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古調獨奏成白描
《五馬圖》(局部)北宋 李公麟
【文化中國圖志】
如果,我們在宋畫分類中按圖索驥,就會發現山水、花鳥、人物、釋道、鞍馬、界畫中,都有李公麟不俗的真跡赫然期間。
在龐大的宋畫群系裡,與其他畫家專精一科不同,李公麟被公認於每一門類皆超拔精湛。如果說線描是最早的繪畫符號的話,至李公麟始成減筆白描,尤為後世奉為白描人物立憲之祖山,可謂獨步古今的「宋畫第一人」。
豈容道子獨步
在擁躉寫意的朋友圈裡,李公麟則寧潛水在減筆白描中精進。主張「不取工細,意似便可」的老友米芾,曾毫不客氣地批評他——「李筆神采不高」,又說他因學吳道子,終不能脫卻吳生習氣。《畫史》成書於1101年前後,李公麟還在其位,1103年因病歸隱,1106年去世。在這五、六年的時間裡,他無論如何都能看到或知道米芾對他繪畫的看法,當然他更知道米芾的藝術立場。以今天思想之眼觀之,這並非詬病他畫藝的綜合實力,而是以「墨戲」的先鋒意識去洞察時代精神的高度,再來品評老友堅守傳統線描的藝術個性及其筆意的格調。其實,堅守與傳承的難度係數不亞於突破或別創一格的「墨戲」的摸索,能在傳統中披沙揀金、發揚光大者,必基於對傳統的慧眼,提煉思想的能力,以及將其沉潛為經典的高超技藝。李公麟做到了,減筆白描作為中國人物畫的主流,經由李公麟之集大成,在宋代達到了它的藝術巔峰,他在作品中展示傳統給予當下以及未來的藝術營養,得到了同時代的敬重和歷史的致意。鄧椿就大讚道:「郭若虛謂吳道子畫今古一人而已,以予觀之,伯時既出,道子詎容獨步耶?」
中國人物畫,可見諸實物者,從戰國帛畫、漆畫、壁畫或畫像磚開始,至三國以前,基本技法皆以線條勾勒為主,再輔以添彩著色,肖像畫基本服從於神話聖王或宣教楷模的政治倫理之用。魏晉以後,佛像藝術從西域傳來,印度融於希臘風的健陀羅藝術,豐富並提升了中原人物畫技法,人物畫從兩漢拙樸的古態一變而為魏晉六朝的清逸仙姿。南北朝北齊畫家曹仲達,據說來自中亞烏茲別克的撒馬爾罕,他擅畫佛像,線條被譽為「曹衣出水」,但沒有真跡傳世。南朝大梁張僧繇採用西域施彩暈染法,來拓展人物的空間意識,被稱為「凹凸花」,亦未見其作品傳世。有人提出這是中國人物畫走向藝術的開始,但僅從技法上斷定藝術獨立的開顯恐怕不妥。
從六朝石刻、雕像、壁畫來看,線條確有新姿態,自由如風,優美若仙,著色也開始發生因暈染而生成的層次感,提升了六朝以後的審美眼界,但只要藝術依然處於附庸地位,畫家創作的企圖與藝術無關,亦即並非為藝術而藝術的個體獨立意識,作為藝術的人物畫就不會形成。
