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何染上了「打小報告」惡習？

中國人有個常用詞叫「打小報告」，更升級一點就是「告密」，指的是下屬把關於同事的事情暗中報告給上級領導。這其中有的是按上級要求做的，也有的是自己主動做的，出於公心或出於私心，一來二去成了習慣，而且受到了獎勵而變本加厲。可是這種習慣一旦成了謀求利益和打擊競爭的手段，「誣告」便成了一種普遍現象。

其實，這種情況在西方人中有另種形式存在著，他們雖然也向上級打小報告，但卻未必獲得什麼有效的回饋效果，領導也要依法辦事，對於下屬要一視同仁，否則容易發生被反告的官司。另外，西方人中的天主教徒們更喜歡跑到神父那裡，說：「神父啊，請聽我的傾訴吧」，神父就默不作聲地聽著這些人的各類情況報告。這些報告最主要的是針對述說者自己的，說自己如何不小心愛上了某個不應當愛的女人（或男人），說自己貪小便宜多用了別人的東西，說自己仇恨妒忌某個同學等等，不一而足。等他說完了，他認為這等於向上帝傾訴過了，把自己心靈中的骯髒東西清掉了，心中大石頭落地了，而神父也絕對會保守這些秘密，不會透露給其他人。這種過程不會傷害到其他人，卻解除了信徒心中的疙瘩，讓他有個新的開始。

可是，中國式的「誣告」可是件要命的事，過去一個小報告到了朱元璋那兒就很可能造成有人被誅殺九族，甚至千百人頭落地，即使是輕的也會丟官罷爵。中國自古皇帝就是最大的大法官，是正義的化身，也是道德最終解釋者，刑法和道德成了他手中的獨門武器，兩者混用起來讓人身敗名裂，毫無餘地。皇帝說誰「壞」，這個人就真的壞得該死了，甚至死有餘辜，如果他正好有仇人，那麼仇人就可以無止境地誣告他，天下人就可以無止境地詆毀他，「他就是一堆臭狗屎」了。那時中國的法不是法，而是刑，法是有節制的，必須按照平等原則用於不同的人，而刑則是權力的工具，和公平根本沒有關係，僅僅是利害關係的一種安排，甚至是當權人的情緒所定。也正因如此，文革時期流行一種說法：「八分錢郵票弄死個人，本小利大」，害死人不用償命，誣告也不用被調查，反正人命不值錢，公平根本無意義。

的確誣告是件「本小利大」的買賣，不像西方人如果誣告他人心靈中還擔心下地獄，更不怕被那些「落水狗」反告，一旦這人倒下必然引發群體性落井下石，這是中國人特有的貪功動力，以此表明自己和領導一致的立場是如何鮮明而堅定。雖然中國人喜歡把仁義道德掛在嘴上，就如大家喜歡帶個金手鐲金項鏈一樣裝飾自己。同樣，他們也擔心這些用於裝飾性的「道德」道具會被奪走，因此在他們眼中「道德」就是一種面子得失，而不是心裡頭真正的美感和高尚。這些「道德」不但不能鼓勵中國人向善，反而導致中國人走向虛偽和自私。你看自古以來中國人一代代人背誦著那些聖人經典，那都是做給別人看的，和他內心靈魂毫無關係，難怪中國人喜歡做這種本小利大的誣告買賣了。這種誣告也是社會環境帶動產生的，比如，孝敬父母本來是人之常情，東西方都有這麼個「尊敬長輩」的道德，但卻只有中國用法律規定年輕人要多久時間必須探望父母，違者看罰，甚至因為坐公車讓座問題大打出手，明明是件好事卻把人弄成了權力的傀儡。

最近習主席指出「有些人誣告他人謀求私利」，他指出了這個普遍存在的事實，大家都有共鳴。如何杜絕這種現象？當然有方法，一是要按照完整工作調查程序核查各類小報告，尤其要追究那些誣告者，領導也要負連帶責任，剷除結黨營私小集團，打擊山頭主義；二是要實施懲罰誹謗罪，把誣告問題提高到依法治國的高度，誣告者要負刑事責任；三是要鼓勵伸張民主權力，杜絕黑箱作業，揭露以權謀私，把不搞宗派作為考察幹部的一條主要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