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值得同情的變法皇帝

光緒，值得同情的變法皇帝

──戊戌變法人物評述（之二）

清季有兩個皇帝可能將中國引向資本主義，一個是康熙，一個是光緒。康熙是大清帝國建立後第二個皇帝；光緒是滿清王朝覆滅前倒數第二個皇帝。他們之間相隔的這150年，正是歐洲文藝復興後走向強盛的發展期。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第一次滯後了。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法國大革命已過去109年，《共產黨宣言》發表50周年，以艾斐爾鐵塔為標誌的第一屆世界工業博覽會也在9年前開幕；此後2年第一架動力飛機試飛成功，19年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成立，71年後人類登上了月球……

為了改變中國發展緩慢，被動挨打的局面，為趕上西方列強，紫禁城裡的年輕皇帝愛新覺羅·載湉在這一年春夏之交毅然決然地發動、組織並主持了變法。

變法的直接原因是甲午戰爭失敗。可以說戊戌變法是甲午戰爭在國內政治體制內的延伸和繼續。

甲午年光緒帝23歲，親政5年，恰逢「中興」之勢，國力有所恢復。為維持大國地位，少年氣盛的光緒經不住自己老師和朝中主戰派的鼓勵，仗恃北洋艦隊的噸位和裝備實力，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對從前向中國稱臣納貢的蕞爾小國日本宣戰。但光緒沒想到吏治和軍隊落後、腐敗之劇，先進的艦隊全軍覆滅，無論八旗、綠營還是淮軍、湘軍都不堪一擊，兵敗如山倒，日軍不但佔領了祖宗陵寢，而且進逼首都大門。這時不但原來的主戰派拿不出解藥，就是自己一貫依重的老太后也稱病迴避，讓他獨自承擔批准割地賠款的責任和屈辱。

日本曾經也在西方列強炮艦的進逼下被迫賠款和開放口岸，雖然維新開始（1868年）比中國洋務運動還晚 7年，但明治天皇的改革決心比清政府大，目標明確，措施得當，特別是在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比較深入，因此迅速強大起來。這次不但打敗中國，而且迫使中國賠款、承認朝鮮獨立之外還得割讓台灣，令大清帝國顏面掃盡。光緒單獨承擔國家命運後遇到第一次挑戰就這麼失敗了。這是光緒變法決心徹底，行動激烈的直接誘因。

對甲午戰爭的反省很快就從指責某些罪臣轉為對失敗根本原因的思考。戊戌初春，朝中清流，封疆督撫，地無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從北京到各省，街談巷議，皆以贊同強學變法為時尚。光緒的變法順應了這個潮流。

慈禧太后又在幕後支持了光緒。

這次變法涉及的面非常廣。大到裁併八旗和綠營；改西式練兵；變通科舉；辦京師大學堂，從中央到縣城，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撤中央六部衙門，並督撫，並府道，罷「六堂官」，興內閣，設商務局、農工商總局、礦物鐵路總局；刪改舊制陋規，清理吏治，頒布獎勵振興工藝章程，經濟特科章程；破除「壅隔」，廣開言路，辦報紙；辦鐵路（「趕工興辦」蘆漢線，加速開辦粵漢、寧滬各線以及京西至蘆溝橋的運煤專用線等）；開礦務；設中國通商銀行；撤驛站，開郵政；制定國家預算……小到禁止纏足；催派留學生；設譯書局；辦官報；繅絲養蠶；修京城馬路、溝渠；「變易服色」；獎發明；禁勒索；杜中飽……（《光緒傳》孫孝恩、丁琪）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要求也是非常正確和必要的，如果都能得到遵從、貫徹，那麼中國確實很快就能富國強兵，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

可惜光緒無力開創這個本應由他啟動的歷史進程。

他生於大宅，長於深宮，沒有先祖康乾那樣長期督討征戰的機會，此前也沒有道咸內憂外患的困境，又不象同治有年富力強的母親保駕……葉赫那拉皇太后現已經進入老年，耽於養神念佛，雖然大權在握，但已失去銳氣，不願意再多負責任。雖然光緒親政已經九年，但一直依靠政治能力過人的姨母慈禧，還有奕訢、翁同龢率領的軍機處全力襄助，可以無為而治，所以對政治操作的實際理解淺薄，經驗不多。但是，這些依靠在戊戌變法之前都消失了。

