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活動的轉型與文學公共性的消失

文學活動的轉型與文學公共性的消失———中國當代文學公共領域的 導言：中國當代文學三十年，既是文學公共領域形成的過程，也是文學公共性消失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由於主流的政治理念與民間的政治訴求具有一種同步性與同構性，作家與知識分子角色合二為一，文學批判公眾的大量出現等原因，種種文學活動均呈現出明顯的人文、社會與政治關懷，文學話題變成了公共輿論，一個介入並干預現實的文學公共領域開始成型。90年代以來，文學公共領域一蹶不振，作家去除了知識分子的角色扮演而退守自我，私語化的文學開始流行。與此同時，大眾文化的興起與大眾媒介的影響又改寫了文學活動的方向，致使文學公共性消失而文化消費偽公共領域誕生。在當下中國，文學公共領域的重建十分困難，但在文學之外更廣大的人文社會科學空間中，依然隱含著重建公共性的可能性。 考察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文學活動，我們大體上可把20世紀80年代看作是中國當代文學的興盛時代。而進入90年代之後，一方面文學已失去了80年代那種轟動效應，一方面文學活動也從整體上開始了轉型的過程。這種轉型已被一些學者描述和分析過，但有些問題還幾乎未被觸及：文學活動的轉型與文學公共性呈現出何種關係？轉型之前是否業已形成一個文學公共領域，轉型之後是否意味著文學公共領域已走向消亡？藉助於有關「公共領域」的理論來觀照這三十年的文學活動，我們究竟能夠從中發現怎樣的演變軌跡？這些問題構成了本文思考的重心。 一、何謂公共性 在進入這些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公共性、文學公共性等概念做出簡要的界定。關於公共性（publicity），雖然阿倫特與桑內特等學者也有過精彩論述①，但我在這裡主要還是靠在哈貝馬斯的闡釋上。哈貝馬斯指出：「公共性本身表現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即公共領域，它和私人領域是相對立的。有些時候，公共領域說到底就是公眾輿論領域，它和公共權力機關直接相抗衡^。」②由此看來，公共性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基本上可看作一個概念，或者是把公共性看作公共領域發揮作用之後呈現出的一種基本特徵。在哈貝馬斯看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在國家和社會間的張力場中發展起來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領域的一部分」③。在這裡「，國家」與「社會」是理解公共領域的重要概念。因為國家代表著權力機關，它所形成的是一個公共權力領域；而社會（市民社會）則是由成熟而自律的私人領域建構而成的。當國家與社會二位一體時（比如中世紀晚期的統治），並不存在公共領域；只有社會與國家徹底分離，公共領域才會誕生。哈氏指出：「由於社會是作為國家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它一方面明確劃定一片私人領域不受公共權力管轄，另一方面在生活過程中又跨越個人家庭的局限，關注公共事務，因此，那個永遠受契約支配的領域將成為一個『批判』領域，這也就是說它要求公眾對它進行合理批判^。」④可以說，理解了這一論斷，也就理解了社會與國家之分離對於公共領域形成的重要性。 由此看來，我們不妨把公共領域看作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種中間地帶，這一地帶由私人領域生而成，又可通過公共輿論抵達公共權力領域。而在哈貝馬斯的分析中，公共領域的存在之所以有價值，就是因為公眾在這一領域可以「進行批判」，並最終形成公共輿論。所以，公共領域實際上是一個批判的領域。 在此基礎上，哈貝馬斯又進一步把公共領域區分為文學公共領域與政治公共領域。文學公共領域出現於城市之中，其機制體現為咖啡館、沙龍以及宴會等。此領域率先與代表著國家機器的文化形式相對抗。而「政治公共領域是從文學公共領域中產生出來的；它以公眾輿論為媒介對國家與社會的需求加以調節」⑤。在哈貝馬斯心目中，文學公共領域應該是十分重要的領域，因為它既是政治公共領域形成的基礎，又是聯結私人經驗與政治公共領域的中介與橋樑。按照我的理解，作為私人經驗的政治訴求首先是通過文學形式的固定才進入文學公共領域的，而在此領域中因文學公共話題形成的公眾輿論，又可成為進入政治公共領域的前奏。如果說政治公共領域的輿論是剛性的、直來直去的，文學公共領域的輿論則顯得柔和與委婉，而經過文學與訴諸人性層面的疏通與鋪墊，文學公共領域的輿論進入到政治公共領域之後很可能會具有一種美學力量，它可以讓政治訴求變得更容易被人接受。 如此對哈貝馬斯所謂的公共領域做出描述，自然已大大簡化了他的理路。但簡要了解哈貝馬斯說過些什麼，顯然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當代文學問題的理解。