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剛：被漫畫化的後現代史學

如果說，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後現代主義的思潮還只是一個徘徊在中國史學界門外的幽靈的話；而今，這個幽靈已經登堂入室了。與後現代史學已然形成的聲勢不太相稱的是，中文學界中，不少對於「後現代史學」的理論取徑的理解和描述，卻在很大程度上將其漫畫化和反常識化了。本期微信為大家推薦「博雅人文讀本」叢書即將推出的新作《後現代史學理論讀本》主編、清華大學彭剛教授就後現代主義思潮撰寫的文章。本文原載《書城》2009年第10期，感謝作者的慷慨授權。

作者簡介

彭剛，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西方思想史、史學理論。

一

英國哲學家巴克萊有個著名的（在中國，更準確地說，是臭名昭著的）命題，「存在就是被感知」。當年接受嚴格的應試教育時，圍繞這句話，不知道做了多少遍練習，選擇、論述、辨別正誤，各種題型全都有，以至於今天一看到這位主教大人的名字，腦子裡還會條件反射，彈出「主觀唯心主義」的標籤來。記得我少年時代的一位老師是這樣來解說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就是說，不被感知的就不存在，那我現在閉上眼睛，你們滿教室的人就都不在了嗎？

面對這樣的解說，在深刻領悟到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反動和荒誕時，也不免心生疑竇，難道這樣一個人類思維史上能夠佔據一席之地的人物，果真如此荒謬不堪嗎？列寧不是說，唯心主義是不結果實的智慧之花嗎？照這樣的理解，巴克萊這個「集唯心主義之大成」的命題，哪兒還有點智慧之花的氣息？

回首再看，心中當然明白，這是被「漫畫化」了的巴克萊。巴克萊命題的核心無非是說：一個東西，如果人們無法以直接或者間接的任何手段來感知它，你說它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呢？其實王陽明那段詩情盎然的「山中花樹」 的語錄——「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你既來看此花，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說的大致也是同樣的意思。這倒真是，東海西海，情理攸同了。

巴克萊

平心而論，雖然學術泡沫、學術腐敗、剽竊抄襲等學界醜聞不絕於耳，但如今國內學術研究的整體水準，與二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對西學的了解和研究更是有了長足進步。就彷彿儘管有了花樣不斷翻新的吊白塊、蘇丹紅和三聚氰胺，國人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壽命畢竟還是有了明顯提升一樣。只是表面上的學術繁榮之中，對某些西學新潮的紹介品評，卻常常又有像我當年聽到的對巴克萊命題的解釋那樣，動輒將其漫畫化、反常識化的現象。對所謂「後現代史學」的引介，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如果說，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後現代主義的思潮還只是一個徘徊在中國史學界門外的幽靈的話；而今，這個幽靈已經登堂入室了，對國內史學界的理論與實踐都產生了不容忽視的衝擊。與後現代史學已然形成的聲勢不太相稱的是，中文學界中，不少對於「後現代史學」的理論取徑的理解和描述，卻在很大程度上將其漫畫化和反常識化了。

二如同以往思想文化和學術潮流的其他大變革一樣，後現代思潮也極為龐雜，在歷史學領域所產生的效應，讓人難以用幾句話就做出簡單的概括。在我看來，在後現代思潮影響下的史學觀念的新變化，可以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上的「後現代史學」，指的是寬泛意義上的後現代思潮在史學界中造成的衝擊和效應，或者換句話說，就是身處後現代主義的時代氛圍之中，歷史學「與時俱進」，觀念與方法發生變化。舉其要者，如法國思想家利奧塔所總結的後現代境況中「宏大敘事」的終結，動搖了傳統以「進步」、「自由」、「階級衝突」為主線的歷史學敘述模式；福柯的知識考古學（他後來更願意用譜系學一詞）和微觀權力分析，突出了歷史的非連續性，揭示了權力關係在歷史建構中的作用（比如像趙世瑜教授所說，歷來對宦官的歷史書寫，都出自對於宦官有著文化偏見的文人之手）；後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則把現代學術傳統所謂以「白的、男的、死的」為中心的特徵作為攻擊的靶子。這樣一些理論傾向對於史學研究的實踐所產生的影響，人們已經不陌生了。狹義上的「後現代史學」，則是指植根於史學內部來進行理論闡發、帶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立場的史學理論範式。較之前者，它更多的是在歷史學內部發生的理論變革。

