以後，統治者皆以儒治國。

　　但是儒學從它創生之初便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孔子將注意力集中在現世倫常問題上，子不語怪、力、亂、神，①並且以未知生，焉知死 ②為由，拒絕討論彼岸世界的問題。這一重大缺欠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前期儒學獨尊地位的不穩固。人類思維的特性之一，就是要不斷衝破理性化的限制，去探索現世行為方式以外彼岸世界的終極歸宿問題，這種傾向儘管經常導出荒謬的結果，但仍然不失為推動人類文明前進的原動力之一。兩漢時代經學雖一度佔滿了人們的思維空間，但隨著漢王朝的垮台，儒學的獨尊地位也面臨著尖銳的挑戰。兩漢之際佛教東傳以及漢末道教的勃興，便是為了滿足人們對彼岸世界終極關懷之需。從中國文化史的發展進程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道二教的廣泛傳播是有其內在依據的。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是中國古代宗教、神仙方術和老莊道家學說的混生物。道教的根本宗旨是追求長生不老，肉體成仙.這一目標違背了生物界新陳代謝的客觀規律，從未在現實世界得到過實踐的證明。可是這種追求的文化內涵卻迎合了人類頭腦中樂生惡死，試圖超越生死大限的根本意識，因而道教創生之後，便受到了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普遍歡迎。煅煉金丹、符籙治病、服食辟穀、采陰補陽、還精補腦之術，在社會上廣為流傳。

　　①　　《論語？學而》。

　　①　　《論語？述而》。

　　②　　《論語？先進》。

　　佛教創生於印度，經西域諸國傳入我國。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所以具有跨國界、跨民族傳播的能力，就因為它既具有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又具有生動直觀的信仰體系。佛教四諦、五蘊、十二因緣、因果輪迴等基本理論，對殘酷的人生和不平等的制度進行了巧妙的解釋，把人民群眾因受剝削、被壓迫而遭受的苦難，統統說成是由於人類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造成的。為了超脫苦海、實現涅，關鍵在於根治自己心中的無明之毒。通過身心修鍊和轉換對世界的看法，持戒禁慾，積福行善，那麼來世就可能投生富貴之鄉，甚至成佛作祖，永脫輪迴之苦。佛教為苦難眾生指出了一條虛幻的解脫之途，滿足了人們對彼岸世界的終極關懷，故一經傳播開來，立即風靡全國。

　　魏晉至隋唐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宗教狂熱時代。佛教與道教宗派林立，人才濟濟。他們取經譯經，著書立說，開堂說法，向社會宣傳各種宗教觀念。佛教的苦空觀和業報輪迴思想，道教的養生方和煉丹術深入社會，家喻戶曉。儘管在現實社會中人們缺衣少食，但為了來世的富貴卻慷慨解囊，大興土木，建寺塔，鑿石窟。一時間神州大地上蘭若遍地，寺觀成群，儼然成為東方凈土.特別是宗教信仰被封建王朝最高統治者接受後，宗教狂熱更是如同火上澆油。後趙的石勒、石虎宣稱佛是胡神，朕是胡人，正應供奉，佛教被視為國教。前秦苻堅發十萬大軍攻擊東晉重鎮襄陽，僅為取道安一人，習鑿齒半人耳。

　　梁武帝肖衍崇佛，一生四次捨身出家為寺奴，每次再由群臣用億萬錢贖回，等於變相布施寺院。唐朝是李姓帝王的天下，尊老子為其遠祖，定道教為國教，崇奉道士，２１位帝王中竟有五人因服食道士進貢的仙丹而中毒身亡。此時期，甚至連西亞傳入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小教門，都曾受到帝王及其后妃的禮讚。

　　宗教文化的鼎盛固然為大唐盛世錦上添花，然而宗教文化過度發達亦非國家之福。其首先表現為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劇烈衝突。以佛道二教為主的各類宗教流行中國，固然可以填補由於儒學自身缺失造成的精神空白，但是在價值取向上，儒、釋、道三家卻有著不可抹煞的區別。

