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語堂編藏】彭華：先秦農家與陰陽五行

1.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

2.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古中國「以農立國」，是名副其實的「以農為本」的國度（尤以先秦時期最為典型）；故農事向受重視，其中又以農家為最。就思想淵源而言，農家與陰陽五行關係頗為密切。因此，本文以先秦時期的農家作品（《呂氏春秋》「上農」四篇、《管子·地員》等）為考察重點，擇要論述農家與陰陽五行的關係（如順「時」而為、「三才」之道、土壤分類、耕作方法等），並對此做出一定的評價。

關鍵詞：先秦農家；陰陽；五行；三才；土壤

一、農家略述

古中國「以農立國」，是名副其實的「以農為本」的國度（尤以先秦時期最為典型^①）；故農事向受重視^②，其中又以農家為最。農家的源頭甚為久遠，亦出於「王官之學」；《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論次諸子之學，說農家「蓋出於農稷之官」。研究者認為，這是有相當道理的說法（如呂思勉、李零）^③。

戰國時期，農學知識已經相當豐富，並且出現了專門的農學著作。《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著錄的農家作品共九家、一百一十四篇（括弧內為班固自注）^{[1]卷三十，1742-1743}：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托於神農^④。）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⑤。）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為議郎^⑥。）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⑦。）

其中，屬於先秦的農家作品是《神農》和《野老》兩種（或說《宰氏》亦先秦作品^⑧）。可惜的是，這些專門的農家之書都已經失傳了^⑨。

另據《孟子·滕文公上》記載，「自楚之滕」的許行是「為神農之言」的思想家，此人堪稱先秦農家學派的典型代表。遺憾的是，我們只知有其人而不見其書，無緣獲知其思想內容。許行的弟子有「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陳）辛」，陳相曾經與孟子有過一次面對面的思想交鋒。由他們兩人的對話，可以獲知兩點「信息」：一是陳相無一語道及陰陽或五行，故本節略而不論；二是為班固（32－92）的評論找到了一個註腳。《漢書·藝文志》在評說農家之短時，嘗云：「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1]卷三十，1743}顯然，班固此論所針對的就是陳相之輩。

現存的屬於先秦時代的農學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三類^⑩：

第一類論述農業技術及其原則原理，以《呂氏春秋》四篇為代表。一般認為，《呂氏春秋·士容論》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保存了當時農家之學的一部分^[2]，它們似乎應當被認為是呂不韋門客中「農家」或為「神農之言者」的一個小組「集體創作的結果」或神農學派「最後的專著貢獻」^[3]；它們雖然不是專門的農書，但也是「戰國時期農業技術的總結」，甚至可以說是「自成體系的農學論文」，它們所闡述的農業科學原理，比與它差不多同時的古羅馬農學家伽圖寫的農書要深刻得多¹¹。

第二類論述水土關係，以《管子·地員》篇為代表。保存在《管子》中的《地員》篇，金景芳（1902－2001）認為「實際上是土壤學的專著」^[4]485；夏緯瑛（1896－1987）認為《地員》篇作於戰國之時，其內容並不是對土壤的科學分類，而是「陰陽家輩之寫作」^[5]。

第三類論述農時，以《大戴禮記·夏小正》、《呂氏春秋》「十二紀」、《小戴禮記·月令》為代表。

除此之外，在《荀子》、《韓非子》等書中，也有一些農學知識（如《荀子·富國》、《韓非子·解老》），但不如上述第一、二類的五篇作品集中而系統，故此處從略；又因《上農》主要是從政治角度闡述農業的重要性，關涉本文宏旨者不多，故本文不做過多討論；至於第三類文獻，將作為參考。因此，下文將主要結合第一、二類四篇文獻的內容，分析農家與陰陽、五行的關係。

二、農家與陰陽五行

（一）順「時」而為

傳統農業受自然節令的影響極大，表現為明顯的季節性和緊迫的時間性，所以「順天時，行農事」遂成為農事必須遵守的重要原則（「靠天吃飯」這一通俗說法一直流傳至今）。儒家方面，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有「使民以時」之語（《論語·學而》），孟子（約公元前385－前305年，一說約前372－前289年）有「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之論（《孟子·梁王惠上》），荀子（公元前340－前238年之間）有「無奪農時」的呼籲（《荀子·富國》）。道家方面，《黃帝四經》說「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節。知地宜，須時而樹，節民力以使，則財生」（《經法·君正》）^[6]25。作為農家作品的《呂氏春秋·審時》，說理亦然如此。《審時》開篇即雲，「凡農之道，厚之（時）為寶」¹²，直接將「時」列為厚寶的首要因素；隨後，又將「時」與農的關係具體分為「得時」、「先時」、「後時」三類，並舉禾、黍、稻、麻、菽、麥等六種農作物為例予以說明，得出的結論是「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而其中心思想就是「無失民時」。

