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很生氣：歐盟背叛民主

82歲的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正在巴黎的歌德學院演講。他旁邊那個看起來很和藹的教授問了他七八個問題，而這些問題他已經回答了兩個小時了——回答一個問題少於15分鐘根本不是哈貝馬斯的風格。哈貝馬斯身材高瘦，從容走上講台的姿態給台下的聽眾留下輕鬆親切的印象。在講桌邊坐下時他伸展雙腿，猶如在自己家裡般放鬆。不管有沒有講桌，在公眾面前演講和交流觀點已經成為了這位老人一生的職業。每每德國走進特殊的歷史階段，有問題需要解決時，他的課堂上總是會熱烈討論這些問題：1986年德國要解決二戰遺留的問題和德國該往何處走；1990年德國的統一；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如今，問題又出現了，哈貝馬斯雖然已經進入了遲暮之年，可強烈的責任感還是敦促他站了出來。這回是在法國歌德學院一個封閉的地下室里，他希望自己能夠從無能的政客和市場的黑暗勢力手中拯救歐盟。忍無可忍的哲學家失去信念的政客權力從人民的手中轉移尤爾根·哈貝馬斯已經忍無可忍了。在11月中旬的這次演講中，他捶著桌子叫道：「已經夠了！」他不想看到歐洲被扔進世界的垃圾桶。哈貝馬斯觀察到歐盟走向末日的跡象，而歐洲一體化是他這代人的項目，他認為自己站出來責無旁貸。「我以公民的身份在這裡演講，」他說，「其實我更希望老老實實呆在家裡坐在我的桌子前。但這件事很重要，我不得不摻和進來。所有人都應該知道，我們正面臨著生死抉擇。歐盟按照精英們的路子已經走不下去了。」哈貝馬斯對政客、所謂的「精英」以及媒體的表現感到生氣。他在演講中說：「我要譴責這些政治黨派，我們的政客除了尋求連任已經不會幹別的了。他們沒有信念。」他認為，這場危機的本質是，有太多滔滔不絕、指點江山的人了，而真正需要的是能夠系統地研究問題的人。他說，危機持續得越久，人們就越不知所措，也就越難找到該為此負責的人，「在我們迷茫的時候，機會正在溜走。」哈貝馬斯想要傳遞出自己的信息。為此，他坐在這裡演講，最近還在法蘭克福彙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責歐洲政客們不知廉恥，「背叛了歐洲信念」。哈貝馬斯的新書描述了民主的實質是如何在危機和市場的壓力下變味的。他認為權力已經從人民的手中轉移到了可疑的民主系統中，比如說歐洲議會。他暗示，技術官僚們早就分階段實施了一場無聲的政變。哈貝馬斯在演講中說，2011年7月22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與法國總統薩科齊達成一項含糊其辭的妥協，這是德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與法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之間的妥協。一切跡象都表明，他們希望將《里斯本條約》中神聖的行政聯邦制轉變為歐洲理事會這種政府間的霸權管理。他指出，權力集中於政府核心集團的幾個人手中，這幾個人再把決定強加於國會之上，這並不是未來的方向。哈貝馬斯把默克爾和薩科齊在危機中建立的系統稱為「後民主」。歐洲議會毫無影響力，歐盟委員會也處在一個「奇怪的、被架空的位置上」，沒有負起應負的責任。哈貝馬斯認為，歐洲理事會在《里斯本條約》中被置於重要位置是很奇怪的，這是一個「未經授權卻在從事政治活動的政府機構」。他認為，如今的歐洲，市場控制了政府，歐盟專家們對義大利和希臘新政府的建立施加很大的影響，他滿懷激情保衛和熱愛的東西如今已經被忽視了。處在十字路口的歐洲民主的解體公民被降格為旁觀者哈貝馬斯還說，2008年以後，他發現擴張、一體化和民主的進程不會自動朝著與自身相符的方向前進，而是可逆。「實際上，我們在經歷民主解體，這是歐盟歷史上頭一次。我以前認為這不可能出現，現在我們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事實上，政界精英完全沒有興趣向人們解釋，重要的決策是在歐洲的中心斯特拉斯堡制定的。他們只擔心失去自己的權力。」他說。哈貝馬斯把他所經歷的歷史簡單地總結為一句話：以前，群雄爭霸；如今，市場博弈。他指出，歐洲理事會在做決策時缺乏法律基礎，而這些決策會影響到歐洲人的日常生活。今年的這場經濟危機是一個極好的機會試探《里斯本條約》所提到的更加民主和政治有效的共同體是否可行。對此，哈貝馬斯表示自己算得上是個樂觀主義者。哈貝馬斯指責「政治失敗主義」的觀點，他對歐洲可以從「碎片」中重新站起來表示樂觀。在他眼中，國家是公民權利得到最好保障的地方，那麼在歐洲層面，這樣的目標也應該得到實現。「國家是沒有權利的，只有人才有權利。」哈貝馬斯說。在演講的最後部分，哈貝馬斯說，歐洲歷史真正的參與者和創造者是人，而不是國家，更不是政府。「可如今，政治把公民降格成了旁觀者。」哈貝馬斯的展望是：歐洲每個國家的公民成為「歐洲公民」，並向政府施加自己的影響力。這樣的理想狀態是目前歐洲發展的前景中所沒有的。「這是歐盟現存的最大問題。」哈貝馬斯表示，他並沒有把歐盟看做是「國家聯邦」，更不是「聯邦政府」。「它是一個新事物。它是歐洲這些國家的人作為『歐洲公民』所達成的合意而建立的合法組織。」演講中，哈貝馬斯兩次出現神志迷糊，需要做短暫休息之後才能恢復演講。在第二次休息之後，他站了起來，繼續討論「老歐洲的生活生態」。雖然前途渺茫，但讓歐洲好起來還是有辦法。他說，除了保證權力分配能緩慢移回正軌之外，媒體必須幫助公民了解到歐盟對公民的生活造成多大程度的影響。政治家當然「會」了解，如果歐盟失敗，他們會承受巨大的壓力。所以歐盟應該民主化。「如果歐洲失敗了，那多久之後能回到現在的水平將成為問題。還記得1848年的德國革命：革命失敗後，我們花了100年時間重新達到與革命時期同樣的民主水平。」他在結語中說，表達了對歐洲迷茫前景的擔憂。編譯/梁美蘭張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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