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軍事教育思想的基本內容

（一）以「義戰」為核心的戰爭觀戰爭觀是軍事教育思想的總綱，它是對戰爭的起源、戰爭與政治關係的總體認識，它決定人們對軍事活動的出發點，決定人們對戰爭的態度。中國古代對戰爭起源的認識，在春秋戰國時期愈趨理性。孔子的認識見諸《易·序卦傳》：「飲食必有爭，固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孔子關於戰爭發生於「飲食之道」的爭訟，和孔子關於「禮之初始諸飲食」的思想是一致的。原來孔子所主張的禮樂之治的禮與飲食是分不開的，不僅上層社會的天子、公卿、士大夫誰吃什麼，怎麼個吃法，祭祀時供什麼，怎麼個供法，用什麼樣的祭器，都要合乎禮的規定，就是一家人坐下來吃飯也不能有悖於禮。戰爭的爭訟由飲食之道起，禮的制定從飲食之道起，二者和而為一又一分為二，這一認識符合原始社會末期的歷史真實，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因素。關於戰爭的起源，孔子又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孔子認識到戰爭與私有制有關，他對戰爭的理解又向真理邁進了一大步。 春秋末期戰爭頻繁且日益殘酷，孔子以他的「道」為政治標準衡量當時的戰爭，區分戰爭的性質，他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孔子的戰爭觀是從有道與無道的判斷中得來的。孔子認為爭伐自諸侯出是天下無道的表現，這種戰爭就是不義之戰。孔子把戰爭明確劃分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兩大類。凡是拯民於水火，弔民罰罪，為維護大一統局面，為實施仁政開闢道路的戰爭都是義戰，應該支持和擁護。相反，為爭名逐利，戕害生靈，強凌弱眾暴寡的兼并戰爭都屬於不義之戰，應該堅決反對和譴責。孔子對戰爭持十分慎重的態度，「子之所慎：齋、戰、疾。」但並不一概地反對戰爭，而是嚴格地用義與不義相區別，認為戰爭應該是一種禁暴除害高尚正義的事業。在中國古文字中，征與政都從正，即含有正義、匡正的意思。在興師征伐的戰略決策上，主張以兵昭德，以義昭不義。孔子的戰爭觀立足於戰爭的性質，從戰爭與政治的關係看戰爭的功能與作用，因而反對不義的侵略戰爭，反對違背道義原則的戰爭。「義」是儒家學說的根本觀點，「義」的基本含義是指行為對道德規範的自覺遵守。孔子把義的概念引入戰爭，系統地提出義戰理論，這是孔子軍事教育思想的一個根本觀點，它揭示了軍事與政治之間的內在關係，從而使其戰爭觀在哲學上得到升華，在理論上趨於成熟。 孔子的「義戰」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歷代儒家始終高舉「義戰」這面旗幟，並形成了有鮮明特色的中國兵學的戰爭規範。孔子首倡義戰始於公元前五世紀，距今已經二千五百年了。西方與此相似的理論有所謂「正義戰爭論」，它的思想淵源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正義論」，以及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提出的把「正義因素引入戰爭領域」說。但形成理論體系還是在中世紀時期，由基督教神父阿奎那完成的，他提出了戰爭正義論三原則：戰爭必須要有一個法定的統治權威來宣布；戰爭必須以正義事業為目的；戰爭必須出於正確的動機，既要達到善良的目標，又要避免邪惡的行為。這一理論在西方影響至深。中西比較，這一理論觀點和基本行為規範，在中國產生的更為久遠，而在西方近現代發展得較為完善。 （二）崇尚人本精神，強調民為兵本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大變動首先在思想意識領域表現出來，傳統的天命觀漸漸被淡化，人們由重天命轉為重人事。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中的民本精神由萌生到趨向成熟，孔子發揮了重要作用。 夏、商、周時期，思想意識領域基本上還是神主宰的世界，到春秋時期神的地位逐漸下降，人的地位開始上升，孔子從理性上把人們信仰中的神拋在一邊，把人還給社會，在處理人與神的關係時，突出人的價值，輕鬼神重人事。據《論語》載：「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認為：「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孔子雖然沒有徹底否定神的存在，卻時而流露出這種意念。他曾對學生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裡，孔子已經把神化的天還原為自然的天體，認為天並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表明中國傳統人文思想對神道觀念的改造和修正更加趨於理性。人們開始逐漸在思想領域中剔出天命觀念，主張天人相分、重民輕神、先人而後神。 從春秋開始，古代一些思想家在總結歷史經驗時，已充分意識到政治活動的成功與失敗，政權的穩固或崩潰，並不取決於天命，而決定於人事。「天道遠，人道邇。」「民，神之主也。」