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知識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
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李懷宇 2011年09月29日07:14
鄭永年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首要任務是理解這個世界。 李懷宇 攝 先後獲中國北京大學法學學士(1985年)、法學碩士(198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碩士(1992年)、博士(1995年)。1995-1997年在美國哈佛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現任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出版專著15部。英文著作包括《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家與社會》(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7)；《中國的事實聯邦主義：改革與中央地方關係的動力》(世界科技書局，2007)等。
本報記者 李懷宇 發自新加坡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現任所長鄭永年與前任所長王賡武的辦公室只有一牆之隔。這兩位前後輩的學者，都研究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但各具風采。相比王賡武的英倫紳士風度，鄭永年身上依然保留著中國鄉村的質樸氣息。
鄭永年生在浙江餘姚鄉下，上大學以前，一直在農村生活。1981年，鄭永年進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當時從城市來的同學都反感政治，而鄭永年是從農村出來的，並沒有對政治的恐懼感，他對歷史包括共產黨歷史充滿興趣。
在北大，鄭永年待了整整九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留校任教兩年。在充滿理想主義的1980年代，鄭永年積极參与以《讀書》雜誌為中心的思想討論。他教的是西方政治理論、西方政治思潮，在當時被認為是比較敏感的課。1990年，鄭永年想：「與其空虛度日，還不如到美國留學。」他幸運地申請到了普林斯頓大學全獎的獎學金。
在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最初的幾個月，鄭永年感到很不適應。他在中國沒有摸過電腦，但在美國不僅要用電腦寫文章，還要用英文直接來寫。但老師非常鼓勵他，給他很多自由的餘地。在博士論文的選題上，導師給鄭永年許多選擇的空間，一開始，鄭永年想研究尼采思想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從一個中國人的立場解讀尼采，後來發現：「我所理解的尼采，不是真正的尼采。」只好放棄。鄭永年對農村很了解，便想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後來發現也做不下去：「倒不是不熟悉，而是太熟悉了。做著做著，就可能有情緒的東西出來，不夠客觀。」最後，鄭永年把題目換成研究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當時普林斯頓風雲際會，正有一批從中國來的名人，多從體制內部出來，有豐富的社會和政治經驗。鄭永年和他們交談，直接學到了中國體制實際運作的知識。從此，鄭永年寫博士論文得心應手，1994年提前做完。1995年博士畢業以後，鄭永年得到麥克阿瑟基金會的資助，到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做了兩年博士後。
普林斯頓如同一個世外桃源，波士頓則彙集了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波士頓大學等名校，學術講座很多。鄭永年目標明確，博士後研究的項目是中國民族主義。在費正清中心，他去飯堂總會碰到老教授，他經常見到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並有機會陪老先生喝茶聊天。鄭永年感慨："學問』是中國的詞，但是中國有學，沒有問。我在美國感覺『學問』，有一半是問出來的。」
