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俄國當代優秀小說《薩尼卡》（麗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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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4 12: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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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雜談

[推薦]俄國當代優秀小說《薩尼卡》Post By：2008-4-11 1:23:47

今天在北圖偶然翻到了這本俄羅斯2006年新出版的小說《薩尼卡》（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立刻被深深吸引住了。這是一部蘇聯解體以來無論從內容還是敘事風格上都難得一見的優秀現實主義作品，入選過2006年俄語布克獎評選，並榮獲了2006年度「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中國）。想要了解後蘇聯時代社會政治變革中的俄羅斯青年一代的抗爭的朋友們，強烈向您推薦此書。

《薩尼卡》是「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評選中2006年度俄語文學入選作品。小說再現了蘇聯解體後一個充滿艱辛、悲苦的空茫的時代，塑造了以主人公薩尼卡為代表的一群試圖變革現實、呼喚「革命」的憤激少年，被俄羅斯評論界譽為「高爾基《母親》的現代版本」。薩尼卡是一個本該有著美好前程的外省青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社會巨變無情地剝奪了他的幸福與未來，悲憤與茫然中他加入了激進的左翼政黨。為了社會與民族的復興，他與一大批同病相憐的年輕人一道投身於變革現實的「革命」洪流中：他們集會遊行，搶砸商店，襲擊憲警，佔領省府大樓，付出了鮮血甚至生命的代價。作者以經典的現實主義心理描寫展現了一代青少年的青春困惑，憤怒與絕望，深刻反思了這場悲劇性變革對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傷痛。

作者簡介：

　扎·普里列平：　俄羅斯下諾夫哥羅德國立大學語文系畢業。在20世紀90年代曾參加過車臣戰爭，在俄羅斯特種部隊當過班長，獲多種戰鬥獎章。複員後當過搬運工，墓地工作人員，酒店保安、記者。從2003年開始發表作品，主要小說有《病理學家》、《薩尼卡》、《罪孽》。作品被譯成法語、波蘭語。作家曾多次獲各種文學獎項，2005年和2006年進入「國家暢銷書獎」終評名單，2006年進入最終角逐「俄語布克獎」名單，2007年因「當代文學傑出創作——長篇小說《薩尼卡》」獲「雅斯納亞波利雅納獎」(以托爾斯泰故居命名的文學獎)。現任《下諾夫哥羅德新報》主編。扎哈爾·普里列平，1975年出生。《薩尼卡》是他的第二部作品，這部小說出版並獲得巨大榮譽之時，這位作者剛過而立之年，但他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刻畫體現出了一種超越其年齡的滄桑感，是近年俄羅斯文壇湧現出的為數不多的具有高度歷史責任感，並繼承了俄羅斯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優秀新人代表。普里列平主張回歸到「文學的社會道義訴求高於文學審美訴求，審美教化訴求高於個性表達訴求」，而這種觀點在被消費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喧囂籠罩的俄羅斯當代文壇已是非常鮮見的，他的這種文藝創作理念又根源於自身的特殊經歷，根源於他對時代的深刻思考。他對蘇聯解體、國家和民族的衰敗痛心疾首，並投身於社會政治鬥爭的運動中，他本人曾是俄羅斯激進左翼黨「國家布爾什維克黨」的成員，積极參与過該黨的活動。小說《薩尼卡》中的「創造者聯盟」就是以「國家布爾什維克黨」為原型的，而主人公薩尼卡和他年輕的的革命夥伴身上就有著作者的影子。年輕的革命者薩尼卡和他的同志們儘管充滿了無畏的鬥爭氣概和獻身精神，但由於他們對社會的反抗更多地出於青春的衝動和激情，沒有成熟的世界觀和理論指引，缺乏有效的鬥爭綱領，其反抗方式並不為其他社會群眾所理解和接受，他們的青年左翼運動最終也只能走向毀滅！我們與其說以薩尼卡為代表的90年代俄羅斯革命青年是《母親》中巴維爾式的青年革命者，不如說是民意黨式的青年革命者，兩種鬥爭的最後結局也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說，《薩尼卡》既是作者飛揚的紅色的青春生動而真實的寫照，又是作者對左翼青年一代運動的謳歌和反思。