慈禧對孩子不親是有名的。她的親生兒子同治帝從小與東太后慈安的感情就好過慈禧。雖然光緒是慈禧的親外甥，侄子兼兒子，慈禧又做主將自己親弟弟的女兒立為光緒皇后，親上再加親，但由於光緒對這位表妹並不親熱，而偏愛珍妃，慈禧甚不愉快。「珍妃以明慧，尤為德宗所寵信，干預朝事當較多」（《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石）。甲午的主戰派和改革派人士侍讀學士文廷式（瑾妃珍妃的老師）、禮部右侍郎志銳等（瑾妃珍妃的哥哥），常借二妃之關係，得與聞宮禁之事。二妃終因此而獲罪。甲午年十月二十九日（11月26日）上諭下，曰：「瑾妃珍妃……近來浮華，屢有乞請之事……瑾妃、珍妃均著降為貴人，以示薄懲，而肅內政。」十一月初二日（11月28日）珍妃位下之親信太監高萬枝因「諸多不法」亦處死。（《翁同和日記》）十一月初八日（12月4日）降旨，將志銳調充邊荒遼遠之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文廷式也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896年3月30日）被罷官，立即逐出北京，永不敘用。變法還沒開始，光緒就因寵妃不檢點先折了兩個親信，並開始與慈禧隔閡。

慈禧逼死過阿魯特皇后、珍妃兩個兒媳，不能說是個好婆婆。阿魯特皇后一句「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門迎入者，非輕易能動搖也」的倔話（《慈禧大傳》徐徹、王樹青），就足以讓一直屈居偏位的西太后感到盛怒了。兩妃生活豪華，需要金錢完全在情理之中。歷代後宮並不鮮見受賄賣官之事，慈禧就經常如此；也正因為如此，兩妃「乞請」在同光兩朝實在是無視慈禧在宮內絕對權力的行為。太后不滿意珍瑾兩妃，也在情理之中。宮中家務紛爭到宮外往往就成為政治。大內婆媳之爭，引得「雙方屬下之親信宦寺，以利之所在，尤不相讓，終於一發難收」（《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石泉）。

光緒親信之人，從此開始與太后親信形成對立，各得渾名「小孩班」、「老母班」。光緒「介乎其間，此後乃益不易自處矣」（《翁同和日記》）。光緒心境如何，當可想見。

此時太后與光緒之間，雖未必有猜疑，但因宮廷內外權利之事，屬下對立已比較明顯，互相參劾屢屢發生。當時重臣中識大體者，「面此一問題，亦無法更有良策，惟有遇有機會時，即儘力調停其間，釋雙方之誤會，增進其感情，使二者之間能互信相安，以期漸泯裂痕於無形而已」（《甲午戰爭前之晚清政局》石泉）。

這一點劉坤一的描述最清楚：甲午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月16日）見太后時「坤一奏曰：言官措辭過激，意在納忠，或者借沽直諫之名斷不敢稍涉離間。臣所慮者，不在外庭而在內庭……難免不以小忠小信，往來播弄是非，不可不杜其漸。太后諭曰：我不似漢太后，聽信十常侍輩，爾可放心，但言官說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戰，史臣書之，何以對天下後世？太后又曰：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聞軍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對哭。我甚愛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親手料理。今雖各居一宮，猶復時時留意，爾可放心」（《文集》劉坤一）。

可惜，到戊戌年間慈禧的親妹妹，光緒親生母親早已去世。能力不強但被慈禧信任的妹夫，光緒親生父親奕譞，也去世了。富有政治經驗和魄力，慈禧當初都畏懼三分的親叔叔奕訢恰在戊戌變法開始前病逝。翁同龢這位深得慈禧信任，自1865年起就是同治皇帝的師傅，1876年又教光緒讀書達22年還兼任過軍機大臣的光緒重要支持者，也在變法開始後被慈禧和光緒共同驅趕出北京（《略論翁同龢被開缺原因》侯宜傑）……這不但使他失去了最直接，最有力的政治支持者，再沒有如此有經驗的政治前輩可以請教和依靠，宮內外也沒人有條件和能力在他和慈禧之間進行調節和轉圜了。

雖然變法開始是朝野上下的共同要求，但由於在變法全過程中光緒沒有親信王大臣作參謀和助手，再加上他的激烈組織措施得罪了滿朝文武官員，光緒確實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這是光緒失敗的重要原因。