在哈佛大學，鄭永年感覺學科之間沒有界線，他學政治學，也常去聽人類學、社會學的課。相比之下，他感覺中國的大學把專業分得太清了。在海外生活多年，鄭永年一直在思考：「不僅僅在中國而是整個亞洲，為什麼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這跟方法論有關係。我們往往太過機械地學習西方的方法，所受的教育是微觀的，美國也有微觀的教育，但是美國有很多制度使教育既宏觀，又微觀。美國的社會科學是歐洲移民建立起來的，歐洲人提出了很多的思想，跑到美國來做實證研究。早期西方的社會科學從15世紀以後開始發展到近代，出現了馬克思、韋伯等等，建立起一個宏大的體系，後來慢慢地發展進入微觀研究，因為只有微觀才能有新發現。但是中國在宏大體系上還沒有走過，就直接跑到了微觀。這是『見樹不見林』。亞洲學界現在應用性的東西比較多，原創性的東西比較少。到今天為止，世界性的社會科學還是沒有中國的份額。」
鄭永年與費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義頗有交往。傅高義的《日本第一》並不是嚴格的學術著作，但使他名聲大振。後來傅高義又寫過《亞洲四小龍》。那時候，鄭永年也對亞洲四小龍充滿興趣，認為「四小龍」是西方之外的另一個發展模式。新加坡是「四小龍」之一，剛好到哈佛大學去招人，鄭永年便想到新加坡工作。1996年底，鄭永年還是哈佛大學的博士後，便開始在波士頓與新加坡之間兩頭跑。1997年，他正式到新加坡工作。2005年，鄭永年去英國諾丁漢大學建立了一個中國政策研究所，後來又應王賡武先生之召，回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工作。
在新加坡十多年了，鄭永年還是中國公民。他說自己放棄了多次入籍外國的機會。鄭永年至今不能參加新加坡的選舉投票。但他盛讚新加坡制度開放：「新加坡在國際上找人才，不管身份如何，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就會吸收。」
現在，鄭永年至少一個月回中國一次，有時甚至一星期一次：「我自己出身農村，還經常去農村看一看。搞中國研究，沒有這個感覺，把握不好。」
鄭永年喜歡用「理解中國」來說明自己長期從事的研究。在他看來，歐美的學界很難理解中國。「老外批評中國是有的，但是都比較膚淺。老外解釋中國，就像中國解釋西方一樣，中間有一個文化的差異。我覺得解釋中國應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任務。」而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公共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了，理解世界的東西不夠。哲學家的兩個任務，一個是解釋世界，一個是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首先要把解釋世界搞清楚。中國學者解釋世界的功課做得不好，但是每個人都想去改造世界，我自己認為知識分子的任務主要是解釋世界，不是去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是副產品。我一直在解釋中國。」
一貪幾十億，不是錢和道德的問題
如何遏制腐敗
時代周報：新加坡1965年立國，當時基礎非常薄弱，發展到現在不過40多年，這種崛起在歷史長河中可以說是了不起的奇蹟，你認為有什麼特別的經驗？
鄭永年：大家總結新加坡的經驗也不少，我來了新加坡以後，除了那些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材料，我覺得領導層的決斷能力很重要。新加坡剛剛獨立的時候，是被馬來西亞趕出來的，李光耀哭了。他覺得任何一個國家都看著他，算著他幾天能倒台。李光耀說：只有你成功，人家才會佩服你，什麼方法都不要說，要成功。沒有他的領導能力，新加坡不可能在短短的46年時間—如李光耀先生所說的—完成了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跳躍。他以前也跟鄧小平說過：我們都是邊緣地帶的移民，素質都很不高。確實，一些新加坡的老一輩就是以前中國東南沿海生存不下去的人，是沒錢的甚至是要飯的人。新加坡這個國家一點資源都沒有，連水都要靠馬來西亞，現在好多了。許多人說：新加坡管理得好，是因為新加坡小。我告訴他們：你們錯了，看看全世界，管制不好、發展不好的都是小國家。西方國家說的失敗國家，大部分都是小國家。倒是大國不會失敗。新加坡重視人才資源。一部分是政治人才，另一部分是專業人才。政治人才的任務就是把專業人才找到，把他們用好。一個國家的經濟能不能發展，文明水平能不能提高，不是靠政治家，是靠專業人才。新加坡到全世界去找能幹的人，有了人才，那什麼都有了。
時代周報：全世界公認新加坡政府把腐敗問題解決得很好，你認為有什麼秘訣？