　　儒家的根本旨趣是入世的，以在現世倫常中為家、國、天下盡義務為理想人格；佛、道兩家則以個人的精神解脫為終極指向。這種文化深層結構上的矛盾，便表現為連綿不斷的三教之爭。從東漢末年的《牟子理惑論》，到南北朝的《白黑論》、《夷夏論》、《神滅論》之爭，再到唐朝傅奕的《上廢省佛僧表》、韓愈的《諫迎佛骨表》，……儒釋道三教的文化衝突一浪高過一浪。劇烈的文化衝突說明，中國的封建文化尚未定型，不同的文化形態都在努力地表現自己，爭奪統治階級的信任與支持。而統治階級本身亦未真正把握住三教的精神實質，在靈活運用的過程中調整三者的利弊得失。

　　南北朝至隋唐的三教衝突不僅限於文化領域，不時還發展為政治與經濟的衝突，這種現象正是中國封建社會本質的一種表現。帝王如果出於個人信仰的原因尊崇某種宗教原本無可厚非，可是在君主專制的政治結構中，一人之好惡便可使國家政策發生嚴重偏斜。國家為了支持宗教事業的發展，給佛、道二教免除田賦、徭役等許多經濟特權。許多民眾出於經濟實惠方面的考慮，攜家帶產投靠沙門，導致僧尼、道冠人數猛增，寺院經濟急劇膨脹，僧侶地主集團成為與世俗地主集團爭利的又一大社會勢力，寺院與國家爭人力、物力、財力，經濟利益上的矛盾成為三教之爭背後深刻的社會原因。在政治上，沙門干政事件亦時有發生，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與梁武帝過從甚密，梁武帝對其言聽計從，人稱山中宰相；東晉孝武帝重用沙門慧琳，請他參與政事，朝中目為黑衣宰相，……這些行為引起士大夫的普遍不滿。在民間，廣大農民利用宗教理論作為旗幟發動起義，組織民變的事件也時有發生。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東晉的孫恩、盧循長生人暴動，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４８１年）沙門法秀的平城起義，太和十四年（公元４９０年）沙門司馬惠御的平原起義，……農民利用宗教組織積聚力量，反抗地主階級壓迫也是令統治階級警覺的大問題。諸多因緣和合，便使三教衝突經常超出文化的範圍，演變成行政的干預，甚至是武力的衝突，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難便是最突出事件。太平真君七年（公元４４６年）北魏太武帝滅佛，建德三年（公元５７４年）北周武帝滅佛，會昌五年（公元８４５年）

　　唐武宗滅佛，顯德二年（公元９５５年）後周世宗限佛，搗毀佛像，焚燒經籍，沒收寺產，僧尼還俗，對佛教發展造成極大破壞。由於滅佛事件的直接起因往往是帝王聽信道士讒言所致，故滅佛事件後為了糾正其影響，又對道教進行迫害和打擊。總之，封建社會前期宗教事業大起大落的發展，一方面說明封建統治者宗教政策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說明宗教文化本身的不成熟。

　　儒、釋、道三教的衝突雖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文化振蕩，但佛、道二教亦含有勸人向善、陰翊王化、輔助法治的社會功用，三教在根本點上還是有許多共同之處，因此三教之爭的結果不是誰吃掉誰，而是互補互融，共同發展。中國歷史上三教融合經歷了一個從文字上相互詮釋、社會功能上互補、最後達到哲學理論上融匯貫通的三步曲。如果說漢魏時代處於第一層次，兩晉南北朝處於第二層次，那麼從唐宋開始便進入了第三個層次，終於導致新佛教、新道教和新儒學的誕生。可以說在宋、遼、金、夏時代，中國封建文化發生了一個質的變化，開始進入了它的成熟階段。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體系，在三教之爭中受到的衝擊最為猛烈，因而也就迫使它最先進行自身形態的轉化，以便適應中國宗法等級社會的需要。唐朝中葉，慧能發動的宗教革命促使新佛教 ——禪宗誕生。

