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貶謫詩創作及其詩史意義——以商州、滁州、黃州詩為例

蔡龍威

(吉林大學 文學院，長春130012)

［摘要］王禹偁的貶謫詩在其詩作中佔有重要地位。他一生屢次被黜的經歷，使其貶謫詩帶有鮮明的地域特色。與此同時，伴隨著被貶次數的不斷增加，在其貶謫詩中逐漸展現出一種歸隱願望越來越強烈而士大夫責任感的兼濟情懷卻也貫穿始終的特點。他以大量貶謫詩的創作，在屈子愛國憂民的品質與情懷、竹子意象的運用和遊歷組詩的抒寫等方面，對後世文人的人格及創作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王禹偁；貶謫詩；詩史意義

［中圖分類號］I207.22［文獻標誌碼］A［文章編號］1000-8284(2017)04-0165-05

王禹偁是北宋初期「白體詩」的代表作家，他的詩歌在促進宋詩獨立於唐詩而別開生面上具有獨特的價值和作用，其大量的貶謫詩創作更是在繼承愛國愛民的士大夫優秀傳統及描繪山水景物詩的手法方面對後世文人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一、王禹偁多舛的命運與其貶謫詩作

王禹偁（954—1001）的一生，因其性格耿直磊落，遇事敢言而屢以事貶官，在為宦共歷太宗和真宗兩朝的時間內，連遭貶謫，仕宦坎坷。他在《三黜賦》中將之總結為：「一生幾日，八年三黜。始貶商於，親老且疾；兒未免乳，呱呱擁樹。……再謫滁上，吾親已喪。几筵未收，旅櫬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蒼兮安仰?……今去齊安，發白目昏；吾子有孫，始笑未言。去無騎乘，留無田園」［1］531。這樣的坎坷磨難使得他擁有遍覽數地的經歷和「不平則鳴」的感慨，發之於詩，從而使他的詩歌無論在質量上還是在數量上均在當時詩壇處於首屈一指的地位。故蔡寬夫有云：「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2］。從藝術上看，王禹偁詩作具有白居易的淺切平易之風，但又「雖學樂天，然得其清，不墮其俗」，由效仿白居易轉而學習杜甫，使他的詩歌終成平易清麗與沉鬱峻拔兼具的風格。這對宋詩從晚唐五代以來的浮靡文風中掙扎出來，走上康健的大路有著重要意義。從數量上來說，在北宋初期（太祖、太宗、真宗）的詩壇中，共有詩作者548人，詩作數量5 449首，而王禹偁一人的詩歌就有640首之多，占同期詩歌總量的九分之一強。本文以《全宋詩》及徐規《王禹偁詩集著作編年》為依據，在此基礎上剔除其詩歌中的殘句後，整理而得王禹偁完整詩作共計640首。這其中，貶謫詩為359首，佔總數的56.1%。在其359首貶謫詩中，商州詩最多，達到234首，佔全部貶謫詩的65.2%，佔全部詩的36.6%；滁州詩次之，達到120首，佔全部貶謫詩的33.4%，佔全部詩的18.8%；最少的為在黃州所作的貶謫詩，共計5首，佔全部貶謫詩的1.4%，佔全部詩的0.8%。由此可見，王禹偁貶謫三地時期的詩作在其詩歌創作中佔有異常重要的地位。

二、王禹偁貶謫詩地域書寫的特點及成因

在359首可確定創作時、地及描寫對象的貶謫詩中，王禹偁對商州、滁州和黃州三個不同地域的書寫和描繪，在主題內容、空間場域、物象景緻等方面均不盡相同,但卻有一個橫亘其間的相同之處：伴隨著被貶次數的不斷增加，在其貶謫詩中逐漸展現出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歸隱願望，而士大夫責任感的兼濟情懷也貫穿始終。