戊戌年，剛剛27歲的光緒身體都成問題。慈禧在戊戌政變後提到「迎立德宗時，方當四歲。其時慈禧住長春宮，親自撫養德宗，晚年自述當時辛苦，謂德宗秉賦甚弱，入宮時臍中流黃水，又畏雷，故風雨之夜，常親起照料。後來侍立觀劇，苦於大鑼大鼓而無可如何，以致有極嚴重的神經衰弱症，驟聞巨響，每致遺泄。以德宗的體格，實不當選擇德宗」（《清朝的皇帝》高陽）。「光緒帝二十五歲左右便常感『肢體倦怠，坐立稍久則腰膝酸痛』且『咽痛乾咳』」，以患有肺結核、腰椎結核之類病最為可信」（《慈禧光緒醫方選議》陳可冀、單士魁等）。戊戌前後，年紀輕輕光緒已經百病纏身，「耳鳴腦響，夢遺滑泄，虛火上冒，下部痿冷」，「咳嗽不止」，「胸膈間即作悶」（《自書病狀》光緒）；「焦勞」「盛怒」是當時大臣經常用來形容光緒的詞。

這些身體因素決定了光緒的特殊精神狀態，直接影響他的思考、判斷、控制和操作能力，。

就是這個孤僻、單純，政治抱負高，膽大敢為的年輕皇帝從頒布《明定國是詔》到慈禧宣布訓政的103天內，下了數量達180道左右的上諭。平均每天1.7道。其中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一天就頒發了11道諭旨（《光緒傳》孫孝恩、丁琪）。而且「在百日維新期間急於求變，因此屢次朱改軍機處所擬上諭，使措辭變得嚴厲、逼切一些，以收到雷厲風行的效果」（《「上諭檔」戊戌史料舉隅》鄺兆江）。即使不看內容，就從這些數字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裡不乏理想和勇氣，但缺少的是理智和策略。

慈禧的超脫和光緒堅定而激進的態度和脫離實際的種種措施疏遠了光緒與朝廷內外支持他變法的主要政治家們的關係，又從正反兩個方面刺激和加強了以康有為，譚嗣同為代表的變法激進派的過激情緒，導致他們錯誤地認定慈禧是變法的主要敵人和障礙，光緒地位不穩，只有除掉慈禧才能保光緒。他們這麼快就從鼓吹變法走向迷信恐怖手段，說明他們對變法缺乏信心，情緒悲觀。

康有為，譚嗣同鋌而走險企圖收買袁世凱兵變並指使畢永年進行謀殺，激怒了原本支持變法的慈禧，變法失敗，光緒失權。

如果慈禧不反目，變法將是什麼結果？

這樣急風暴雨式的變法雖然是自上而下的，合法的，但從規模、速度到涉及的深度都已不再是漸進改良，簡直就是一場革命了。問題是：政治、軍事和經濟基礎都已十分脆弱的大清國是否有足夠的承受能力經受這樣的衝擊；龐大而腐敗透頂的軍政官僚體系是否能理解並接受這個直接改變他們傳統和利益的變革；盛氣十足的光緒皇帝是否有足夠數量的合格官吏來執行和貫徹他的旨意；作為社會思想主體和官僚系統後備力量的知識分子是否理解這種對傳統文化和教育體制的批判；中國的經濟實力是否能承載這樣巨大的投資及負荷；現有的教育水平和規模是否能提供相應的技術和管理人員……如果答案是否定，那麼這就是光緒的悲劇。他太急迫和超前了。

選擇悲劇的不是別人，正是不諳時事的光緒本人和同樣書生氣十足的年輕改革者們。他們有魄力，但缺乏能力。他們只看到了改革的必要，而忽視了改革必要之被普遍認同正是因為腐敗土壤之深厚；他們只看到了手中的改革命令發布權，而忽視了改革的具體實施和策略的現實性。所有上諭的訴求都可以歸納為實現科學、經濟、教育和政治的現代化，但他們卻頑固而天真地迷信個人意志，尤其當這個個人身居皇位時。要求之進步和方法之愚昧，這個尖銳的矛盾光緒無法逾越。戊戌變法的失敗是註定的。中國又一次與現代化失之交臂。

歷代皇帝中第一個以現代化為目標，企望系統改造中國並付諸實施的是光緒。愛新覺羅·載湉這個有血性、有追求、有脾氣，多病，羸弱的年輕人，是中國歷史上值得欽佩和同情的最後一個成年皇帝。

1898年，戊戌，孫中山已32歲，蔣介石11歲，毛澤東5歲；鄧小平在此後6年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