20世紀西方的史學理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思辨的歷史哲學」轉向「分析的歷史哲學」。前者的意圖在於，要對全盤的世界歷史進程（所謂的「普遍史」）做出一番描述和把握，而後者則將研究焦點轉移到了歷史認識和歷史解釋問題。如同黑格爾乃至於職業史家出身的湯因比的普遍史模式遭到了職業史家的普遍拒斥，分析的歷史哲學雖然探討的是歷史認識和歷史解釋問題，卻也極少受到史學家們的關注，他們覺得那是和自己的研究實踐渺不相關的玄想。那個時期，在史學理論領域權威的英文學術雜誌《歷史與理論》上，曾經有人做過調查，該雜誌九成以上的讀者是哲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不過，專業的哲學家對於分析的歷史哲學這一時期的成就，似乎也不大看得上眼。成就斐然的歷史哲學家阿瑟·丹圖就曾感慨說，專業的哲學家們對待歷史哲學的態度，就彷彿專業音樂家們對待軍樂的態度一樣，覺得那是天賦平庸的同行們才會去乾的事情。

海登 · 懷特

1973年，美國學者海登·懷特的《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一書問世，它標誌著後現代史學理論的誕生。此後，敘事問題開始取代歷史認識和歷史解釋問題，成為西方史學理論的焦點。敘事主義的歷史哲學就是後現代思潮在史學理論領域的主要表現形態。與分析的歷史哲學不同的是，敘事主義對於史學實踐產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響，即便諸多史家對其後現代傾向或激烈反對，或有所保留，但似乎很難有人完全忽視它的存在。

《元史學》

敘事主義的要害，在於將研究重心轉移到了歷史學家工作的對象和最終產品——歷史文本——之上。在我看來，或許可以說， 「歷史學的文本化」就是後現代史學理論最顯著的特徵。簡單說，它至少有三層含義值得留意。

第一，歷史學家的工作對象是各種各樣的史料，這些史料主要是各種文字性的文獻，也包括考古發現、宮室器皿等物質性的遺存，它們都可以歸為廣義上的文本，而且，最終它們都要以語言形式進入史家的研究。而史家最終的工作產品如專著或論文，也都是以語言製品的形式出現的。就此而論，歷史學家永遠無法真正直接接觸到過去本身，而只能藉助於各種歷史文本而對過去有所言說，因而，文本性就是歷史學家的全部工作所無法脫離的樊籬。第二，歷史學家不同於自然科學家，沒有一套自己的專業語言，他們使用的是「日常有教養的語言」。由於日常語言或自然語言所具有的不透明的特性，歷史文本並不能真實地再現過去，它不可能毫無扭曲和不加損益地將歷史的本來面目傳遞給讀者。一方面，就像語言哲學所揭示的那樣，同樣的語詞在不同時代、不同語境、不同的接受者那兒，不會具有完全等同的內涵，想一想「紅」、「革命」、「同志」這樣一些語詞在中國近年來語境下語義的變化，在不同人那兒可能會引起來的不同聯想，我們當不難體會到這一點。另一方面，貌似客觀描述某一歷史事實的陳述，其實絕不像它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純潔和清白。比如說，「1492年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這一陳述貌似在表述一個單純的歷史事實，然而細加分析，情形並非如此簡單。至少，這樣的表述完全是對美洲大陸的原住民印第安人視若無睹。又比如，「2008年11月，巴拉克·奧巴馬當選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非裔美國人總統」，這也並非一個純粹自然的對於某一事實的表述。至少，沒有多年來民權運動和反種族歧視運動的努力，「非裔美國人」這樣「政治正確」而帶有特定意識形態內涵的詞語就不會出現。在這樣一些表面上純然以中立客觀的姿態來表述的歷史事實中，解釋的因素已然潛藏其中。第三，歷史學家在將自己的研究寫成歷史文本時，必然將自身的思維模式、意識形態立場、審美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歷史文本在陳述事實的表象之下，蘊涵了虛構、想像、創造的因素。就此而論，它們具有和文學作品同樣的一些品質。在敘事主義的史學理論看來，歷史文本的文學特性應該受到充分重視，而文學理論對於理解歷史文本大有助益。三當今論者談到後現代史學，常見的一種說法是，後現代史學否認了過去的真實存在，因而也就否認了歷史學能夠探知過去歷史的真相。