（一）商州詩：困頓失落與憐民自強之念

淳化二年（991），王禹偁因廬州尼姑道安誣訟徐鉉，而為徐鉉鳴不平，進而上書請求治道安之罪，可是自己卻因此被貶為商州團練副使。自同年十月至淳化四年（993）四月，王禹偁在商州的歲月共計「五百五十日」。被貶商州的近兩年時間，成為王禹偁詩歌創作的高峰期和詩歌質量最好的階段。在商州期間，其詩歌在內容上有如下類別和特點：

一是寄贈酬唱之作，如反映作者謫居商州的心理期許與現實落差的《歲暮感懷貽馮同年中允》三首等詩作。這些詩不同於貶謫前的風雅怡情之作，在精神向度上意圖借唱和尋求精神自贖。在此類唱和詩中，詩人屢次提及「紅葯」「鳳閣」「西垣」等中書省別稱的詞語，用以訴說對朝闕的眷戀和被貶後的失落之感。

二是反映生活艱辛之作，如《謫居感事》云：「瘦妻容慘戚，稚子淚漣洏。……松根燃夜燭，山蕨助朝飢。」［3］卷64，712面對商州生活之困苦，不得不「我攜二稚子，東園擷春蔬。可以奉晨羞，采采供貧廚」（《攜稚子東園刈菜，因書觸目，兼寄均州宋四閣長》）［3］卷59，659。雖生活困頓，但其自食其力的倔強溢於言表。

三是述懷之作，如《謫居感事一百六十韻》細緻地記錄了詩人的種種心理感受，《雪霧霜晴獨尋山徑菊花猶盛感而賦詩》則借景達義，抒發了詩人在逆境中仍振作高昂的精神。當然，也有憂國憂民的諷諭詩作，如《畬田詞五首》敘寫當地人民勞動的艱辛，將愛民憫農與對官吏的批判合為一體，與其前期諷諭詩相比，更具理性批判精神。

淳化四年（993），王禹偁遷官解州（今山西省運城市）。在臨行之前，他動情地寫下了一系列依依惜別商州的詩作，如《別丹水》《別商山》《別北窗竹》《別四皓廟》《別仙娥峰》以及《出商州有感》等。其中，《別丹水》特別具有一番深情：「便入紅塵染詩思，吟魂猶合數年清。」［3］卷65，739以至惜別商州山水之後，他仍然魂牽夢繞於商州——「猶夢西暉亭下山」。

對於詩人而言，商州不僅是其仕途由順轉逆的開端，更是其詩歌具有真正價值和意義的開始。從這個角度上看，商州不僅是其生活過的真實空間，更是影響其詩文創作的重要場域。一方面，商州地處偏遠，生活艱苦，這使得初次被貶的王禹偁心情十分低落，對朝廷產生了怨憤，「逐臣自可死，何必在遠惡」（《酬种放征君》）［3］卷59，654。被貶商州期間「貳車」「謫宦」「謫官」等詞頻繁出現在他的詩歌中。據不完全統計，此期詩歌中，「謫」出現42次，「遷客」出現18次，「貳車」出現16次。與之相應的，在《寒食》《睡十二韻》《春日登樓》《五更睡》《謫居》《遣興》和《新秋即事三首》等詩作中流露出一種蕭索哀怨的悲涼情緒，出現大量具有凄苦意象的詞，如「寒」出現31次，「石」出現22次，「孤」出現20次，「淚」出現19次，「苦」出現18次，「窮」出現18次，「荒」出現18次，「可憐」出現17次，「冷」出現16次。而另一方面，古商州風光旖旎，身入其境，詩人孤苦寂寞的靈魂得到些許安慰，在《丹水閑步》中，王禹偁就曾動情地說：「誰愛潺湲到水濱，春來唯有我來頻。」［3］卷65，732在《南靜川野桃花下獨酌因簡同年馮中允》中，他寫道：「盡日馨香留我醉，每春顏色為誰開。」［3］卷64，720不難看出，王禹偁藉助外在景物抒發自己鬱結於心的不平情緒，山水自然風光已成為其謫居生活中寄興遣懷的知己。再如，寫南靜川的《村行》、寫四皓廟的《游四皓廟》、寫遊覽仙娥峰的《仙娥峰下作》等。在他的筆下，商州的花花草草均成為其歌詠寄託的對象，如《和仲咸〈杏花〉三絕句》和《官舍竹》等作品，就連他遊歷的商州之山山水水似乎也有了靈性，如仙娥峰的「偁粉微茫春雪在，墮鬟淳動曉雲開」，丹水的「影浸仙娥面，波涵織女鬟」等。