鄭永年：新加坡可以改變很多人的觀念。在中國一說腐敗，就覺得要民主，好像民主就不腐敗了。但是實際上我們也看到民主的腐敗，而且非常多。那麼，有些人說沒有反對黨的制約就腐敗，所以需要反對黨，但是實際上，新加坡哪裡有強有力的反對黨？新加坡的反對黨對執政黨的制約微乎其微。所以，很多東西單看大方面的民主是看不出的，要看具體的制度和細節。新加坡不腐敗，大家就說是因為高薪養廉。當然現在新加坡政府的部長工資很高，但以前並不是很高。李光耀說：如果一個警察不能養家糊口，他就要去腐敗了。一個汽車司機不能養家糊口，他也會去腐敗的。所以，一定要給足公共部門的薪水，使員工能養家糊口。這不僅是公務員的問題，整個公共部門都這樣。另外，新加坡要把最好的人弄去從政。西方就不是，美國最好的人都去經商了。但新加坡最好的人要去從政。公務員這幾年工資增加得很快，主要的一個目的是與企業界競爭人才。
時代周報：高薪真的能養廉嗎？
鄭永年：人的慾望是毫無底線的。如果高薪能養廉，那北歐國家的公務員很低薪，怎麼也清廉呢？據我自己的觀察，一般意義上的高薪養廉、民主多黨制都跟腐敗和清廉沒有什麼關係，有關係的是制度細節。一個是公務員的工資貨幣化，這個人上班開什麼車，戴什麼表，拿工資一看，一抓一個準。一個是透明的財政和預算，那是最有效的控制腐敗的方式。中國現在的好多腐敗都是制度形成的，好多東西不要看意識形態，要看制度的細節。制度具體設計很重要，也並不是高薪就不腐敗了。中國的貪官一貪幾十億，幾輩子都用不完了，這不是錢的概念問題，也不是道德的問題，道德是沒有用的。這些制度是要靠職業人士來設計的，不是政治人物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中國年年反腐敗，年年還有那麼多腐敗，新加坡也沒有搞運動，照樣很清廉。
新加坡教育系統培養熟練工人
時代周報：人家常講，新加坡的法律是全世界最嚴的法律，為什麼會這樣？
鄭永年：這點我也認同。但是，西方早期的法律也很厲害。西方對保護產權的法律非常嚴。後來西方的法律慢慢完善，變得更文明了。新加坡的法律體系，比較現在西方的法律體系，當然是非常嚴的。早期，隨地吐痰，新加坡要罰款很多錢，還要義務勞動。當然，新加坡的很多法律像鞭笞，是英國人留下來的，只是沒有廢除罷了。新加坡自己沒有額外地去創造很多的法律，就是把西方一些廢除了的法律留下來了。
時代周報：新加坡以前是不開放賭業的，後來為什麼會開放賭業？
鄭永年：以前李光耀先生說過：只要我活著，就不要開設賭場。從政府的角度來說，賭業是新加坡產業升級的一部分。不光是賭業的概念，而是作為服務業的一部分，所以它不叫博彩，叫綜合娛樂。當然也有人反對，尤其是那些基督教徒的政府官員想不通。但是為了國家利益，大家包括李光耀本人決定要做，那就去做。以後效果怎麼樣，慢慢會出來。
時代周報：紅燈區是一直都有的？
鄭永年：一開始就有。新加坡是港口城市，有很多海員，如果不開紅燈區，一般老百姓生活就不安定了，這些人可能會騷擾平民老百姓。早期中國的中宣部派人來考察，也包括考察紅燈區。回去以後寫一份小紅書，叫《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但是把紅燈區這一章去掉了。要實事求是，以人為本，需要什麼就做什麼。紅燈區也是這樣，與其地下，還不如把它合法化。
時代周報：新加坡的教育體系有什麼明顯的特點？
鄭永年：教育也是收一點錢的，但是比較便宜。新加坡發展大學，同時又鼓勵技工學校的發展。新加坡很小，要吸引外國公司，就要給它提供熟練的勞動力，所以教育系統更主要的一個目標是培養熟練工人。在中國，學院不見了，到處都是大學。一方面是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另一個方面是工廠找不到技術工人。同樣的一個技術放在中國生產和放在新加坡生產，附加值可能相差好幾倍。我去廣東跟他們講：你們30年以前用農民工，30年以後仍然用農民工，怎麼提高？附加值肯定低。
研究中國問題，還是離中國遠一點好
時代周報：現在有一個說法是中國模式，有沒有新加坡模式？
鄭永年：我覺得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模式，這個模式沒有什麼道德含義。中國人好像認為一個模式就是好的，不是這麼回事。模式就是一個制度運作的特點，也有壞的模式，失敗的模式。新加坡的模式倒是有的，但是不固定，在變化。
時代周報：最近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論很多，你覺得為什麼會出現中國模式這一說？
鄭永年：最開始就是外國學者所謂的「北京共識」，當時我就覺得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不一樣。北京共識相對於華盛頓共識，共識要推廣的，模式不一樣。模式有兩個方面，既有強項也有弱項。我也討論中國模式，但跟中國學者討論模式不一樣，中國學者說模式基本上就是一個價值判斷。像左派說：中國模式就是好的，甚至比西方的模式還好。但自由派並不這樣看，他們認為中國根本就沒有模式，不值一提。中國改革，就是要改革這個模式。我這幾年研究中國模式，是把它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東西來看其內部是怎樣運作的。
時代周報：你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幾年之後，重新看中國問題有沒有新的發現？