在此基礎上，我試圖給文學公共性做出如下界定：所謂文學公共性是指文學活動的成果進入到公共領域所形成的公共話題（輿論）。此種話題具有介入性、干預性、批判性和明顯的政治訴求，並能引發公眾的廣泛共鳴和參與意識。雖然我們判定文學的尺度已有許多，但若要考量文學與一個時代是何種關係，文學公共性的多少有無及相關效應可以也應該成為一個重要尺度。 二、文學公共領域的形成 把文學公共性話題代入中國當代文學三十年的思考中，我們只能取其大意而不可機械套用，否則我們將不得不首先面對國家與社會是合二為一還是一分為二等理論難題。這些問題儘管重要，卻並非本文談論的重點。因此，本文將把類似問題暫時懸擱，而直接去面對文學活動與文學公共性的關係問題。 如果把目光稍稍放遠一些，我們便會發現早在1978年之前，一些文學活動已經具有了公共性的雛形。即使在「文革」那樣的年代裡，依然有文學活動的私人領域存在。它們以文學群落和地下沙龍的形式出現，秘密討論、爭論、辯論著文學問題和當時人們極為關注的政治問題⑥。用朱學勤對「六八年人」的描述來說，這種邊勞動邊讀書邊思考的生活格局，最終形成的是「一個從都市移植到山溝的『精神飛地』，或可稱『民間思想村落^』」⑦。但是，這種文學活動在當時卻只能處於「地下」狀態。這就意味著在1978年之前，雖然存在著文學活動的私人領域，且這種私人領域已具備了生成文學公共領域的基質，但其討論的種種話題卻無法有效地進入公共空間，而只能在小範圍內流傳。使文學活動進入公共領域的標誌性事件應該是1978年年底民間刊物《今天》的創辦與傳播。而在1978年前後，《班主任》、《傷痕》等文學作品亦見諸報刊，「傷痕文學」也成為拓寬文學公共領域的一個重要因素。需要說明的是，我在這裡談到文學公共領域的發生時首推《今天》，不僅是因為它的民間刊物性質，更在於它是「文革」地下文藝沙龍的直接延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學活動的私人領域向公共領域轉換的邏輯鏈扣。 以《今天》的創刊為標誌，同時也伴隨著「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的推波助瀾，文學呈現出濃郁的人文關懷、社會關懷和政治關懷等特徵。徐曉曾經回憶說「：《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她的作者們自我標榜從事純文學創作，但這種所謂『純文學』也只是相對於意識形態化文學而言。雖然《今天》的發起人在創意時曾經達成保持純文學立場的共識，但事實上這是完全不可能的。」⑧徐曉在這裡力陳那個年代「純文學」之說的虛妄，並隱含著文學介入政治（參政）的信息，實乃道出了1978年之後文學的共同追求。因為無論是民間刊物還是正式刊物，無論作家以什麼方式發言，文學以怎樣的姿態面世，其中都或多或少隱含著一種社會關懷和政治訴求。在這樣一種總體氛圍中，文學公共領域開始成型。 許多事例都可以說明80年代文學公共領域的活躍景觀，在這裡，我只想以報告文學（也包括紀實文學、報告小說等）這種特殊的文體為例略作分析。作為一種文學與新聞雜糅而成的文體，報告文學在80年代空前繁榮，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它具有一種快速、有力、近距離地介入社會、干預現實的特點。而自從《人妖之間》面世之後，一方面迅速形成了一批優秀的報告文學作者隊伍，一方面也催生了報告文學的批判理念。因此，這一時期的報告文學無論寫人說事，大都塗抹著揭露、質疑、商榷、批判的底色。舉例言之，1985年5月19日，曾雪麟執教的中國國家足球隊在小組賽中輸給香港隊，引發北京球迷鬧事，釀成了著名的「5·19」事件。主流媒體一方面把鬧事者稱作「害群之馬」，一方面聲明要對肇事者予以嚴懲。就在這種嚴峻的氣氛中，作家理由和劉心武依然分別寫出並發表了報告文學《傾斜的足球場》和報告小說《五·一九長鏡頭》，劉心武在其作品的結尾寫道：「事到如今，我們無妨反過來想想，倘如5·19那天球賽結束後，看台上的中國觀眾都心平氣和地為『雙方的精彩表演』鼓掌，然後極有秩序地魚貫而出，並紛紛微笑著各自回家，全世界和我們自己，對我們這個民族該作出怎樣的評價呢？」⑨顯然，這是與主流媒體商榷的聲音，而這種聲音也在許多人那裡激起了強烈共鳴。報告文學及時、有效的介入性與干預性由此可見一斑。大概也正是因為這一緣故，這一時期集中研究過報告文學的謝泳才從此種文體中提煉出一個概念———「參預意識」。他指出：「讀《中國的要害》、《北京失去平衡》、《陰陽大裂變》等作品就能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參預意識』的衝擊^。」⑩而在我看來，所謂「參預意識」，其實就是參政、議政的聲音在文學公共領域中的一次綵排，它被熱議和放大之後有可能進入到政治公共領域之中。 如果我們承認80年代存在著一個文學公共領域，文學公共性也曾頭角崢嶸地處於一種瘋長的狀態，那麼我們接著需要追問的是背後的原因。在我看來，文學公共領域形成的因素大體有三。 首先是在思想解放的進程中，主流的政治理念與民間的政治訴求存在一種同步性與同構性，即從總體上看，二者都是要清算「文革」罪惡，清除極左思潮加在人們身上的禁錮。