人們通常認為，歷史學所要研究的就是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可是，過去的事情本身已經消失、往而不返了，人們之所以還能夠對過去有所了解，是因為過往的人和事中，有相當一部分留下了能為我們所發現和解讀的痕迹。過去遺存到了現今的文字記載、宮室器皿、考古發現，在在都向我們表明著，過去真實不妄地存在過。過去留之於現在的這一切痕迹，在現代史學日益擴展的視野之中，都是歷史學賴以解讀過去時所依憑的史料。

遠古時期人類活動留下的痕迹

秉持傳統立場而對後現代史學大加撻伐的英國史學家埃爾頓認為：「歷史研究不是研究過去，而是研究過去所存留至今的痕迹。如若人們的所說、所思、所為或所經受的任何東西沒有留下痕迹的話，就等於這些事實沒有發生過。」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去所發生過的一切東西之中，在原則上，只有留下了痕迹的那些部分才是我們有可能了解的。太多的「事如春夢了無痕」的情形，便是我們所永遠無法以任何方式觸知的了。從常識可以推論出的這一思路，正有似於我們開篇時所提到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那種內涵。

後現代史學理論在這一點上往前所走的一步，不過是認為，既然語言屬性或文本性是歷史學所無法離棄的，是各種史料所無法超出的樊籬，歷史文本就並非如同透明的玻璃窗一般，可以讓我們看到哪怕是片斷零碎的歷史真相，而只不過是對過去遺留下來的碎片的人為加工和處理而已。新文化史的領軍人物之一林恩·亨特說過：「對歷史學家而言，後現代主義一般來說意味著這樣一種觀點：歷史學家不能洞穿語言給歷史事實蒙上的面紗，換言之，歷史學家僅能書寫文學文本，而非真相。」正是因為這一點，敘事主義在史學理論中引發的變革，才常常被稱之為「語言的轉向」。

可是，否認真相能夠探知，與否認存在著一個過去、存在著真相，並非同一碼事。就我所見，再極端的後現代主義者，即便是以斷言「文本之外別無他物」而著稱的德里達，也並沒有否認過去的實在性。對懷特和當前史學理論界的風雲人物、荷蘭學者安克斯密特深心服膺而立場更為極端的詹金斯，就這樣明確表示過：「……據我所知，沒有任何後現代主義者——本內特、安克斯密特、懷特、羅蒂、德里達、甚至鮑德里亞都沒有——在他們的論點中否認過去或現在的實際存在。他們無時無刻不把這一點當作是『給定』了的東西：的的確確有一個實際的世界『在那兒』、而且已經在那兒很長時間了，它有一個過去。……換言之，後現代主義者並非觀念論者。……後現代主義並沒有假設不存在一個實實在在的過去，然而，卻堅定地認為……我們只能通過文本才能抵達實實在在的過去，因而它就是一種『解讀』。」可見，後現代史學並不否定過去的真實存在，而只是強調，由於文本性的限制，我們無法直接觸知過去；而任何通過文本來對過去有所感知的努力，就都已經註定了要包含主觀的、解釋的因素在內。