顧愷之的人物畫,被譽為「神妙無方」,指他筆下線條的審美張力。但真跡已不傳世,我們看到的《女史箴圖》、《洛神賦》等,最早也是唐人摹本抑或南宋以後摹本,加上文獻記錄,似可揣擬一二。線條有個體追求的意味,蘊含了些許自由意志的萌芽,或表達自我意識的企圖。
人物線描畫到了唐代,有畫聖吳道子勝出,一改前弦。如果說顧愷之的「鐵線描」是圓渾均勻一筆到底的話,那麼吳道子的線條則不再一筆貫穿,而是斷斷續續的、有變化的線條,被稱作「蘭葉描」或叫「蒓菜描」。趙希鵠說:「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蒓菜條」,見過西湖蒓菜的眼睛,都會心領神會這一妙喻。「蒓菜條」有粗有細,有重有輕,波折起伏,生動如小魚兒,是個偉大的進步。「蒓菜條」來自於吳道子苦練張旭、賀知章的狂草書法,那蒓菜在狂草中,豪邁如「立筆揮帚,勢若旋風」,霸氣與壁畫的張力相得益彰,而留給世人最精闢的審美印象,還是郭若虛那句「筆勢圓轉,衣服飄舉」的「吳帶當風」。
《八十七神仙圖卷》(局部) 唐 吳道子
至此,中國人物畫風格基本定調。以魏晉南北朝的鐵線描並施重彩的南朝人物畫為一線索;唐朝吳道子以後的蒓菜描或蘭葉描為另一人物畫路徑。前者需重彩絢爛,後者則開啟了水墨線條為骨的線條獨立之伸張,時有略施淡彩。
湯垕在《畫鑒》中,封吳道子「為百代畫聖」,並不離譜。唐宋以後的線描技法基本效仿吳道子,但人物繪畫的趣味,則開始向藝術靠攏。尤其是五代、兩宋重在水墨技法上的個性突破,從顫筆、減筆線描到破筆、潑墨的墨戲畫法,追隨著人物形象的轉換,水墨線描發展的路徑清晰。如前所述,中國人物畫的主角,基本為帝王、女教、神話、釋道,中唐以後周昉、張萱的仕女畫仍屬於宮廷畫的「綺羅畫派」,五代南唐才有顧閎中、周文矩繪畫視野的下移,從宮廷「綺羅人物」到士大夫之家的各色人等,皆以趣味羅列入畫,非常可喜可賀,人物畫終於透露出一絲新內容和自己的語言,表達人的願望以及士大夫精神生活的人物畫流行,啟動了人物繪畫開始獨立的埠,技法風格上有周文矩顫筆單挑吳道子以前的仙筆苗頭,但設色敷彩上似乎仍受魏晉以來宮廷趣味的拘囿。
獨李公麟人物畫出,有獨特的藝術擔當,環顧左右,無一人出其上,以其集魏晉以來顧、陸、吳生等諸家眾善而大成的白描畫法,令當世刮目,後世仰望。至此,這一原為畫家創作時打底稿的粉本,竟於李公筆下徹底出新為獨立的審美樣式。
他白描的人物畫,有顧愷之的典麗、陸探微的精細,吳道子的豪邁,卻又能去掉他們諸多不食人間煙火的僵化,放棄重彩的艷媚,徹底「色空」,從仙風熠熠的線條、工整濃麗的重色,轉向創造一套以水墨為主的絕對純色的白描人物畫。他僅用一根樸素淡雅的水墨線,或春蠶吐絲、或蘭葉蓬勃、或鐵線錚錚、或蒓菜顧盼,簡筆勾勒各色人等的表情意思、肢體趣味,其妙駭人,為北宋文藝復興一道高聳的風景線,作為文人畫新體例,白描亦為百代宗范。的確,李公麟出,豈容道子獨步焉?