在這種狀態下，文學公共領域有了存活與生長的空間。魯迅曾經指出：「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11這裡說的是文藝與政治的常態。當政治也想改變現狀時，它就與不安於現狀的文藝不謀而合了。80年代某些時段正好呈現出文藝與政治殊途同歸的景觀。而隨著「創作自由」被1984年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定為一項文藝政策，許多作家的膽識才情也有了更多釋放的空間。當然，80年代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也並非風平浪靜，魯迅所言的那種「衝突」也時有發生。但是今天看來，那種時松時緊的環境對於文學公共領域的生長並非完全是不利因素，因為這樣一來，反而讓文學公共領域成了一個鬥爭的場所，許多觀念、理論似乎首先是在這一場所亮相、交鋒之後才獲得了某種言說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因此，鬥爭的結果是擦亮了一些順乎歷史發展潮流的觀念，並讓它們逐漸變成了常識。與此同時，公共領域也在鬥爭中擴大了自己的地盤，延展了理性的聲音。其次，從寫作主體的層面看，80年代的作家往往身兼二任：一方面他們是詩人、小說家或報告文學作家，另一方面他們又扮演著知識分子的角色。本來，作家有作家的使命，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天職，前者只是通過文學作品向世人說話，其話語內容並不必然體現出文學公共性的要求；後者則以政論、時評等方式發言，其發言內容則會有效地進入公共空間，並成為公共領域中重要的話語力量。但是80年代卻是作家與知識分子身份的合二為一。陳平原指出「：八十年代沒有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因為，幾乎每個學者都有明顯的公共關懷。獨立的思考，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超越學科背景的表述，這三者，乃八十年代幾乎所有著名學者的共同特點。」12這裡說的是學者，但我以為換成作家大體上也是可以成立的。明乎此，我們就可想見，當有作家在80年代中後期提出「玩文學」的說法時，立刻遭到了眾人批評。而一段時間內，作家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也成為文學界熱議的話題。路遙說：「一個有良知的作家藝術家，都會自覺地意識到保證創作自由和社會責任感並不是對立的。人們希望作家藝術家關注國家的興衰、人民的命運和現代化事業的前程，因為這和作家自身的命運和前程是息息相關、血肉相連的。一個真正的作家，不可能對自己國家的命運毫不動情，也不會對人民的疾苦歡樂漠然視之。」13李存葆也指出「：正像我們每一個作家時時不可忘記自己的藝術追求一樣，同時也更不應該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感。」14現在看來，當許多作家把社會責任感當作文學寫作的道德律令時，其作品中也就必然會讓文學公共性的聲音鳴響，因為他們已經不同程度地把知識分子的社會理想和政治抱負落實成了一次次的文學實踐。 第三，文學公共領域的形成離不開閱讀公眾，現在看來，80年代一方面是文學閱讀空前繁榮的時期，另一方面也是閱讀公眾走向成熟的時期。楊葵說過，王府井書店剛放開時，「購書的人排出兩里地，那時銷量最大的是西方古典文學，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歐也尼·葛朗台》，托爾斯泰的《復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等」 15。而據查建英回憶，她上大一大二的時候，北大書店經常有趕印出來的中國書和外國書「，一來書同學之間就互相通報，馬上全賣光。當時還沒有開架書，圖書館裡的外國小說閱覽室里永遠坐滿人」16。美學著作與哲學著作甚至也成為暢銷書，有人回憶，在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學，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大學生們幾乎人手一冊17。薩特的《存在與虛無》1987年第一次印刷達37000冊；而據卡西爾《人論》一書的譯者甘陽介紹，該書一年內就印了24萬本，成為全國頭號暢銷書18。公眾的閱讀盛況由此可見一斑。與此同時，眾多文學雜誌在80年代的發行量大得驚人（如《收穫》最高發行量達100萬份），亦可反映文學讀者隊伍的龐大。由於一些重要的大型文學期刊有著明確的文學理念和責任擔當（如《當代》）19，一些深度介入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可以迅速走向讀者群體。在我的理解中，文學讀者並不一定就是閱讀公眾，但由於文學近距離地審視生活，也由於構成文學閱讀的主要群體來自於高校學生（也包括一些中學生），80年代的文學讀者就像當年的「五四」青年一樣，他們既通過文學認識社會現實，也通過文學接受思想啟蒙。