王禹偁這一時期貶謫詩特點的形成，與商州（今陝西省商洛市商州區）獨特的地理環境有著密切關係。商州歷史源遠流長，唐代及以前「商於六百里」，古道歷來被稱為「名利路」，自東南州郡而來，前往長安應試的舉子，甚至除黜的官吏，商山都乃其必經之地。另一方面，商州歷史上人文鼎盛薈萃，南北朝的庾信就曾為官於此。唐代韓愈一生兩次被貶均途經商山，所作《層峰驛過亡女墓》固然有滿腹憤懣委屈，但其豪邁縱橫的兼濟精神卻遍溢商州。宋代及以後諸朝，隨著政治中心的轉移，附屬於長安的商州也就日益顯得不重要了，「六里山川多逐客」的商州成了安置貶官之所。這樣的人文之地，使仕途失意的王禹偁不由得產生了歸隱田園之意。在此期詩作中，「無」共出現141次，「閑」出現54次，「雲」出現47次，「酒」出現44次，「園」出現22次，「田」出現21次，「峰」出現20次，「興」出現19次，「幽」出現16次。

（二）滁州詩：為官行道與退隱歸田之矛盾

至道元年（995）四月，太祖之孝章（開寶）皇后病逝，王禹偁因言「後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4］9795而觸怒太宗，再貶為知滁州事。從同年六月到任滁州，至至道二年（996）十一月移知揚州，王禹偁在滁共歷一年半。

與前次商州貶謫詩重於描寫仕途人生際遇不同，此次被貶滁州寫就的貶謫詩更多地表現了詩人為官行道與退隱歸田的矛盾。再貶知滁州的打擊，使王禹偁深感宦海渺茫，不禁對仕宦生涯心灰意冷，這使得其謫居商州時就已萌發的退隱歸田念頭又縈繞於懷。然而，王禹偁具有的遠大政治抱負，又促使他不能就此而棄職歸田。於是，為官行道與棄職歸隱的抗爭一直交織在詩人心間。

王禹偁在滁州創作的貶謫詩，就主題內容而言，主要分為三類：一是反映自己內心的矛盾與彷徨狀態之作，如至道元年所作的《滁上謫居》。二是山水遊歷之作。滁州雖為小邑，卻是養身安命的佳所。生性喜好遊覽山水的王禹偁漸從為政的浮沉得失中蘇醒，遠拋個人榮辱於身後，開始了流連山水的詩酒生活，創作了大量的優秀詩文。三是表達歸隱田園之作。兩度遭貶，使王禹偁重新審視自己「自念山野士，不解隨圓方」（《東門送郎吏行寄承旨宋侍郎》）［3］卷61,674的性格，加之鬢白體衰、眼目昏花，故歸隱田園之念漸強。他認為「道孤自合先歸隱，俸薄無由便買山。出坐兩衙皆勉強，此心長在水雲間」（《為郡》）［3］卷66,753，因此，「已覺文章無用處，不歸田裡待何時。……賴有古人蹤跡在，只應蘧寧是吾師」（《公退言懷》）［3］卷67,767。

