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文化的原創精神

以禮樂文化為道德資源和政治資源的儒學，幾千年來，已成中華文化的主體。從社會管理，到倫理道德；從民風民俗，到審美情趣，都發揮著深遠的影響。為凝聚人心，產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強固的民族心理。但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於不同的認知和實踐，儒學或被頌為千秋師表，或被貶為遺禍萬代，聚訟紛紜。特別是，近代西方文明潮流涌動，我國皇權專制敗象叢生，得風氣之先的知識精英，痛心疾首，以傳統文化為禍首，集矢儒家學說，認定儒學是皇權專制的護身符、國家敗亡的禍根。《新青年》發表反孔宣言，指責「孔丘砌專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兩千餘年矣！」為了中華進步，必須揚棄儒學的殘骸枯骨。「打倒孔家店」旋成新文化運動最流行的口號。

這些泄憤的批判，隨著理性思考的回歸，人們開始認真反思。對民族的傳統文化，考證務求其真，致用務求其適，準確闡釋儒學乃至禮樂文化的原創精神，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這才符合科學的態度。

周代分封諸侯，創建了近似聯邦制的國家，實行禮治，成就了我國歷史上立國年代最久的王朝。春秋時期，政治一體化尚未形成，迎來了文化多元化的輝煌局面，創造勃興、百家爭鳴，出現了文化原典大創造的時代。終因禮治——以德控權，操作不易，隨著權力跋扈和紛爭，禮崩樂壞。孔子克己復禮，主張三代之治，「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雖一生奔波，「王道」勝境，終難實現。正如朱熹所說的，秦漢以降，「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因此，後世皇權專制的種種弊端，不應歸罪於禮樂文化和儒家的治國主張。禮樂文化和儒學的原創精神，不僅不是皇權專制的幫凶，相反，禮樂文化和儒學，在中國漫長的皇權專制的歷史上，恰恰是規範控制皇權最恆久有力的道義力量。

譬如說，儒家公天下，虛君共治的政治理想，是對黃帝、堯、舜開創的「垂衣裳而天下治」和以禮治國的繼承。「通賢共治，示不獨專」是限制皇權的理念，在漢、唐、宋三代，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儒學主張，君主只是權力的象徵、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君主在修德為天下垂範的同時，要虛其位；行權治國，要選拔賢能者任職。宋代皇權受法度約束，專制相對寬鬆。宋太祖立下誓約，藏於太廟，要求嗣後皇帝，「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蘇軾撰文證實：「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宋儒構建虛君共治，化民成俗的治國秩序，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朱熹上書宋寧宗：政令「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政令由君主獨斷，即令合乎事理，也耗損治國的根本，將引發弊端。朱熹堅持認為：虛君是常理，是祖制。隱隱形成君主——宰執——台諫，三權分立的結構。這正是宋代為什麼能臣賢相輩出的緣由。

元朝君主常不親政，不是任賢共治，而是怠政的表現，引起政局的混亂。明代朱元璋攬權專制，他聲言：「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他廢宰相，拋棄「政歸中書」的共治政體。晚明，東林黨人重提虛君共治的主張。顧炎武挑戰皇權，發出「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的大膽議論。王夫之甚至提出「虛君立憲」，認為這是三代已有的古法，實在難得。

清承明制，康雍乾盛世，在繼承弘揚中華主體文化的同時，由於滿漢心理提防，在治國理政時，卻在大力鞏固皇權專制。康熙說：「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雍正說：「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而總攬萬機，全在一人之裁決。」乾隆說：「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於是封駁之權、延推之制沒有了；給事中、軍機處，都形同虛設。清初盛世過後，專制敗象漸現，皇帝無能，顢頇守舊；對外敝帚自珍，自我封閉。鴉片戰爭後，國力衰微乃至民族敗亡的危機日益深重，於是，儒學也成了落後的替罪羊。

當我們回顧我國皇權專制的歷史後，面對儒學亡國禍根的批判，實在難以認同。因為，批判鋒芒指向的敗象，與儒學的原創精神，實在相距太遠了。

追尋闡析儒學與禮樂文化的原創精神，是樹立民族文化自信自強的基礎。大至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倫理角色的道德定位；小至日常生活中的義利取害和民風民俗，都隱含禮樂文化的原創精神。譬如婚姻制度，「五四」運動以來，「禮教殺人」，實非周禮婚俗的原則意向。相傳召公在宜陽甘棠村巡視，遇二男為奪妻鬥毆。原來，古時婚嫁，無憑無證，容易引發爭端。召公為穩定家庭秩序，確立夫妻名分，制定納彩、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的婚俗六禮，為婚姻的莊嚴神聖和夫妻的義務責任提供心理和制度的保證，這是文明進程的成果，有什麼不好？至於在皇權專制下，男子多妻，女子守節，這是後世出現的弊端，並非禮樂文化的原創精神。

又如儒家的義利觀，後世形成的儒家不言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似成定論。其實，事情要複雜得多。子貢因自家富有，拒絕接受行善應得的官府賞賜，孔子並不贊成。子路救人落水，被救者牽牛來謝，子路把牛收下，孔子卻稱其做得對，並說：這樣一來，各國就會有更多勇於救難的人了。取之合理，取之合情，利以濟人，這樣就好。義利都是為了社會形成良好的風尚，可見孔子深思熟慮的良苦用心。

要準確領會原創精神，實屬不易，更何況在解讀古人原典的文字時，就存在著分歧。如《論語》中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後世指責為孔子的愚民主張。可是，後人不同的斷句，卻引來了完全不同的解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自己可以做好的事，就讓他們自己去做；如果他們做不好，就讓他們先懂得，先明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明理可用，就用；不理解，就只讓他們明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可用，放任是不行的，要教育引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可以放任不管嗎？不，要重視教化……

不過，我總認為，孔子作為「有教無類」的教育家，他決不會以實施愚民作為他的人生目標的。文字解讀，本已十分艱難，領會原創精神，須視界開闊，要融會貫通，這就有待謹慎小心的認真研究，對祖宗的文明創造，要多一些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