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最後的儒家」 (轉貼)[儒學聯合論壇]

中國 「最近的儒家」 (轉貼)

文章提交者：cxj2003 加帖毛澤東與中國「最近的儒家」轉貼文章提交者：我該叫什麼 解放以後，整個中國以至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都與一個人息息相關，這個人就是毛澤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史無前例的，儒家思想也因此而遭遇了史無前例且頗帶戲劇性的命運變化。在「文革」早期，在「破四舊」的運動中，革命小將們主要是破壞孔子及儒學方面的文物典籍，運動的重心尚不在孔子與儒學本身，因而還沒有觸及孔子與儒學的思想觀念問題。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反黨叛國，身死異鄉，在林彪的遺物中發現了寫有孔子某些語錄的條幅，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警覺。在毛澤東看來，林彪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毛澤東認為，法家歷來主張中央集權、郡縣制，在歷史上一般說來是向前進的，它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它是厚古而薄今的，是開歷史倒車的。毛澤東在1973年9月23日會見外賓時還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曆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此當他看到楊榮國所寫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的文章之後，便自然下令《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時在1973年8月。這樣，加上*江一夥的推波助瀾，於是，評法批儒運動就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首先，大批孔子及儒學，把「五四」以來反孔反儒的思潮推向了極端，推向了全社會的口珠筆伐的境地，成為一場名符其實的政治運動，而無絲毫思想性學術性可言。這是「五四」以來以「第三極」（既否定儒家文化，又排斥西方文化）的面貌出現的，是一場以學術為借口的思想政治運動，它以「大革文化之命」為特徵，然而在實質上又仍然是受傳統文化中那些消極東西的支配的。1973年至1975年的批儒反孔運動，就其聲勢和規模而言，是中國歷史上最大最徹底的一次儒學批判運動。這場運動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這是有歷史淵源和思想基礎的。毛澤東年輕時積极參加「五四」運動，其「打倒孔家店」的情結一直延續到晚年。「文革」中「批林批孔」、「尊法批儒」即是這一激進情緒的反映。 其次，對法家無原則地拔高、讚賞、美化，失去了歷史的真實。毛澤東是極其推崇法家的，他重新評價秦始皇、曹操、武則天、朱元璋等「刻薄寡恩」的法家人物，並且在給郭沫若的詩中寫道：「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之事待商量。祖龍雖死魂猶在，孔丘名高實秕糠！」的確，「百代皆行秦政制」，法家的專制、暴力、陰謀、郡縣制、文化獨裁、消滅知識分子、以酷法治國的做法影響了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而毛澤東繼承了法家的傳統，他認為「治理中國需要馬克思加秦始皇」，並且自稱「坑儒比秦始皇還多」。他還說：「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個厚今薄古的專家。當然，我也不贊成引秦始皇（林彪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辨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④同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中又說道：「要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民主與集中結合起來。」用秦始皇的極權政策比喻「集中」。同樣的意思，有人記錄為毛澤東表示要做「馬克思加秦始皇」。應該注意的是，毛澤東的推崇法家並不是要搞「以法治國」，他實質上搞的是法家式的「法治」——君主專制下的「人治」，根本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 毛澤東的政治專制和思想專制畢竟比秦始皇高明了許多，這也就迷惑了中國人——特別是農民幾十年，至今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人沉浸在毛澤東情結里不能自拔，這也許有許多原因，但其中肯定有因為消滅了傳統文化，失去了傳統文化生生不息的恆久之道，也就失去了每一個人的自主意識，成為人云亦云，人走亦走，隨波逐流的「群氓」。據說這是林彪當時「漫罵」人民的反動語錄，其實倒是道出了中國人民可悲可憐的真實狀況。