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和：當代作家語言很粗糙 韓寒讓人狂熱

陳思和：當代作家語言很粗糙 韓寒讓人狂熱

2010-04-26 15:56轉載文章 我說兩句(加入討論)

日前,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導師陳思和來到深圳,參加廣東女作家李蘭妮長篇自傳體散文《曠野無人——一個抑鬱症患者的精神檔案》學術研討會。這本書,讓陳思和將目光關注到平時並不十分留意的抑鬱症領域。

而對於自己一直潛心研究的中國當代文學,也讓他有「曠野無人」之感:「中國文學從1990年代以後,就停留在穩定、凝固的美學趣味里,沒有流派、沒有師承、沒有特點、沒有追求。」在會後記者對他的專訪中,他一樁一樁地談論近年來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的紛爭。在他的視野里,與他相熟的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並不是簡單的「垃圾」二字;「韓(寒)白(燁)之爭」並不能動搖兩者任何一方的現狀;朱文是最可惜的天才小說家;新一代沒有出現真正反叛的作家……

這位被認為是嚴謹、敏銳、獨立而富有激情的學者,多年來很少在媒體上出現他的聲音。他「置身事外」的觀察,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認清中國當代文學。

經過文革的革命式語言 中國語言之美被毀壞殆盡

記者:您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近些年關於當代文學的爭論很多,您是否也關注到這些?比如德國漢學家顧彬說中國當代文學是「二鍋頭」,上海學者朱大可說中國當代文學已經淪為垃圾場。

陳思和:我上網比較少,但我跟顧彬很熟,交流也很多,他的說法是被媒體絕對化了。他是詩人,對詩歌更了解,對文學的要求就是對詩的要求。以詩歌的標準來要求小說,小說的語言當然就顯得很粗糙了。他說中國現代文學是五糧液,當代文學是二鍋頭,說的也就是語言的粗糙、小說家的浮躁、媒體和商業的製造。但我很喜歡喝二鍋頭,顧彬也喜歡,因為便宜嘛。(笑)

記者:很多中國作家和評論家回應說,作為一個漢學家,他不可能完全了解中國文學。

陳思和:這是事實,他只能從他自己的角度作出評判;他所批評的,更多的是被媒體炒作的那批書,比如衛慧的《上海寶貝》。另外,顧彬是外國人,要把漢語說得精確,不可能。我請他上過兩個學期的德國文學史,講到德國詩歌時,他也是說很好,講到德國小說時,他一樣地批評。像伯爾、君特·格拉斯這些作家,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在我們看來當然是很了不起的作家,可他用漢語評價同樣是:垃圾、語言很差。就是這幾個詞。

記者:他對中國小說和德國小說的批評是否基於同樣的理由?

陳思和:一個理由是,他認為這些作家都是戰後作家,而德國的語言在納粹時期已經被毒化了。二戰後許多優秀作家都不搞創作了,去搞翻譯。去翻譯法國、英國的文學,以喚起人們對以前的德國語言的記憶。

他批評中國作家「垃圾」、「語言很差」的一部分原因也在於此:五四一代作家部分程度上因為翻譯而創造了現代漢語,經過文革的革命式語言,中國語言之美被毀壞殆盡。在德國,伯爾、里爾克、策蘭都是翻譯家,所以他批評中國作家不懂外語,甚至不能通過翻譯來喚起民族語言的記憶;而中國現在搞翻譯的,又沒有幾個是真正的作家。

當代作家語言很粗糙 但余華《兄弟》非常有價值

記者:說到中國當代文學的語言,王安憶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她說白話文會越來越糟糕,因為我們越來越沒有約束,對語言沒有敬畏之心,「現在打開一篇小說,到處是空洞的形容詞」。

陳思和:當代作家的語言確實很粗糙,甚至很多很著名作家也有很多語病、漏洞。也有精雕細琢的,但心無旁騖潛伏十年精心打磨一部作品的很少。

記者:撇開語病這些基本的常識不說,有些作家會認為,粗鄙也是一種風格。

陳思和:這是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文學可以庸俗,語言可以粗鄙,生活化的語言有時更有表現力,但情操不能粗鄙。比如很多作家寫情慾,都會流露出男性支配的心理,這是情操粗鄙;但沈從文寫水手和妓女做愛、唱黃調,卻讓人覺得這是生命本能的美。我們要說的,是現在很多作家缺乏對文學神聖的看法,讀者、作家、出版社,都把文學當成商品一種,當成流水線的產品。

高尚不高尚與具體的語言沒關係,與支配語言的人的心靈才有關係。寫得骯髒不怕,關鍵是你有沒有力量把這種骯髒化解。土地骯髒吧,蒼蠅蚊子、大小便,什麼都有,但最後這些會變成生命;如果你只看到蒼蠅蚊子,就骯髒了。

記者:余華的《兄弟》曾受到過語言粗糙的指責,但《兄弟》又恰恰是余華「十年磨一劍」的作品。您怎麼看?

