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語言激流對我們的沖刷

語言激流對我們的沖刷　　　　　　——勒內·夏爾詩歌作者：王家新一「詩人不能長久地在語言的恆溫層中逗留。他要想繼續走自己的路，就應該在痛切的淚水中盤作一團」[ 勒內·夏爾「詩論」，雷光 譯，《法國作家論文學》，三聯書店，1984。]——這還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我讀到並記住的勒內·夏爾的一句話。這就是我與一位傑出詩人最初的相遇，或者說，是我進入早行者的黎明時所經受的「第一個寒顫」！　　　從此，夏爾作為一個具有神話般力量的詩人形象就一直伴隨著我，而這要感謝羅大岡、徐知免、葛雷、樹才等夏爾詩歌的譯者。每次發現並讀到他們的譯文，對我幾乎都是一種狂喜。徐知免譯的《比利牛斯山》，讓我領略到法國詩中很罕見的「雄奇突兀」、比愛和死更冰冷無情的語言的力量；羅大岡譯的一組夏爾的早期詩，[ 見《歐美現代詩歌流派詩選》，王家新 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對我來說則有著一種因「抒情的冒犯」而產生的奇異美感和謎一樣的魅惑力（像「我撒手播種/用腰部插秧」這樣的詩句！）；至於葛雷所譯的《先行者之歌》、[ 見《當代歐美詩選》，王家新 沈睿 編，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樹才所譯的《祝蛇健康》、《圖書館著火》[ 見《勒內·夏爾詩選》，樹才 譯，北嶽出版社，2002。]等詩片斷系列，則為我展露出一位「片斷的大師」和那種真正可以說是「天才的靈光一現」的東西。當然不僅是喜歡，它們也深刻地介入了我自己的寫作——在我自1991年以來所寫的《反向》等一系列詩片斷中，就可以聽到某種來自夏爾的反響。　　　令人欣喜的是，近些年來我又陸續讀到數位譯者對夏爾的翻譯，如何家煒譯的「你是燈，你是夜；……/這條扁擔為著你的疲憊，/這點點水為著你的乾渴……」（《真理會讓你們得自由》），[ 引自豆瓣網「勒內·夏爾詩選」。]「這條扁擔」用在這裡真好！一讀就讓人忘不了了。而於木所譯的「肩扛著現實，他/在鹽庫守著波濤的記憶」「夏日卑微的死亡/幫我卸下光榮的犧牲/我已知道如何活著」（《三十三個片斷》），[ 《詩選刊》下半月刊2008第7期。]不僅富有語言的張力和質感，它們在我面前也進一步樹立了一個堅強而孤絕、超越性的詩人形象。　　　的確，我珍愛夏爾的詩，因為哪怕它往往只有片言隻語，也不時會給我一種如詩人龐德所說的「在偉大作品面前突然成長的感覺」。二「我們居住在閃電里，閃電處於永恆的心臟」，夏爾的這句名詩，本身就像一道閃電一樣，不僅泄露了「天啟」的秘密，也曾照亮了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眾多的中國詩人。那麼，在今天呢？這樣一位詩人能否繼續對我們講話？　　　即使在今天，在翻譯和重讀的過程中，我也像加繆當年那樣感到了「夏爾的新穎，令人為之目眩」。[ 加繆「勒內·夏爾」，加繆全集，柳鳴九主編，散文卷2，上海譯文，2010。]不僅如此，他的許多詩，在我們經歷了更多的歲月後讀來也有了更深的感動，如詩人記憶中的那個走向索爾格河的孩子，當屋頂上的那些鐵公雞被封凍，「但是，是什麼樣的輪子，在這個盯看的孩子心裡旋轉著？比那帶著白色火焰的磨輪轉得更強勁、更迅疾？」（《宣告一個人的名字》）　　　多好的詩!今天讀來，我們依然「會有血液上的呼喚」（這是一位讀者讀到這些譯文後在網上的留言）。我也知道了為什麼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會這樣說：「勒內·夏爾的作品……屬於未來之詩，它是非個人化的並且總是走向一個我們依然聽到的地方，在那個領域裡，它們以一種決然的獨創和親密的語言，為我們顯露出那些最為親近和最為迫切的事物」。[ 轉譯自Mary Ann Caw「Rene Char：Poetry and Passion」，Rene Char：Selected Poems，Edited by Mary Ann Caws and Tina Jolas，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2.]　　　