順「時」而為，是歷代農家的共識和通識。西漢《氾勝之書》闡述耕作栽培原理，以「趣（趨）時」為首；明代馬一龍《農說》闡發「三才」理論，以「知時」為止。除去這一首一尾，再舉中間一例。成書於北魏的《齊民要術》是我國完整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農書，賈思勰在書中亦特彆強調農耕要因時制宜，「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齊民要術·種穀》）。而戰國末年業已成型的二十四節氣，就是專為農業生產掌握時令而設的。閱讀《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訓》，依二十四節氣安排農事之旨更是清晰在目。

若再加追溯，其實這也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一大表現。馬王堆帛書《經法·論》主要論述君主當法天則地、順四時之度而行，但亦有關涉農家之論者。其文云：「動靜不時，種樹失地之宜，[則天]地之道逆矣。」^[6]61農家強調則「天（地）之道」而行，陰陽家亦特別注重此端。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說陰陽家「序四時之大順」，又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7]卷一百三十}，《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說陰陽家「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1]卷三十，1734}。農家與陰陽家所持理路，在這一點上是共通的。農家、陰陽家孜孜恪守的「天時」、「時令」等，無疑屬「天道」範疇。換言之，農家、陰陽家順「時」而為，亦屬順「天道」而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儒家、道家概莫能外¹³。

（二）「三才」之道

從更廣義、更深沉的角度說，《上農》等四篇在具體推演「耕道」時，引以為據的是古中國的「三才」之道。所謂「三才」，《周易·說卦》認為是「天之道」（天道）、「地之道」（地道）、「人之道」（人道），《孟子·公孫丑下》認為是「天時」、「地利」、「人和」（《荀子·富國》與此相同）；於農家而言，「三才」是「天時」、「地宜」、「人力」。

農家向重「三才」之道，這基本上是世所公認的常識；而「三才」統一的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非常重要的農業科學思想觀念。《上農》等四篇多並言天、地、人，「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審時》），「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任地》）。元代王禎的說法頗為典型，「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農書·墾耕》）。所謂「天時」、「人力」，人多能雲，無須饒舌；而農家所云「地宜」，則需要略加辨析。所謂「地宜」，又稱「土宜」¹⁴，指的是一定地域內最適宜棲息的鳥獸和種植的作物，尤其是農作物；古人所說「觀地之宜」，即是對「地」及「宜」的觀察和研究。

權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在分析《上農》等四篇的結構和內容時，即著眼於從「三才」之道的角度闡發此四篇的「微言大義」，從而證明它們合乎《呂氏春秋·序意》所說的「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具體而言，《上農》篇主要講述農業政策，以保證有較充足的勞動力來從事農業生產，講的是「人」，即所謂「中審之人」；《任地》、《辯土》兩篇總結土地利用和土壤改良的原則和方法，主要講的是「地」，即所謂「下驗之地」；《審時》篇強調農時對農作物產量和品質的影響，講的是「天」，即「上揆之天」。由此可以看出，「三才」理論像一根紅線貫穿於《任地》等篇，這幾篇的農業技術體系是以「三才」理論為指導的。換言之，這幾篇「農學論文」包含了對中國傳統農學中關於「天、地、人」關係的經典性論述，業已構成了以「三才」理論為指導的相當完整的農學體系¹⁵。由此可以看出，以「三才之道」為代表的整體觀、聯繫觀、動態觀是貫穿於整個傳統農學的一條紅線。

（三）土壤分類

對土壤認識的加深，是農業知識深化的表現之一。就土壤的分類學而言，其中不無五行學說的影子。《尚書·禹貢》根據土壤的顏色、質地、植被和水文等因素，將九州的土壤分為「黃壤」、「白壤」、「白墳」、「黑墳」等九類，又再細分為三等（上、中、下）九級（從上上到下下）。與《禹貢》相較，《管子·地員》對土壤的認識更為深刻、分類更為細密。該篇內容可以分為三類：（1）地下水位與土壤植被的關係，（2）地表植被的垂直分布情況，（3）「九州之土」（土壤）的分類。在土壤的分類上，《地員》把土壤分為上、中、下三等十五類，每類都有青、黃、赤、白、黑五種，並且與五音、五色等配合，構成了一個整齊劃一的「五行圖式」。為便於說明，茲以黃河下游平原（瀆田）五類土壤所宜農作物和植被等情況為例，列表於下¹⁶：

可研究者發現，如此細緻的劃分雖然前無古人（「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細緻過」），但這種土壤排列次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正確是值得討論的；其原因之一，就是古中國的土壤科學接受了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把土壤分類與此攪合在一起，不含有任何科學性，反而把次序搞亂了」；夏緯瑛說《地員》篇不是對土壤的科學分類，而是「陰陽家輩之寫作」，其說固然過分，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8]。