結果，文學讀者不僅不斷刷新了自己的審美意識，而且也逐漸擁有了一種冷峻的批判意識。這樣的讀者是具有一種再闡釋能力的，一旦他們在學校中組織了文學社團，自辦起文學刊物，或者擁有了某種話語權，他們就會營造出一個又一個小型的公共空間，進而放大文學界的聲音，擴散思想啟蒙的影響。在這一意義上，他們由文學讀者變成了具有批判意識的閱讀公眾，並以他們特有的方式參與到文學公共領域的建構之中。 以上我擇其要者，羅列了文學公共領域形成的三方面因素。自然，這並非其全部。事實上，如果80年代沒有思想界（包括哲學界、美學界、翻譯界等）的活躍，也就沒有文學界的繁榮。李陀曾引蔡翔的一個觀點指出：「80年代文學界有一個優點，它和思想界是相通的，思想界有什麼動靜文學界都有響應，甚至那時候文學界有時還走在思想界的前面。」20在此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思想界的革命是文學公共領域形成的一種助力。然而，進入90年代之後，業已形成的文學公共領域開始土崩瓦解，文學與文學活動也進入到另一個時期。 三、文學公共性的消失 經過80年代的喧嘩與騷動之後，90年代以來的文學開始趨於平靜。作家大都遠離重大的社會現實問題，開始關注私人生活。報告文學走向衰落，家長里短的散文開始升溫。越來越規範的文學制度（比如文藝政策的調整與落實，作協、文聯機構的完善，專業作家制度的形成，各種官方文學獎項的設立等等）一方面試圖把文學拉入到體制之內，另一方面，文學市場化的進程又給文學提供了與商業聯姻的機會。與此同時，文學作品開始淡出人們的視線，文學讀者大量流失，其直接後果是導致各種文學期刊的發行量驟減。世紀之交，文學期刊雖出現了「改版」風潮，但除少數雜誌獲得成功外（如《天涯》通過改思想文化類雜誌而獲得成功，《萌芽》因舉辦「新概念作文大賽」而起死回生），多數雜誌或者回到原來那種不死不活的老路上，或者徹底改變了顏色而變成一種娛樂休閑雜誌（如《湖南文學》變《母語》）21。可以說，90年代的文學期刊已很難行使80年代的那種功能了。 讓我以一些例子略作說明。 例一：80年代的劉心武之所以是一個重要作家，既是因為他寫過《班主任》、《立體交叉橋》、《鐘鼓樓》、《五·一九長鏡頭》、《公共汽車詠嘆調》等一系列具有現實感的作品，也是因為他在擔任《人民文學》主編期間體現出一種責任感與使命感。他的作品與他所做的文學工作因此成為公共話題，也成為建構文學公共領域的一部分。90年代以來，他雖然還在不斷寫作，但80年代的那種責任感與使命感似乎已隨風而去。人們對他略有記憶的要不是他在「二武對話錄」中說過一些車軲轆話22，要不就是把「江湖夜雨十年燈」據為己有的笑談。這些年前度劉郎今又來，並不是因為他有苦心經營的文學創作，而是靠「揭秘」《紅樓夢》大紅大紫。作為一種個人選擇，這種做法其他人自然無從干涉，但一個當年近似於信馬由韁的文壇俠客演變成今天《百家講壇》上的娛樂明星，不是也很能說明一些問題嗎？ 例二：90年代以來並無多少像樣的文學討論，惟一一次與文學相關並越出文學範圍之外的討論是關於「人文精神」的爭鳴。現在看來，雖然這次討論有著許多情緒化成分，但它顯然延續了80年代文學公共領域的流風遺韻。而在討論中，一些學者重建文學公共性的努力也躍然紙上。然而，一些作家的反應卻令人吃驚。比如，寫過《躲避崇高》並為王朔辯護的王蒙曾指出：「我們的作家都是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嗎？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50個魯迅呢？我的天！」23此話可以做出多種解讀，但我以為這種皮裡陽秋的表述起碼暴露了作家選擇後撤併為這種後撤辯護的心態。這種辯論不但不可能為文學公共性的重建加磚添瓦，反而會迅速解構公共話題的沉重，讓它在笑罵之中歸於虛無。果然，人文精神的討論無果而終，不歡而散，重建文學公共性的努力宣告失敗。例 三：從文學公共性的生成角度看，文學研討會在文學的解讀與傳播、文學話語轉換成公共話語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但這種文學活動在90年代以來也發生了許多變化。80年代的文學研討會，其開會之認真，其氣氛之熱烈，其對文學發展的推動和對公共話語的形成所產生的作用，都令過來人感慨。90年代以來，以「文學」為名的各類研討會雖越開越多，但它的威力、魅力和輻射力已今非昔比。與此同時，參會者的心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戴維·洛奇（David Lodge）曾經指出：「現代研討會很像中世紀的基督徒朝聖，能讓參加者縱情享受旅行中的各種樂趣和消遣，而看起來這些人又似乎在嚴肅地躬行自我完善。誠然，它也有一些悔罪式的功課要表演———也許要提交論文，至少要聽別人宣讀論文。但是，有了這個借口，你便可以到一些新的、有趣的地方旅行；與新的、有趣的人們相會，與他們建立新的、有趣的關係；相互交換流言碎語與隱私（你的老掉牙的故事對他們都是新的，反之亦然）；吃飯、飲酒，每夜與他們尋歡作樂；而且這一切結束之後，回家時還會因參與了嚴肅認真的事業而聲譽大增。今天的會議參加者還有古時的朝聖者所沒有的額外便利。