陳思和:這部小說在我看來是非常有價值的,因為中國當代小說里沒有一部是直面改革開放這30年的,沒有一部直截了當地寫10年文革和這30年的「兄弟」關係。余華寫到了大量的醜陋,讓人受不了,但是卻是這個時代的鏡像。當然,書里也有很多細節的問題,這也是這本書的遺憾。

朱文如果寫到現在 將成為改變時代的作家

記者:您有一個很獨到的觀點,就是文革這樣的特殊時期,存在大量的「潛在文學」,很多人寫著不同於主流的文學。而進入上世紀90年代,有一個新的現象,就是很多優秀的作家反而不寫了。比如馬原、朱文、劉索拉都不寫了,徐星也寫得很少。

陳思和:朱文是因為時代對他的貶斥。(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可惜的作家就是朱文,他是真正有革命性、先鋒性的作家。他的小說拒絕抽象、退回本原,是少數幾個能有力寫出當代生活的作家。我曾經把他的《尖銳之秋》推薦給美國一個學校,學校把它翻譯成英文做教材。如果他寫到現在,他將成為一個改變時代的作家。

記者:您說的「時代對他的貶斥」,是否是指他1998年和韓東為首發起的「斷裂」運動導致的後果。

陳思和:朱文當年發起「斷裂」運動,把魯迅、巴金說得一文不值,受到文學界的圍攻,最後他受不了,放棄了寫作,辭了公職,轉向拍電影。他是那一批作家裡寫得最好的,很可惜。

記者:那麼,「他將成為一個改變時代的作家」具體指的又是什麼?

陳思和:上世紀90年代,先鋒文學之後,中國文壇進入了一個「超穩定」的階段。沒有流派,沒有師承,沒有特點,沒有追求,沒有反抗,停留在穩定、凝固的美學趣味里,與時代融合、合拍。但文學的某種使命,就是應該與時代不合拍,年輕人本就應該是騷動的。只有朱文突破了這個美學趣味。

朱文的想法讓人深思 而韓寒讓人狂熱

記者:說起朱文發起的「斷裂」運動,會讓人想起兩年前的「韓(寒)白(燁)之爭」。同樣是反抗權威,同樣是年輕人與老一輩的碰撞,您認為韓寒是否延續了朱文的行動?

陳思和:我很欣賞韓寒,但爭論不能看表面的言辭。韓寒和白燁的爭論,概括起來就是「文壇是個屁,不跟你們玩」。這是這個時代的現象;韓寒的批評,不會改變白燁的生活,白燁的論斷,也不會改變韓寒的境遇。而朱文之所以被圍剿,是因為他是在體制內反抗體制,威脅到一個已經成型的群體的地位,所以最後他從電力系統辭職了,拍起了電影。

打個比方,(上世紀)50年代,政治控制作家,大家都看趙樹理這樣的作品,要是內地出現一個作家寫王朔這樣的作品,大家肯定很敏感,但台灣一個作家這麼寫,就沒人關心他——離得太遠了,完全不搭界,對我根本沒有威脅。

記者:這個時代沒有像朱文這樣在美學上真正反叛、真正有創造性的作家?

陳思和:朱文當年和青年的關係,是他有獨立的想法,他的想法讓人深思,而韓寒讓人狂熱。現在年輕的80後作家在主流文學體制里幾乎沒有聲音,這一代作家也沒有出現真正反叛的個體——他們在自己的圈子裡自得其樂。

記者:那您如何解釋這個時代年輕人更願意也更能發表意見?尤其是在網路上。

陳思和:正是這樣,現在,年輕人的騷動被網路和媒體控制或引導,獨立的思考越來越少。對抗、騷動也成了時代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他們用染黃頭髮、過夜生活表達自己的對抗,宣洩自己的騷動——沒有對立。說好聽點,這叫多元,說難聽點,現在是集市貿易,市場消磨了一切對抗——所以你經常會聽到有人說,你不愛看,就別看。(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張和平 時間：2009-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