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槓桿能不能降房價?一文讓你看懂改革方向

文| 鴻觀察 張洪平

我們國家這兩年有一件貫穿始終的大事,大會小會都在講,就是要「去槓桿」。這裡的槓桿,指的是金融槓桿,通俗講就是你的負債和資產的比值。和我們老百姓日常生活關係比較密切的,接觸比較多的就是購房貸款,這是居民債務、居民槓桿率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

有一種觀點認為,房價虛高是典型的金融泡沫,是導致債務飆升的原因,要改革就應該從打壓房價開始。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混淆了原因和結果的關係。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房價高是一個現象,一個結果,它形成的原因有多方面,金融的支持只是其中一個。在理想情況下,房地產行業的四個相關方:開發商、居民、政府、銀行,是能實現互惠互利共贏的。商業銀行的貸款,讓房地產企業有錢拿地、有錢建房,可以加速開發過程。老百姓也不必攢夠全款,可以通過貸款提前住進新居。政府通過土地出讓金,得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居民福利開支等。銀行也能得到利息收入。

但在實際過程中,共贏模式沒能實現。在政府壟斷了土地供應的情況下,為了獲取穩定的財政收入,地方政府調節供地的節奏。2009-2015年期間,中國一線城市住宅土地供應,從2009年的超過2000萬平方米下降到2015年1455萬平方米。住宅土地供應不足,並非因為無地可供。中國一線城市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遠低於紐約、東京、香港,土地使用效率改善空間巨大,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政府使市場處在供不應求的狀態下,推高了地價,得到了高額的賣地收入。房地產開發商和銀行在這個過程中推波助瀾,層層加碼,也賺取了豐厚的利潤。

居民當中出現了分化,成功「上車」的享受了房價上漲帶來的紅利,悶聲發大財。城市「新居民」和更多中下階層民眾,則被遙不可及的房價擋在了圍牆之外。對現行體制最大的不滿聲音來自他們,雖然社會影響力有限,但人數眾多,所以政府也不能完全無視。政府近兩年不斷試點「公租房」「共有產權住房」和「租售同權」等政策,目的就在於不讓房價崩盤的同時,緩解居民對高房價的罵聲。

中國傳統的「成家立業」文化,和近年來房價飆升帶來財富升值的示範效應,使得國人的「消費偏好」大大傾向於買房。結婚剛需,買房;改善居住環境,買房;想要資產保值,買房;想要投資回報,還是買房。再加上過去二十年房價「只漲不跌」的神話,更是強化了這種認知。這是居民方面的買房理由。

房地產開發商和銀行方面,也知道這門生意包賺不賠。宏觀層面,政府必然也必須要穩住房價。房地產相關資產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已經佔據了半壁江山,政府雖然表面上調控,但實際上不能也不敢對房地產行業「動真格」,因為那樣勢必立刻引爆金融危機。

微觀層面,居民承受房貸利息的能力還很強。用居民可支配收入減去居民消費支出作為居民儲蓄,居民儲蓄除以居民債務利息,以此得到居民部門的利息保障倍數。萬科公司的研究表明,居民部門利息保障倍數是預測房價是否大跌的關鍵指標。居民部門利息保障倍數高於1.5倍時,基本沒有國家/地區發生過房價大跌情況。美國2007年房價大跌前夜,居民部門利息保障倍數1.46倍;日本1989年 1.49倍;香港1997年1.23倍;芬蘭在1989 年0.73倍,2007年1.55倍,同期西班牙1989年僅為0.99倍。中國目前的家庭部門可支配收入大約49萬億,消費約31萬億,儲蓄接近18萬億,支付全部消費貸款要付的利息大概1.7-1.9萬億,利息保障倍數在10左右。遠高於國際警戒線水平。

可以看出,房地產行業雖然重要,但因為面向的主要是重視儲蓄的居民群體,所以風險並不大。況且中國政府一手控制著房源的供應,一手控制著銀行信貸的提供,這種管控能力遠超歐美國家,即使有危機的苗頭,也能按下來。

中國經濟現在最大的風險,實際是財富創造的能力增長緩慢,所以表面上穩定的經濟增長率,必須以更高的債務堆積為代價。根據摩根士丹利的計算,2003-2008年每增加1元人民幣信貸投放,可產生1元的GDP增量。2009-2010年期間,每1元GDP增量需要2元的額外信貸投放。2015年這個比率達到4:1;2016年更是上升到6:1。