「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些精闢的論述體現了先哲對民眾在社會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認識，從而形成一種全新的民本觀。孔子將其納入仁學體系，並滲透到軍事教育方面，使得民為兵本的軍事價值觀得以確立。 孔子高度重視取信於民的重要言，認為人心向背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首要條件。據《論語》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回答子貢問怎樣治理政事，孔子把民信放在首位。重視民心歸向對戰爭成敗的意義，是孔子戰爭觀的基本價值取向。取信於民的思想成為歷代政治家、軍事家的政治信條。孔子強調富民以爭取民心歸附。他認識到富民對戰爭的根本意義和重大作用。「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冉有頗具軍事才幹，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古時人口眾多是政治清明國泰民安的反映，孔子與冉有談論政事，提出人口眾多之後，要進一步使他們富起來，富裕之後則要進一步教育他們懂禮。孔子認為如此治國，「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在《論語》中多處論及富民、惠民、貴民、重民、濟民、教民、博施於民，基本精神是在經濟上發展生產，使民眾富裕，積聚民力，增強國力，在政治上贏得民心，鞏固統治，在軍事上，民眾為攻戰之本，是攻戰所需要的物力和人力來源。攻戰依賴民眾，民力強，攻戰才能有起碼的保障。富民是治國強兵之本，是孔子民為兵本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孔子重視民心、民力對戰爭的制約作用，構成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民本思想的實質性內容，也是中國古代的優良軍事傳統。孔子的民為兵本思想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精華，它反映了孔子軍事教育思想的戰略意識，也反映了中國古代軍事理論趨向成熟。 （三）「大一統」觀念是儒家社會理想的核心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歷史正處在大動蕩、大分化階段，但是，分裂中孕育著新的統一。渴望統一、維護統一是先哲們十分重視的社會理想。孔子面對春秋末期「禮崩樂壞」的局面，大聲疾呼「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反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他尊王攘夷，力求維護統一的政治局面。孔子的大一統觀念是儒家社會理想的核心。他整理修訂的《春秋》一書中寓大一統於微言之中，一開篇便寫道：「元年春，王正月」。《春秋公羊傳》解釋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傳者認為一切事物都應統一於王，這才叫統一，即以統一為大。傳者解釋說，唯天子乃得稱元年，《春秋》記寫魯國歷史，魯國是諸侯國，所以孔子在《春秋》的記事中，幾乎在魯國各公記年之後，都取周公統一頒訂的曆法，這種保留周曆的作法實際上是孔子大一統思想的重要體現。「大一統」的提法始見於《春秋公羊傳》，西漢大儒董仲舒在論述該書的大一統思想時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他強調統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只有堅持統一才能順應歷史潮流。以董仲舒為代表的西漢新儒學把「大一統」發展為「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論，求統一反分裂，成為中華民族普遍接受的判斷戰爭正義與非正義的政治標準和道德準則。 「大一統」觀念高度尊崇和重視國家統一，反對分裂，歷經數千年而不變，與傳統文化中的尚同貴一精神密不可分，孔子主張「大同」，墨子倡言「尚同」，孟子提出「定於一」。中國歷史上，凡是有作為的有才略的政治家都把一匡天下、河山統一，作為政治目標。中國軍事發展史的主導趨勢是謀求統一。一部中華民族戰爭史可以說就是一部為統一而戰的歷史。中國士子文人憂國憂民也以關注祖國統一為著眼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應了先哲最初的一統觀念。「四海之內皆兄弟」，「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中國境內各民族絕大多數認為大家出自同一祖先，都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之一。據史料記載，從夏、商、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統治者都是炎黃的後代，中原以外的諸侯邦國也不例外。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對根和祖的認同。