這其中有許多 相當著名的學者被捲入，四處向工人農民做報告，在報紙上寫文章。當然這在那個特定的環境下是可以理解的，是應該原諒的，而且各人的情況不可一概而論。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如果這些學者都能堅守自己的學術良知，不為權威利祿所左右，即使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場運動的基本態勢和進程，但至少於個人的政治節操無虧，學術品質無損。在這樣的全民為一個偉大人物奇蹟班愚弄得神魂顛倒的時候，可幸仍然有儒家精神塑造出來的個別儒者，以自己真實的生命維繫了中國文化的血脈，成為儒家反專制傳統的現代象徵。 據說在「文革」後期批林批孔運動中敢於公開站出來反對批孔的全國一共三個教授：梁漱溟、吳宓、容庚。 被西方學者稱為「最後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早在解放前就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尖銳的批評，堅持自己的思想觀點，追求民主自由。解放後，毛澤東一開始讓他加入政府，但他說我留在政府外可能更好，這樣可以監督的政府。之後，他就以一個監督者的身份對新政權進行監督和批評，試圖繼續儒者以道抗政的傳統，以真誠之心為新中國服務。最重要的就是在1953年9月在政協會議上與毛澤東的衝突，可以說是在毛權傾天下之時的犯顏直諫，雖龍顏大怒而壁立千仞，傲岸不屈，不改其志，非常典型地體現了一個儒者的剛風傲骨，是儒家反專制傳統在現代的一次高揚。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協第十九次常委擴大會。會議在周恩來做完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後次日要進行小組討論。當時周恩來希望他第二天作個大會發言，梁漱溟答應了。晚上他就開始為發言做準備。他覺得既然是領導黨要自己發言，那麼就應該把自己解放以後深入基層調查了解的實情和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真實地談出來，「說些對領導有所貢獻的話。」⑤在11日下午的發言中，梁漱溟主要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除了發展重工業與實行私營工商業改造以外，其他方面是否也已經有了計劃？二是在計劃的同時，是否已經把完成計劃所應有的群眾工作安排好？三是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這是梁漱溟發言的重點，也是對中共批評最多、最直接、最尖銳的。梁漱溟指出，在農業方面，政府似乎沒有一整套計劃，「而所有一切都待農民回鄉村居民積極起來。如何動員農民呢？是農會嗎？當然是農會，但農會現在是什麼情形呢？除了土改中起作用外，今日已不然，今日只有黨政幹部（各民主黨派不到農村），其次團、婦女會。這夠不夠呢？感覺不夠。（一）農村中黨亦就是政，政亦就是黨。一切事能作得主。但行政命令傳達有之，教育意味不夠，群眾工作談不到，從此近幾年強迫命令包辦代替作風之嚴重即可說明。（二）而且量亦不夠，有黨有團之地方照顧不夠，黨團不到之處更不夠。總之農民比較落空的。」⑥這裡批評的就是後來所謂的黨政不分，以黨帶政，但黨又能力有限，管不過來，就有空白；另外，一些黨員在工作中出現了簡單粗暴，忽視對農民進行教育的問題，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的作風很嚴重。這些都是實情。可惜的是由於後來發生的事情使得黨中央沒有聽取梁漱溟的意見，這樣的農村工作方式一直就持續下來，造成了中國農村不但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還產生了許多悲慘的事情。 梁漱溟批評共產黨對農村工作的失誤造成城鄉的差別和農民生活提高緩慢，因為解放後黨的工作的重點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成長起來的農民亦都隨著到了城市。因為較好乾部都來作城市工作，此無可奈何者。然而實在……今建設重點在工業，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農民往城裡跑，不許他跑。人力財力集中都市，雖不說遺棄吧，不說脫節吧，多少有點。然而農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農民。當初革命時，農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國民黨反動派暴虐，與共產黨親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勢。」⑦這種直率的批評本是好意，當時在座的周恩來總理、農業部部長李書城也並沒有提出異議。可是毛澤東聽了彙報則另有看法，也可能是有人在彙報向過程中對梁漱溟的話有所曲解，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召開，參加政協常委擴大會的人列席會議。毛澤東在聽取了彭德懷所作關於抗美援朝情況的報告以後講話，在闡述了抗美援朝的勝利及其意義之後，他話題一轉，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幫助了美國人。