　　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自我標榜的禪宗，實則為印度宗教文化樣式與中國儒、道哲學精神相結合的產物。自漢魏慧風東煽以來，中國士庶沉浸在對佛教的狂熱崇拜之中。西域高僧來華傳教，中國僧人西行求法，使數千卷佛教經籍廣被中華，中國僧俗信眾幾乎完全陷入譯經、注經、講經的泥澤中不可自拔。此後佛學思想的發展越來越高深玄奧，脫離社會人生；佛教的修習儀軌越來越繁瑣複雜，代價高昂，從而招致了社會上玄虛無用，蠹費民財等多方指責。慧能一掃傳統佛教的繁瑣哲學，高揚起主體意志的旗幟，以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簡單法門獨樹一幟，使佛教面貌一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不難發現，慧能的孤明先發，不過是繼承了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的主體意識精神和莊子心齋、坐忘，任性逍遙的豁達，從而在哲學層面上與儒、道趨同。不過一部《壇經》僅僅是拉開了新佛教誕生的序幕，為禪宗的形成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思想方法。然而被後世視為禪宗主要特徵的機鋒、棒喝、賓主、照用等等一系列區別於其他宗派的修習儀規，則是在唐末、五代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並通過宋禪編寫的大量《語錄》、《燈錄》固定下來。宋代禪宗不僅繼承了唐代禪宗的大傳統，而且又有所創新，通過代別、頌古、拈古、評唱、擊節等文字禪的形式，將禪宗特有的思維方式推向了一個更為成熟的階段。此時禪宗所追求的涅槃、開悟，特彆強調不離世間，即心即佛，重在心中的宗教體驗，將對外在天國的追求變成了一種內在的心理調適，實現了以儒治國、以佛治心，故受到了士大夫階層的普遍歡迎。另外，通過提倡禪教並重和儒釋合流，佛教內部諸宗派間及與教外儒、道兩家的思想融合達到了一個更高層次，使佛教與地主階級官方哲學的矛盾降至最低點，更有利於鞏固封建統治。

　　新佛教的發育成熟說明，佛教這種外來文化因素，已經完全融入中華文化的母體之中。

　　道教一向以追求長生久視為根本宗旨，但早期道教在一種機械論思維方式的指引下，走上了一條尋求煅煉長壽金丹的歧路。道士們驚異於黃金、丹汞耐高溫、耐腐蝕的化學特性，希望通過直接服用的方法將其堅固性移到人身上。然而儘管經歷了數百年的艱苦探索，外丹之術屢試屢敗，唐代五位帝王服丹中毒的事實已經提示人們此路不通.道教思想家從唐末五代開始，便已把目光從外轉向內，主張以身體為鼎爐，以精、氣、神為藥物，通過身心的修鍊，達到在體內結成金丹，長生不老的目的。內丹術的興起表明道教也開始轉向了一個新的方向。內丹術的基本構想由五代的鐘離權、呂洞賓等半人半仙式的人物提出，其史跡虛渺難考。宋初的陳摶和張伯端則是內丹學實實在在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著作與傳承的修習方法，為日後內丹學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他們又吸攝了儒、釋兩家修心、修性的思想方法，使道教從根本上改變了只重肉體生命，輕視精神修鍊的偏向。特別是金代興起的全真道，更是提倡先性後命，把服從封建禮教，進行道德品質修鍊看成修道的前提與基礎。王重陽、丘處機等人不僅承繼了南派的內丹術，而且仿效禪宗建立了道團組織，定立清規戒律，使道徒人數激增，道教宮觀普建，道教的社會作用達到了空前的水平。陳垣先生研究金元時期的全真道時稱其為河北新道教，其實新道教之稱不僅適用於全真派，從整個道教史的發展看，宋遼金夏都是一次轉折，一次新生。

　　宋明理學的誕生，正是儒學充分吸納佛、道兩家哲學的結果。周、程、張、朱、陸、王諸子，無不是出入佛老，而又歸本儒家，他們走了一條竊其精髓以自壯的道路，用道家的宇宙生成論和佛教的思辨哲學體系，彌補了傳統儒家形而上學部分的不足。陳摶的《無極圖》被周敦頤改造成了《太極圖》，成為理學家公認的宇宙生成模式；華嚴宗理事無礙、一多相攝的思想方法，成為程朱構造理氣關係的理論模本；玄覺禪師的水月之喻，翻演成朱熹的理一分殊，……可以說沒有宋代宗教文化的充分發展，就不會有新儒學龐大、精密思想體系的誕生。

　　自宋代以後，中國封建意識形態基本定型。由於有程朱理學作為解釋，儒學的思想正宗地位已不可動搖，而佛、道兩家則在輔翼儒學的前提下找到了自己的合理位置。此後雖不再有權傾朝野的山中宰相，雖未再興起萬人空巷以迎佛骨的宗教狂熱，但宋代亦未發生過大規模的宗教迫害事件。宗教已經穩固紮根於社會底層，成為人們安身立命的避風港，發揮了調劑身心，穩定社會，美化環境，傳播文化的長遠作用。如果不是局限於哲學發展史的視野，那麼就很難形成佛教、道教從唐以後便開始衰落的結論。