「米家雲山」的放肆與掙扎
「吳生氣」是什麼氣?是米芾批「李筆神采不高」的底氣。
《宋史》、《宣和畫譜》,皆稱李公麟畫「為世所寶」,李公亦不負眾口一贊的北宋畫界,可老友米芾為何不肯附譽而獨家發出質疑聲?李公的畫齡、畫技遠在米芾之上,書法真行書,亦有晉宋楷法之格,與北宋文藝界的文藝復興步調一致。還是繞開讚譽,去聽聽米芾之聲吧。因為這一聲音帶有異議的魅惑,它會轉移你的興趣,引導你走向深奧,走進畫家的內心世界,剝繭抽絲般探究線條的精神世界。
在這個創造士人畫的群體里,李公麟給時代一個怎樣的審美質地?不僅僅是哲學,藝術同樣也負有哲學的責任,同樣要致力於回答人的存在意義。用線條回答,還是用色塊回答,都不過是匆匆一瞥的圖像,但卻能定格畫家的犀利與意境,是否能排除雜蕪目的的干擾而將對象的本質翻譯出來,是衡量畫家或畫匠的指標。不管畫家還是畫評家是否有這種形而上的自覺,繪畫的好處就是它能給出這一追問的直覺呈現,而米芾在其中苦苦地尋覓著「呈現」的滋味。
完全復古,老老實實地復古,沉溺於復古之中,在宋神宗銳意進取的時代是不合時宜的。作為熙寧年間的進士,李公麟只是個「沉於下僚,不能聞達」的下級文官,從八品,與米芾差不多,他的興趣也與米芾一樣,全在「復古」中。《宣和畫譜》說,他的才學「當世無與倫比」,其文章有建安風骨,其書法繪畫有魏晉自由之華采,此皆文人士大夫畢生嚮往努力之精神目標。問題出在李公麟藝術成就最大、影響也最大的白描人物畫法上。
初見公麟之《蓮社圖》、《明皇擊球圖》、《維摩詰演教圖》時,眼前竟一掃粉黛,白描並完全以線條造型,還要將人物的外形、內在的神采、光色以及體積、質感都充分表現出來,真是了不起。因手段單純,只能在線條的虛實、疏密對比中完成作業,所以,多用淡墨勾勒,畫面方顯乾淨分明,人物樸素淡雅,姿態各盡本分,給出毫無審美障礙的圓熟精緻。這是李公麟對中國人物畫的貢獻,他之後,白描成為中國繪畫的一個新體例範式。正所謂「廓而新之,澹毫輕墨,自為創體,故能獨步。」
畫人最難工,以減到不能再減的減筆畫人物,就更難上加難了,這便是李公麟「白描」人物畫的珍貴。吳道子「不以裝背為妙,只以墨蹤為之」,李公麟做到了極致,除了墨、而且還是淡墨輕描外,人物背景更無憑添,無所賴恃,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一張澄心堂的白宣紙。用白底肯定唯一的線描,否定唯一之外的一切,其視覺張力凸顯了白與描的唯一關係。
公麟出於顧、陸、吳之古體人物畫派,卻以一次最徹底的復古,回到原初的素——白,反而實現了超越。但《宣和畫譜》還是說他「不蹈襲前人,實陰法其要。」看來,公麟要在線上實現新的突破太難了。線不過是屬於技術流的繪畫符號,幸虧,他找到了底色的白,給他在時空里最自由的偉大支撐,豐盈、飽滿、枯瘦、凹凸皆來自於「白」的鋪墊與填充,白賦予描以「有意義」的趣味。
因此,大體來講,白描再精微也還是技法,屬於技術流。技術流是可以學出來的,只要足夠的聰明。這一點以李公的全才已無需證明,但藝術家的天真、性情,是學不來的。據載,李公麟與蘇東坡、黃庭堅為最要好之三友,烏台詩案後,東坡流放黃州,李公麟因無黨無派倖存於京,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蘇東坡二三學生,他當時很恐慌,便以扇遮面躲避過去。米芾則不同,誰落難則偏要去看望誰,忽而風雪裡訪蘇東坡,忽而南京拜望下野的王安石。故而他說藝術家「自是天性非師而能以俟」也。
「吳帶當風」還有「風雲將逼人」、「鬼神若脫壁」的霸氣,帶有盛唐時代的印記,而李公的白描則已失了霸氣,倒多了些纖細無懈、柔弱緊張、內斂精微的理學氣質,所以米芾說他連家藏的「天王畫」都會「細弱無氣格」,而北宋貴侯之家所藏皆此類,渾然形成了不可逆的時代風氣。