綜觀王禹偁在滁州所作的120餘首詩歌，從主題來看，以嚮往歸隱、遊冶之樂為主要內容，如其為庶子泉、明月溪和垂藤蓋等八個景點各賦詩一首的《八絕詩》，其中之《清風亭》情景交融，融情於景，達到了借景抒情之效，《八絕詩》也使得琅琊山八處景觀得到了重視和宣揚。同時，王禹偁在滁州的每篇詩作幾乎都流露出想要歸隱的念頭，這一時期的詩作中與隱逸意象有關的詞較為密集，如「山」出現51次，「歸」出現44次，「酒」出現26次，「泉」出現21次，「書」出現18次，「閑」出現16次，「水」出現16次，「田」出現15次。

上述特點形成的原因，從地理空間場域上看，緣於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自古以來就有著厚重的歷史底蘊。這個歷史上著名的兵家必爭之地，先秦時期就為吳、楚分據，三國時代，則是魏吳兩方反覆爭奪的要地。在西晉八王爭霸時期，由於琅琊王司馬睿在此逃難，琅琊山由此得名。南北朝時期始建州郡，隋朝時期滁州的城池和建制基本形成，並於隋開皇九年（589）始稱滁州。唐代名臣韋應物、李紳、李德裕等均曾供職於滁州，從而保留下了大量文史積澱。這樣的山水人文厚重之地，對於再次被貶的王禹偁來說，在提供了秀美的可供描摹之景觀的同時，又以其可資參照的歷史人文資源，對書寫詩人自身人生際遇，有著較好的借鑒和慰藉意義。

（三）黃州詩：失意中仍具愛民與豁達之情

咸平二年（999），王禹偁因預修《太祖實錄》時正直敢言，得罪了當時宰相張齊賢、李沆而被貶知黃州。王禹偁在《黃州謝上表》中曾如此描述黃州：「唐時版籍二萬家，稅錢三萬貫。今人戶不滿一萬，稅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未臻富庶」［5］318。可見，黃州時為「鄙陋州郡」。

這一時期其貶謫詩的特點表現為失意中仍具愛民與豁達之情。此次是王禹偁第三次被貶黜，亦為其人生中最後一次被貶，此時的王禹偁已經走到了生命中的最後階段。初到黃州的詩人失意落魄實屬必然，但其心念黎民艱辛的情懷促使他恪盡職守，其治郡之心也更為堅定：「謹當勤求人瘼……束縛憸猾之吏。……況當求治之朝，必為無害之政。」［5］318此期王禹偁在黃州共做詩五首，從主題內容來看，有關心民生之作和遊歷之作。一方面，作者對當地民生疾苦牽腸掛肚，關心不已。咸平三年冬，黃州異常寒冷，他目睹饑寒交迫的貧民，深感有愧於先賢：「重衾又重茵，蓋覆衰懶身。……路傍飢凍者，顏色頗悲辛。飽暖我不覺，羞見黃州民。……修身與行道，多愧古時人。」（《十月二十日作》）［3］卷62，686其憂國憂民的士大夫情懷躍然紙上。另一方面，面對黃州秀麗的景色，王禹偁在興發遣懷的同時，選擇了閑適的生活態度，「咸平初來於齊安，在郡政化孚洽，容與暇景，作竹樓、無慍齋、睡足軒以玩意」（《小畜集序》）［1］525，著名的《月波樓》就是這段時期此類詩作的優秀代表。

從地理學上看，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在唐宋時期為官吏流放之地，北宋時期尤其如此，如蘇軾等著名文人學士曾貶官於此。雖為窮鄉僻壤，但「黃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3］卷66，753，北依大別山，南臨長江，舉水、浠水等從其而過，大小湖泊星羅棋布，自然景色優美秀麗。同時，黃州歷史人文積澱較為深厚，如著名的東坡赤壁。僅僅在宋代，提及黃州的文學作品就有二百多篇。此外，邾城遺址、安國寺、太平寺等眾多人文歷史名勝，也是黃州悠久文脈的延續載體。在這樣的條件下，「平生詩句多山水」的王禹偁來到以秀美著稱的黃州，自然會被其人文歷史和如畫江山所吸引，於遊玩之際寫就了《題浠川八景》。值得說明的是，王禹偁首提「八景」之概念，對推動黃州浠水景色名滿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並對蘇軾《石鐘山記》《赤壁賦》等的創作具有先導性意義。