認祖歸宗，血濃於水，落葉歸根，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心理特徵。中華民族共有的同族意識是維護民族團結推進國家統一的巨大原動力。 中華「大一統」觀念源遠流長，「中國」一詞初見於《尚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中國」在當時指的是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對舉。又見於《詩經·小雅·北山》：「民亦勞止，訖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柔遠能邇，以定我王。」這裡以中國與四方對舉，表示中國與四鄰及天子與諸侯的相互關係。這裡的「中國」指政治意義上的所謂「天子之國」。孔子的統一觀以及戰國時期諸子對統一理論的探討，為秦的統一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也為中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嚴密的統治體系，廢除了分封制，實行郡縣制，結束了以前那種「天子之國」與「諸侯之國」並存的局面，真正實現了統一的國家政權。從秦代開始，中國的涵義有了實質性的發展，實現了華夏民族更加緊密的大融合，標誌著華夏文化的新的認同。孔子「大一統」思想自秦漢以後已深深印在國人心中，追求和維護國家統一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奮鬥目標。 （四）「義勇」精神是戰爭取勝之本，也是軍人武德內容之一「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勇」是人類最美好的品格之一，是天下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尚勇」對於軍人來說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孔子說：「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勇敢為戰爭取勝之本，這一思想為後代兵家所普遍接受，「夫戰，勇氣也。」「器械為寶，勇斗為首」，「三軍勇斗，莫我能御。」戰爭是勇敢者的舞台，「勇」成為傳統武德之一。孫子把勇列為將領五德之一，後代類似提法雖略有差異，但「勇」不可或缺。《六韜·論將》稱：「將有五材：勇、智、仁、信、忠」，更把勇排在了將德的首位。 孔子倡導智勇。他認為「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臨事謹慎，好用計謀，才稱得上智勇。智謀是從學習中得來的。子路「果烈而剛直」，孔子煞費苦心地教導他只有勇敢是不夠的，勇敢不僅受仁義的制約，還要以智謀為依憑。只有刻苦學習以砥礪自己，才能成為有勇有謀的人。子路聽從教誨，終於成為「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的將才。後代武士以智勇雙全為追求目標，並成為古代武德的重要內容之一。曹操曾說：「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明代何去非說：「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所夾，亦曰智謀而矣。」 孔子倡導義勇。他認為遵循道義的行為才稱得上勇敢，勇要接受仁義的統率和支配，要把勇納入仁義的軌道。據載：「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孔子承認子路勇敢，但強調勇更要有義，沒有是非觀念的勇是不足取的。 孔子的義勇觀認為「仁者必勇」，「見義勇為」，「知恥近乎勇」。孔子鼓勵他的學生要有勇氣追求真理，提出「士志於道」，「朝聞道，夕死可矣」。他認為人的一生應該有正確的行為準則，對宇宙人生有正確的認識和態度，有遠大志向。《論語》記述孔子的學生曾子曾說：「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曾子的話深得孔子的讚許，表現了孔門弟子以實現仁德於天下為己任，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精神。孔子崇尚志氣和節操的培養。他認為堅持正義，在民族危急的關頭或強大的壓力面前不屈服是一種高尚的人格。「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他藉助讚美松柏凌霜而傲然獨立的姿質，來歌頌堅貞不屈的人格。他認為一個人與整個軍隊相比，其力量是微不足道，但一個人一旦立定志向，就有了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氣節，這是任何外力無法改變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又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孔子認為為了道義，為了理想，應該連死都不懼怕，這就是義勇精神。 孔子認為勇敢不能等同於魯莽，因一時衝動，拔劍而起，挺身而出，這是匹夫之勇。