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發明」是怎樣變成「四大發明」的 ——方旭東

三大發明」是怎樣變成「四大發明」的

——方旭東教授在東方講壇·思想點亮未來（第三季）系列講座的演講

思想者小傳

方旭東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道德哲學。兼任九三學社上海市委理論與社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出版《繪事後素——經典解釋與哲學研究》《原性命之理》《理學九帖》等專著。近年提出「分析的儒學」，強調對儒學傳統進行批判性思考，積極回應當代挑戰。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但「四大發明」這個說法是怎麼來的，可能很多人還不是特別清楚。

　　這裡，就要提到一個英國人。他叫李約瑟，英國近代生物化學家、科學技術史專家。1943年，李約瑟應邀到中國重慶訪問。在當地發表的講話中，李約瑟提到了「三大發明」。

　　他說：中國人最偉大的三項發明無疑是造紙印刷術、磁羅盤和黑火藥。請注意，李約瑟提到了造紙，但並沒有說是「四大發明」，而是將造紙和印刷術連在一起講。

　　李約瑟還說：如果沒有火藥、印刷術和指南針，歐洲封建主義的消失就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把這段話跟馬克思的話做一個對照，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馬克思認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預告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到來；而李約瑟說沒有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封建主義的消失難以想像，二者之間存在驚人的神似。

　　熟悉人類社會五階段論的人知道，封建主義的消失和資產階級社會的到來，說的是一回事。如果考慮到李約瑟本人的社會主義傾向，那顯然這裡是未加註明地引用了馬克思的觀點。

　　那麼，到底什麼時候「四大發明」才正式登場呢？那要到李約瑟賴以成名的大作——《中國科學文明史》（有時也翻譯成《中國科學技術史》）出現的時候了。該書出版於1954年，明確把造紙術和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相提並論，從而實現了「三大發明」到「四大發明」的飛躍。

　　在中國完成的發明和技術發現，改變整個世界的發展進程

　　應當看到，「四大發明」這個說法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慢慢出現的，並且最初也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講出來的。

　　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有一句名言，叫「知識就是力量」。1620年，培根在《新工具》一書里提到了三種發明，即印刷術、火藥和磁石：沒有任何其他發明能與這三種發明——印刷術、火藥和磁石——媲美，古人並不知曉它們，直到最近，它們的起源也是糊塗不清。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計數的變化來……任何教派、任何帝國、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影響都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

　　培根提到的是「三大發明」，跟現在我們熟知的「四大發明」相比，少了一個造紙術。這個「三大發明」對後面的「四大發明」是有一定影響的。

　　培根之後，還要講一個英國人。他叫麥都思，是英國的漢學家。什麼叫漢學家？在中國古代，漢朝非常強大，西方人通常把中國人稱為漢人，研究中國的學問就稱為漢學。麥都思就是這樣一個研究中國古代學問的人。他在1838年出版的一本書里，也講到了「三大發明」：中國人的發明天才很早就表現在多方面。中國人的三大發明（指南針、印刷術、火藥）對歐洲文明的發展，提供異乎尋常的推動力。

　　這一次，麥都思明確說到「中國人的三大發明」，內容就是指南針、印刷術、火藥。如果要追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的語源，麥都思的「三大發明」可以說是它的前身，或者說是雛形。

　　關於中國人的「三大發明」，其實不少歷史名人都曾經提到過。今年是馬克思200周年誕辰。馬克思寫於19世紀60年代的經濟學手稿，其中就提到了「三大發明」。馬克思是這樣說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

　　可以看到，馬克思沒有特別提到「三大發明」的歸屬，也沒有特別提到「三大發明」的起源問題。但馬克思對「三大發明」之說有一個重要貢獻，那就是他對「三大發明」的社會意義、社會影響有一個高度肯定，這個評價後來在廣為流傳的「四大發明」之說中被反覆引用。

　　到了李約瑟這裡，他在《中國科學文明史》中明確總結：在中國完成的發明和技術發現，改變了西方文明的發展進程，並因而也確定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發展進程。