也就是說，農家在利用陰陽五行學說這一「公共思想資源」時，僅僅是照搬照抄，完全套用，並沒有結合自身的特質發展陰陽五行、「反哺」陰陽五行¹⁷。就此而言，說陰陽五行學說給土壤學帶來了「惡劣影響」固然似無不可，說陰陽五行學說把土壤學「引入歧途」似亦可¹⁸。對於如何總體評價中國歷史上的陰陽五行學說，這是很具有啟發性的。

（四）耕作方法

在耕作方法上，《呂氏春秋·任地》提出了幾個原則，「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棄畝，下田棄甽」。力柔、息勞、棘肥、急緩、濕燥等兩兩對舉、相反相成，處於對立統一之中，使人不由得聯想到具有同樣功效的「陰陽」二字；因此，說《任地》篇「含有自發的辯證法思想」^[4]392，這又何嘗不可呢？在此基礎上，《任地》又進一步提出了「五耕五耨」的具體要求，「五耕五耨，必審以盡」，體現了古中國傳統農業精耕細作的突出特點。至於耕地的深度，一定要達到得出地中的濕土來（「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這樣才能使「大草不生，又無螟蜮」，從而獲得豐收（「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任地》篇雖然使用了力柔、息勞、棘肥、急緩、濕燥等相反相成的對立概念，但終究沒有使用具有同樣功效的「陰陽」二字。出現於《任地》篇的兩個「陰」字，均著眼於「陰」字本初的具象的意義。其一云：「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高誘註：「陰，猶潤澤也。」其二云：「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其意同上。《辯土》篇中出現的「陰」、「陽」二字，亦復如是。其文云：「下得陰，上得陽。」高誘註：「陰，濕也。陽，日也。」而反觀戰國末期，「陰陽」早已成為抽象化的一對範疇。農家雖然援引了五行之說，但沒有援引陰陽之說，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解釋說，由於農學是「實用性很強的技術科學」，因此人們在運用陰陽五行這一理論時，「往往保持其原始唯物的意義」^[9]。當然，這不失為一種可以參考的說法。另外，學者咸謂農業（注意：並非農家或農家之學）起源甚古——可以上溯至約10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¹⁹，「出於農稷之官」的農家恪守「陰」、「陽」二字的古義，或因是耶？又，《上農》四篇成於秦相呂不韋門客之手，而秦國素有「務實」精神，不似齊燕之尚「玄虛」；反觀《管子》之《地員》篇與《呂氏春秋》之《上農》四篇，《地員》篇充滿了濃郁的陰陽家言，而《上農》四篇謹守「陰陽」質樸之古義，此當亦與學風之地區差異有關也！

三、一點評價

對於農家，楊寬（1914－2005）嘗做總體評價，「農家之學不是單純地講究農業生產技術，而是已經開始把農業科學知識系統化和理論化。……他們用陰陽學說作為農業科學的理論依據，具有樸素唯物論的觀點」^[10]。李零在評析「諸子出於王官」說時，認為劉向、歆父子混淆了「學派」和「學科」這兩個性質不同的概念，儒、道、陰陽、法、名、墨六家主要是學派而不是學科（但陰陽家帶有一定的學科性質），農家是學科而不是學派²⁰。楊、李之說，確實不無道理。但我認為，楊寬之說有拔高農家之嫌；農家之學是實用性很強的「技藝」之學，直接貼近生產實踐和生活經驗，尚處於「技術」（生產技術）層面，與系統化、理論化的「科學」大有區別；李零稱之為「學科」，約略當之。當然，按照李零的說法，農家自非「學派」。

先秦農家之於陰陽、五行兩大學說俱無偏廢，一方面「用陰陽學說作為農業科學的理論依據」，另一方面亦援引五行以為說²¹。秦漢以降，部分農家有過以陰陽、五行學說進一步概括農學的嘗試[如宋代陳旉（1076－？）的《農書》]，並且在明清時期達到了理論的最高水平[如明代馬一龍（1499－1571）的《農說》、清代楊屾（1687－1785）的《知本提綱》等]。但是，農學仍然局限於經驗、拘泥於實際，始終沒能像醫學那樣由陰陽五行理論統率起來，從而形成完整的系統的理論。西方實驗農學傳入中國後，以陰陽五行理論闡釋農學的進程亦隨之停止，而傳統農學也最終被西方實驗農學所取代。