⑧雖然毛澤東沒有點名，但梁漱溟明白這是針對他的。對於毛澤東說他反對總路線，他感到突然，也覺得委屈。當天晚上，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不僅不反對總路線，而且是擁護總路線的。」他希望毛澤東給他機會當面複述一遍原來的發言。第二天他把信面交給毛澤東並在晚上交談了大約30分鐘。在交談中，梁漱溟要求毛澤東解除對他的誤會，而毛澤東堅持認為梁漱溟反對總路線，只是不自知或不承認而已，言談間頗有衝突。 如果梁漱溟就此罷休，不再吭聲，也許事情就到此為止。可是，梁漱溟卻不肯罷休，他要再找機會複述自己的觀點，希望讓公眾評議。9月16日，梁漱溟獲准在大會上發言，他複述了自己在9月9日、9月11日發言的內容，目的是想讓人們明白他不反對總路線，並強調自己的本意是想就如何發動農民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議。會上並沒有人批評梁漱溟，他以為自此也就沒事了。沒想到第二天下午梁漱溟一進入會場，就發現會上印發有他在1949年寫的《敬告中國共產黨》一文和毛澤東在9月12日的講話。梁漱溟知道，這是要批判他了。果然，一開會，章伯均就在發言中對他進行嚴厲的批評，然後周恩來做了長篇講話，追述往事，說梁漱溟一貫反動成性，甚至說梁漱溟過去的所作所為，無非是為了「升官發財」，諸如此類。⑨在周恩來發言時，毛澤東頻頻插言，對梁漱溟大加指責： 梁先生自稱是「有骨氣的人」，香港的發動報紙也說梁先生是大陸上「最有骨氣的人」，台灣的廣播也對你大捧。……他們那樣高興你，罵我是「土匪」，稱你是先生！我就懷疑，你這個人是那一黨那一派！不僅我懷疑，還有許多人懷疑。從周總理剛才的發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們同國民黨兩次和平談判的緊要關頭，梁先生的立場是完全幫助蔣介石的。蔣介石同意和平談判是假的。……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杆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杆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杆子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⑩ 這些批評可謂嚴厲，指責可謂尖刻，似乎能夠看出毛澤東真是龍顏大怒，這在當時是沒有過的。對此，梁漱溟才意識到毛澤東對自己的誤會已經非常深了，他不斷沒有害怕、退縮，反而立即請求發言，上去為自己辯解。主席台上同意讓他次日發言。9月18日下午，梁漱溟登台發言。他開門見山地說：「昨天會上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很出乎偉大意外。當局認為我在政協的發言是惡意的，特別是主席的口氣很重，很肯定我是惡意。但是，單從這一次的發言就判斷我是惡意的，論據尚不充足，因此就追述過去的事情，證明我一貫反動，因而現在的胸懷才存有很多惡意。但我卻因此增加了交代歷史的任務，也就是在講清當前的意見初衷之外，還涉及歷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幾十年與中共之異同，卻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這需要給我較充裕的時間。」⑾他剛說到這裡，會場上就有人轟他，不讓他講下去。所以，梁漱溟把話頭轉向毛澤東，以爭取發言。接著，就是梁漱溟與毛澤東唇槍舌劍的衝突： 梁：我現在惟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說話的時間。我覺得，昨天的會上各位為我說了那麼多話，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我想共產黨總不會如此。我很希望領導黨以至於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就在今天。同時我也表明，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我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 梁：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您若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 毛：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 梁：這一點倒無關重要。 毛（生氣地）：無關重要？如果你認為無關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關重要，等到第二屆政協開會，我還準備提名你當政協委員。至於你的必須思想觀點，那肯定是不對頭的。 梁：當不當政協委員，把是以後的事，可以慢慢再談。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這個雅量，我將對您更加尊敬。 毛：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於你實行哪一條？