他們的花費通常都能報銷，或至少會得到些補助，從他們所屬的機構，如某個政府部門，某個貿易公司，而更普遍的，可能是某所大學。」24他的這番調侃之言放在今天的中國也大體適用。會議主辦者為完成任務而辦會，會議參加者因遊山玩水而赴會，大家心照不宣地在文學以外的層面達成共識。於是，研討會不再有會上熱烈爭論的場面，也不再有會下繼續討論的衝動，更不可能指望文學話語變成公共話語而在公共空間中佔一席之地。此種會議更像一種大型的竊竊私語活動，從而變成了行業內部的話語遊戲。李陀與查建英對談時曾特別提到過這一現象，他指出：80年代的「會中會」、「會下會」以及知識界朋友們的定期聚會十分重要，因為只有在那種場合，真正的討論和爭論才能夠開始。他們認為，這種討論就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公共空間」。但是進入90年代之後，這樣的聚會已越來越少；即使有，也出現了一種奇異的景觀：作家恥於談文學，學者恥於談學術。大家在一起只是談裝修，談房子，發牢騷，發議論，但絕不爭論25。這種局面應該就是我們今天的真實現狀。面對文學公共性的消失，我們同樣需要思考隱含在其背後的種種動因。90年代以後，知識界人士紛紛開始了對安身立命之本的反思，也開始了對價值立場的調整與轉換。許紀霖在談到這一現象時指出「：從90年代初開始，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有了一種學術的自覺：認為知識分子不僅需要從政治系統裡面分離出來，而且認為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更重要的是承擔一種學術的功能，從知識裡面來建構文化最基本的東西。他們對80年代知識分子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態度是有反省的，認為這是十分虛妄的，是一種浮躁空虛的表現，是缺乏崗位意識的體現。隨著90年代初的國學熱以及重建學術規範的討論，一大批知識分子開始學院化，進入了現代的知識體制。他們似乎不再自稱是公共的知識分子，更願意成為現代知識體制裡面的學者，甚至是某一知識領域的專家。而90年代國家控制下的知識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日益完善、世俗社會的功利主義、工具理性大規模侵入學界，也強有力地誘導著大批學人放棄公共關懷，在體制內部求個人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知識分子不再具有公共性，只是某個知識領域的專家，甚至是缺乏人文關懷的技術性專家。」26這裡說的是學界的情況，卻也在很大程度上描述出知識界的整體狀況。而在我看來，這種心態與狀態最終營造出來的是知識界人士純化其角色扮演的集體行動：學者與知識分子角色相分離而僅僅滿足於做一個學究，作家也與知識分子角色相分離而僅僅滿足於做一個碼字匠。一段時期內，知識界彷彿展開了一場自我矮化的體育競賽，這時候，似乎誰越是低姿態、低八度、低到塵埃里去行腔運調，誰就越是能贏得鮮花和掌聲。這當然是一種生存策略，但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低估。在這一意義上，王朔在此時的走紅依然值得反思，他及時地捕捉到歷史轉換時期的社會心理，並把知識界的矮化運動轉換成了文學上「祛魅」（祛知識分子之魅）行動。 現在看來，作家去除知識分子的角色扮演，其實就是放棄了80年代的那種價值追求，文學公共性的建設工程被迫擱淺。而文學公共性的關門之日也正是文學私人性的開張之時。當作家從社會退守自我，文學也就從外部世界退向內心世界。薩特談到18世紀的法國文學時曾經說過：「資產階級把作家看成一種專家；假如作家竟然會思考社會秩序，他就會使資產階級感到厭煩，產生恐懼，因為資產階級要求於作家的只是讓他們分享作家對人的內心世界的實際經驗。這一來，文學就與在十七世紀一樣，還原成心理學了。」27歷史常常有驚人相似的一幕，90年代初期的中國文學界似乎也在重複著歷史上的某一時刻。於是「，私語」成為文學的重要形式，而「個人化寫作」或「私人寫作」則成為一些作家重新宣布的文學主張。這種寫作自然可以被看作是對社會責任感的一種逆反或逃避，但我們同時也應該注意，在這種冠冕堂皇的表述背後，無疑也隱秘地透露出民族、國家、社會等宏大敘事受挫之後的創傷性體驗。 在這一語境中，1993年所出現的《廢都》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文學文本。它似乎含蓄地回應了那種創傷性體驗，卻又走得更加極端，以至於把「私人寫作」變成了「身體寫作」。而賈平凹讓作為作家的主人公選擇女人並使其沉迷於肉的狂歡之中，似乎也變成了一種隱喻：當作家卸下知識分子的重負之後，不得不直面迷茫和虛妄。由於無路可走或無計可施而逃向女人懷抱常常是封建末世文人的傳統套路，所以那種通過性來尋求忘卻、超脫、反抗或振作便顯示出一種雙重的退化。一方面是道德層面的退化，一方面是文化層面的退化———一個現代作家居然既拋棄了80年代新啟蒙的成果，也穿越了「五四」思想啟蒙的底線，而直接接通了末世文人的雅好畸趣，作家的沉淪之深與墮落之遠確實讓人觸目驚心。 