的確，這樣一位詩人的狂暴與柔情、愛與搏鬥、寒冷與燃燒、悲哀與歡樂、拒絕與反諷，對於我們仍是一種激勵，一種祝福。我們也仍需要在他的詩中辨認我們自身的在場，感受那「孿生的神秘」，完成我們那「被賦予的生命」。在今天，這仍是一位可以「推動」我們往前走的詩人。　　　關於勒內·夏爾，人們已說得很多了。美國著名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這樣說：「勒內·夏爾是一個相信美的力量能夠糾正所有錯誤事物的詩人，我也這樣相信」。[ 同注8。]加繆也這樣說：「面對他那個時代的虛無主義……夏爾的每一首詩，都為我們標出了一條希望之路」。英譯本夏爾詩選的編者和譯者之一瑪麗·安·考西則很看重夏爾詩中精神和道德的「能量」，她認為夏爾的寫作和我們對他的閱讀「都是一種深刻的道德行為」；「他是一個徹底地反對限制的詩人，他的目標，是使每個讀者都能進入『自我的偉大空間』，如他有一次對我說的那樣。」[ 同注8。]　　　這些都是「對的」。但是，夏爾的詩仍有待於我們去深入發現，這正如他的一句箴言般簡潔的詩「鷹，在未來」（《圖書館著火》）所啟示的那樣！以下是他的一首題為《黑雄鹿》的詩：　　　　　流水的潺潺聲進入天空的耳朵。　　　　　雄鹿，你越過了千年期的距離　　　　　從岩石的黑暗，到空氣的愛撫。　　　　　如何，從我的寬敞海岸，我讚賞他們的激情：　　　　　那迫近的獵手，盯住你的精靈。　　　　　如果我擁有他們的眼睛，在那希望的一瞬，又該如何？　　　　　　譯出這首詩後，我為之深深激動。這不僅是一首從未被翻譯過來的好詩，它還展露出夏爾更為卓越超凡的一面。它不僅有一種「大師的氣度」，還讓我領會到什麼才是詩歌要去把握的真正的「神秘」！　　　也許正因為如此，有人視夏爾為「先知」般的詩人。的確，他的語言是黎明的語言。他是激越的、超邁的，有時甚至以神喻的語言講話，但對我來說，他又是最樸素的。他令人讚歎地把一位「先知」和流汗的「勞動者」結合為一體。他就是一位挽著袖子從地里來向我們「借火」的人：「在你們面前是這二十英畝地：我是它的勞工，它的秘密的血，它的悲慘的石頭。除此之外我沒有什麼可讓你們多想的」（《被解僱的學校教師》）。多麼樸實而有份量！也正因為這樣的詩，讓我對他有了更深、更充分的信賴。　　　這真是一位受到天地祝福的詩人。他生前一直生活在法國南部的家鄉（據說海德格爾晚年曾數次訪問那裡，並和詩人一起伴著夏日的蟬鳴討論赫拉克利特的殘篇），在他的詩中是他家鄉的山巒，閃電、森林、流星，河流、磨坊、暴風雪、風車，燕子、大地的第一道光線。他紮根於此並達到了更偉大的敞開。讀他的詩，我們不由得要深深感謝他，因為他那烈風、激流般的語言，為我們帶回了愛的記憶，帶回了大地「失去的赤裸」和神秘的「統一性」。　　　的確，這是一位「自然之子」，永恆的大地成為他詩歌的搖籃。他不僅歌頌它的美，不僅從中獲得他的語言的啟示，獲得他對生活拒絕的力量，他還體會到它那徹骨的暴力（如《EVADNE》一詩）。正因為如此，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於詩的創造本源。在他的許多詩篇里，他已和這種創造力結合為一體：「我們曾觀看這片大水，當它流過，在我們面前洶湧。突然間，它就淹沒了山嶺，從它母親的那一邊吸引著自身。這不是一道向自身命運屈從的激流，而是一頭無法形容的野獸，而我們成為它的語言和存在……」（《最初的瞬間》）　　　而夏爾所創造的美，他的詩所把握到的存在，也往往正是「一頭無法形容的野獸」！正因此，夏爾的詩幾乎不可闡釋。這是一位絕對性的詩人，語言中燃燒著「極端的碳火」。但他又總是把不同的元素和相互矛盾的東西奇妙地結合為一體——為了那「純粹的矛盾」即生命本身（「玫瑰，哦純粹的矛盾」，里爾克）。「如果你想笑/表示順從吧/永遠不要獻出你的武器」（《你急於書寫》，鄭克魯譯），多麼矛盾、但又是多麼「詭異」的詩！是的，「永遠不要獻出你的武器」，如果你還是一個詩人！ 　　　這一切，都體現在夏爾的語言中。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到「他最奇絕的力量就在於他把超現實主義的玄想與古希臘的元素結合為一體，把閃電一瞬間的透徹與岩石的質感結合在了一體」；這次翻譯和重讀他的詩作，我更深切地體會到他那令人驚異、高度獨創的語言能力（「哦！