何以如此？有人認為，其主要原因是農學所涉及的問題極廣且雜，不是樸素的陰陽範疇所概括得了的^[11]。這種解釋頗為有理。以馬一龍《農說》為例，它以陰陽五行理論闡釋農學原理的缺陷是比較嚴重的，「它在說明農作物的誕生、生長、成長、死亡的現象和其它問題時，都是同樣地歸結於陰陽二氣的交感、運動和變化的結果。雖然它也說明許多事物的陰陽屬性，但這究竟是一種相當籠統的解釋。雖然也可以抽象地、一般地說明一切現象，但如要求深入具體地說明問題時，就顯得不夠了」^[12]。誠因如此，傳統農學始終沒有在理論領域出現一部統率性質的經典著作——一如傳統醫學之有《黃帝內經》，便屬勢所必然了。

但話也說回來，農家的獨到之處還是不容抹煞的。透過陰陽五行，進而言之，農家實際上恪守的是古中國的「三才」之道，並且真正地踐履「三才」之道，而他家於此多不能及。

注釋：

* 本文是作者所撰博士學位論文之一節[《陰陽五行研究（先秦篇）》，謝維揚教授指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4年]，今略加修訂，先予以發表，以就正於學術界。

①羅根澤（1900－1960）說：「吾國雖自古號稱以農立國，而於工商則三代未嘗卑棄。抑工商，提倡耕農，蓋在荀卿之時。製為本農末商之口號，則當在戰國之末，而盛行於西漢之初」（《古代經濟學中之本農末商說》，《諸子考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6頁）。

②如後文將提到的《呂氏春秋·士容論·上農》一篇，開篇即說「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後又從政治角度闡述農業的重要，此即明證之一。

③呂思勉（1884－1957）的說法，詳見以下二書：（1）《先秦學術概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5年，第16－18頁；（2）《經子解題》，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77頁。李零的說法，詳見以下二書：（1）《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2－57頁；（2）在《吳孫子發微》的《導言》中，李零再次申述此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2－3頁）。

④顏師古（581－645）曰：「劉向《別錄》雲疑李悝及商君所說。」（《漢書》卷三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43頁。）

⑤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漢書》卷三十，第1743頁。）

⑥顏師古曰：「劉向《別錄》雲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為御史。」（《漢書》卷三十，第1743頁。）

⑦顏師古曰：「劉向《別錄》雲邯鄲人。」（《漢書》卷三十，第1743頁。）

⑧或謂宰氏即陶朱公范蠡之師計然（姓宰，字文子），故馬國翰輯本即題曰《范子計然》（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9頁）。此可備一說。

⑨馬國翰（1794－1857）《玉函山房輯佚書》子編農家類輯有《神農》一卷（第四十八冊），既採摭不全，亦與陰陽五行無關宏旨。又，馬驌《繹史》以為《野老》即《呂氏春秋》「上農」諸篇，馬國翰遂據此說自《呂覽》鈔出以當《神農》。此實無明據，說詳後。

⑩關於先秦農書類別的劃分，本處借鑒了《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二章第一節《農家和農書的出現》（盧嘉錫總主編，董愷忱、范楚玉主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但接下來的論述文字則不採自該書。

11金景芳：《中國奴隸社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2、485頁。筆者按：金老此處所說伽圖（一譯「加圖」），指的是大伽圖（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年），古羅馬政治家、作家、農學家，所著《農業志》為現存最早的羅馬農書。

12陳奇猷說「之」為「時」字之訛（《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年，第1782－1783頁），其說通順。

13在《「無為」思想發凡——以先秦漢初的儒家和道家為考察中心》一文中，我有特意闡發此旨的文字，讀者不妨參看。拙文載《孔孟學報》（台北），第八十期，2002年，第165－180頁。

14如，《逸周書·大聚解》：「因其土宜而為民資。」《逸周書·度訓解》：「土宜天時，百物行治。」《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孫詒讓《正義》：「即辨各土人民鳥獸草木之法也。」

15盧嘉錫總主編，董愷忱、范楚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之第三章第三節，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

16筆者在列本表時，參照了夏緯瑛的《管子地員篇校釋》和劉洪濤編著的《中國古代科技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90頁）。

17農家五壤之分與五行的關係，足可與銀雀山漢墓所出《孫臏兵法·地葆》相對照。

18比如說，劉洪濤即持此論（《中國古代科技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84頁）。

19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Vere Gordon Childe）有「新石器時代的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之說，這次革命的基本特徵是農業、畜牧業的產生和磨製石器、陶器、紡織的出現，而農業又堪稱新石器時代的最基本特徵，是「人類文化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安志敏：《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農業》，《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第704頁。彭華：《「新石器革命」》，見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03－107頁。）

20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李零自選集》，第42－43頁。另可參看《吳孫子發微·導言》，第2－3頁。

21龐朴曾經廣舉接受和利用五行思想的先秦諸子，遍及儒、墨、道、兵、名等家（《五行思想三題》，原載《山東大學學報》，1964年第1期；後收入其《沉思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9－225頁），卻獨獨遺漏了農家和法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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