三、王禹偁貶謫詩及其相關詩學活動的詩史意義

王禹偁以其獨特的人生經歷和深厚的士大夫情懷，噴薄而出的大量詩作，在屈子愛國憂民的品質與情懷、竹子意象的運用和遊歷組詩的抒寫等方面，對後世文人及詩歌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屈子愛國憂民情懷的堅守與傳承

屈原深厚執著的愛國熱情，在政治鬥爭中堅持理想、寧死不屈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給後世文人做出了典範。漢代賈誼被貶長沙，途經汨羅江時所作的《吊屈原賦》，在將屈原引為知己的同時，更繼承了其批判黑暗社會的戰鬥精神。司馬遷在《史記》中為屈原立傳，並肯定了其在文學和歷史上的地位，他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6］漢代以後，屈原精神在無數秉持正義的文人志士身上得以進一步傳承和發揚。唐代大詩人李白對權貴的藐視和對現實的反抗，正是對屈原精神的繼承與發展。宋初王禹偁作為一個有擔當、心懷社稷的文人，其身上所具有的古代士大夫文人的那種兼濟和獨善的雙重人格，使得他心中始終葆有憂國憂民的情懷。其一生三次被貶官，但他並未因此而沉淪，他的「屈於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謫而何虧」［1］531的倔強性情與凜然節操，在其詩作《三黜賦》中有充分的體現。

王禹偁面對宋初鄙陋膚淺的詩壇之風氣，在喟嘆「可憐詩道日已替」（《還揚州許書記家集》）［3］卷68，781的同時，大膽學習韓愈、柳宗元的文章和李白、杜甫的詩歌，在研習白居易諷喻詩的基礎上，寫出了《烏啄瘡驢歌》《感流亡》等諸多反映民苦民艱和民生的詩作。再如《畲田詞》中「北山種了種南山，相助刀耕豈有偏」［3］卷64，717，表達了對百姓勤勞簡樸的讚美，《感流亡》表現出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災民的不盡牽掛之情，等等。綜觀這些詩作，既有對百姓苦難生活的深切同情，又有對貪官污吏的嚴厲苛責，流露出屈原式嫉惡如仇的態度。這些平實淺近之作，在宋初詩人囿於自我狹小天地內抒發個人感傷的風氣中，以寬廣的胸襟關注民生國運，並將自己的喜怒哀樂融入其中，顯得難能可貴。可以說，王禹偁把從屈原以來到唐代杜甫之憂國憂民的優良思想火種傳遞至宋詩之中，對宋詩的健康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對後世詩人樹立心繫國家安危、情牽黎民百姓的優秀品格起到了示範作用。

