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論語》地位的漲落

一、今文學派統治下的《論語》原始儒學有些迂闊，因此孔子棲棲一生，不為世所用，與其學缺少實踐性品格有關。戰國末，七雄紛爭，越演越烈，各個學派要想有出路、為世所用都要加強實踐性，以供統治者採擷。儒學也分離為對立的兩大派，孟子一派，荀子一派，兩相比較應該說荀子更注重現實政治因素，後來荀學發展成為法家，成為秦朝的國家意識形態。漢代的儒生為了加強其學術的實踐性品格走的是與注重鬼神的楚文化（秦朝基本上是被楚人滅掉，漢朝制度承秦，文化承楚）結合的道路，並演化為妖氣十足的今文學派。董仲舒是其代表。董倡導天人感應之說，把不談「怪力亂神」的孔子，打扮為通天教主，把儒學神學化。今文學派爭著運用儒學，把「《詩三百》作諫書」「以《春秋》決獄」，為政治服務。董仲舒之後，有些儒者編造「讖緯」，裝神弄鬼，每況愈下。「五經」皆有相應的「讖緯」，連平實通俗的《論語》也不例外。《論語緯》中就把孔子說成「素王受命」，顏淵是「素王」的「司徒」，子貢是「司空」。把儒學弄得烏煙瘴氣，把儒家經典搞得鬼話連篇（大量的「讖緯」話語進入儒家經典的注本）。這種「實踐」和「應用」在東漢末徹底破產，從此今文學派一蹶不振（鴉片戰爭後有個迴光返照）。今文學派注釋的經典大多散佚失傳。儒家在今文學中扮演主角的經典是《春秋》《書經》《詩經》等，而《論語》只是作為兒童學習的初級課本，可以加添「神話」「鬼話」處甚少。統治者所重視的學科都設立了博士。漢初文帝時開始設立研究《詩經》的博士，漢武帝時始置「五經博士」（包括《詩》《書》《易》《禮》《春秋》），因為漢代重「家法」，每一經的經師不僅各有各的對經典的解釋，而且所傳的經文也有差別（還沒有定本），朝廷為了表示對不同傳承的尊重，往往各立博士。西漢末，已經立有十四博士。《詩經》分齊（轅固生）魯（申培公）韓（韓嬰）三家；《易經》立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家；《書經》分歐陽生、夏侯勝、夏侯建三家：《禮》分戴德、戴聖二家：《春秋》分嚴彭祖，顏安樂二家。兩漢始終沒有給《論語》立博士。可見《論語》在官方學術體系中是地位不高的。二、清談風中的《論語》東漢末年以後，隨著社會動亂，統治力量薄弱，個體意識逐漸覺醒，儒學的統治地位受到了挑戰，有些人公開打出「非堯舜而薄周孔」的旗號。學術也開始了由經術到玄學的轉變。如湯用彤所說「漢人所習曰章句，魏晉所尚者曰『通』」（《魏晉玄學論稿》）。魏晉士人不拘泥經典的文字以及其中的典章制度，而著重打通經義，而且往往是用玄學的理論去解釋儒家的經典，藉此「大暢玄風」。自東漢末年產生的名士清談，魏晉之間，蔚然成風。名士們清談的內容就是玄學，其所用的資料除了「三玄」（《老子》《莊子》《周易》）之外，就是《論語》了。這樣《論語》不再僅僅是兒童讀物了，也成為名士們的談資。為什麼他們要選擇《論語》呢？因為它與儒家其它經典相比有較多的含義豐富、意象玄遠的名言雋語（如「君子有三畏」「天何言哉」之類），這些正是清談家的話頭；另外《論語》中的孔子喜好品評裁量人物，這與魏晉和南朝名士非常相近，《世說新語》中就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如把它與《論語》相比，就可以看到兩書有許多神似之處。這正是《論語》受到這個時期文士重視的原因。魏晉之際的名士王弼有《論語釋疑》（已佚），還出現了何晏的《論語集注》。「何注」雖然以總結漢代學者的研究成果為名、但其中還是貫穿了何晏思想觀點的。到了東晉元帝時始為《論語》置博士，這才開始有了專門研究《論語》的學官。「何注」把《論語》引上談玄的道路。梁朝皇侃的「疏解」更把「何注」的玄虛風格進一步發展了，這就是《論語集解義疏》。清人陳澧的《東塾讀書記·論語》中說：「何注始有玄虛之語。如子曰：『志於道。』注云：『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屢空』注云：『一曰：空猶虛中也。』自是以後，玄談競起。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玄虛之說尤多。甚至謂原壤為方外聖人，孔子為方內聖人。」把孔子玄學化是「何注皇疏」的特點。這一方面皇侃做得更過，皮錫瑞說：「皇侃之《論語義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講，多以老莊之旨，發為駢麗之文，與漢人說經相去懸絕。」皇疏多議論，而且是用老莊的觀念解釋儒家的言論，講究注釋文字的優美，卻略於名物制度，無益於初學。成為文人化的《論語》注本。魏晉到南北朝的名士以遠離實踐為高，《論語集解義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的產物。三、科舉制度下的《論語》隋大業間實行了科舉考試製度，設明經、進士兩科，為更多士人開放仕途。進士以考詩文為主，明經以考經義為主。隋代很短，其制不詳。唐代進士一科獨秀，明經則不被人們看重。明經考試注重「帖經」，「帖經」類似現今的「填空白」，蓋住左右經文，中間只開一行，以白紙貼住數字，令考生填寫，如十條通五條以上，就可以口問大義了。