也許美和真會確保你的多樣的現身，在解放的禮炮齊鳴中！」《拒絕的歌》），我仍猜不透他語言中的那種奇特而又渾樸、抽象而又具體的魅力（「夜的安寧靠近岩石並灑上痛苦之墨/布滿硝煙的深夜降臨」，《三十三個片斷》，於木譯）。他就像他所寫到的那個古老神話中的射手：「他拉滿他的弓，每一個造物閃光」（《俄里翁的接待》），每一個詞因而也獲得了它神秘的生命。　　　對於夏爾的詩，樹才曾這樣描述，說詩人「將它引入語言的高落差的峽谷，最終獲得了直接性的銳利和瞬間迸濺的速度」。[ 同注4，譯序。]的確如此。對我們來說，他的詩往往是瞬間的「闖入」，但也是持久的燃燒。可以說，對於過於精緻、失去血質的法國詩歌，他帶來了岩石的硬度、銅管樂的色調、弩弓一樣的張力甚或是烙鐵般的燙傷力。一句話，他給法國詩歌帶來了「灼熱的新質」。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瓦雷里以來所有的法國現當代詩人中，我最認同和喜愛夏爾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翻譯和閱讀他的過程中，我常常承受的，就是一道語言的激流對我的沖刷……　　　「永遠展翅在黎明，歌唱這麻煩的大地……」（《雲雀》），這就是我所熱愛的夏爾。他以他的愛，他的赤裸、神秘的創造力，以他「對頂峰和基礎的尋找」（這是他一部詩集的題目），創造了一個獨特的詩的世界。而在這一切後面，是一個嚴峻而又光輝的詩人形象。是的，他以絕不妥協的力量重鑄了一種詩性人格，在一個現代世界奇蹟般復活了奧爾弗斯神話——在二十世紀所有現代詩人中，能夠做到這樣的，在我看來，也就那麼不多的幾位。　　　 三現在，我還想談談我對夏爾的翻譯。這種翻譯的嘗試，如用夏爾的話來說，它只是一樁「愛的勞動」。在關於夏爾的文章中，加繆還引用過夏爾的這樣一句詩「你只為愛彎腰」。翻譯，最深刻意義上的翻譯，也正是「為愛彎腰」!　　　的確，這是一種生命的投入。如果我們深深喜愛一個詩人，最好能親自翻譯，這樣才能切實感受到他的呼吸、他的心智的運行和脈搏的跳動，才能真正抵達到他的「在場」並與他展開對話。如同多年前我開始翻譯保羅·策蘭，這就是我翻譯夏爾的最初的動因。　　　夏爾的詩已被譯進漢語不少了，但我們仍渴望讀到更多(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盡量挑選尚未譯過的詩來譯的原因)。當然，翻譯這樣一位詩人，尤其是在已有許多譯本的前提下，我想它還出自語言本身的「未能滿足的要求」。當我們閱讀已有的譯文時，很可能，它的「可能的譯文」也會同時出現在我們面前。策蘭在翻譯波德萊爾時曾深感絕望地說「詩歌就是語言中那種絕對的唯一性」。這種「可能的譯文」，就指向了這一點。　　　這種「絕對的唯一性」會為我們呈現的，雖然任何譯者都不可能完全達到。正因為如此，翻譯無止境。我們都受益於已有的翻譯，但我們仍不滿足。這種不滿足，如按本雅明《譯者的使命》中的話講，乃出於對「生命」的「不能忘懷」，出自語言本身的「未能滿足的要求」。[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1988.]　　　我對夏爾的翻譯嘗試，在根本上正源於語言本身的這種召喚。　　　這裡還有其他因素，比如說為了「還債」——我們都曾受到夏爾這樣的詩人的影響。「我們只借那些可以加倍歸還的東西」（勒內·夏爾《萬歲……》），在今天，當我們變得更為「成熟」，我們能通過翻譯來從事如此意義上的「歸還」嗎？　　　此外，因為這些年來翻譯和研究策蘭，策蘭對夏爾的翻譯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引起了我的關注。從很多意義上，要翻譯和研究他們其中的一個而無視另一個是不可能的。這兩位詩人，在我這裡就這樣具有了「對位法」的意義。　　　當然，這種翻譯並非易事，它充滿了難度和挑戰性。德勒茲在《批評與臨床》中說「作家在語言中創造了一種新的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說類似一門外語的語言，令新的語法或句法力量得以誕生。他將語言拽出慣常的路徑，令它開始發狂。」[ 吉爾·德勒茲：《批評與臨床》，劉雲虹 曹丹紅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策蘭和夏爾都正是這樣的詩人。