《論語》一書中多處記述孔子提醒子路注意糾正的正是這種匹夫之勇。他倡導在仁義統率下的大勇。這種大勇具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為行道義而「知死不避」的品格。綜觀古今，凡是為國家、民族的利益，為正義事業不屈不撓，勇往直前，敢於奮鬥，勇於犧牲的人，都是具有大勇品格的英雄，都閃爍著孔子倡導的「義勇」的光彩。直至今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正是繼承與發揚了孔子所倡導的「義勇」精神，激勵著中華民族百折不撓地前進。 （五）注重教化是以禮治軍的中心內容孔子倡導以禮治軍，主張運用「軍禮」治理軍隊，進行軍事訓練和管理。他說：「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所謂「軍禮」就是根據儒家精神而具體制訂的軍事典章制度和軍人行為軌範。軍禮是禮制在軍隊的具體運用，孔子在繼承夏、商、周禮制的同時對周代軍禮進行了深刻的變革，他把仁引入軍禮，使軍禮沿著仁的道路向前發展，仁是禮的根本，禮的內容要用仁的道德來充實，仁的行為要由禮的規範來制約。孔子認為禮是治國治軍之本，也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孔子把禮列為六藝之首，認為禮是用以維護社會和軍隊秩序的政治規範和道德規範，他提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視、聽、言、動都要嚴格遵守禮制，能做到這樣就是天下歸仁了。 孔子以禮治軍的基本內容，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重視教化，強調政治思想教育在軍隊中的重要作用。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至期謂之賊」。孔子強調「教民戰」的重要性，這裡的「教」既進行軍事訓練，同時更注重思想教育。他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用道理來開導百姓的思想，用禮儀來規範民眾的行動，讓民眾都懂得禮義廉恥，以「修德取勝」，這是孔子治軍的目標。孔子崇尚禮樂仁義，德治仁政，本於政勝，文武並用，注重教化等，積澱成深厚的文化底蘊。仁、義、禮、智、信、忠、廉、節等成為古代軍事教育的依據。孔子「不教而殺為之虐」後來演化為「教戒為先」、「以教化為大務」，成為軍事教育的傳統，為歷代軍事教育工作所繼承。 其次，強調將帥和軍人的道德品質修養。中國早在夏、商、周三代，就有類似武德的概念，《尚書》提出「布昭聖武」的觀念，《周易·師》提出「師貞，丈人吉，無咎」的命題。春秋時期楚莊王提出了武德的概念，並闡述了武德的七條標準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孔子學說是以政治倫理道德為本位的思想體系，儒家較好地解決了戰爭與道德的關係。關於中國傳統的武德，孔子都有精闢的論述。一是在國防建設方面的道德依據，孔子有「文治武備」、「柔遠能邇」思想；二是在戰爭決策的道德依據，提出了「義戰」理論；三是在軍人道德修養方面，提出了智、仁、勇三達德及一系列道德修養準則都是將帥和軍人不可或缺的道德修養。孔子強調武德在維繫國家命運中的支柱作用，強調武德在戰爭中的決定作用，形成中國傳統軍事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再次，倡導愛國主義精神。孔子是春秋末期身體力行的愛國主義者。公元前486年，齊國發兵犯魯，孔子得知後，動情地指教弟子說：「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弟子們聽了義憤填膺，挺身而出，共赴國難。古代先哲強調，要熱愛自己的國家，要用自己的全部愛心和責任感關心國家，報效生養自己的祖國。孔子認為這是一個人的本分。據記載：「夫子見禾之三變，滔滔然曰：『狐首丘而死，鳥飛返鄉，兔走歸窟。我其禾首乎，穗垂而向根，不忘本也。』」 在一次齊國攻打魯國的戰鬥中，魯國小童汪??乘車參戰，為國捐軀，魯國人破格以成人禮安葬汪??，這是不符合葬禮條文規定的，孔子一向遵從禮制，這時卻打破常規，不僅不加指責，反而給予高度評價。他說：「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汪??為保衛祖國而犧牲，不是一般孩童早夭，可以不按兒童的葬禮行事。這表明孔子把祖國的利益看得比復禮更為重要，把愛國主義列在軍禮的首要位置。關心祖國的命運，在祖國危難之時英勇戰鬥，為國捐軀，是愛國主義精神的集中表現。愛國主義觀念和行為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典籍中比比皆是，「苟利國家，死生以之」。「臨患不忘國，忠也；圖國忘死，貞也」。「人有恆言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歷史上，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孔子的倡導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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