是實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 梁：我的意思是說主席有沒有自我批評的這個雅量……⑿ 這時會場大嘩，不少與會者被梁的這種無視偉大領袖的權威，公開與毛主席你一句、我一句的頂撞行為激怒了，他們站起來呼喊，說梁漱溟是胡說八道，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之，要他滾下台來。梁漱溟堅持不下講台，一副不屈不撓的樣子。僵持了好一會，最後，還是被轟了下來。這裡梁漱溟對毛澤東的要求從道理上講是不過分的，但是在當時毛澤東已經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你一個儒者算什麼？所以毛沒有自我批評的雅量，也就自然沒有接受別人批評的雅量。為了鎮住梁漱溟，他先以政協委員進行威脅，沒想到梁漱溟對這個位子倒不在乎，頂著勁要毛澤東的「雅量」，這簡直的大逆不道，犯上作亂，然而今天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在後面支撐梁漱溟的無疑是儒家的思想：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其志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等等。 到了1955年，全國形成了一場大規模的梁漱溟思想批判運動。1955年4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開展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的社論，號召「對於思想上堅持資產階級的錯誤觀點的代表人物，應當視為思想上的敵人，展開鬥爭，使他們是思想上孤立，肅清這種資產階級錯誤思想在群眾中的影響。」首先響應《人民日報》的動員令，站出來公開批判梁漱溟思想的事實態度早年在北大哲學系教書時的學生、中國現代最著名的哲學家馮友蘭。這年5月11日，馮友蘭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觀和「村治」理論》一文。接著，吳景超、徐宗勉、千家駒、袁方、賀麟、任繼愈、葛力、孫定國、朱伯崑、湯用彤、潘梓年、吳廷繆、金克木、胡慶均、望若水、汪子嵩、何思源、何炳然、沙英、周輔誠、高放、劉大年、艾思奇等也先後在《人民日報》、《新建設》雜誌、《學習》雜誌、《工人日報》、《光明日報》、《哲學研究》、《歷史研究》、《文藝報》、《歷史教學》、《教學與研究》、《大公報》等全國各大報刊上發表文章，批判梁漱溟的文化思想、哲學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以及他的一些社會活動。據後來收入三聯書店1955年12月與1956年4月出版的《梁漱溟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第一、二集的批判文章就達31篇之多。與此同時，學科院也召開過幾次座談會，邀請梁漱溟參加，面對面地對他的思想進行批判。對於這些批判的態度，梁漱溟表示在政治上擁護（因為不擁護不行），學術思想上則仍然堅持自己的一貫觀點。⒀這充分顯示了一個儒者堅持自己思想，不為時世所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自主精神。 在文化大革命那個特殊的年代，梁漱溟充分表現了「舍我求真」的儒家精神。當時大部分學者在強大的高壓下放棄了「求真」的追求而不得已為現實的生存考慮，而梁漱溟卻獨能在劫難中堅持自己的「學術生命」之「真」，人格理想之「真」，並不在乎為這些之「真」而捨棄「小我」之肉體生命。這種思想，正是孟子提出的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時捨生取義的儒家傳統大丈夫精神。而梁漱溟難能可貴的就是他的思想與行動的一致、一貫。 1970年下半年，全國政協學習小組又恢復學習活動，這時，梁漱溟因關於討論憲草問題的發言觸犯了兩點當時的政治大忌：第一，在當時狂熱的「造神運動」背景下，他大膽地提出了制憲的目的就是為了限制國家最高權力的觀點；他還認為「憲草」中寫進個人的名字，包括林彪為接班人，這是不妥當的。第二，在當時毛澤東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堅持不設國家主席而林彪卻堅持設國家主席的特殊鬥爭背景下，梁漱溟從常態和學理上論證了應設國家主席的觀點，認為不設國家主席並不好，設國家主席是一回事，選誰做國家主席合適是另一回事。現在看來，這兩點出於政治制度完善的理性之談，但是在當時那個政治專制、思想一律的年代，這無疑犯了「天條」。由於這種原因，梁漱溟幸免於難，但於此則可見其「舍我求真」的精神。 這種「舍我求真」的精神集中地表現在他80 多歲的高齡時，還敢於站出來反對批孔，並為孔子和儒家辯難。1973年10月，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梁漱溟明白這是一場荒唐的政治運動，相當長的時間，他只是從旁冷靜地觀察，既不表示反對，也不表示支持。然而，對於一個敬佩孔子，對儒學素有研究的大儒來說，面對著把孔子和毫不相干的林彪幫在一起受審，保持沉默也是心靈的煉獄。後來，他表示自己對於批孔有不同意見，但是為了避免妨礙當前的運動，不想公開，如有必要，可寫出來交領導看。幾個月後，他終於還是按捺不住了，在1974 年2月22、25日兩個下午，在政協直屬組作了題為《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的長篇發言。