　　（三）宗派與思想——宗教流行概觀

　　１。佛教佛教仍然是中國疆域內流行的最大宗教流派，其中禪宗一家獨盛，禪與佛幾成同義語。

　　在漢族地區，因唐武宗與後周世宗兩次滅佛的沉重打擊，盛唐時代靠大量讀經、講論來吸引信眾的佛教義學一蹶不振，而宣揚不讀經、不拜佛，直證本心簡單法門的禪宗卻很快得以恢復，並佔領了其他宗派遺失的地盤。這一方面是由於禪宗教義簡單，無需大量經典加以印證，故滅佛事件對其直接影響不大。另一方面，百丈懷海樹立了退隱山林，自耕自食的農禪之風，使禪宗既擺脫了對豪門權貴的依賴，又減少了與土俗地主集團經濟上的矛盾，故而具有很強的再生能力。五代時期，禪門溈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五宗並盛，五家宗旨雖無大異，但各自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接引學人方式。入宋以後，溈仰宗便告中絕。

　　法眼宗雖不絕如縷，在宋初還產生了著名禪師延壽，因提倡禪教合一，編寫百卷本巨著《宗鏡錄》而揚名後世，但此後再未有著名禪師名世，社會作用很小。在北宋，推動禪宗發展的主要是臨濟與雲門兩支。入南宋後，雲門宗衰歇，曹洞宗中興，遂形成後世臨天下，曹一角的格局。

　　臨濟宗在北宋人才濟濟，宗徒甚眾，對於擴大禪宗組織發揮了關鍵作用。北宋臨濟宗主幹出自臨濟義玄的六傳弟子石霜楚圓門下。一支以楊岐方會為祖師，形成了楊岐派。方會下傳五祖法演，法演門下分出三佛，即佛果克勤、佛鑒慧勤和佛眼清遠，其中克勤影響最大。他寫有《碧岩集》和《擊節錄》，成為宋代文字禪中評唱與擊節兩種形式的代表作。克勤門下兩大高足，大慧宗果因反對曹洞宗正覺的默照禪，提倡看話頭而聞名，日後看話禪成為禪宗的一種主要參悟形式。克勤的另一高足是虎丘紹隆，其理論上雖無特殊建樹，但門下宗風甚盛，在南宋成為臨濟宗的主要流派。臨濟宗在北宋另一個活躍流派的創始人是黃龍慧南，他接引學人每以如何是汝生緣處？　我手何以似佛手？我腳何以似驢腳？考問來者，答者多不湊機，被禪林目為黃龍三關.慧南因其機鋒深奧難辨而聲名遠被。其嗣法弟子寶鋒克文是江南著名禪師，嗣法弟子４７人，將黃龍派的隊伍發展到與楊岐派相當的水平。時人連同原有五宗，共稱為五家七宗.但北宋覆亡後，黃龍派宗緒漸趨消沉。

　　雲門宗興起於五代的雲門文偃禪師，三傳而至宋，出現了雪竇重顯、大覺懷璉、明教契嵩等著名僧人，名聲大振，與臨濟齊名。重顯是文偃的三傳弟子，頗具文學天賦，所作《頌古百則》和《拈古百則》是宋代文字禪潮流中的代表作，流芳百世。明教契嵩則因著《傳法正宗記》和《傳法定祖圖》，考證禪宗西土二十八祖的傳承譜系而聞名教中。同時，他又針對社會上不斷湧起的排佛之議，撰寫《輔教編》，全面論證了佛教理論與儒家綱常的內在統一性，把儒釋合流之風推向了一個新高潮。契嵩的理論因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重視，許多力主排佛的士大夫因讀了他的著作而軟化了排佛立場，甚至與之成為朋友。南宋以後，雲門宗漸趨衰竭。

　　曹洞宗在北宋勉維宗緒，發展不大。但到了兩宋之際，由於出了投子義青、芙蓉道楷、丹霞子淳、宏智正覺等著名禪師而中興.特別是正覺倡導的默照禪，與禪門內流行的文字禪、看話頭等潮流相對峙，影響很大，吸引了眾多僧俗信眾參與，從而大大提高了曹洞宗的社會地位，使曹洞煙火綿延不絕。