鄭永年：我的感覺是研究中國問題，還是離中國比較遠一點，才看得清楚一點。研究中國，脫離中國環境可能更客觀一點。我接觸過的很多朋友，都太情緒化了。看中國，如果只看《人民日報》，看教科書，都是雲里霧裡的，不知道體制到底是怎麼樣的。基本上，西方從行到知，做得非常好。中國的知識是規範型的，大家就是抽象地想，應當怎麼樣，應當怎麼想。中國是知行不一，中國的文化也沒法走到知行合一。中國的學者到今天為止，一談論什麼問題就一味強調應當怎麼樣，都搞不清楚這個事物實際上是什麼樣的。
我不認同季羨林所講「21世紀是東方文明的世紀」
時代周報：十幾年前，亞洲地區提倡亞洲價值，現在來看，這種價值還有嗎？
鄭永年：我感覺作為政治意識的亞洲價值可能已經不太存在了，至少大家不太去提了。因為現在包括新加坡自己的實驗也不是很成功，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但是，我覺得作為一種生活層面的儒家價值還是有的，這種價值不會因為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而消失，在老百姓的生活層面還是根深蒂固的。
時代周報：當時提出來的儒家理念，在西方有影響嗎？
鄭永年：沒有什麼大的影響，不可能對西方的實際生活有任何影響。就像有些中國人喜歡基督教，但對總體文明來說沒有任何影響。季羨林先生講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但並不是說這三十年，西方文明取代東方文明，下個三十年，東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每個文明都有自己的起起落落，都有它的發展規律。我不認同季羨林先生講的，21世紀是東方文明的世紀。首先什麼叫東方？尤其是儒家文明就更不確定。儒家文明一開始就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儒家文明每次都是由一個外來文明湧入才復興的，它本身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不是一個宗教。中國文明是世俗文明，特點就是開放性、包容性。所以，如果21世紀是儒家代表的文明的話，是會吸收其他的文明進去的。看佛教在中國的影響就很清楚。好多中國人看問題太簡單，好像美國衰落了中國就崛起了，不是這樣的。中國是開放的崛起，但如果美國衰落了，也是要把中國拉下去的。
時代周報：現在的亞洲「四小龍」在政治上還有發展優勢嗎？
鄭永年：亞洲四小龍的民主不一樣，新加坡的民主化慢一點。我也經常比較新加坡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在新加坡，有一些禁區是不可以用民主名義接觸的，比如種族、宗教、文化、語言。新加坡不允許印度人待在一起，不允許馬來人待在一起，各個種族都混居才和諧。新加坡也不允許馬來人組織政黨，不許印度人組織政黨，因此新加坡就是在種族衝突中誕生的。
樂觀看待「後李光耀時代」
時代周報：西方輿論一直在講，新加坡不夠自由，不夠民主，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
鄭永年：我想一部分當然是事實。美國、歐洲、英國看新加坡，都是以它們現在的水平而不是從歷史上來評價的。制度建設需要權威，當時英國、德國搞制度建設，權威集中，沒有人講今天我們所講的人權。新加坡剛建國以後，一直處於國家建設的階段，既然強調國家制度建設，需要權威，就不能像西方這樣自由散漫。權力的發展是有階段性的，從西方現在的階段看另一個社會不公平。如果學習西方民主，人均GDP3000美元的民主與人均GDP3萬美元的民主，質量是不一樣的。新加坡現在的人均GDP4萬多美元，以前也是有選舉制度的，但不那麼開放。但新加坡的開放跟泰國、菲律賓的開放還是兩碼事，民主的質量不一樣。如果老百姓很窮，選舉很容易腐敗。候選人給一包香煙、一塊肥皂就可以買票的話，這個選舉就沒意思了。如果教育水平不高，選民對投票的意義也很難有理性的理解。民主的質量高不高，要看背後支撐民主的很多因素。像非洲開放選舉，但是各派政治力量之間打得一塌糊塗。
時代周報：你對「後李光耀時代」樂觀嗎？
鄭永年：我是比較樂觀的，李光耀不是人治，不是一個個人統治，他是把個人的意願和理想轉化成制度。這個制度無論是反對派還是執政黨，都是接受的。所以，新加坡社會會越來越開放，民主化程度會越來越高。亨廷頓曾經比較過李光耀和李登輝。他說：新加坡在李光耀死了之後，這個制度會隨他而去；而李登輝死了之後，台灣民主制度會留下來。亨廷頓說對了一半，台灣在陳水扁掌權那幾年，原來很多好的制度都被破壞了。在新加坡，李光耀是一個強勢人物，他能最有效地把自己的理念轉換成制度，這一點是亨廷頓先生沒有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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