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走好---國學大師饒宗頤

07-01

▲ 饒宗頤

國學大師饒宗頤於2018年2月6日凌晨去世，享年101歲。去年8月，饒宗頤剛剛過完百歲生日。

▲ 電視紀錄片《饒宗頤》

饒宗頤，1917年生，字伯濂、伯子，號選堂，又號固庵，中國廣東潮州人，祖籍廣東潮州。著名國學大師，當代學界泰斗、書畫大家。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在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書畫、音樂、韻學諸方面都有了不起的成就，在海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

季羨林（左）與饒宗頤（右）

饒宗頤和季羨林齊名，

學界稱「南饒北季」。

錢鍾書說他是「曠世奇才」，

季羨林說「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

金庸說「有了饒宗頤，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國外把他譽為「東洲鴻儒」、

「漢學泰斗」、「東方達芬奇」，

國內更稱呼他為「第一國學大師」。

▲ 饒宗頤

今天分享饒先生的一篇自述，從中可以窺得一代大家進入學術的徑路。

「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

▲饒宗頤像

我家以前開有四家錢莊，在潮州是首富，家人很會做生意，積攢了大量的錢財。家庭條件非常好，可以玩的東西很多，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個玩物喪志的公子哥兒，但命里註定我要去做學問，我終於成了一個學者。我小時候十分「孤獨」，母親在我二歲時因病去世，從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親一直生活在沉悶之中，但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一是家裡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散文；二是寫字畫畫；三是目錄學；四是儒、釋、道；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

▲ 葉恭綽編印《清代學者像傳》中孫詒讓、顧炎武像

除了家學，少年時對我影響很深的還有兩個人：一是孫詒讓，另一個是顧炎武。我治甲骨文的動機來自孫氏，他是我學問最早也是恆久的指路人；而我肯鑽進去，肯走艱辛的學術之路，顧氏對我的影響最大。

▲ 饒宗頤《摩唐韓滉五牛圖》（局部），1977年

我認為，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要做成學問，「開竅」十分重要，要讓小孩心裡天地寬廣，讓他們充滿幻想，營造自己的世界，同時要注意引導他們少走彎路。

▲饒宗頤四色荷花四屏連五言聯

「宗頤」名說「選堂」字說

父親為我取名「宗頤」，是期望我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因緣巧合，後來在山西華嚴寺、日本大德寺均有過一主持叫「宗頤」，我想或許他們就是我的前身。至於「選堂」，主要是我讀書喜歡《文選》，繪畫喜歡錢選，還有道教的創世紀遺說「選擢種民留伏羲」里講到「選民」，也是對我的一個發現作個紀念。

▲ 饒宗頤書法作品

我作書畫和題詞，落款最常見的用號是「選堂」，有時也用父親為我起的這個名——宗頤。我的兄弟排宗字輩，我二弟名叫宗械，為什麼叫宗械，因中國宋朝有位理學家叫張械，父親希望二弟能師其見識高，踐履實。除了乳名之外，我還有兩個大家少知的別號，一個叫伯濂，一個叫伯子。濂是濂溪的濂字，父親是希望我像周敦頤一樣；伯是大，我是長子，所以叫伯子，我作的書畫曾題饒伯子。

▲ 饒宗頤繪畫

治學格局應開闊軒昂

我看了王國維（靜安）的書受到他的影響。我從他的治學規模與識見中，懂得治學的格局應該是開闊軒昂的。只有這樣才使學問做得圓融、有通識，才能開拓學術之區，補前修之未逮。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有一位印度人，印度漢學家白春暉的父親白老教授。在印度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90歲了，他治學的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動。他著了一本印度文化史，裡面每個概念都窮追到底，追到源頭，給人非常透徹的感覺。後來我做學問也這樣「溯源」不已，然後再「緣流」而下。

▲ 饒宗頤書法

我11歲時寫了《後封神榜》，很可惜這本書不知散落何處，至今還沒辦法找到。我七八歲時讀《封神榜》，最引我入勝的是一個「神」的問題，這樣我就寫了一部小說叫《後封神榜》。

▲ 饒宗頤荷花八屏，設色紙本 138×34cm×10 2009年

學問起步於編著鄉邦文獻

我自少年時代就留心鄉邦文獻，弱冠嘗著手輯《韓山志》，訪耆老，征遺文，連類及之，又為潮州廣濟橋撰志，以一橋之細，勒成志書，其例罕觀，而廣濟橋以浮舟作「活動橋」，成為橋樑史上之特例，茅以升先生評定該橋為全國五大古橋之一。1936年前後，我考證廣濟橋史料，成《廣濟橋志》，刊於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語言文學專刊上，所撰《韓山志》，惜稿已軼。

▲ 饒宗頤琴伴庭前月衣無世外塵

16歲編撰父親未完成的《潮州藝文志》，使其成為潮州歷代文獻的里程碑著作。18歲完成該志的續寫，因《潮州藝文志》見重士林，19歲時受聘為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專任纂修，治古代地理即植基於此時。

▲ 饒宗頤白荷禪意

我父親饒寶璇，又名饒鍔，早年畢業於上海法政學院，曾任《南粵報》主筆，也是南社4成員之一。他平生致力考據之學，一生殫精竭力，集鄉先哲遺籍，上溯唐宋，下迄清季，凡所搜括，不下千種，迨至纂輯《清人別集》，竟以勞而致疾。彌留時，深以屬稿未成為憾。他對平生著作俱不之惜，而獨倦倦《潮州藝文志》。父親為的是表彰先賢，故十分心切。我經過三年時間的奮心尋檢，對全書20卷訂訛補遺，終於補訂成編。初刊於《嶺南學報》1935年的第四卷和1936年的第五、六卷。

▲ 饒宗頤篆書

在我成長過程中，有一位叫王韓的老師對我影響較大。我上中學第一年時，他是我的老師。他原名是思愈，意思是學韓愈。他原來是反對佛教的，後來日本密宗大僧「權田雷斧」給他灌頂，他開始參修佛法，成為佛法大師，稱王弘願。他家裡購有一部小印刷機，他自己的講道很快就能印出來，這可以說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香港的佛教受他影響很深。

▲天嘯樓

從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嘯樓讀書，家藏十萬部書，我究竟讀了多少，現在無法想起。這樣一來，上正規學校反成為「副業」，我總覺得學校里老師講的，我早已知道。還有我喜歡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家學正適應我的學習特點，不上學也變成順其自然之事，父親也同意了。但是，我的古文老師王慕韓有一個主張對我影響極大，就是做古文要從韓文入手，先應其大，養足其氣，然後由韓入古文，化百鍊鋼為繞指柔，這是作文正途。

▲ 饒宗頤書法

中山大學給了我許多學問

我的許多學問是中山大學給的。1935年因續編《潮州藝文志》而知名，中山大學校長鄒魯聘請我擔任《廣東通志·藝文志》的專任編輯，時年19歲；同年，加入顧頡剛創辦的禹貢學會。23歲受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30歲任華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32歲被聘為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委員。這些歷程，都從中山大學開始，中山大學是我做學問起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