與此同時，《廢都》也開啟了一種純文學的商業炒作模式：「當代《紅樓夢》」的預先宣傳，百萬稿酬的事先報道「，□□□」的精心設計等等，均調足了讀者的胃口，以至於短短几個月內正版盜版發行百萬冊。當時一個出版社負責圖書發行的人士說：「我認為這是賈平凹和出版社精心策劃的廣告策略，他們合作得非常巧妙，同時利用起新聞界，如：他們不時地透露一些諸如『一百萬稿費』的消息，然後矢口否認，用這種既透露又否認的辦法使自己成為熱點，既不冒風險又賺到了錢。《廢都》熱起來不是偶然的，北京出版社去年曾成功出版、發行40萬冊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就是前例。北京出版社這二年探索的出版發行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借鑒。」28這種廣告策略居然成為其他出版社可資借鑒的經驗，由此可見《廢都》商業炒作的成功。而事實上，這種炒作策略此後果然頻頻用於純文學的出版發行之中，進而內化為文學商業化的一個遊戲規則。如今，由於經濟利益，作家更是與書商和出版商捆綁在一起。每當一部小說面世，他們往往高調出場，四處演講，簽名售書，頻頻在媒體上亮相。他們成了文學商業化的推波助瀾者。 在這裡，我之所以對《廢都》的商業炒作舊事重提，是因為它改寫了公共話題的性質和方向。當名符其實的文學公共領域消失之後，有關文學的公共話題並沒有消亡。特別是1992年文學也邁開市場化的步伐之後，圖書出版界、新聞界乃至文學界亟需一些話題來填補公共領域消失後留下的真空地帶。這時候，製造話題、營造熱鬧景象從而迎合與滿足讀者大眾的消費心理，便成為文學市場化時代的重中之重。《廢都》的出場適逢其時，它的香艷與頹廢、名人效應、廣告策略等等非常適合商業時代大眾傳媒的口味，也很容易形成一種奇觀文化。於是，以《廢都》的名義，我們彷彿又擁有了與文學相關的公共話題。但這樣的公共話題卻充斥著獵奇、笑罵、心理宣洩、裸露與窺視等內容，與80年代已無法同日而語。甚至當年那些批判《廢都》的文本也大都被那種畸變的公共話題所感染，從而顯得誇張變形，它們融入到公共話題的消費浪潮中，成了消費文化的同謀。 這樣，我們也就不得不指出90年代大眾文化的興起和大眾媒介的衝擊對文學活動造成的影響。在我看來，這種影響主要有二：一方面，它們讓文學「非活動化」了，這就是人們所謂的文學邊緣化；另一方面，它們又使許多文學變成了「活動」，文學因此新聞化和傳媒化了。韓少功曾經指出：「小說的苦惱是越來越受到新聞、電視以及通俗讀物的壓迫、排擠。」29這是對前一種狀況的回應。昆德拉說「：大眾傳媒的精神是與至少現代歐洲所認識的那種文化的精神相背的：文化建立在個人基礎上，傳播媒介則導致同一性；文化闡明事物的複雜性，傳播媒介則把事物簡單化；文化只是一個長長的疑問，傳播媒介則對一切都有一個迅速的答覆；文化是記憶的守衛，傳播媒介是新聞的獵人。……被新聞控制，便是被遺忘控制。這就製造了一個『遺忘的系統』，在這系統中，文化的連續性轉變成一系列瞬息即逝、各自分離的事件，有如持械搶劫或橄欖球比賽。」30此說法是對大眾媒介進入文學活動之後的分析。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後期）以來，由於紙媒、電媒與網媒的崛起與繁榮，中國開始進入媒介文化時代；而由於大眾媒介從總體上朝著新聞娛樂化的方向邁進，文學界便時常成為媒體重點關照的對象。如果說80年代文學活動還主要掌握在作家與批評家手裡，他們在其中擁有絕對的話語權，那麼，90年代以來，文學活動中作家與批評家的聲音卻日漸式微，話語權開始轉移到媒體記者手裡。他們開始控制局面，並成為其言說主體，甚至作家、批評家也成了媒體記者的合作夥伴。新聞娛樂話語對文學批評話語的入侵與掌控，意味著切入角度、行文方式、話語風格、興奮點與聚焦點等等均發生了變化，文學活動從此被新聞娛樂業接管了31。 那麼，指出以上問題又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文學公共領域消失之後，文化消費的偽公共領域與偽私人領域的興起。哈貝馬斯在談到這一現象時認為，在文學公共領域的建構中，公眾批判意識的養成來自於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並非受制於生產與消費的循環。然而隨著大眾媒介侵入私人領域，失去私人意義的內心生活遭到破壞，批判意識也會逐漸轉化為消費觀念。結果，文化批判公眾逐漸淡出，文化消費公眾則走向前台。而「文化批判公眾之間的交往一直都是以閱讀為基礎，人們是在家庭私人領域與外界隔絕的空間進行閱讀的。相反，文化消費公眾的業餘活動在同一個社會環境中展開，無需通過討論繼續下去：隨著獲取信息的私人形式的消失，關於這些獲取物的公共交往也消失了」32。實際上，中國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與大眾媒介對文學活動的擠壓與裹脅，也在很大程度上吻合了哈貝馬斯的分析。於是我們看到，大眾媒介雖製造了文學活動的熱鬧景象，卻同時消解了公眾的批判意識，催生了他們的消費意識。而目標受眾的位移與消費公眾的大量出現，也給重建文學公共領域的努力帶來了很大難度，因為文化消費的偽公共領域形成後，它既會遮蔽、掩蓋、淡化、擦抹原公共領域的問題意識，也會把原來的真問題變成偽問題，而把現在的偽問題變成真問題。