譯者張建華為此書寫了一個非常不錯的「譯者序」，可惜沒法發上來，有興趣的同志可以親自找書來看。搜到了他的一篇文章，可以作為相關背景了解，這裡一併貼出。

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重生

新世紀開端文學的特點是現實主義的勝利

　　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文學中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創作探索與實踐打破了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文學格局。現實主義一貫主張的歷史使命感、社會責任感漸漸遭到瓦解，文學的價值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文學失去了整體選擇的歷史背景和價值認同，現實主義出現了在不同的、多樣的價值層面上的分流，但俄羅斯作家們面對的民族歷史和社會生活依舊；只要民族歷史與社會生活的要求沒有得到充分有力的表達和宣洩，現實主義就不可能死去，這就是現實主義文學在俄國不死的精神背景。文學價值觀層面上的分流不但不會窒息現實主義，反而為現實主義文學提供了走出狹隘、走向豐富的契機，使現實主義文學進入一種新的境界和狀態。

　　俄羅斯新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大大開啟了現實與人存在關係的多樣性，大大拓展了感知認識現實的對象。它一方面保持了與生活本源、存在本源的血肉聯繫，另一方面表現了對最新的文化內容、現代意識的吸納，因而具有很強的現代性，表現出與俄羅斯文學中現代主義前的經典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明顯不同的藝術範式。就如世紀之交的俄國文學創作界有人說的：「新世紀開端文學的特點是現實主義的勝利。當然這種現實主義會用20世紀包括先鋒派藝術在內的一切藝術發現來豐富自己的。」所以才有了弗拉基莫夫大異於傳統歷史價值觀和道德觀的新「史詩性現實主義」（《將軍和他的軍隊》），有了葉爾馬科夫的「隱喻式的現實主義」（《野獸的標記》），波利亞科夫的社會心理現實主義（《蘑菇王》），邦達列夫的「新啟蒙式的現實主義」（《百慕大三角洲》），安得列·德米特里耶夫的「存在主義式的現實主義」《一本打開的書》），瓦爾拉莫夫的「象徵式的現實主義」（《新生》《沉沒的方舟》），扎哈爾·普里列平的「憤怒敘事的現實主義」(《薩尼卡》)等。期待並呼喚著現實主義文學的再一次興盛已絕非世紀之交少數作家與讀者的心愿，而成為一批批評家的強烈心聲。

　　後現代主義作家沒有忘記　　俄國歷史中的屈辱和痛苦

　　作為上世紀90年代後一度成為後蘇聯文學強勢話語的後現代主義，常常被看作是沒有精神與道德追求的文學，是一種文化與道德虛無主義的文學。然而，事實上，這一文學從來就沒有拒絕和脫離過俄羅斯歷史或當下的社會現實。反極權、反權威、反蘇維埃意識形態主流乃是俄國的後現代主義，特別是其早期的概念主義、社會主義前衛藝術的一個鮮明的政治思想傾向。儘管後現代主義作家始終聲稱堅持「為了文學而文學」的創作，但是，從安得列·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和維涅基克特·葉洛費耶夫的《莫斯科—彼圖士基》到佩列文的《恰帕耶夫與普斯托塔》和索洛金的長篇小說《瑪麗娜的第三十次愛情》等，這些最為評論界關注的後現代主義小說家的創作在表達對傳統與現存價值的質疑與焦慮、對現實的空茫與失落的同時，幾乎沒有一部是脫離民族歷史、社會生活與人性思索的「純文學」。這說明，價值觀可以不一，思想傾向可以異樣，但意識形態方面的思想、精神求索仍然是他們不肯消解的創作動因之一。後現代主義作家終結俄國歷史的姿態並沒有使他們忘記俄國歷史中的屈辱與痛苦。

　　後現代主義小說中的人物形象雖然個性消匿，性格缺失，卻並不與俄國現實生活間離。在以非邏輯、混亂無序以及虛擬錯亂為特點的後現代主義敘事中同樣充斥著寫實（虛擬的、藝術的真實）的細節。甚至連俄國後現代主義小說常常遵循的話題、情節、形象都來自19世紀經典文學或20世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本或文體範式。俄國後現代主義文學的美學共同性就是現實、人物、作者、互文的共存，就是現實與虛擬的共存。俄國後現代主義小說所有特點的發生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俄國的後現代主義不僅僅是對西方理論思想與文學思潮的借鑒，更重要的還是對俄羅斯文學傳統和文論思想資源的繼承與發展。俄國的後現代主義作家沒有忘卻和放棄重建時代神話，重提社會批評，再建民族文化心理批評、宗教批評這樣的文學追求。至於類似西方理念的「身體敘事」，從本質上來說這只是一種商業行為，並不構成嚴肅的文學話題。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一些後現代主義作家開始從營構虛擬回歸現實，從文化虛無主義轉向對宏大精神的追求，從叛逆回歸平靜。後現代作家索洛金的創作道路就是一個例子。繼20世紀末短篇小說集《盛宴》出版之後，作家在21世紀一改欲罷不能、不關乎醜惡便無法成篇的寫作方式，摒棄了先前小說中的那種醜陋化、糞土化、妖魔化的藝術手段，寫出了三部曲《冰》《布羅之路》《23000》，這是作家對小說現實化、理性化與精神化的回歸，是他對「魔幻現實主義」敘事策略的訴求。有評論家說，這位特立獨行的後現代主義作家已經改弦更張，走向「古典主義的回歸，對舊式話語的選擇」。作家自己也坦承說，「對於我來說，《冰》——這是一個語言試驗時期的結束，我試圖寫傳統的長篇小說……《冰》是我第一次直接講述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世界……這是自我蘇醒並喚醒他人的嘗試」，「《冰》是我的第一部首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內容的長篇小說。」　