安克斯密特

經常又有人說，後現代史學抹煞了歷史與文學的分別，將歷史等同於文學。

強調歷史文本具有和文學作品相通的諸多特徵，並且引入文學理論來分析歷史文本，誠然是可以見諸懷特與安克斯密特等人論著的一大特色。而《蒙塔尤》、《馬丁·蓋爾歸來》和《乳酪與蟲子》等被認為頗具後現代特徵的當代史學名著（儘管這幾位作者都不大樂意將自己的著作貼上後現代的標籤），又的確頗具文學敘事手法，一波三折的故事情節，輔以娓娓道來的優美文筆，在史學專業之外的公眾中極具影響力。於是，在不少人眼裡，後現代史學的這一特徵，不過是文史不分家的中國傳統的現代西洋版本。更有人舉例說，在被讚譽為「無韻之《離騷》」的《史記》中，太史公描寫項羽見了秦始皇車隊的輝煌陣勢，頓生「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這可是沒有證人和證據的事情，這樣的描述是文學還是歷史？可見中國傳統早就注意到了文學與歷史二者的親緣關係。於是，後現代史學所揭示的歷史與文學的相通，就變成了不過是對中西史學「講故事」的敘事傳統的又一次印證。實則此種「吾國早已有之」的論點，距離敘事主義理論的內涵相去甚遠。

《蒙塔尤》

懷特的一篇名文，標題就是《作為文學作品的歷史文本》。可是他（以及安克斯密特等人）所要強調的文學與歷史二者之間的相通點是：一方面，除卻審美趣味之外，文學也同樣有認識的功能，詩歌以讓人陌生的語言組合、小說以對人物、場景、命運的刻畫，而幫助我們對於現實世界中我們未曾寓目的層面，有更深入的體會和了解。認識的功能是文學和歷史所共有的，正如同歷史作品常常也有審美的功能一樣；另一方面，人們慣常認為，文學依賴於文學家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而歷史卻講究無徵不信，兩者之間疆界分明。其實，歷史寫作在受到史料束縛的同時，史家在安排敘事情節、提供解釋模式、賦予自己所關注的歷史片斷以意義時，想像、創造、建構的因素都發揮了莫大的作用。如若沒有這樣一些因素，針對同樣的論題，面對同樣的史料，史家得出的就應該是大致相同的畫面了。可實際的情形絕非如此，如懷特在《元史學》中詳加分析的例證，同樣是描述法國大革命，米什萊和托克維爾卻分別提供的是喜劇性和悲劇性的畫面。

想像、創造、建構這樣一些因素，既出現在文學創作中，也同樣出現在歷史文本的寫作之中。自蘭克以來，現代西方歷史學科在其專業規範的形成過程中，反覆強調的是對於史料的竭澤而漁的收集網羅和嚴格精詳的批判考訂，文學與歷史的歧異不斷被人提起。懷特等人的論點，模糊了文學與歷史的界限，針對的就是這樣一番語境。然而，倘若把這種論點看作將文學和歷史完全等同，也未免走得太遠了一點。與上面的論調有著密切關聯的，就是總有人津津樂道：後現代史學將歷史視作虛構，認為歷史和小說、歷史寫作和小說寫作並無分別。