　　宋代漢地佛教除了禪宗外，天台宗較有影響。由於五代末年吳越王錢俶的支持和贊助，中國僧人從日本和朝鮮尋回大批天台文獻，為深受唐武、周武兩次滅法活動沉重打擊的天台宗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整理這批文獻的過程中天台宗一度中興，出現了羲寂、義通、知禮、遵式、悟恩、智園、慶昭等一大批天台學僧，在社會上廣泛宣揚天台宗一念三千、性具善惡等理論，對宋代哲學的發展有所貢獻。另外，知禮與悟恩，慶昭、智園等人，因天台宗創始人智顗的《金光明玄義》注釋的廣本、略本孰是孰非，爆發了山家與山外之爭，成為中國佛教史上一大公案.華嚴、唯識二宗理論性強，非殫精竭慮，皓首窮經不足以窺其堂奧。

　　入宋以後，佛門雖仍有研習其著作者，但宗緒不清。律宗因傳戒的需要代有傳人，不過社會影響不大。凈土宗則因其為僧俗信眾提供了一幅生動直觀的西方極樂世界享樂圖，且方法簡單易行，故入宋以後成為天下共宗，禪宗、天台宗以及居士中皆有以倡導凈土信仰而名世者。

　　佛教除在中原發展外，亦向周邊少數民族地區輻射。遼、夏、金諸國在與漢民族廣泛的接觸中，逐漸放棄了原本信仰的薩滿教，接受了佛教。遼地佛教承唐舊勢，華嚴宗比較發達。遼國政府亦鼓勵讀經，並用試經的方式選拔僧官。遼國的道宗皇帝本人就是研習《華嚴經》的大師，因而在北地形成了很濃厚的佛教義學空氣。另外，在漢地受到強烈抑制的密宗在遼國也很發達。一方面由於契丹民族受儒學禮教影響尚淺，另一方面密宗的某些儀軌、咒術與薩滿教遺風近似，便於民眾接受。相反，在漢地大行其道的禪宗在遼地卻找不到傳播的市場。西夏則通過五次大規模的以馬贖經活動，將大藏經引進党項民族中，他們以西北少數民族特有的質樸與熱情，翻譯、刻印了西夏文《大藏經》，對佛教的傳播起了巨大的推進作用。西夏佛教高僧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受到了君主的禮敬。女真族在入主中原以前便已接觸到佛教，佔領了北半部中國後，全面繼承了漢地佛教的傳統。當時中原佛教幾乎已是禪宗一家的天下，特別是曹洞宗傳人萬松行秀德高望重，才識超人，他的《萬松老人評唱天童正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好評，被認為是評唱形式的文字禪著作中的佼佼者。

　　此時期在藏傳佛教史上亦是一段重要時期。公元８４５年達磨滅法，前弘期佛教發展中斷，不過佛教文化在藏族人民中已經紮下了根。滅法時期，一些藏僧逃到西康避難，並建立了藏傳佛教僧團。此後多年，藏地戰亂綿延不絕，人民不得安生。統治者開始認識到，傳統的原始宗教——本教畢竟不如佛教先進，不宜再作治國工具。藏王耶歇堅贊遂派盧梅等人到西康學法，並於公元９７８年再度把佛教傳回西藏，從而開始了西藏佛教的後弘期。以後，陸續有印度和漢地高僧入藏傳法，藏僧仁欽桑波、卓彌、瑪爾巴、桂？廓巴拉等四大譯師先後到印度、尼泊爾、克什米爾等地留學求法，用藏文譯出大量顯、密宗經典，為藏傳佛教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後弘期，藏族僧人結合本地文化傳統和風俗禮儀，形成了藏傳佛教特有的大、小流派以及各具特色的理論體系。寧瑪、薩迦、噶舉、噶當等宗派形成後，與當地封建農奴主勢力相結合，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結構和文化傳統，影響直達近代。