兩條文學潮流共同的精神母題

　　後蘇聯文學現實的「主義」訴求之所以始終不變，是俄國文學的必然選擇，由俄國的國情決定。

　　第一，具有深厚現實主義傳統的俄羅斯文學不可能使這一文學的巨型話語斷流。俄羅斯文學從來就不是被少數人把玩的藝術形式，它所固有的使命感、責任感、宗教意識使得現實主義遠遠超出了它作為一種方法和流派的意義，而成了民族的文化精神存在。蘇聯解體後，大多數俄羅斯作家，特別是現實主義作家，都以莊嚴悲壯的心情面對20世紀末俄羅斯的黃昏。世紀末的俄羅斯現實激起了他們特殊的悲涼情懷。這種情緒既是社會歷史的，也是民族文化的，都對文學的題材與體裁直接產生重大影響。不論它採取的是何種表達與書寫方式，是激昂還是隱逸，是調侃還是閑適，都與後蘇聯的現實緊密勾連。文學新潮的湧起刺激和促進了現實主義的蛻變，現實主義沒有抱殘守缺，它在被冷落、被貶抑的情境中發展，完成了從封閉、機械、單調的藝術模式向開放的藝術形態過渡，從而具有了新時期的現代意識。

　　第二，後現代主義在文化上的趨新、藝術上的求異既有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又有著價值意義上的虛假性和形式追求上的極端性。「先鋒文學」以其極端的、激進的叛逆姿態為文學發展提供種種可能性的同時又使自己陷入種種的不可能性，出現了行之不遠的匱乏。《旗》雜誌的評論家斯捷帕尼揚認為，「後現代主義與現實的最後一次分裂表明了它走進死胡同的開始」，「現實主義是後現代主義的終結」。文學從政治附庸的時代走過之後，人們對烏托邦「道德理想」的抵觸與不適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走向另一個極端，排斥連同真善美在內的所有精神理想，同樣會導致文學的價值迷失。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說，除了獲得輕鬆的愉悅，文學還應該讓讀者從中看到希望，看到「黑暗中的光」。表現人性的醜陋邪惡是不少後現代主義作家的敘事追求，這本身沒有錯。但如果單純地傳達醜惡，片面地強調醜惡的力量，過多地闡釋醜惡的魔力，那便是對文學目標的背離。因為文學不是為了製造人性的地獄，而是為了創造精神的家園；文學不是為了砍伐人性，而是為了張揚人性；文學不是為了營造黑暗，而是為了讓讀者看到光明的出口；文學不是為了製造洪水，而是為了建造諾亞方舟。「惡之花」結不出善之果，文學的根基就在於它的精神生產力，就在於用一種清潔的精神去打撈沉淪的人性。只有這樣文學才能在提升人性的同時拯救自己。索羅金被認為是天才，但他曾經只是一個寫病態和變態的天才，他對人性的洞察令人嘆服也令人遺憾，因為他洞悉的只是人性當中的惡，而善一度是他文學創作的盲點。也許正因為創作中過量的「陰霾」，作家才開始流露出對「陽光」的渴求，我以為，這正是這位「最純粹的」後現代主義作家創作轉型的內在動因。