在5個小時的時間內，他沒有把所要講的內容全部講完，只講了涉及中國社會發展史問題的部分。其基本觀點：一是古代中國似不曾經歷奴隸生產制社會那一階段；二是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屬於馬克思所謂亞洲社會生產方式。否定中國有奴隸社會，這可是與基本定論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社會五階段論在唱對台戲，更致命的是當時異口同聲的認為孔子是頑固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而梁漱溟則說：「目前批孔運動中一般流行意見，我多半不能同意。即如認為孔子護衛奴隸制之說，便不符合事實」，「時論之批孔者皆從孔子衛護奴隸制這一點出發，否認奴隸制即使時論失據」，「孔子在中國四五千年文化史上為承先啟後的關鍵性人物」，「時下流行的批孔言論，總是指斥孔孟代表著一種『復辟』、『反動』、『倒退』的運動，這表面上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而言，其實往往違反了馬克思主義而不自知。」⒁這簡直是「逆歷史潮流而動」，「螳臂當車」，於是，在後來的半年多時間裡，大會小會，或以學習批林批孔為名，或從批林批孔入手，對梁漱溟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鬥爭，前後持續七個月。對於這些批判，梁漱溟從不缺席，每次都在座靜聽。直到最後一天，在批判會的總結大會上，會議主持人奉命一再追問梁漱溟對批判有何感想時，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話：「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⒂主持人勒令他對此做出解釋，梁當即解釋道： 我認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輕易去相信別的什麼。……因為一定要我說話，再三問我，我才說了「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老話。吐露出來，是受壓力的人說的話，不是得勢的人說的話。「匹夫」就是獨自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個只是堅信他自己的「志」。什麼都可以奪掉他，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這一番話，使主持人和與會者「啞然」。面對這樣一位具有孟子所稱道的「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的現代儒家，圍攻與批判又能起什麼作用呢？因此，幾天後上邊傳下話來，說梁某人是不可改悔的反動分子，跟他糾纏會上他的當，「轉移了大方向」。這樣，持續了大半年的批梁運動便草草收場。⒃ 吳宓的情況是這樣： 當時吳宓已經80歲了，他不顧年老體衰和個人生命安危，挺身而出反對批孔。他說：「宓不像×××那樣，當趨時派。全盤否定孔子，……宓極不贊成。」又說：「沒有孔子，中國還在混沌之中。」⒄他還對朋友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我已下定決心：為中華文化殉難，為中華傳統道德殉難。……此決非一時意氣用事。實乃深思孰慮，理智之決定。眼見得中華五千年文化毀於一旦，我輩焉能晡其槽而啜其醨？！……孔子乃中華文化之重要象徵，為我中華五千年來少有之教育家、思想家，而其最重要者，乃為我中華民族高尚道德之一代宗師。踐踏孔子即是踐踏中華五千年文化，踐踏中華之民族道德傳統。我吳陀曼（吳宓的小名——引者注）必須挺身而出，捨生以殉；庶幾中華文化、道德之傳統不絕如縷，千秋萬世得知。瓦缶雷鳴，黃種猶存；亂草叢生而芝蘭猶在也。……」⒅政治整個批林批孔運動中，他一直採取消極抵抗的策略，開始是稱病不參加學習。病假無法再請了，到會學習時也很少發言。不得不發言時則只批林不批孔。列舉事實，痛斥林彪，卻絕口不提孔子。當時，吳宓所在的西南師範學院一位領導找吳宓談心，原本想啟發他帶頭批孔，而他則在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反對批孔的堅定態度之後，還針對當時流行的對孔子及其學說的無知、誤解、歪曲從學理上進行了辯駁。那時，受到批判最多的是《論語．顏淵》中「克己復禮為仁」一句話，說這是孔子要弟子們剋制自己，等待時機，復辟西周奴隸制。吳宓認為：「時下之論，並未弄清克己復禮是何意思。」他旁徵博引，從什麼是「禮」談起。先秦著述，談禮甚多，含義各不相同，其實則包羅極廣，概括而又概括，也可分為法律規範、道德規範與倫理標準。春秋之世，禮多指道德規範，例如早於孔子的管仲就認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孔子「克己復禮」之「禮」就是管仲「禮義廉恥」之「禮」。當時天下大亂，諸侯爭戰，公卿貪婪，橫徵暴斂，民不聊生。王公大夫驕奢淫侈，道德敗壞。孔子提出「克己復禮」，旨在倡議人人（自王侯庶民）克制（約束）自己，要求自己的行為符合於道德規範。這怎麼能說是孔子要復辟奴隸制度？⒆ 那位領導說：「克己復禮」的「禮」，確實包括法律規範。並舉出孔子的話，表明孔子都有稱美奴隸制之處。 吳宓承認：「克己復禮」的「禮」也可以解釋為包括法律規範。但絕不能等同為奴隸制度。