　　「指南針使地理大發現成為可能，造紙術有助於人文精神的傳播，火藥推動了歐洲社會歷史的變革，印刷術為文藝復興準備了條件」，這就是「四大發明」最初的一個經典表述。

　　蔡倫發明的紙好用又便宜，泥活字有自身難以克服的困難

　　以上簡單介紹了「四大發明」說法的由來。接下來，想圍繞「四大發明」逐一展開分析，看看「四大發明」在什麼意義上可以說是中國人的巨大貢獻。

　　先來看造紙術。注意，這裡說的不是造紙。為什麼不是造紙呢？因為西方人也會造紙，如埃及人很早就造出了莎草紙。東漢蔡倫只是改進了造紙術，他最大的貢獻是用一些新的材料來造紙。他用什麼東西造紙呢？史書記載，蔡倫「用樹膚、麻頭及敝布、漁網以為紙」。樹膚就是樹皮，麻頭就是麻纖維，敝布就是破布。所以，我們現在說蔡倫發明了造紙術，是比較籠統的講法。準確的提法是，蔡倫發明了一種非常方便的造紙方法，這對於書寫材料是一次革命。

　　前面提到，一些西方人不接受中國人發明了造紙的這個說法。原因就在於古代埃及很早的時候就有了莎草紙，歐洲人中世紀使用的則是羊皮紙。先來看莎草紙。莎草是尼羅河畔生長的一種天然植物，古埃及人把莎草的筋壓平壓扁，把它們縫在一起，在上面用書寫工具寫符號。再來看羊皮紙。歐洲很早就有羊皮紙，現今牛津大學圖書館還有一個「鎮館之寶」，就是中世紀的羊皮紙寫本。可羊皮紙的問題在於，羊皮的來源有限，製作和保存相對麻煩，太笨重不好收藏，一潮濕又會泛各種各樣的怪味。所以，當中國的紙傳到西方後，西方人非常喜歡，很快就用它來印《聖經》。

　　此外，古代印度人使用一種貝葉紙。貝葉是一種植物的葉子，但由於這個紙是天然的樹葉，無論是搬運、閱讀還是保存都很不方便。跟這些紙相比，我們中國人可以自豪地說：蔡倫發明的紙又好用、又便宜。好用，就是大家願意用；便宜，就是大家用得起。

　　紙在中國同樣也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在蔡倫紙之前，中國早就有了書寫的文化，但書寫材料不一樣，包括金屬、石頭、龜殼、動物骨頭、竹子、木頭、絲綢等。竹子也好，木頭也好，最大的問題是笨重。古代形容一個人學問高叫學富五車，什麼叫學富五車，意思就是他讀的書要用五輛車才能拉走。放到現在，可能一個U盤就搞定了。竹簡是用牛皮繩編連起來的，很容易散亂。有一個成語叫韋編三絕，說的是孔子晚年非常喜歡讀《周易》，但由於翻閱次數太多，以致編連竹簡的牛皮繩斷了三回。「韋」特指小牛皮，聯結竹簡的繩子通常是用小牛皮做的。絲綢寫的書即所謂帛書，也存在一個保存的問題，而且絲綢非常昂貴，一般人用不起。

　　再來看印刷術。關於印刷術這個發明，準確的說法是北宋畢癉發明了活字印刷術，而不是說發明了印刷術。印刷是由「印」和「刷」兩個字構成的。關於「印」，人類很早就發明和使用了。畢癉印刷術的重點是泥活字印刷術。這種印刷術相對於以前所用的印刷術，有很大的優點。在中國，以前主要是雕版印刷，簡單說就是類似於一種版畫。雕版印刷要用很多塊木頭，才能把一本書的內容刻下來。這當然是很費功夫的，而且刻出來之後也是一次性的。活字就比較簡單，不用每次都來刻。

　　需要指出的是，關於活字印刷術，也存在一些爭議。最初，西方人對中國人把印刷術視為自己的一種發明很不以為然。一些西方人認為，印刷術理所當然是指鉛活字印刷術，而不是中國人發明的泥活字。今天來看，畢癉的泥活字印刷術，也的確有很大的局限。

　　我們先看一組時間：1048年，畢癉發明泥活字印刷術；1314年，山東人王禎創造出木活字印刷術；1488年，無錫人華燧用銅活字印刷。可以看出，從1048年到1314年，再到1488年，中國在活字印刷的進化方面非常緩慢。為什麼這麼緩慢？因為泥活字有它自身難以克服的困難。

　　其一，漢字本身的特點決定了活字印刷在中國古代不能全面流行開來。大家知道，漢字是方塊字，漢字的字量非常大，常用漢字有六七千字，還有很多生僻字。它們平時的使用率不是很高，但要排一本書，可能就要專門去造這個字了。

　　其二，古代排字工文化程度較低，很多人甚至不認字，而這個工作又要求他的認字能力很高。於是，很多字他知道讀音，卻不知道該到哪裡去找。所以，儘管1048年就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人們還是習慣於用雕版印刷。