李公的白描,底色執白如歲月靜好,氣氛祥和,線描如絲如縷,如官窯里的青瓷開片,純一精緻,技法工藝北宋無人企及。但完美不露一絲破綻,失去了挫折美、苦澀美的審美質量,不符合精神審美的習慣,尤其不符合不具備酒神精神、僅有苦茶品位的東方士大夫的審美習慣。現實總是跟人找彆扭的,尤以精神一旦與現實碰撞,陷阱、大坑會使你的人生傾斜、失衡、變形,而藝術要表達的正是這樣一種不平衡狀態,當然亦可以以一種理想的審美狀態否定這種不平衡狀態,理想是一種超越。但李公的人物畫,都不在這兩種訴說上,似乎他的人物生來就是為表現他的技巧、供他把玩遊戲的道具,他嫻熟到所畫無所不像,無所不盡其妙。
畫什麼像什麼是繪畫的一重境界,如禪門常說的三段論: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當個體的人走向群體社會時,就會發生對個體本我的異化。社會越發達、越龐大繁複,個體的人就會越來越越渺小,越不自由,人就越不像人,在社會運動趨勢中,人不可能正常。如何定格這一趨勢在瞬間的表現,是對畫家的考驗。李公還在刻意「看山是山」的人物瞬間,落在像與不像的細膩表現上,終致難脫藝匠之氣。
白描與中國人物畫的困境孿生,這是基於當下審美立場的思考。並不是說李公麟的人物畫就不具審美資格了,而是起碼要區分他的狀物寫貌是華麗的,非抗拒的,亦非理想的。美不美呢?華麗當然美。《明皇擊球圖》、《西嶽降靈圖》、《摩詰演教圖》、《五馬圖》、《醉僧圖》以至於《蓮社圖》哪一件不是「流金歲月」的奢華記錄,寶馬香車、輕裘環翠、祥雲紛擾、仙山妙水,美酒留醉,烘托著敘事、說教、炫耀的表情包,博取了擁躉。「南渡以前獨重李公伯時」,這真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聰明,也終於回答了米芾的「李筆神采不高」的追問,大抵聰明落槌在匠藝上,而天真之神采是無法靠競價接近於藝術境界的。
《摩詰演教圖》(局部) 北宋 李公麟
李公麟與顧、陸、吳不可比,他的前人在線條上開始追逐韻味,奠定了中國人物畫的審美原教旨;與新生代「仕女派」、「綺羅派」之周文矩亦不可比,「顫筆描」充盈著新時代青春期的躁動與活力,顫筆帶出的反抗意識,畢竟萌芽了藝術原教旨的衝動。李公麟既不創造,也不反抗,但他提煉,將古來先賢的那根墨線提煉得純而純,凈而凈。
藝術家的真實語言是什麼?是發自靈魂的原創,思想的深追,肯定不是迎合。李公麟缺失前兩者的衝動,只有在傳統浸淫里迎合主流、迎合庸眾,迎合自己小遁世的小規劃。不可思議的是,經歷了亡國之痛,人們反而愈發懷念這奢華的匠氣里留存的真像,想必是對昔日繁華的惋惜和懷戀吧。不過,這種運用減筆水墨的技法,形成的人物畫新風尚,畢竟給南宋元明的人物畫畫家頗多借鑒,但因聚焦人物趣味的在場感,以及因單純而單調的線描局限了人物性格和內心特徵的表達,反而透露出中國人物畫衰微的氣息。
米芾是犀利的,直白的,有藝術的擔當,有哲學的追問。他也把玩,他以更為徹底的姿態把玩「否定」,為了突破線的束縛,他甚至否定了筆,用蔗渣、布帛蘸墨汁,自由潑墨,挑戰傳統權威,解構固有形式,破壞「像」的法度,確立非主流的自我審美樣式,那樣式也許不成體統,變形怪異,有一種幽默的放肆,自嘲中的內心苦澀在天真、率性里掙扎等等,也許他還不自覺人性對藝術的期待,但藝術卻教會了他個體自由的表達,使他終於有了自己的話語風格——「米家雲山」,在藝術上「傾」了一把宋代山水畫。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制高點,那制高點是對一個時代的敏感,因個人的際遇、悟性、稟賦不同,藝術家們分享敏感的反應也不同,從這一點來說,米芾的反應尤為強烈,因此,有米芾在伯時焉能獨步?