假作真時真亦假，在這種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情境中，我們進入到昆德拉所謂的「遺忘的系統」之中。 四、何處尋找公共性？ 當代文學三十年，文學公共性的消失與文化偽公共領域的誕生顯然是一起重要的文化事件，它表徵著當代中國社會氣候、文化場域、時代風尚等方面變遷互動的複雜性與微妙性。而在當下的現實情境中，文學公共性一旦消失，對它的重建將十分困難。這不僅是因為文學遠離現實之後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穿透生活、闡釋世界的能力，而且也因為文學知識分子在許多方面已不再具有發言權。與此同時，雖然「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還是一項未完成的工程，但在全球化的語境中，當下中國也開始了「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進程33，這意味著公眾的政治訴求已發生很大變化並因此變得更加分散，人們在「解放政治」層面所形成的想像的共同體已不復存在。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當今的文學與文學活動已失去了生成公共性的基質。既然文學已與公共性無緣，我們又該去哪裡尋找建設公共性的基礎呢？簡單地說就是在文學以外。事實上，當文學公共領域不復存在時，重建公共性的潛流就一直在人文社會科學界暗自涌動。而此領域的一些學者也通過種種方式尋求著在專業之外發言的機會。世紀之交以來，關於公共知識分子的議論漸成話題，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知識界對重建公共性的期待。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7期推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的特別策劃，其入選標準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而所評選出的五十人涉及經濟學家、法學家和律師、歷史學家、哲學史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作家和藝術家、科學家、公眾人物、傳媒人、專欄作家和時評家等。這一評選雖有媒體炒作意味並引發一些議論，卻也透露出如下信息：第一，作家雖有入選，但五十人中只有五人（分別為邵燕祥、北島、李敖、龍應台、王朔）且五人中大陸作家又只有兩人的事實，也印證了文學界確實已不再具有生成公共性的能力。第二，公共知識分子多為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又意味著重建公共性的基礎已從原來的文學界轉移並擴散至經濟學界、法學界、歷史學界、哲學界、社會學界、傳媒界和科學界等。這種既有專業背景又有公共關懷的多點突破，應該是當下中國重建公共性的新氣象。 大概正是因為出現了這種變化，才有學者對重建公共性方案做出過如下構想：「新的公共性基礎不再是左拉、薩特式的普遍話語，也不限於福柯式的特殊領域，他從專業或具體的領域出發，實現對社會利益和整體意義的普遍化理解。從特殊走向普遍的視野來看，世界既不是由虛幻的意識形態所構成，也不是被後現代和技術專家分割得支離破碎；它從各個不同的特殊性批判立場出發，匯合成一個共同的、又是無中心的話語網路，正是這樣的整體網路，建構起當下世界的完整意義和在權力與資本之外的第三種力量：自主的和擴展的文化場域。正是在這樣由具體而編製成整體的知識網路中，知識分子獲得了自己公共性的基礎。」34這種方案應該說是合理的，但也必須意識到重建的種種困難。偽公共領域的存在正在削減文化批判公眾的規模，讓話語空間變得或大或小、陰晴不定。學界雖然已是重建公共性基礎的重鎮，但現行的學院體制又正在熄滅許多學人的公共關懷與公共衝動，或者如雅各比所言，久居學院的教授「不是他們缺乏才能、勇氣或政治態度；相反，是因為他們沒有學會公共話語；結果，他們的寫作就缺少對公眾的影響」 35。所有這些，都讓公共性的重建變得艱難困頓起來。而正視這些難題，積極尋求應對方法，並在種種縫隙中拓寬言路，從而逐步改變公共領域的現狀，可能正是所有還未淡忘知識分子職責者所需要長期做的一項工作。①參見漢娜·阿倫特《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劉鋒譯，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57—124頁；理查德·桑內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繼宏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②③④⑤訛輰輧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第170頁，第23頁，第35頁，第190頁。