（二）竹子意象的運用

王禹偁詩作中涉及竹子的詩篇很多，其中以竹子為主題者不在少數。在仕途順暢、生活安逸之時，竹子是王禹偁情趣的寄託和觀賞的對象，此時的竹子就是其閑適生活的點綴和吟詠的題材，其中並沒有論及竹子高潔品格的象徵意義，如《東鄰竹》：「東鄰誰種竹，偏稱長官心。月上分清影，風來惠好音。低枝疑見接，迸筍似相尋。多謝此君意，牆頭誘我吟。」［3］卷63，692這首詩寫於長洲（今江蘇省蘇州市）任上，在皎潔的月光之下，王禹偁感受著竹影的搖曳多姿，表現出其悠然適意之情。再如《舍人院竹》：「封了詞頭遶砌行，此君相伴最多情。西垣不宿還堪恨，辜負夜窗風雨聲。」［3］卷63，706寫於王禹偁知制誥任上，因有竹相伴，其閑適安逸之情亦卓然可辨。然而在遭受貶謫之後，王禹偁滿腔的哀怨和抑鬱需要找個發泄的出口，這時候借用竹子這一物象來曲折地表達憤恨之情就成為其慣用的手法了，此時的竹子成為了他高潔人格、不屈身姿的化身。如《官舍竹》：「不隨夭艷爭春色，獨守孤貞待歲寒。聲拂琴床生雅趣，影侵棋局助清歡。明年縱便量移去，猶得今冬雪裡看。」［3］卷65，735其中，對「不隨夭艷」「獨守孤貞」的竹之品行的讚許，其實就是王禹偁不與世沉淪而潔身自好品格的映照。後來，王禹偁到不宜種竹的解州，仍發離別之相思，為此，他還在閿鄉（今河南省閿鄉縣）停留了三天，就是為了與竹惜別。

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竹子一向深受大眾尤其是文人的鐘愛，常為他們喻理明志的寄託。不管是蘇東坡的「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7］，還是是鄭板橋的「蓋竹之體，瘦勁孤高……有似乎士君子豪氣凌雲」［8］，均以竹子為對象吟詩作文，表現出詩人們孤高狷介之人格和隱逸超邁之意趣。在這方面，王禹偁以竹明志的手法，對後世文人產生了較大影響。

（三）遊歷組詩的抒寫

被貶滁州後，王禹偁開始尋找滁州的山水美景。他感慨於「琅琊八景」之一「歸雲洞」的幽深和險峻：「碧洞何眈眈，呀然倚山根」［3］卷61，673。他登臨「望日台」時抒發「傾盡葵藿心，庶免浮雲隔」［3］卷61，673的忠君報國之志。以王禹偁《琅琊山八絕詩》為代表的很多遊歷作品，將皖之滁州琅琊山風光進行了系統的描繪，使得同樣題材的遊歷作品在技法和格調等方面日益成熟完善。王禹偁罷黜紀游詩的抒寫，特別是在其遊歷組詩中，對美好景物的描繪能夠很好地與其當時的心境融合，達到情景交融的渾然一體。

在王禹偁的影響下，後來的遊歷詩人即使面對坎坷命運，也會在詩作中表達出積極向上的意志和情懷，而絕少消極的旋律，形成了可謂「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游其門」［4］9799的景象。王禹偁之遊歷詩作所帶來的影響，還包括對如歐陽修、梅堯臣、蘇軾、黃庭堅等在內的一大批優秀文人的藝術創作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這些詩人繼承了王禹偁開闢的遊歷詩歌範式，並在理念及視角等多方面加以完善，終成有宋一代蔚為大觀的罷黜紀游詩文創作熱潮，如歐陽修組詩《琅琊山六題》、梅堯臣《和永叔琅琊六詠》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梅堯臣創作的800餘首遊歷詩歌，將王禹偁遊歷組詩的精神技法加以全面傳承並發揚光大，終成北宋遊歷作品創製的巔峰。

綜上所述，王禹偁作為宋初「白體詩」的代表作家，他在人格操守的秉持與傳承、詩歌意象的開拓性運用以及遊歷組詩的創設上，對後世文人及詩歌創作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為宋詩走上獨立的發展道路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我國文學史上留下了獨特而濃彩重墨的一筆。

［參考文獻］

［1］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宋集珍本叢刊［M］.北京:線裝書局，2004.

［2］［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144.

［3］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4］［元］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5］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6］［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62:2503.

［7］繆鉞，等.宋詩鑒賞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349-350.

［8］曹惠民，李紅權.鄭板橋詩文書畫全集［M］.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71.

［作者簡介］蔡龍威(1981-)，男，黑龍江雞西人，博士研究生，從事宋元明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