　　２。道教道教主要在宋、金兩國流行發展，遼、夏兩地道教活動狀況因現有資料較少而不甚了了。

　　宋朝道教因帝王的信奉、扶植而蓬勃發展。太宗、真宗、徽宗、理宗都是歷史上著名的崇道帝王，其中真宗、徽宗的佞道行為為後人所詬病。宋真宗為了掩飾對遼作戰的敗跡，唆使道士裝神弄鬼，下降天書，勞民傷財大搞封禪，妄圖以此鎮服四海，誇示戎夷.宋徽宗聽信妖道林靈素等人的讒言，妄圖將佛教道化，改佛名為大覺金仙，菩薩為仙人大士，將僧人改為德士.這場毫無道理的鬧劇因受到多方抵制，不得不於翌年草草收場。宋徽宗與妖道們一併落得個貽笑大方的下場。

　　然而，宋代道教發展的主流不在宮闈之內，而在山野之間。以陳摶，張伯端為代表的一批清修派道士，充分吸收了魏晉以來金丹道屢屢失敗的教訓，遠承魏伯陽《周易參同契》的內煉思想，近承鍾離權、呂洞賓的內丹修鍊之術，兼采儒家的綱常倫理和佛教禪宗的心性之學，發展完善了道教內丹學的理論與方法。陳摶作《無極圖》，標明順則生天、生地、生萬物，逆則煉精化氣、鍊氣化神。煉神還虛，結成聖胎，無為成仙的過程，為內丹學的繼續發展構建了一個基本框架。張伯端的《悟真篇》倡三教合一之說，主張性命雙修，並且詳細描述了內丹功法的修習過程，為內丹學的推廣奠定了基礎。張伯端身後，逐漸形成了金丹南宗，石泰、薛道光、陳楠、白玉蟾等人進一步發展了內丹理論與實踐功夫。

　　在宋地，傳統的舊符籙派道教正一、上清、靈寶諸派繼續發展，同時又有新符籙派神霄、清微產生。新符籙派是內丹學與傳統符籙派道教相結合的產物，自稱可以將身體內祖氣用意念激發出來，運雷霆於掌上，包天地於身中，呼風喚雨，消災治病。他們提出人身小宇宙與天地大宇宙相貫通，天人合一的觀念，成為今日氣功師發功治病之濫觴。新符籙派中的凈明派，特彆強調儒家綱常對道教修鍊的指導作用，以忠、孝、廉、謹、寬、裕、容、忍為垂世八寶.此派入元後發展為凈明忠孝道，突出宣揚忠、孝二字。凈明道的出現從一個側面說明，宋代由於中央集權統治的加強，儒家綱常倫理的社會作用上升，甚至宗教也必須與之全面認同，向它靠攏，並且不遺餘力地表示忠誠。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意識形態大一統的特色。

　　金代立國時間不長，但卻發生了中國道教史上令人矚目的鼎革，誕生了河北新道教.河北新道教包括三個主要流派，其一是肖抱珍創於金初的太一道，他以漢代尊奉的至上神太一為名，藉以號召民眾，寄託漢族遺民對失去的王朝的回憶與思念。太一道的出現曾一度引起金朝統治者的警覺，不過他們很快便採用拉攏、利用政策，使太一道的發展轉向了有利於朝廷統治的方向。太一道除了從事傳統的道術活動外，還特別注重宣揚封建倫理。其四祖肖輔道鼓吹愛民，隆至孝，受到少數民族統治者的歡迎。太一道入元後逐漸衰微，道徒併入全真道。

　　其二是大道教（入元後改稱真大道），創於金初，由道士劉德仁所立.其教義出自老子守清凈，安貧賤，苦節危行，不妄取於人。同時又將忠於君、孝於親寫入道戒第２條，大力宣傳封建禮教。大道教創生宗旨本為號召漢族知識分子清貧自守，不與女真政權合作，忠於漢族王朝。但是腐敗的南宋朝廷為投降派把持，不顧中原人民引項翹首期盼之情，偏安苟且。而女真貴族入主北方，迅速漢化，鞏固了自身統治。金世宗鑒於大道教的特殊作用，親自召見了劉德仁，賜號東嶽先生.朝廷的褒獎與支持，使大道教隊伍迅速擴大，他們宣揚的封建禮教，恰恰成為鞏固金王朝的工具。大道教在元朝仍很興旺，元末開始衰落，併入全真道。