比如《雲雀》這首短詩，它雖然只有四行，但它的「不可譯」性，它的高度濃縮和含混性張力，它的「句法力量」，我想對任何語言的譯者都會是一種深深的「折磨」。　　　策蘭在給夏爾的一封未發出的信中曾這樣說到：「對你作品中沒有——或尚未——對我的理解力敞開的東西，我以尊敬和等待來回應」。[ Paul Celan：Selections，Edited by Pierre Jo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這當然也正是我的態度。慶幸的是，我們的語言——漢語，好像是專門為夏爾這樣的詩人準備的另一種語言。曾深深啟示了龐德的美國漢學家費諾羅薩曾舉示過這樣一句漢詩「月耀如晴雪」——這不正是「夏爾式的」詩嗎？在談到中國語言和詩時，費諾羅薩還這樣說過：「我們不可能只靠總結，靠堆砌句子來展示自然的財富。詩的思維靠的是暗示，靠將最多限度的意義放進一個短語，這個短語從內部受孕，充電，發光」。[ 歐內斯特·費諾羅薩《作為詩歌手段的中國文字》（趙毅衡譯），龐德詩選《比薩詩章》（黃運特譯），「附錄」，灕江出版社，1998。] 　　　在翻譯夏爾時，我也正是這樣來要求自己的，以使夏爾的詩能從漢語的內部「受孕，充電，發光」！這當然會是一項極其艱辛的勞作，甚至還得承受如本雅明在論翻譯時所說的「其自身語言降生的劇痛」——如果不這樣，也就無法擔當起對夏爾這樣的詩人的翻譯！　　　我是依據由新方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英譯本夏爾詩選（雙語對照）來翻譯的。該英譯本的譯者大都是美國一些著名詩人和翻譯家。這是一個可靠的、也很有影響的英譯本。　　　任何譯本與原文都是有「差異」的。有人在為策蘭的翻譯辯護時這樣說：「差異不僅不是翻譯的缺陷，它也是允許自身作為另一種話語從原文區別開來的東西」。[ Word Traces：Readings of Paul Celan，p346，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94.]問題是這種「差異」是否被「允許」，是否具有詩的意義，這還需要具體分辨。如夏爾《「歸還他們……」》的第六句，如按照英譯本，可譯為「因為他們中的一個已可以看到大地充滿果實的盡頭」，最初我也是這樣譯的，後來我對照原文，發現應譯為「因為他們中的一個已可以看到大地通向果實」，我想這才是夏爾式的「句法」，不僅簡練，也更耐人尋味，因此這個「大地通向果實」是不能變的。至於《雲雀》的第一句，其英譯為「Sky』s extreme ember，day』s first flush」（「天空極端的碳火，白晝最初的清洗」），這裡的「flush」（「清洗」），我認為不僅契合於原文的精神，甚至比原文的「ardeur」（「活力」、「熱情」）更好！因此在對照原文後，我還是取了其英譯。　　　譯文中所做的變化和「改寫」還有許多（如《柳籃編織者的愛》中的「我愛你的臉，被風暴犁開的春天」，本來應譯為「被風暴犁開的井泉」，等等），這主要是從詩的表現角度來考慮的，或者說，是為了讓夏爾能夠在漢語中重新開口講話——而我作為一個譯者必須對此負責，必須為他創造好一切。再如《暴力的玫瑰》這首詩：　　　　　眼睛，在沉默恍惚的鏡中　　　　　當我接近我分離　　　　　牆垛里的浮標　　　　　頭靠著頭以忘記一切　　　　　直到肩膀頂著心　　　　　這毀掉的暴力的　　　　　玫瑰，光輝的情人。　　　　　　最後的「光輝的情人」，本來按英譯和法文原文都應譯為「卓越的情人」，但我考慮再三，還是譯為「光輝的情人」。我想如此來譯，才能使夏爾成為夏爾，因為夏爾的詩，在我看來，就是他用生命的全部重力「撞」出來的一種光輝。　　　我不是一個職業翻譯家。我只是為詩和語言工作而已。我想也只有這樣來翻譯，我才能感到它的意義。蘇珊·桑塔格在談論茨維塔耶娃、里爾克、帕斯捷爾納克三人通信時曾說他們在互相要求一種「不可能的光輝」。在我看來，那些能夠真正磨礪、提升和照亮我們語言的翻譯也正是這樣——兩個詩人、兩種語言，他們在相互要求一種「不可能的光輝」！　　　 2012. 1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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