唐代所謂的「經」 是指「九經」：包括《詩》《書》《易》「三禮」（《儀禮》《周禮》《禮記》）「三傳」（《公羊傳》《穀梁傳》《左氏傳》）。科舉考試中沒有《論語》，社會上清談之風也逐漸消弭，此時《論語》又還原為兒童讀物。杜甫晚年流落夔州，說到夔州民風就有「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最能行》）的句子。「止《論語》」是諷刺當地人不重視學習，會讀《論語》是說僅能識字而已。宋初的科舉承唐制，在詩、賦、論、策之外，增加了帖《論語》十通。後來試經義，出題也包括《論語》。這樣流行的《論語集解義疏》就不太適用了。北宋真宗時，國子監的祭酒邢昺認為皇《疏》太空疏，便對《論語集解》重新做了疏解。「四庫」館臣說：邢疏「大抵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義理，漢學、宋學，茲其轉關」（《四庫全書總目》）。其實，《皇疏》非漢學代表。邢疏增加了對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漸替代了《皇疏》。《皇疏》遂於南宋間亡佚。宋代以來，《論語》中發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約就是朱熹的《論語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於《大學》《中庸》（「學庸」本為《禮記》中的兩篇）《論語》《孟子》的整理和闡釋，他說「若讀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他把「四書」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學問的教科書。但這個「做」不是漢代「以《春秋》決獄」式地機械的「做」，而是通過學習這些典籍來「正心誠意」，改造自己，從而在處理任何問題時都能有一個正確的出發點。宋儒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儒學的實踐性的。朱熹註解經典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導的觀念理學化，對於原始儒家觀念作了新的闡釋，其中有不少歪曲。例如，「禮者，天理之節文」「義者，天理之所宜」「當理無私心則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禮」不過是周初社會規範，「仁」不過是同類意識的展現，「義」不過是按照「禮」與「仁」去行事。朱熹從「天理」的角度闡釋它們，其目的不過是增加其權威性，增強它們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誠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學（也稱道學）形成後，儒學的實踐品格與儒者個人修養日益合一。修養跟不上就被稱為「假道學」。但在朱熹生活的時代，他的努力基本上沒有被當時的統治者承認。直到朱元璋立國把程朱理學定為正統儒學，《四書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視。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題目多出自《四書》，並以程朱的解釋為準。從此，《四書集注》成為讀書人必讀書。五百多年的無數的科舉考試，促使士人對於《論語集注》爛熟於胸，熟到不僅要會背，而且要熟悉到每一句子、每一個字，理解其含義，並能從中生髮出一篇文章來。例如科舉試題就可能是「子曰」、「公冶長」或是「禮雲玉」（《論語》有句「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等。考生看到如此簡單的或割裂的題目，要作文沒有對《論語》和程朱注釋熟悉是不可能的。《論語》而且是經過程朱學派注釋的《論語》成為每個讀書人的聖經，成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成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成為士人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因此，當清朝末年問題叢生、國家衰弱、社會腐敗、列強入侵時，人們查找問題的根源首先考慮的必然是儒學及其典籍。於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進人士否定儒學、蔑視儒家經典就不奇怪了。作者簡介：王學泰，1942年12月生於北京，漢族。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著名中國遊民與流民文化問題研究專家。退休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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