孔子確有祖述堯舜，稱道先王之道等言論，但從未說過恢復奴隸制度，更未聲言反對新興地主階級。 吳宓認為，今天我們評人論事，要知人論世，看主流，看實際行動，並例舉孔子兩點遭到誤解、歪曲的地方用歷史事實加以辯駁。第一，孔子一生最主要的實踐是教書。孔子開私人講學之先例是反奴隸制的，他的弟子也大多是平民乃至奴隸。他畢生的行動，身體力行，是與奴隸制對著乾的，怎麼能拋開他的實際行動，憑空說他搞奴隸制復辟？第二，孔子繼承發揚中華民族之傳統道德，提倡仁義，講求忠恕；主張「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要求青年「居勿求安」，「食勿求飽」；認為弟子（青年們）應該「入則孝，出則梯，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之餘力，則以學文。」這個道德修養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其大半精神合於今日大力提倡的雷鋒精神。⒇ 那位領導說：你別忘了，孔子提供忠君，這是反動的。 吳宓說：古時所說的君，固然是具體的統治者，卻也同時是社稷––––國家、民族的象徵。當時批孔所加之最大罪名，是孔子復辟奴隸制，反對新興地主階級。然而，新興地主階級之政權不一樣有君嗎？現在*江的寫作班子「梁效」、「羅思鼎」發表連篇累牘的雄文，稱頌劉邦為偉大得無與倫比的法家人物，彼劉邦者，不正是新興地主階級的第二代皇帝——天下君乎？劉邦做了天下君，以神州為私有，倒是個偉大的法家，而孔子所稱之君乃新興地主階級之君。甚或更為進步。信手拈來，如，《論語．學而》中孔子的一段話：「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其實是對治國之君提出了嚴格的要求。敬事––––兢兢業業，嚴肅認真地履行其職責。信––––講究誠實無欺。對臣民敦厚誠懇；講究言而有信，說話算數，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口是心非；自不待言，絕對不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節用––––節約儉省，絕不隨意揮霍民脂民膏。愛人––––要愛百姓。使民以時––––一切驅使百姓的事情，征服徭役等等，都要照顧季節，不能有誤農業生產。孔子主張的君乃如此，何曾主張恢復奴隸制？（21） 那位領導說服不了吳宓，便問：「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在抵觸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全國性運動？」 「當然知道。」 「那你就應該明白，這就是現行反革命，是要受到嚴懲的呀！」 吳宓吐詞緩慢、沉重： 「為了維護我的正確認識，為了中華文化與道德傳統，宓準備領受任何不測之禍。雖死猶生，含笑九泉。」 那位領導倒抽了一口涼氣，注視著吳宓，沉默了很久，才說： 「看來，你的神志不太清醒。大概年紀太大，有什麼毛病。你暫時請假，在家休息，建議你不要向同志們高談闊論。今天，我們只是私人交談。……」（22） 後來，一位西南師範學院的老師回憶「文革」後期，他在與吳宓的一次交談中，「提起批林批孔，他顯得很激動。仍是堅執成說，認為批林可以，批孔則斷然不行。道理很簡單，一是林彪非君子，小人而已，不可與孔子同日而語，……把林彪與孔子相提並論，是對孔子的莫大侮辱，絕對不可以。孔子乃中國文化的根基，國人萬世之儀型師表，舉世同尊之文化偉人，其道德智慧，高偉卓絕，千古而今，無人課餘倫比。如今肆意攻詆毀侮，無異於斬殺中國文化之根基，取消國人立言行事之標準，根本否認道德之存在，如此下去，世不講儀型廉恥，人獸無分。文明社會何以為繼？！」（23） 吳宓的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已十分平常，但在當時是一般人聞所未聞，更不是一般人言所敢言的。吳宓之論立足於他對孔子偉大人格、高尚道德及其學說的真義與價值的深刻理解，這在那個以「文化大革命」來反文化、反文明的年代是振聾發聵的。可惜這些話不但給吳宓帶來了巨大災難（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並遭毒打、折磨而致傷殘），而且不是公開的，更談不上發表，未能產生什麼社會影響。這是吳宓個人的不幸，也是整個中國社會的悲劇，值得我們好好反思。 結 語 早就想就寫一篇關於儒家以自己的思想和人格與皇權政治抗爭的文章，近期網上關於儒家和專制的爭論刺激了我，關於儒學復興的形勢鼓舞了我，使我久已壓抑的情緒得到了一個發泄的機會，藉以通過歷史的梳理來表達我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獨立的意志。由於時間緊，自己的學識準備不足，這篇文章還只是初步的整理。我的動機不在「反專制」，而是通過這些材料表達在中國歷史上儒者如何突破當時政治的壓制，思想的控制，社會的流俗，學術的沉淪，以自己內在的道德修養，精神氣質，思想力量，以儒者的主體性，進行思想學術的更新創造，一定程度上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影響，顯示了思想對於社會的能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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