　　第三，市場機制與消費需求儘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俄國作家的創作思維，左右了文學創作在讀者心目中的位置，但是作為精神產品的文學，畢竟不屬於純粹的物質消費。俄羅斯文學沒有歐美的消費傳統，這既是其民族文化特性使然，也是俄羅斯作家的精神品格使然。現在有把文學作品當作純粹的商品，把文學創作等同於一般的商業行為、社交活動，認為文學的美已經不具備藝術本性的說法，但無論如何炒作、營銷，沒有精神內涵的消費文學都只能是一種文學的泡沫，不會得到讀者的喜愛，不會迎來文學的繁榮。文學要贏得市場，首要條件在於給讀者帶來審美愉悅、快感，即使是審丑、審惡，也在於對丑和惡的否定，最終指向對罪的認識。文學即便不提倡學習保爾·柯察金、奧列格·科舍沃依，也沒有必要反感或仇恨他們，因為他們的精神品格代表了一種道德、人性價值，反感的應該是一種政治功利性。文學有一點是永遠不會改變的,那就是它畢竟是人類通過形象情感的審美來認識、把握世界和自身的一種方式。

　　第四，人類的歷史經驗表明，任何一個民族在經濟的、政治的、民族心理的變化進程中隱含著某種更為深遠和深刻的文化成因，而文學是揭示這種文化成因最有力的藝術形式之一。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社會生活的眾多領域才剛剛被作家們發現，本質上遠未得到充分的揭示和闡釋，它需要新的理解和表現。除現實主義之外，這種理解與表現可以是其它主義的，也可以是沒有主義的；可以是先鋒的，也可以是傳統的。生活深刻性與時代精神的表達，既是個人的，也應該是大眾的，也就是站在民眾的立場上觀察世俗表達人性，具有對民族與人類前途的焦慮與瞻望。俄羅斯文學在蘇聯解體後出現了最耐人尋味的景觀，一是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表達了部分作家對現存精神價值的質疑與焦慮；二是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的重生。這是俄國極具時代特徵的兩大文學潮流。前者背離俄羅斯寫實文學傳統走上了以「寫意」為時尚的價值追問道路，故而在形式上出現後現代主義的變革；後者仍重在揭示人生苦痛追問人生真相，繼續著以寫實為主的現實主義道路。其實，這兩種背道而馳的文學潮流都基於對現代性的追求——自由精神與批判精神，主體性意識與悲劇性意識，這會是很長一段時間裡俄羅斯文學共同的精神母題，也是當代俄羅斯作家的思想追求。不論何種思想傾向、何種黨派、何種主義的作家，只要他是一個真正的作家，都會把這一種現代化精神體現在對生活與時代的思考中。隨著時間、條件變化，現代性的精神價值追求都會以不同方式出現。這是生活與時代使然。

麗莎：

巴別爾的《騎兵軍》我沒看過，我看的是《騎兵軍日記》和《敖德薩故事》，所以沒法判定戴驄的譯文如何。不過他譯的《敖德薩故事》我認為文筆還是可以的，有巴別爾的味兒。比如書中這樣的句子我就很喜歡：「白晝駕著華美的單桅帆船，向黃昏航去……」、「出之於高尚激情的狂怒，較之任何沒有歡樂的人生準則都要更公正，更充滿希望」…… 王天兵一向很推崇巴別爾，但是，不是因為作品本身（事實上他對《騎兵軍》評價並不高），而是出於另外的政治目的……

當然，《金薔薇》是李時的譯本最經典，就連戴驄的譯本也是照搬這個書名的呢，我記得這書剛上市時叫的是《金玫瑰》，可能一看市場效應不好，讀者還是認舊譯名，所以又改過來了。但是你要是凡戴必躲，那可能就看不了《敖德薩故事》了，好象市面上只有這一個版本哦。

至於《薩尼卡》……我看完後只能說，不能拿我們過去蘇聯「革命」文學的框架去套它，雖然它被譽作「現代版本的《母親》」。就當作是一個俄國憤青的熱血大作吧，有其不成熟的地方。

巴別爾的語言具有極強的跳躍性，節奏很快，感情熱烈、激蕩，色彩斑斕，如同雞尾酒，如同南方——敖得薩的陽光，我覺得很爽~ 不過因此也有些顯得輕佻，就象他的「導師」莫泊桑的一樣。

一般來說，我並不太喜歡缺乏道德感的語言（巴別爾的文字多少有這個特徵），而是鍾情於象托爾斯泰那樣的沉甸甸和象契訶夫那樣的純潔的抒情，有如巨石，有如珍珠……那才是俄羅斯，真正的俄羅斯的靈魂。而巴別爾的文學的故鄉顯然是法國，他從精神秉性上來說更象法國人，愛倫堡也是如此。除了他們都是猶太人之外，我想這可能也是愛倫堡對巴別爾惺惺相惜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