在寫意與寫像之間
在中國繪畫里,如果把「寫意」與「白描」皆歸類為繪畫風格或技法的話,那就不應有褒貶之分。但「寫意」從創生那天起,因分擔了士人畫的創作理想,除了表達藝術風格技法外,它還承載了藝術的形而上企圖,士人在寫意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出口。而白描則似乎承擔了更多的技法功能,如果與「寫意」相對應的話,白描甚至可以稱為「寫像」,恰如米芾與李公麟這兩人所組成的北宋士人的一副對子。 關於「寫意」,真正始於宋代士人畫境的追求,但當時還未有「寫意」這個概念,從歐陽修、蘇東坡、米芾等對「寫意」畫的描述來看,士人畫基本追求「畫意不畫形」的「墨戲」效果。因畫法更自由了,形成了對主流正統法度的一次拓寬,這一拓寬,便產生了與院體工筆畫的一次偉大分歧,由此開始強調自我意識對繪畫的參與。
其實,唐以前的繪畫,就已經有工筆與寫意的分化,那時稱密體與疏體;而「減筆」、「粗筆」、「逸筆」,大抵為宋人描述寫意的慣用語,「寫意」二字,大概在明以後,才開始明朗化,指義明確,寫意不求工。
作為宋代士人畫的參與者,李公麟拒絕色彩,僅以白描表現對水墨的理解,而且是減筆白描,毫無疑問,他屬於寫意畫流派。士人畫首宗蘇東坡對李公麟的減筆白描,亦不惜筆墨,讚譽累累。但他不是讚譽李公麟在減筆白描技法上的「寫意」,而是讚譽他的畫境畫外之意,說他「深得杜甫作詩體制,而移於畫」。如,杜甫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雖自己衾破屋漏無暇恤,卻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於是,公麟作《陽關圖》,亦不畫離別慘恨,而是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其意。或傷情在畫外,或者學莊子吧。總之,杜甫為詩,語不驚人死不休;公麟作畫,意不驚人死不休。
如此,公麟在「立意」上,並未走出皇家院體派。那時,宋徽宗搞皇家畫院招生改革,考試題重在立畫外之意。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一題,拔得頭籌的是一船夫躺在船尾橫笛。這是宋代的上流風氣,李公麟身置其中,當然熟悉。因此,公麟的「意」,是一種著意和刻意,甚至有意無意都潛藏著一種迎合的意圖,當然這種討巧的小意,亦可以供審美一時之愉悅,但它並非構成藝術基座的自我意識之「意」,與工筆一樣,仍然是一種「工意」的技術流。難怪米芾說他神采不高。
白描關切什麼?李公麟更關切白描本身的技術純度,以便能夠更好地表達他要展示的對象之惟妙惟肖、出神入化,從這一點來說,他更像一名學者。減筆白描是他作為學者信手拈來的、具有嚴謹品格的道具,有如哲學家展示他思想的邏輯鏈條。他畫《蓮社圖》,是表達他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主張。從《明皇擊球圖》、《維摩詰演教圖》、《西嶽降靈圖》、《免胄圖》等長卷敘事畫看,李公麟的白描關切,是關切白描本身對他筆下人物精神氣質的精準寫像,每一個人物,無論乘車的,還是趕腳的,也無論眾生繁密簇擁,都是他傾盡筆力之愛的角色,令觀者的審美亦觀止於「筆力精勁妙絕」的讚歎中。
公允地說,從同代以及後代對李公麟的不絕讚歎中,可見中國繪畫仍然是以技術流為主舵,即便是士人寫意派如米芾等,也都敬重工筆技法,而且筆力不輸畫院待詔以及李公麟之白描,即便如此,他的寫意還是被稱為「墨戲」。與李公麟相較,米芾是在與時代較勁中走得更遠些,「墨戲」更為自由豪邁,更為幽默奔放,更為「寫意」。無論如何,圍繞中國繪畫的線法與墨法,在五代北宋競相妖嬈,線法至李公麟基本完成,成就範式;而墨法還未,正因為還未,才給後世留下更為自由流淌的空間。
(作者近著《鄉愁的天際線》商務印書館(成都分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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