這樣的說法，大概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於對「虛構」一詞的誤解。而與「虛構」對應的英文詞「fiction」，同時又有小說之意，更其加重了這種誤解的趨向。其實此詞的內涵，並非純然就是中文中「向壁虛構」、憑空想像的意思，而更多帶有人為、創造、想像、建構的蘊涵。法學用語中的「擬制」就是這同一個詞的譯名，與後現代史學理論中此詞的內涵庶幾相近。大概後現代史學理論家中，沒有人會認為歷史與小說全然沒有分別，就像沒有人會否認存在著一個真實不妄的過去一樣。中國學界所熟悉的史景遷的諸多著作，如同《馬丁·蓋爾歸來》等史著一樣，從結構到寫作手法的確類似於小說。然而，倘若真是擺脫了史料的束縛、脫離了史學家法的限制，而徑直發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倘若真是抱持著《三國志》與《三國演義》同樣是虛構的姿態，這位像他所景仰的太史公一樣注重自身著作文學品質的史學家，恐怕就無從保住耶魯的教席，更別說得到擔任美國歷史學家協會主席一職的榮耀了。

《馬丁·蓋爾歸來》

四任何理論的進步，總是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並打破了此前人們習以為常的常識。日心說打破了人們「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的直觀感受，相對論挑戰了傳統的時空觀念。敘事主義史學理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於歷史學家工作性質的認識，動搖了真實、客觀等歷史學的傳統價值。然而，無論如何，歷史學畢竟是一門經驗性的學科，離開了它在漫長時期中所積累發展起來的技藝，歷史學就沒有了存身之地。一種史學理論，只要還言之成理，大概就必須充分地尊重和照顧到歷史學家的技藝，不能無視歷史學賴以立足的一些基本常識。社會史名家勞倫斯·斯通就曾提到，後現代史學的諸多因子，如對於史料之曖昧複雜性的認識，其實對於具有自我警醒意識的傳統史家而言，並不陌生。研究美國史的權威學者伯納德·貝林曾經說過，歷史學「有時是一門藝術，從來不是一種科學，始終是一門技藝。」我想，海登·懷特大概是很能贊同這樣的說法的。他在《元史學》之後，就反覆談到歷史學的「技藝性（craft-like）」的那一面，談到史學家法對於歷史學的不可或缺。他和安克斯密特、凱爾納等人強調，人們不僅面對現在和未來有選擇的自由，而且面對過去時也是有著自由的，因為人們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和傾向來編排和理解歷史。然而，懷特本人也談到，此種自由絕非漫無限制。他還引用了馬克思的名言說，人們自由地創造歷史，但不是隨心所欲、而是在給定的條件下來創造的。

史家是否真的可以掙脫過去的鐐銬真實不妄的過去的存在（即便我們只能通過文本而對它有所領會和把握）、史料的束縛、史家技藝（如史料的考訂、解釋方法的恰當性）等等，就是史家所受到的限制。或許可以打個比方，在敘事主義史學理論這裡，史家所擁有的自由，是戴著鐐銬跳舞而非凌空蹈虛的自由。把後現代史學視作無視這樣一些束縛，視作對歷史學家技藝的反動，這樣一種漫畫化和反常識化的理解，難免有厚誣今人之嫌。

對後現代史學和史學理論，要下諸如「片面的深刻」、「破壞甚於建設」一類似是而非的斷論，再容易不過了。這樣的論調貌似一針見血，實則隔靴搔癢，看似高屋建瓴，其實不得要領。一種學理，只要不是胡言亂語，即便我們不能同意它的立場，也只有在試圖理解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的基礎上，才有了可靠的立足點，來對其加以評判。純正的唯物主義者不需要動搖自己的信仰，也照樣可以認可，「存在就是被感知」在學理上有其能夠自圓其說的理路。在根本立場上反對和批判後現代史學理論取向的歷史學家，也同樣可以對懷特、安克斯密特等人的工作保持充分的尊重，在對其學理進行批判之前，先行具備「同情的理解」。就我所見，在這個方面，以研究德國史而知名的英國史家艾文斯的《捍衛歷史》一書，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

博雅人文讀本叢書《全球史讀本》《中國婦女史讀本》《中國社會文化史讀本》《口述史讀本》

《托馬斯·阿奎那讀本》

《醫療、社會與文化讀本》

《後現代史學理論讀本》（即出）《美國革命讀本》（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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