要考察中國經濟的健康程度,我們可以把宏觀槓桿率當做「牛鼻子」。如果我們把全國總債務與GDP的比值視為宏觀槓桿率,那麼這些年槓桿率是一直在攀升的。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出台「四萬億」刺激計劃,實際上中央財政本身的支出有限,但是商業銀行聞風而動,大量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放貸。

不過私企因為借債要自己來還,還比較克制,主要是大量央企國企,在此期間大規模借錢擴張,導致債務飆升。後期中央開始「去產能」「去槓桿」,但是去掉誰?留下誰?又成了擺在政府面前的難題。實際操作過程中,「以規模劃線」成了簡單粗暴的標準。在這種氛圍下,一眾央企國企立刻明白過來:誰大,誰就能活到最後,去吞併別人,那樣在新的「集團公司」中,一把手還是一把手,你這一派人還是所謂的「嫡系部隊」,資源分配與晉陞通道都更好。但如果你的體量小,哪怕債務少利潤好,競爭力強市場前景好,但在官場的遊戲規則下,也難逃被吞併的命運,人員也被邊緣化,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所以國有企業為了自身利益,哪怕背上高額債務,哪怕被債務利息壓得喘不過氣來,也要在這輪「體量競爭」中佔上風。這種競爭導致大家一起瘋狂借債,其中地方國企是絕對主力,2011年之後,地方國有企業負債增速快於中央企業,導致槓桿率直線上升。財政部發布的數據,2017年末國有企業負債總額為99.7萬億元,占當年GDP比重繼續上漲,達到120.6%。

如果國企借債是為了更好的發展,那還好說,但實際上運用資金的效率,是在不斷下降的。2011年之後,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與凈資產收益率出現背離,槓桿率持續上升的同時,凈資產收益率卻在不斷下降。這意味著債務不斷上升的同時,償債能力在不斷弱化,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的債務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此外,因為有政府托底的所謂剛性兌付問題,金融體系的自我約束功能基本失效。銀行在放貸過程中,傾向於有政府隱性擔保的國有企業,其中又青睞規模大的,而不是根據企業利潤和經營前景來判斷。這些大型國有企業被認為信用良好,可以得到低息貸款。真實利率被人為壓制在一個較低水平,客觀上降低了企業貸款的利息成本,方便了企業貸款。這也是債務得以快速上升的客觀原因之一。

利率的市場化改革應該是未來去槓桿的基礎工作之一。美國通過量化寬鬆壓低利率,中國通過行政手段壓低利率。區別是美國資金流向了金融市場,造成資產再通脹。而中國則是資金流向國有企業和政府債務,堆積了大量的債務。

而且企業的盈利能力並未隨著規模的擴張同步提升,甚至在走下坡路,這在未來利率逐步上升的國際大環境下,國有企業負債問題將成為中國最大的麻煩之一,去槓桿時間緊任務重。2017年99.7萬億國企債務存量規模,按銀行貸款基準利率6%計算,一年的利息成本近6萬億,相當於2017年全國GDP的7.2%,比當年全國教育支出3.89萬億還多一半,是全國醫療衛生支出1.4萬億的4倍多。錢都被拿去還銀行利息了,別的開支必然被壓縮。

所以當務之急是儘快降低國企的槓桿率,怎麼辦?一是止血治病,二是強身健體。首先是化解殭屍企業長期虧損這個「出血點」。他們既造成大量的實際虧損,還擠佔了銀行的信貸額度,使得明明盈利能力更好的民營企業反倒得不到發展急需的資源。所以應該讓這些殭屍企業有序進行破產清算,合理進行人員安置的同時,儘快把過去被「鎖死」的經濟資源釋放到市場中去,重新進行組合,提高現有資源的利用效率。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以後有機會可以再詳細討論。

其次是重點扶持有發展潛力,利潤高,能帶動其他領域一起提升的行業,即所謂的高新企業。具體可以參考「經濟複雜度」指標來選擇,「中國製造2025」就是很好的例子。對符合條件的企業可以實施稅費減免、優秀人才落戶等優惠措施。同時國家還可以宏觀統籌各個地方的地理位置及自然資源優勢,頂層設計各地不同的比較優勢,按產業集群來差異化發展,防止地方政府一哄而上,落得同質化與產能過剩的一地雞毛。

最後總結一下今天的要點。高房價是老百姓心中的痛,居民槓桿率增長較快但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一二線城市的貸款買房家庭,不過整體承受能力較強,僅從金融角度看還不至於引發危機。中國現在主要的風險集中在國有企業債務過高,盈利能力低下,且有惡化趨勢。所以本文建議去槓桿的重點,應集中在國有企業破產重組和扶持高新企業兩點上。借用鄧小平的一句話:「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亘古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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