　　河北新道教中真正產生重大影響的是全真道。其教由金中葉著名道士王喆及馬鈺、孫不二、譚處瑞、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大弟子共同創造。王喆、丘處機等人不同於肖抱珍、劉德仁，他們多出身名門，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因而他們不僅自身能苦節修行，成為卡里斯瑪 ①式的宗教領袖，而且能夠研究各種宗教典籍以及儒、釋文獻，在教內融匯傳統的符籙派和新興的內丹學，在教外對三教合一之風進行了高層次的理論回應。全真道對傳統道教長生久視的根本宗旨進行了新的解釋，使道教從理論到實踐皆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比如肉體長生說已在千餘年的實踐中被反覆證偽，故全真派道士將修養的重心從修命轉向了修性，他們藉助禪宗的自返本心和理學的主靜功夫，將長生不死解釋成全取真性，認為人只要經過先性後命的宗教修習，保全真性，便是身在凡而心在聖，就是對死亡的超越，就是長生（全真道即因此而得名）。如此解釋成仙，已經與佛教的涅槃，儒家的入聖相當接近了。同時，全真道徹底改變了傳統道教分散修習，戒律渙散的狀況，堅持修道必須出家，並模彷彿教定立教戒教規，既擴大了道徒隊伍，又保證了道團的嚴整。此外，全真道還模仿懷海的百丈清規，堅持道眾參加勞動，自種自食，在社會上樹立了清廉、苦行的良好形象，因而得到廣大民眾的尊敬和統治者的提倡。總之，全真道的出現在理論上、組織上、宗教實踐上都發展了傳統道教，為道教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後，全真道成為中國最大的道教流派，傳承至今。

　　① 卡里斯瑪（Charisma）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借用的早期基督教術語，用以形容宗教領袖的天賦、智慧和魅力。

　　３。伊斯蘭教、猶太教、摩尼教及民間宗教

　　伊斯蘭教曾於唐朝沿絲綢之路傳入我國。入宋以後，由於西北連年戰亂，陸上絲綢之路受阻。但是宋代海外貿易發達，阿拉伯、波斯諸國胡商大量到廣州、泉州等口岸城市通商，便從海上再一次將伊斯蘭教帶入我國。中國政府對外商的宗教信仰表示尊重，允許他們在集中聚居地建立禮拜堂，從事宗教活動，至今仍留有許多歷史遺迹。不過在中原，伊斯蘭教基本上只是一種胡商的宗教，對漢民社會影響甚微。

　　約略在五代及宋初，伊斯蘭教從中亞流入我國新疆地區的喀拉汗王朝。喀拉汗王朝由當地古民族葛邏祿族以及９世紀從蒙古遷入的回鶻族共同建立，原本信仰佛教、景教及摩尼教。此時王朝改宗伊斯蘭教，對日後我國西北少數民族全民信教習俗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猶太教是全世界猶太民族共同信奉的特殊宗教，由於宋代有大批猶太商人來華貿易，定居開封，因而在開封城內留下了猶太教活動的遺迹。

　　從一些殘存的碑文看，中國人稱其教為一賜樂葉教（以色列教的音譯），皇帝恩准他們遵守祖風，保留自己的宗教傳統。

　　摩尼教是產生於波斯的一種古代宗教，崇尚光明，反對黑暗，故又稱明教。摩尼教在唐代便曾傳入我國，武宗滅佛時亦遭被禁厄運。入宋以後，再一次沿海路進入我國東南地區。為了求得發展，他們不滿足於僅僅流行於胡商之中，而是積極附會佛、道二教，向漢族民眾中傳播。

　　北宋末年，昏君在位，奸佞掌權，民不聊生。現實生活中的黑暗，迫使民眾不得不把尋求光明的目光轉向宗教，期盼摩尼教主降世普送光明。

　　這種光明信仰又與佛教彌勒降生的觀念相混合，在民間廣為流傳，形成了一種所謂的吃萊事魔教.其教徒提倡素食、禁慾，不拜仙佛，但拜日月，以為真佛，在教內貧富相恤，有無相助，團結了不少貧苦農民。方臘就是浙江義烏地區的明教領袖。當宋徽宗、童貫開發花石綱，民不堪命之時，方臘等人便利用宗教號召民眾，組織隊伍，揭竿而起，發動起義。起義軍掠城殺官，劫富濟貧，曾攻佔睦、歙六州五十二縣，東南震驚，給地主階級以沉重打擊。方臘起義最終雖然失敗了，但利用民間宗教組織反抗統治階級壓迫的方式，卻為元、明、清諸代農民所效法。因而，後世的統治者也一向將民間宗教組織視為心腹大患，一直採取強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