⑥詳可參見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版。⑦朱學勤：《書齋里的革命》，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頁。⑧徐曉：《半生為人》，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頁。⑨劉心武：《五·一九長鏡頭》，載《小說選刊》1985年第9期。⑩謝泳：《報告文學及其態勢評價》，載《文學自由談》1987年第3期。11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頁。121618建英主編《八十年代：訪談錄》，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33頁，第24—25頁，第203頁，第260—261、265頁。13路遙：《關注建築中的新生活大廈》，原載《光明日報》1986年1月2日，馬玉田、張建業主編《十年文藝理論論爭言論摘編（1979—1989）》，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754—755頁。14李存葆：《我的一點思考》，原載《光明日報》1985年12月4日，馬玉田、張建業主編《十年文藝理論論爭言論摘編（1979—1989）》，第748頁。15吳琪：《暢銷書歷史：精英落幕》，載《三聯生活周刊》2006年第28期。17趙士林：《對「美學熱」的重新審視》，張未民等編選《新世紀文藝學的前沿反思》，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頁。19參見《〈當代〉大編暢談「文壇往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709/23452.html。20李陀：《漫說「純文學」》，載《上海文學》2001年第3期。21參見邵燕君《傾斜的文學場———當代文學生產機制的市場化轉型》第一章，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2參見《劉心武張頤武對話錄———「後世紀」的文化瞭望》，灕江出版社1996年版。23王蒙：《人文精神問題偶感》，原載《東方》1994年第5期，王曉明編《人文精神尋思錄》，文匯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頁。24戴維·洛奇：《小世界·序曲》，趙先育譯，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2634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頁，第78頁。27薩特：《什麼是文學》，施康強譯，《薩特文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頁。28轉引自多維編《〈廢都〉滋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頁。29韓少功：《靈魂的聲音》，《夜行者夢語》，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30安托萬·德·戈德馬爾：《米蘭·昆德拉訪談錄》，譚立德譯，李鳳亮、李艷編《對話的靈光———米蘭·昆德拉研究資料輯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516頁。31此種現象筆者在《從文壇事件看文學場的混亂與位移》（載《中華讀書報》2008年6月25日）一文中有過分析，可參考。33此處借用了吉登斯的說法。他認為解放政治可定義為「一種力圖將個體和群體從對其生活機遇有不良影響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一種觀點」。「生活政治關涉的是來自於後傳統背景下，在自我實現過程中所引發的政治問題，在那裡全球化的影響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過來自我實現的過程又會影響到全球化的策略」。大體而言，筆者以為80年代的中國主要是沉浸在解放政治的宏大敘事中；而90年代以來，解放政治開始退位，生活政治開始興起（參見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等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47—248、252頁）。35拉塞爾·雅各比：《最後的知識分子》，洪潔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梁結靈、馮雪峰編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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