　　中國尚且如此，更不用說西方了。因此，就傳播影響來說，中國的活字印刷術並沒有像前面一些人說的對世界的貢獻那麼大。

　　火藥和指南針到了西方變得「不一樣」，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關於火藥，我們要明確，中國人發明的火藥是黑火藥。也許有人會問，強調這一點有必要嗎？火藥還有什麼特別的區分？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火藥是所謂的黃火藥，俗稱TNT。這不是我們老祖宗發明的那種火藥。

　　中國人發明的火藥本來就不是用於戰爭的。火藥，顧名思義，是一種葯，本來的意思是一種能夠著火的葯。

　　火藥在中國歷史上，其實是一個無意間的發明。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道士很多想成仙，於是就去煉丹。可是，在煉丹過程中，無意間發生了爆炸。因為他們在爐子里煉丹的時候加了硫黃、硝石，用今天的話來說，這些都是易燃品。

　　火藥發明後，曾長期被當作葯來使用。《本草綱目》提到，火藥能治瘡癬、殺蟲，辟濕氣、瘟疫。中國古代的這種黑火藥，在醫療之外的運用主要是助燃。後來傳到歐洲，主要也是用於煙火和放火。即便用在槍炮上，也主要是發射助燃，並不是真正用來爆破的。

　　至於指南針，其實是磁石的一種。因此嚴格來說，磁石是發現，而不是發明。如果一定要說發明，那就只能是指南針了，因為指南針是造出來的。戰國時期，中國人就已經製作出指示方向的儀器——司南；北宋時期，指南針運用於航海；13世紀，進一步傳入阿拉伯和歐洲。

　　這裡有一個問題，先秦的時候中國人就已經發明帶有指南針功能的儀器，這當然很了不起，但迄今為止考古尚未發現任何古代司南的實物。

　　根據古書上所講的方法，司南就是在一個光滑的銅面上，放一個帶有磁性的勺，銅的水平面上有刻度，有東南西北的方位。但今人按照古書上所講的做法復原了一個司南，卻發現使用效果很差。

　　上述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指南針的意義。準確地說，中國人主要是發明了羅盤。羅盤是一個圓形的帶方位的東西，中間部分是指南針。這個羅盤對西方的確是有非常大的貢獻。但話要說回來，中國人發明羅盤主要用來幹什麼呢？用來看風水。在古代中國，風水非常重要，造房子要看風水，甚至選墳地也要看風水。

　　不同的是，羅盤傳到歐洲後，歐洲人則借用來航海。在沒有指南針之前，海上辨別方向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在古代地中海地區，每年10月至次年3月，因為海上氣候不好，無法觀天知方向，所以往往只能停航。那時候，真叫找不到北。中國的指南針傳到西方後，幫了他們大忙。毫不誇張地講，沒有指南針就沒有地理大發現。

　　但充滿諷刺意味的是，西方後來靠著指南針、火藥對中國進行殖民侵略。為什麼我們老祖宗發明的東西，在我們這邊是為了成仙、看風水，而西方人全部用在不一樣的地方？而且，這個「不一樣」還讓我們倒了霉，讓我們挨了打，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講到這個地方，可能大家已經看出來了，我是在對四大發明做一種反思。這是為了什麼呢？第一，我們要「求真」；第二，只有在「真」的基礎上了解歷史，才知道我們真正能夠引以為榮的是什麼。怕就怕在，對自己的文化、對自己的民族、對自己的國家了解很少，甚至是錯誤的了解，然後將情感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上，那將是不牢固的、不可靠的。

　　最後，想講講「新四大發明」。嚴格說來，「新四大發明」只是借用了「四大發明」的說法，並不是真正的發明。所謂「新四大發明」，一般認為是指高鐵、網路支付、共享單車和網路購物。大家有沒有發現，「新四大發明」有某種共性？那就是便捷，它們都幫人節省了時間，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為方便。

　　但是，在這裡想提一個看法：所有的便捷都是有代價的。舉一個例子，我們在手機上下一個單，外賣就送來了。生活是便捷了許多，可外賣造成的垃圾，其嚴重程度也已超出了人們的想像。不僅是外賣，網購也一樣。怎麼回收處置快遞包裝，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總之，從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到「新四大發明」，我們在回顧歷史、敘述事實的同時，不要只是討論某個具體觀點，而希望能夠從分析中獲得警醒：對於習以為常或流傳甚廣的一些概念、觀念要保持批判性思考。正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更好地創新。

　　（整理人：王珍）

2018年04月24日 11：思想周刊/思想者·連載·廣告 稿件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